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器官捐赠沦为"国家贡献"：一场关于生命权的伦理暴政

近日，复旦大学教授黄有光关于"将公民同意捐赠器官设为默认选项，并将低端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民群体纳入自动捐献体系"的提议，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舆论场的激烈震荡。

表面看，这是为解决"器官供需失衡"的现实困境提出的"创新方案"，但剥开"提高捐赠率"的技术性包装，其内核是对生命权的粗暴践踏、对社会公平的公然漠视，更是将特定群体工具化的危险逻辑。

一个不可否认的共识是：人体不是可随意分配的"资源"，生命的处置权属于个体自身。这一原则不仅写在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第一条"尊重人的尊严"中，更根植于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道德直觉——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康德道德哲学)。

黄有光提议的核心矛盾正在于此：将"默认同意"作为制度设计起点，本质上是用"技术效率"消解"个体自主"。

所谓"默认选项"，看似保留了"不同意"的权利，但在现实中，这种"退出成本"往往成为压迫的工具。

若将器官捐赠设为默认，那些未主动"不同意"的群体，尤其是信息获取能力较弱的农民，很可能在不知情或被动中成为器官供体。这不是"同意"，而是"被同意";不是"贡献"，而是"被贡献"。

更讽刺的是，提议者试图用"为国家做贡献""光荣"为这种"被同意"正名。但"光荣"从来不该是道德绑架的工具。若将其异化为"公民义务"，甚至用"低端群体更该贡献"的逻辑施加压力，所谓的"光荣"就会沦为对弱势群体的精神勒索。

历史上，类似的"善意暴政"并不鲜见。"自愿捐款"变成"摊派任务"，曾让多少人寒心;某些地方"倡导火葬"演变为"强行起棺"，又曾引发多少冲突?……

这些教训都在提醒我们：任何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制度设计，一旦突破个体权利的边界，最终都会反噬公共信任。器官捐赠作为最敏感的生命权议题，更容不得半点模糊。

提议中最刺痛人心的，是将"低端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民群体"单独列为"自动捐献体系"的对象。这种赤裸裸的群体划分，暴露了提议者潜意识中的阶层偏见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

"低端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这些充满价值判断的词汇，本质上是将复杂的社会群体简化为功能性标签。

农民群体真的"低端"吗?中国7亿农村人口，用占全国90%的耕地养活着14亿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终日在田间地头劳作，用汗水支撑着城市的蔬菜、粮食与工业原料供应。

所谓"低端"，不过是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傲慢——当一个人无法在城市白领的写字楼里工作，就被定义为"低端";当一个人没读过大学，就被判定为"文化偏低"。

这种标签化的逻辑，与"996是福报""打工人"等网络话语中的阶层歧视，实则同根同源。

更危险的是，这种标签化会固化社会偏见。当政策制定者公开将农民群体定义为"更适合捐献器官"的"资源提供者"，会强化"农民是可以被工具化的群体"的社会认知。

长此以往，农民的身体权利、生命尊严，可能在公共政策中被系统性忽视。

提议者或许认为，农民"文化程度低"更容易接受"默认规则"，或"社会贡献度较低"所以更需要通过器官捐赠"做贡献"。

这种逻辑本身就是对农民的二次伤害：

从医学角度看，器官捐献的成功率与文化程度无关，而与医疗系统的急救能力、器官保存技术直接相关。农民的器官与其他群体的器官，在生理价值上没有任何差异。

从社会贡献看，农民承担着粮食安全的战略职能，他们的劳动本身就是对国家最基础的贡献。将其污名化为"需要额外贡献器官"的群体，是对农民历史价值的系统性抹煞。

从权利平等看，公民的生命权不应因职业、教育程度不同而被区别对待。若农民的器官可以被"默认捐献"，那么外卖骑手、建筑工人是否也应被纳入?这种逻辑的终点，将是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可贡献群体"与"非贡献群体"，最终导向全面的阶层压迫。

黄有光或许认为，"默认选项"能大幅提高器官捐献率，缓解"供体短缺"的燃眉之急。

但现实是，器官捐献率的提升，从来不是靠"默认"就能实现的;

相反，强制或默认捐赠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信任危机!

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理论在此同样适用：当公众意识到自己可能在不知情中成为供体，会本能地产生防御心理。

日本曾尝试过"半推定同意"(即家属默认同意)，结果导致民众对医疗系统极度不信任。

中国虽无类似数据，但可以参考"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的运行现状——尽管我国器官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百万人口提升至2022年的4.16/百万人口，但公众对"器官买卖""暗箱操作"的质疑从未消失。

提议中隐含的"农民群体作为供体来源"的逻辑，还可能扭曲器官分配的公平性。

器官移植的核心原则是"按需分配"，即根据患者的病情紧急程度、配型匹配度等医学标准排序，而非供体的社会身份。

若制度设计暗示"农民的器官更适合用于捐献"，可能导致医疗系统在实际操作中，将农民的器官优先分配给城市患者，进一步强化"农民是资源提供者"的偏见。这种分配不公，不仅违背医学伦理，更会撕裂本就脆弱的社会信任。

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当他们发生意外时，可以直接提取"的操作，可能突破医疗伦理的最后防线。

医生的首要职责是救死扶伤，若患者被默认为器官供体，医生在抢救时是否会不自觉地降低努力程度?急救资源是否会因"供体价值"而被区别对待?

历史上，"脑死亡"标准的推广曾引发类似争议——当"拯救生命"与"获取器官"产生潜在冲突，必须依靠严格的制度约束和伦理审查来平衡。

而"默认提取"的提议，恰恰消解了这种约束，将医疗行为异化为"器官收割"。

黄有光提议的症结，在于将器官捐赠简化为"数量问题"，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伦理问题。

但真正的文明，恰恰体现在对"数量"之外的价值——个体尊严、社会公平、制度信任——的坚守。

黄有光提议的另一个危险信号，是精英阶层对社会底层的"规划"。

当我们讨论器官捐赠时，必须俯身倾听农民、工人、外卖骑手等群体的真实声音：

他们是否愿意成为"默认供体"?他们更在意哪些权利保障?

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少数人替多数人做决定，而是多数人共同参与、共同选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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