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忆往60年：担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和感受——申纪兰访谈录

申纪兰 马社香

申纪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人，1929年12月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主任、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她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申纪兰与农民在一起

马社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从年轻时就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当了十一届。从这个角度，您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申纪兰：1954年我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才25岁，2008年我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已近80岁。

解放前在山区农村，我和千千万万劳动姐妹一样，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我是解放初期扫的盲。1952年西沟村成立了灯下扫盲小组，每晚四五个人围着煤油灯学认字，学读报纸。我就是这样打下的文化基础。我常常想，没有共产党，我和祖祖辈辈山沟妇女一样，只能围着锅台转，难见外面的天。有了党的培养，才会有我这个大山沟里的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再往深一点说，没有社会主主义，没有农业合作化，也不可能发现和培养我这个女社员当全国人大代表。

马社香

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和乡亲们的介绍，您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带领女社员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在全国影响很大。能谈谈整个过程吗？

申纪兰：好。我们西沟属太行山革命老区，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都比较早。1943年，共产党员李顺达带领村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模范互助组。那时候我还是平顺山南底村的小女孩。我是1946 年嫁到西沟的，丈夫张海良是革命军人。西沟是1951年12月成立的初级社，入社的共26户。李顺达被选为社长，我被选为副社长，是社员们用放豆子的办法，一人一颗放在我身后碗里选上的。

西沟合作社刚成立时，男劳力只有22人，女劳力24人。如果不发动妇女干农活，整地、增产、广开门路増收，都会成为一句空话。村党支部要求我这个副社长把妇女带动起来参加劳动。西沟媳妇几千年都是“好女不出院”，不离锅台、炕台、碾台“三台”转。成立互助组后虽有所改变，但由于没有从同工同酬上考虑，开始动员妇女下地干活尽碰鼻子。我进东家门，东家媳妇说妇女干活从互助组到合作社都是老五分，不如在家纳鞋底。进西家门，西家提意见，干活都记在自己男人工分本上，妇女怎么劳动都显不出来。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妇女下地劳动，应和男人一样同工同酬。

那一年李顺达随中国农民参观团到苏联访问去了，我把妇女们的这些意见向党支部委员宋金山作了汇报。宋金山一听有道理，说党支部应该支持。可男人不谈体力，光农活技术就比妇女高得多，怎么同工同酬呢？

我建议，能不能派几个技术好的男社员教教妇女，县里新技术培训班，也让妇女参加。正好平顺办支农新技术学习班，村党支部就派我和吕桂兰等人到县里培训。回来赶上锄麦，社里分配35亩麦地由妇女负责。一鼓动，有7位妇女愿意参加。人不够，我又到从不参加开会的李二妞家，二妞正为丈夫没有好脸色而烦恼。我说下地干活可以多分粮食，丈夫就会待见自己。二妞一想有道理，第二天拿着锄头上了地。当天她就被推选为妇女劳动模范，吃晚饭时，村里广播员播送了这个事，全村都震动了。第三天，就有19个妇女下地，35亩麦田3天就锄完了。

社里紧接着发动老年妇女成立农忙托儿组，解决有孩子妇女的后顾之忧。妇女一心扑在下地 上，劳动技术提高得也很快。社里最反对男女同工同酬的人也服了气。这样一来，男女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收工回家后一个烧火，一个做饭，夫妻关系融洽了许多。西沟女社员人人都成了香饽饽。

在西沟合作社社章上，特别新增一条：“妇女月经期间五天不上地。”社里还添置了新法接生箱。我担任义务新法接生员，宣传推广新法接生、新法喂养。过去给娃娃只知喂清米汤，现在改喂稠米汤还加一个鸡蛋煮成羹，娃娃吃了长得结实，妈妈也能抽时间下地了。男女同工同酬，改变了西沟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

马社香

西沟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次受外界关注，大概是什么时候？

申纪兰：1952年12月初，长治地委召开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平顺县委书记李琳鼓励我把西沟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讲一讲。我从来没有在大场合讲过话，心里害怕。可一想实话实说，就请李琳书记站到会场外面，以免自己讲砸了害羞。李书记理解地笑了笑，走出去了。我抬头一看，满会场都是生面孔，放开胆子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将村上男女同工同酬经过讲了出来，掌声如雷。

过了几天，记者到村里调查了解男女同工同酬的事。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长篇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我记得记者叫蓝邨。报道发表后，全国妇女界展开了讨论，我的名字也一下子传开了。

1953年4月15日，我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紧接着又被选派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 前往丹麦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一个大山沟里的女社员获得这么多的荣誉，这里面的政治意义可不是一个人的啊！

马社香

后来您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能谈谈接到通知时的感受吗？

申纪兰：1954年，我光荣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们西沟农业合作社当时又叫金星农林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是1952年农业部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获得者。金星奖章全国就评选过这一次，共四个人，第一个就是李顺达。1949年10月，李顺达被邀请到中南海见过 毛主席。1950年，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全国著名的老劳模。金星奖章的第二人叫郭玉恩，也是我们平顺川底村的老劳模，全国试办第一批农业合作社10个老社的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他们两人都是山西推选的在全国有影响的代表，我和他们比起来差得太远。

所以，在接到开人代会的通知以前，我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一个县怎么可能有三个全国人大代表，我们一个只有二百多户的农业合作社，怎么可能有两位人大代表。自己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才知道，我是全国妇女界推选的农民人大代表。接到通知时，我的心嘣嘣直跳。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非常重视革命老区的农业社，希望全国女社员和男社员一起同心协力办好农业合作社。

