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无衔将军”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三个第一”

钟兆云

1964年，贺敏学（左四）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时在天安门前合影

富家子弟闹革命，狱中筹划四县农军暴动

贺敏学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家境殷实，因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备受宠爱。1921年就读于永新县城禾川中学时，与后来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同窗，情同手足。

贺家原指望贺敏学延续书香，光耀门庭，岂料他生来顽皮好动，读书长进不大，却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武术一类的闲书饶有兴趣，有时还舞弄些棍棒拳脚，练就了一身好气力。他那豪爽耿直、嫉恶如仇的性格对妹妹贺子珍、贺怡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次，两个兵痞在贺家开设的“海天春”茶馆调戏老板娘（贺敏学母亲）。贺敏学怒火中烧，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剪朝两兵痞的屁股捅去，痛得他们抱头鼠窜。贺家知道兵痞们不会善罢甘休，便让贺敏学连夜外逃避祸。后来，贺家给两个兵痞赔了不少“袁大头”，才算平息了报复事件。

贺敏学离家后，拜名师学武艺，练就了一身功夫。关于习武初衷，贺敏学回忆说：“我那时富有爱国热情，平时又爱看《三国》《水浒》之类忠义救国小说，深受其影响，认为只有习武才有出路，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贺敏学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后来艰难曲折、险象环生的革命生涯中，还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贺敏学习武出师后，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雄心，于1925年7月闯荡省城南昌，投考军官子弟学校，随后在北伐前夜加入国民党。1926年9月中旬，贺敏学引导北伐军由茶陵经莲花进入永新境内，赶走盘踞永新的军阀孙传芳所部。

攻下永新后，贺敏学当选为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商民部部长，并担任中共永新秘密支部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胞妹贺子珍、贺怡分别担任县党部妇女部正、副部长，和哥哥一样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第一线。兄妹们在永新被传为美谈，称为“永新三贺”“贺家三兄妹”。随着国民党右派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贺敏学深感在国民党内没有前途。在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兼行政临时委员会委员长欧阳洛（共产党员）影响下，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义无反顾地与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大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蔓延全国，每个共产党员都在经受最严峻的考验，贺敏学在关键时刻毅然“转党”，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贺敏学入党后第一天开会，竟发现胞妹贺子珍和贺怡也在场。这才知，两个妹妹已先于他这个当哥哥的加入共产党（而后再被党指派加入国民党）。

4月初，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在县城左家祠成立，贺家三兄妹分别担任青年部部长、妇女部部长、妇女部副部长职务。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永新国民党县党部右派秘密召集会议，密谋反共事宜。贺敏学奉命率农军先发制人，逮捕了这些人。

6月10日凌晨，反动武装向县城突袭，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受到破坏，一些负责人和革命群众被捕。正在乡下检查农军工作的贺敏学闻讯后，遂隐蔽在离县城不到1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攻打县城。可消息不慎走漏，反动武装悄悄扑来，贺敏学来不及转移，在奋力击伤多名匪徒后，不慎身陷水田，落入敌手。国民党右派早就把贺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却不料，贺子珍已受派到吉安工作，而机敏的贺怡得知政变，马上机智地带领父母出城潜伏。

贺敏学在狱中利用放风的机会，与身陷囹圄的其他共产党人取得联系，成立了狱中支部，被推举为书记。狱中支部通过从牢墙缝隙递条子等办法，各牢房都建立了联系，积极领导全体被囚禁的革命群众开展斗争，互相砥砺。他们还设法与城内原工会会员、进步学生和基本群众取得联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驻吉安办事处为了营救狱中同志，决定联合宁冈、莲花、安福三县农军会攻永新。

7月26日，永新县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夜色中，忽地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永新暴动开始了。先前已秘密开到县城附近乡村的安福、宁冈、莲花三县农军，在永新农军的引导下，分头向县城发起了进攻。在暴动前，身在吉安的贺子珍已设法与贺敏学取得联系，告诉了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以便里应外合。因此，城外枪声一响，贺敏学立即率80多个狱友暴动。狱卒见势不妙，丢下他们抱头鼠窜，走不快的还被逮住。

