前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发生了群众对某些人不分时间地点穿着“和服”招摇过市的现象表示不满的事儿，有人撰文批评这些群众“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不做区分，甚至简直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日本文化元素混为一谈了”。全文分为三节，内容分别是：一，“和服”的起源问题；二，抗日战争中教育改造日寇俘虏问题；三，“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问题。

关于一，“和服”的起源，该文指出它是东汉末年和唐朝从华夏引入逐渐改造后的产物，这说法当然是大致不错的，人们应该了解这些。实际上，岂止是这“和服”，“日本”人现在生活中的很多“文化元素”都起源于华夏，比如用筷子吃饭、席地坐卧、飞檐翘角的古建筑、被中国皇帝赐国名为“倭国”等等之类，就连文字都是对汉字的“山寨”，甚而至于，可以说“日本”人最早的祖先中很大一部分是秦汉、隋唐时期的失意者、逃亡者、逃难者。虽然引进了一些先进“文化元素”，但由于偏处海岛，远离华夏，不得正统文明的持续训化引领，“日本”人未能走向真正的文明，而是变异成一种野蛮落后的岛夷寇性，其后来对文化远祖之地的反噬是极为残忍的。这些也是人们应该知道的。

关于二，抗日战争中教育改造日寇俘虏的问题，该文介绍说当年我党在延安成立“日本工农学校”对日寇俘虏进行教育、改造，被改造后的一些日寇俘虏“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还浴血奋战在第一线”，他们“主要是发动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唤起日军士兵觉醒”，有人还在对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这说的也是对的，关于当年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历史材料有不少，魏巍的长篇小说《火凤凰》中也写到过。

能够把一些受野蛮残暴习性毒化的日寇俘虏教育成文明人，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成熟性和中共革命的先进性。应该说，那些积极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人为我国的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需要注意几点：其一，改造日寇俘虏是在我党完全掌控其生存环境的条件下进行才取得一定成效的，它不具备无条件的普遍性，如果没有上述前提条件，只凭“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宣传话语是不行的；其二，当年我党对日寇俘虏的改造方式，主要是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待他们——尊重其人格、救治其伤病、适当优待其生活，再加以文明的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作为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寇军队一员、满脑子“武士道”野蛮观念的日俘们自然会由抗拒、怀疑到庆幸、感动，其中有些会真正觉悟（比如该文中提到的在日寇包围中自尽的宫川英男），有的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感化，有的可能只是为了保命而表面服从；其三，如该文所说，那些转化过来的日俘“熟悉日军内部情况”，在某个方面“发挥了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的作用”，但我党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主要靠的是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坚忍、奋斗和牺牲。

 关于三，“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问题，该文举例说：“1961年10月7日，毛主席在同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谈话时指出：'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相信毛主席是这么说过。需要注意的是，毛主席是在特定的场合，站在宏观的层面，运用大的策略，而这么谈论的，不能教条借用来覆盖具体的历史事实。

具体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呢？魏巍的小说《火凤凰》中有这样的情节：

八路军连长周天虹在与被他俘虏、经教育后参加“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活动的小林清谈话时说：“这场战争，是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军部发动的。日本人民是不愿打这个仗的。像你们这些人不都是被迫地来到中国的么？”小林清却告诉他：“总的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具体来说，日本人民受到统治阶级长期的愚弄和欺骗，这种毒害也是不可低估的。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不是被迫的，我是自愿地来参加这场所谓'圣战'的。”小林清“是大阪府松原市农村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当兵之前，“听见我无敌皇军的节节胜利，真高兴得跳跃起来。看见一批批挂着红布条出征士兵的雄姿，我也梦想成为一名天皇的士兵。”应征加入侵华日寇军队后，“全家人都为我感到高兴和光荣”，“家里简直是贺客盈门”，“最高兴的是我的父亲，他的眼睛快乐得闪闪发光”，“庄严地叮嘱我：你到军队里一定要好好地服务，效忠天皇，为国争光，可不能给我们全家丢脸啊！”“妈妈把亲手做的'武运长久'的红佩带斜佩在我的身上”，“父亲就手执著自制的小太阳旗，头上裹着印有太阳旗的毛巾，和亲友们簇拥着我去报到了。一路上，围观的人群、喇叭声和鼓声伴我们到了军营，好不热闹。”（魏巍：《火凤凰》第190—191页，《魏巍全集》第二卷，河南大学出版社西历2021年1月第1版）

上述小说里的情节，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材料完全一致。小林清及其父母妹妹自然都属于“日本人民”，严格地说，当年侵华日寇军队的绝大部分士兵和狂热兴奋地送他们当兵的家人，都是像小林清及其父母妹妹一样的“日本人民”，可以想见，参与侵占东北三省、奴役东北人民的正是这些“小林清”们，在南京参与烧杀抢掠强奸、屠杀三十多万市民的也是这些“小林清”们，在华北、华中、中原参与进攻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强奸、制造无数屠杀平民惨案的同样是这些“小林清”们……而在“日本”国内为这些罪行提供后援的则是“小林清的父母妹妹”们。对此，还能只是教条化地引用两句“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而不敢指出当年的“日本人民”也有罪或者至少是有责任的吗？

当然要“区分”，要看到“不同”，正好比对一个犯罪团伙，要区分主犯与从犯，要确定二者罪行轻重不同。不能只是抽象地说“区分”、谈“不同”。历史的发生是具体的，绝对化、教条化地以抽象覆盖具体，就不免有历史虚无之嫌。

一些人民群众对滥穿“和服”的现象表示一下不满，根本扯不上“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日本文化元素混为一谈了”。对穿着“和服”招摇过市的现象或许不必反应“过激”，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那类现象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正如世上没有真正的“纯文学”一样，世上也不存在完全“纯粹”的“文化元素”，所有“文化元素”都蕴含着一定的观念或意趣。且不说“和服”作为“日本的文化符号”（该文之语）也是当年日寇侵略中国时的代表形象之一，现在以此为“文化符号”的“日本”对侵华历史罪行毫无悔意、对我国敌意昭然，只说现在穿“和服”招摇过市的现象有所增多，虽然它不像公开穿戴当年侵华日寇军服进行挑衅那般嚣张，但不能不说它是同样的有意识的“文化”渗透的结果，即便现在只是个别现象，如果完全放任不管，恐怕会造成“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后果。

如果认为人民群众由于朴素的正义感和警惕心对滥穿“和服”的现象表示不满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帮助我们的敌人，即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这种认识恐怕就有点儿接近没有骨气、惟外国是从的“友邦惊诧论”了，或可称为“邻国人民惊诧论”吧。

当心，不要走入“邻国人民惊诧论”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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