马社香

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妇女代表多吗？

申纪兰：不多，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中女代表最少的一次。

山西代表团26名代表中仅有4位女性，一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一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还有就是革命老区临汾的妇女干部李辉。

我和胡文秀住一个房间。她从报到第一天就念叨想见毛主席。我是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见到的毛主席。这次会上我和胡文秀见到毛主席时，都很激动，胡文秀还高兴得哭了起来，党和毛主席对我们这么重视和关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为了这个英雄的国家、这个伟大的党。

马社香

在以后您参加的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基层女代表？

申纪兰：给我印象深刻的基层女代表还有很多。

像下乡女知青代表邢燕子，当时就很有影响。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开会时毛主席还请她吃过饭。

吕玉兰在人大代表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高小毕业回家务农，15岁担任农业社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社长。30岁时她被提拔为河北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她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

沈阳模范营业员李素文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担任过农村高级社副社长。第四届全国人大时，李素文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没有架子，朴实得很，听说后来又重新回到基层当了副厂长，干得很不错。

这些女代表的根一直都扎在基层，当党需要她们从领导岗位重新回到基层工作时，又高高兴兴回去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啊！我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马社香

听说您曾经被选任山西省妇联主任。

申纪兰：是的，那是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以后。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接到县委组织部送来的通知，上面盖着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的红印章，要我去太原参加山西省妇联筹备委员会，出任省妇联主任。看着这个通知，我可傻了眼。我是党员，应该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可这个省妇联主任和西沟副社长不一样，她是要脱产当干部的。

我当时怎么想都不得劲，自己能吃几碗饭还不清楚？我打定了主意，我是劳模不劳动不行，我是西沟人民代表，离开西沟不行。

我当选省妇联主任后，立即和省委谈了自己的想法：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省委很快答应了，说省里根据中央安排，正在培养一批不脱产扎根基层的领导干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批不脱产的高层妇女干部，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我坚决不当省妇联主任，这和上级安排也正好吻合，全国各地劳模就是劳模，不兼任什么领导职务。这也是我们党深化改革的一条有力措施吧，我认为很好。我坚决要求回到西沟，重新像过去一样天天劳动，继续发挥劳模的作用。

第四届全国人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那次还是周总理作政府报告，他显得很吃力。晚上我很想去看看他，但看不成，总理身体不好已住进医院。我心里特别难过。想起1958年12月参加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总理邀请我和其他五位女社长一起到西花厅他家里做客。那时候总理日理万机，精神百倍。十几年来，总理身体累成这样了，我心里怎么也舒坦不起来。

马社香

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会议也有了新的变化。

申纪兰：是这样。如1983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那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978名代表中，有76.5%都是新代表。过去一起参加历次代表大会的老代表已经很少了。就拿我们平顺县来说，第一届的三个代表，郭玉恩眼睛得了青光眼，第二届就没有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李顺达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没有能够参加，那时候对他进行了错误批判，1980年山西省委为李顺达平反，他担任了省农委副主任，离开了西沟。1983年他当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这一年的7月1日，李顺达不幸去世。

我刚从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回来，心情十分沉重，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我是党组织和老李一手培养起来的。西沟压在自己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多了。全国人大每一次大会，都有令我难忘的地方，说不完。

马社香

听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曾赞扬您“凤毛麟角”？

申纪兰：是的，那是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2000年3月）讨论中，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我们山西代表团。省委书记田成平介绍我时，江总书记笑着说，唯一的从第一届到第九届人大代表，凤毛麟角。江总书记对我的“凤毛麟角”的赞誉，从此传开了。

其实我哪里有什么突出的，新中国60年来，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都比我做出了更多更突出的贡献。我只不过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时比较年轻，那都是靠党的培养啊。就说我们山西，也有一些优秀的全国人大代表，像大寨的郭凤莲，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们的联系比较多，除了全国人大一起开会，她来过西沟不止一次，我也多次去大寨。全国各地的农村人大代表，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马社香

您是一位农民代表，我在西沟居住期间，看到不少农民都来西沟找您，请您向上级反映他们的意见。

申纪兰：作为人大代表，反映群众呼声是应尽之份。

确实，每次开人代会时，我都注意将农民的真实想法反映上去，应该说有作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将农民放在重要的位置。历任党中央领导人，也都注意听取我们农民代表的意见。

因为我是一个老代表了，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会议时都特地过来，问一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我们也注意将农民的意见提交上去。

平顺紧邻河南，附近几个县包括河南林县经常有人到我家来送材料，请转达。我没有什么文化，但都耐心了解，有的解释，有的上下沟通，有的据情陈述。

比如退耕还林，上世纪90年代时有一条政策，就是25坡度以上全部退耕还林。我们西沟大多数土地都在25坡度以上。怎么退，退了农民吃什么？前几年在全国人大小组讨论时，我就提岀这一点，说了自己的看法。胡锦涛总书记说，作为山区来讲既要因地制宜，也要保证粮食自给，这一点很重要。后来中央下达的文件就强调因地制宜，25度坡地退耕还林不搞“一刀切”了。

党中央是非常重视我们农民代表意见的。

马社香

您当了半个多世纪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全国是唯一，我想在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您总结过自己一生的成功之处吗？

申纪兰：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

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起，从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天起，我的人生追求就同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连在了一起。现在这些说法可能在有些人中不时兴了，可我一直真的是这样想的，也一直真的是这样做的。

党给了我一切，西沟土地给了我一切。我只不过是认真按照党的要求，做一个真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代表罢了。

如果说，个人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地方，那就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中国人的，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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