四县农军会攻永新县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农民暴动，它极大地鼓舞了湘赣边界人民的斗争勇气，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气焰，也为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言“暴动队始于永新”，指的就是这次四县农军会攻永新的暴动。

永新暴动后成立新的县委，贺敏学被推举为县委书记，同时将四县农军组建成赣西农民自卫军，以便统一指挥，王新亚任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贺敏学还兼任党代表。

不久，国民党派出一个营的正规军前来镇压，欲行扑灭革命焰火。贺敏学、王新亚等指挥农军严阵以待，大败敌军。但初战的告捷，没有冲淡不利的消息。随着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前往广东，反革命势力更是猖獗，从江西、湖南调集6个团的重兵，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占领了大部分地区。在永新的反动民团配合下，国民党军驻吉安的一个团也向永新扑来。

敌军见首战未讨到便宜，便撤下休整。王新亚找到贺敏学商议：敌强我弱，光凭四县农民武装无法守住永新城，应在敌人形成合围前主动撤出。贺敏学也认为，暴动的队伍都是各县的革命种子，以回各县坚持斗争为好。根据他们的设想，参战队伍分三路行动：莲花的农民武装仍由杨良善率领回原地活动；王新亚因对湖南较熟悉，则率安福的农民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的局面最为险恶，共产党员和自卫队员暂行回家隐蔽，贺家兄妹因在永新目标太大，暂避敌锋芒，率一部分永新籍党员和武装跟随袁文才、王佐上井冈山。在军事会议上，贺敏学提出这个方案，还说，这样做，一是为了保存力量，分开行动，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继续战斗。此时，莲花大部分地区已被敌人占领，井冈山的茨坪也是连连告急，与袁、王有仇的永新反动民团头目尹道一和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璧趁机作乱。大家身在异乡，都有点急着各自回县的想法，因此一致同意贺敏学所提的这个方案。

贺敏学布置完人员的去留后，带着一部分永新籍共产党员、数百名农民自卫军和百余支枪，跟随袁文才、王佐踏上了去井冈山的征途。王新亚率安福农军到家乡湖南浏阳打游击途中，接到中共湖南省委通知，转赴安源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中，王新亚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地区的斗争现状，并介绍了贺敏学、贺子珍兄妹以及袁文才、王佐的情况，最终使毛泽东做出了进军井冈山的决定。莲花农军回撤后，遭敌打击全部溃散，只有自卫军中队长贺国庆保留了一支枪。

曾经赤色一时的永新，自然没有逃过敌人的血洗。反动派对贺敏学一家恨之入骨，无奈贺敏学三兄妹连同他们的父母已逃离永新，便迁怒于贺氏家族及亲属，施行惨无人道的报复。寄放在舅妈家不满10岁的小妹贺仙圆，也没被放过，遭剜眼致死。小弟贺敏仁跑得快，昼伏夜行上了井冈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还悬赏5万银圆，缉拿贺敏学三兄妹和他们的父母，并称见尸首者可得2万银圆。这个悬赏告示贴遍了永新、宁冈一带的城乡。

贺家可谓满门忠烈。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先后有10多位亲人为革命献身。

为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奠定基础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有水田和村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尚有富余；黄洋界等五大哨口是天然关卡，使其进可攻退可守，确是个“占山为王”的理想场地。

贺敏学暂时在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安顿下来，和永新县委的几位负责人住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永新县委设在井冈山），其他人员则分散在深山老林或老百姓家中。率众上井冈山后，贺敏学以赣西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副总指挥身份在茅坪和茨坪上下轮流走动，帮助两支农军练兵习武。

袁文才、王佐部队绿林习气很重，脑子里装的尽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侠客的劫富济贫思想，对人对事往往只重感情，爱憎多从个人恩怨出发。贺敏学针对这种情况给他们灌输了一些革命道理，从水浒英雄最终被朝廷招安、闯王军队兵败京城李自成本人被害，讲到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崇高理想，但似乎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效。有一次，贺敏学和贺子珍上山到王佐所在的茨坪不久，王佐就率队下山找仇敌尹道一报仇，不料中了埋伏，连茨坪和大小五井都遭到了尹道一保卫团的烧杀抢掠。幸亏贺敏学兄妹躲避及时，才逃过此劫。看到王佐损兵折将，贺敏学经与永新县委领导人商量，主动向王佐提议将永新武装编进其部。但王佐怕超过自己的力量而不愿接受，只勉强编进了一小部分。

随着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开来“进剿”，尹道一和肖家璧等反动武装也趁机犯境。几仗下来，由于敌强我弱，农军又缺少作战经验，部队给打散了，井冈山形势十分危急。为了应付这个局面，袁文才、王佐召集各县在山上避难的共产党员紧急磋商。他们认为，敌人来势太猛，敌众我寡，不宜硬打硬拼，只有采取打埋伏的办法，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当中，才能保存力量。他们还提出，永新的自卫军人数不少，目标过大，又对山上的情况不甚熟悉，隐蔽有一定的困难，最好的办法是潜回永新，分散埋伏。这次会议搞得永新一些领导人闷闷不乐，认为袁、王是怕永新自卫军力量过于强大，山上出现第三支武装，于其不利，才找此借口。贺敏学考虑的却是，王佐他们要管这么多人的吃住，确有困难，又逢大敌当前，总不免分心，不利于渡过难关，既然他们不想多收编永新武装，徒留无益，还是分散潜伏的好。

作为赣西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副总指挥，袁、王部队分别已有一部分永新武装在内，贺敏学和一部分人员还得留下来工作。他叮嘱大家，天大的困难也要经得起考验，永不投敌，更不得出卖同志泄漏山上情报，否则，一旦察觉决不轻饶。他还乐观地表示，阴霾必将过去，待时机好转条件成熟，他一定会回来收集力量，再和大家轰轰烈烈地革命。贺敏学坚定的语气和革命必胜的信心，给了大家巨大的鼓舞。

永新武装多数分散下山后，贺敏学和贺子珍等人每天跟着袁文才数十人的精干队伍，在山头和丛林中运动。对敌人来说，井冈山只有那么几条路，可对土生土长的袁、王部队来说，到处有路可通。敌人搜索这个山头，他们早已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了。袁文才告诉贺敏学：不要会打仗，只要会兜圈子捉迷藏，就能拖垮敌人。贺敏学对袁、王实行的这种战术颇觉新鲜。

敌人在一时难以“剿灭”袁、王武装的情况下，改用安抚和争取对策，国民党宁冈县政府表示要委任袁文才为保安团团总。袁、王与他们也时有接触。如果袁、王立场不稳，革命力量处境将十分危险。贺敏学为此忧心，找到袁文才摸底。袁文才表示自己与对方接触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贺敏学略觉放心，说：尽管共产党眼下遭到了失败，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就有胜利的希望。在山上避难的宁冈县（今属井冈山市）委书记龙超清也说，我们以井冈山作为依托，只要能保住人和枪，就不怕他官府如何“追剿”，也不愁日后没有出山的日子。虽然贺敏学自信“我和袁文才是同学，我的话他还能听一听”，而王佐是听袁文才的，有袁文才在，王佐绝不会干卖友求荣之事，但他总感觉心里不够踏实，担心革命力量意外受损。况且，井冈山过于闭塞，永新县委在山上形同虚设，与党已失去联系多时。他想掌握一下永新同志潜回家乡后的活动情况，并设法寻找上级党组织，既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又可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寻机扭转包括井冈山在内的边界局面。贺敏学主意既定，叮嘱了贺子珍一些话语，要她多注意袁文才的思想动向并加以引导，随后又分别与袁文才、王佐做了番长谈，并将贺子珍托付给袁文才、谢梅香夫妇照料，就与永新县委委员胡波等人潜行下了山。

贺敏学下山后，打探到小江山和万年山仍有永新地下党的活动，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心中欣喜万分，便在这两地分别停留了些时日，检查指导工作。闻听湖南爆发了秋收起义，贺敏学经和胡波商量，决定带一支小分队前去寻找起义部队。不料刚到湖南桂东，便与强敌遭遇，寡不敌众，牺牲很大，队伍也被打散了。贺敏学和胡波等人又潜伏回到了永新、宁冈交界的小江山。就在这时，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三湾。贺敏学派人打听到这支部队的来由后，马上将有关情报告知山上的袁文才、王佐。

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能够上井冈山并在此安家，贺敏学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香港《文汇报》记者在采访晚年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贺敏学后，曾引用其话说：“是贺家兄妹从中斡旋，使袁文才队伍与毛泽东的队伍合并共占井冈山。”金冲及在《毛泽东传》中有段表述也蕴含此意：“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就通过永新暴动领导人之一的王新亚（王新亚率部回湖南途中奉命参加秋收起义，不幸在起义中牺牲）了解到井冈山的情况，并知道了贺敏学、贺子珍兄妹等人。井冈山的革命基础和复杂地形，是毛泽东决定引兵上山的先决条件。工农革命军上山不久，贺敏学奉毛泽东命令通知莲花、宁冈、永新三县各地潜伏的干部开会，是谓象山庵三县联席会议。毛泽东在象山庵会议定下建立根据地的蓝图后，各县负责人纷纷回原地领导斗争，贺敏学却被毛泽东留了下来，以便咨询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冈山的有关情况。

贺敏学站在党的高度利益上为毛泽东分析了袁文才、王佐的内心世界，他的真知灼见让毛泽东更好地了解了袁、王部队的性质。毛泽东由此思索，如果能先改造袁文才部队的思想，将其训练成革命军的指战员，让他们都听党的话，并借此影响王佐，带动对王部的改造，那根据地的建设势必得到巩固，革命力量才真正如虎添翼。他把探口风的事交给了贺敏学。

有贺敏学在两头得心应手地穿针引线，毛、袁之间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升温。经袁文才同意，毛泽东从革命军中选了徐彦刚、陈伯钧等得力干部，以教官身份走进袁文才的队伍之中。毛泽东也答应袁文才的邀请，搬来茅坪八角楼居住。他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贺敏学让出来的。

八角楼距离袁文才家只有百来步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来往方便。贺子珍因疟疾未愈，未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此时仍住袁家。一来二往，毛泽东与生性活泼的贺子珍也便熟络起来。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一样，成了毛泽东详细了解边界历史、地理、农民斗争、风土人情等情况最好的访问对象。这段时间的接触，使贺敏学深感毛泽东那卓尔不群的气度、海纳百川的胸襟，认定这是位足可成大事的领导者。

二打茶陵后，贺敏学奉命赶到九陇山，参与筹建永新县委、组织工农暴动队、发展地方武装等工作，不久又接到进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受训的命令。教导队的培训结束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贺敏学到新成立的二团（即袁文才、王佐部队）担任党委书记，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协助党代表何长工工作。为把袁、王部队改造成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工农大众谋求解放的革命队伍和红军主力，贺敏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由于他从不居功自傲，加上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解放后党史涉及对袁、王部队改造的内容时，鲜有提到他的这段经历。时隔60多个春秋，在贺敏学作古后，当时在二团担任连党代表的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在悼念文章里，才给历史和后人做了个明确、清晰的交代。

朱毛红军会师并整编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后，二团改为三十二团。看到袁、王部队改造基本成功，毛泽东又把一项新的使命交给贺敏学：回永新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暴动。贺敏学不辱使命，投身九陇山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使之和井冈山根据地互为呼应。

1928年8月，毛泽东率主力前往迎接湘南失利的红军大队，敌军乘机来攻井冈山。贺敏学率永新武装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为保住井冈山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在迎还红军大队途中，闻听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喜讯，欣然命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的华彩篇章，内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一句。人们只知道黄洋界保卫战中这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携弹者是何人。几十年过去后，贺敏学的永新老乡，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忆井冈山斗争诸事时，始揭谜底：“（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他（指贺敏学）在小井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三发炮弹，搬到哨口上，在俘虏里找到了一个炮手，结果三发炮弹，只打响一发。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讲的就是这发炮弹。”

贺敏学以他的特殊身份，不仅完成了对袁、王这支绿林队伍的改造，而且对井冈山武装斗争及红色割据政权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他的殊勋，他被选进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

“渡长江第一”：电影《渡江侦察记》的台前幕后

1949年3月，贺敏学被任命为三野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他上任伊始，马上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主持水上练兵。

在抗战时期，贺敏学历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处长、苏浙军区参谋处长、远征军参谋长等职，有过几次渡江作战经验。长江自古称天堑，中国历史上渡江作战惨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横槊赋诗的一代枭雄曹操，竟也落得个赤壁之败！如今偌大一条江，对面又是蒋介石集团的总部所在，将有何等强大的水陆空防御体系和抵抗力量，岂可等闲视之！这就需要指挥员更科学的指挥，更独到的谋略，更精巧的方案。贺敏学感到这场即将发起的空前规模的渡江战役，不仅要重视渡江前的战斗动员、思想整顿、适应性训练准备，以及熟悉地形和水性特点、征集船只等工作，还应特别重视对敌情的侦察了解。确切的情报是渡江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何不先派一支精干善战的侦察小分队先遣渡江，钻到敌占区，详尽细致地掌握可靠的敌情资料，并里应外合，策应渡江部队，确保渡江战役全胜呢？

贺敏学几经斟酌，拿定主意，在军党委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不料未获通过。持反对意见者的理由是，派支部队先遣渡江，人数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少了则无法对付国民党军队，在后援不继、无法接应的情况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平时宠辱不惊、为了团结可以息事让步的贺敏学，每当事关党和军队的事业，事关指战员们的流血牺牲等重大问题时，却不惜据理力争，认理不拐弯。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我们准备充分、细致，侦察分队谨慎、机智，就可化险为夷，完全可以应付敌人。”性格直爽的他还表示：“哪怕军党委会上只有我一票，我也要坚持派遣侦察先遣队，二十七军通不过这个建议，我就以个人名义向兵团建议，向总前委甚至向中央建议。”但任凭他说破嘴皮，意见还是无法统一。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争得厉害。

坚持独立见解，并以自己的名义把此想法上报兵团和总前委，由上级定夺裁决，当然也未尝不可，但意味着挑明二十七军主要领导人之间不和。二十七军军政主官已存不睦，若自己再插进一手，对部队的团结势必造成影响，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他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以事实说服大家。

经过缜密考虑和组织，贺敏学派出几名胆大心细的侦察兵尝试着过江侦察。正如他所预料、所希望的那样，侦察兵们安全返回，不仅侦探到了有用的情报，还顺手牵羊，从江南的土地上拔了一把韭菜和两棵青菜，作为证据带回。贺敏学大喜，立刻吩咐作战参谋们如此这般。

军长聂凤智得知情由，惊喜非同一般。在聂凤智的支持下，贺敏学接连几天都派侦察员过江侦察。其结果是，虽然有的在江中迷了方向，有的碰上大浪翻了船，但成功比率占了八成，登上江岸的侦察人员不但侦察到敌人的许多江防情况，还抓回了30多名“舌头”。贺敏学据此向聂凤智建议：既然分散的侦察活动能够进行，且成功比率很大，那么，侦察分队的活动也应该可以。

聂凤智虽然疑虑尽释，但鉴于事关重大，而且军党委会还有不同意见，乃决定向上级请示，等候行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很快就有了回声，对二十七军这一大胆而胸怀全局的构想极为赞赏，责成妥善实施。

这件事，多年来一直湮没在风尘里。当贺敏学夫人李立英晚年提及后，笔者按图索骥，翻寻故纸堆，好不容易才从当年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的回忆录里找到蛛丝马迹：“有的同志提出，能不能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而周详地掌握我军当面之敌的变化情况，通过无线电台不断向军部报告。对此，军党委掂量又掂量。在百万大军渡江前夕，单独由我们军派一支武装侦察分队潜入江南，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不仅侦察分队本身，就连我们军党委在内，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风险虽大，有利因素却也很多。……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将实施方案上报兵团。兵团首长考虑，虽然二十七军只打算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但事关渡江作战全局，在全军没有先例，为慎重起见，需向上级请示。经过一级一级上报，最后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赞誉和批准。”

渡江侦察方案获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同意后，贺敏学马上协助聂凤智实施。贺敏学对调兵遣将做了好一番酝酿推敲，并经军党委研究同意，从军侦察营抽出一、二连，从各师抽调3个侦察班的骨干共300多人，带上电台，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由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军司令部二科（侦察科）科长慕思荣带队，分任正、副大队长。聂凤智、贺敏学向章尘和慕思荣面授了先遣渡江侦察的任务：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工事结构及部队番号，配合解放大军渡江作战。两人毅然表示：我们一定能渡过长江去，任务保证能完成！

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的行动，使震惊中外、威武雄壮的渡江战役，平添了一组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画面。解放后，这一事件被艺术家们拍成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渡江侦察记》。电影拍成后，这支部队的领导拜访贺敏学时，曾由衷地说：“没有贺老，就没有《渡江侦察记》。”

根据先遣渡江大队发回的详尽的敌情资料，贺敏学积极协助聂凤智、刘浩天制订渡江战前训练准备、战中实施方案和战后各项计划，以力求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渡江作战任务。4月20日下午，国民党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决定，包括二十七军在内的三野中路集团先于全军一步，于4月20日晚开始渡江。

当晚7时，长江上空云遮雾掩，二十七军下辖的七十九师、八十师、八十一师趁着夜色，面向对岸澛港至荻港成一线摆开，几百条渡船被隐蔽拖至起渡线，指战员们纷纷登船执桨，待命而发。一个多小时后，随着突击过江的命令下达，大小渡船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如离弦之箭一齐向南岸突进。在这些出征将士中，有后来担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当时是连指导员。

贺敏学从军前指深入到八十师行动，以便直接掌握情况，实施强有力的指挥。时任八十师师长的张铚秀（后曾任昆明军区政委、中顾委委员）回忆说：“我指挥的部队在荻港、繁昌一线，我渡江部队最先就是在荻港渡江的。贺敏学渡江时，就在我们师，和我一道指挥这次渡江战斗。渡江第一船是我们师的二三八团，团长是王挺。当时的部署是二三八团、二四○团为第一汽艇。贺敏学与我乘坐汽艇在江面前线指挥，他作战是有经验的，有指挥能力的，和我在一起工作、指挥作战协调配合得很好，他对我也是很信任支持的，我对他很尊敬。”

经半个来小时激战，贺敏学率八十师师指和二三八团登陆，与先遣侦察队胜利会师，为百万雄师胜利渡江立了头功。

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贺敏学，当面赞扬“三个第一”

1954年6月，已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任上脱下军装，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贺敏学，赴京参加中央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局长会议。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饭店看望舅舅。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而且身体很好，毛泽东很高兴，让女儿转告贺敏学，请他于翌日晚7点来丰泽园做客，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他。

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相隔20多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戚，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除了谈有关贺子珍的事，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家属情况怎么样。贺敏学无拘无束地一一做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和所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地听完，说：你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其中，武装暴动第一，即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时隔20多年毛泽东再次称贺敏学武装暴动第一，足以说明永新暴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上井冈第一，系指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贺敏学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荻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

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来，贺敏学不仅亲历了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武装暴动、进军井冈山、突破长江天堑这三大事件中，还占了头功，自是份殊荣。

贺敏学（后中）

1955年，被誉为“大上海的建筑业元老”的贺敏学，从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任上奉调大西北，投身国家“一五”计划建设。1958年奉命南下福建，为福建前线的城建和工业发展殚精竭虑，卓有建树，并以其刚正不阿、一心为民、两袖清风之品德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称道。1988年4月26日，这位解放后一直淡泊名利、处世低调的英雄，以84岁高龄病逝于福州。中共中央追授其正部级，并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挽联称：“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新四军老战士、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挽联称：“论英雄数公为上，为革命至死方休”。

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情动于怀地向世人叙说老战友：“敏学同志自井冈山参加革命以来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不愧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