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那些可歌可敬的“两弹一星”功勋故事（下）

孟  红

赵九章：著名气象学家、卫星专家

赵九章，1907年10月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菲克尔。他只用3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回国后，他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他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他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他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他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时，他积极倡议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他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導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20世纪50年代初，他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他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1958年，他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他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他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他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他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除抓首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外，还注意到卫星型号发展问题。5月，中科院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设想讨论会，他在会上报告对我国卫星系列规划设想，主要内容有4点：1.以科学试验卫星作为开始和基础；2.对地观测卫星为重点，全面发展应用卫星（如通讯、气象、测地、导航等卫星，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3.对地观测卫星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4.卫星的防御措施，必须使卫星拥有反干扰、反破坏的能力。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商定卫星系列的重点与排序：测地、通信、气象、载人飞船、导航。无疑，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赵九章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他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首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他首提的。1945年，他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endprint

他还是热心的教育家，勤于治学、热心育人，培养了众多科学人才。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他重视基础教育，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他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可惜，他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那一刻。1968年10月他被迫害致死。殊不知国庆节前3天给他的一封印有国徽的请柬已发到中国科学院，但被造反派当即扣压了。

人们不会忘记这位把全部心血倾注于科学事业上的科学家。1997年，在其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200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由中国科学家发现、国际编号为781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赵九章星”。同年，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还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设立了“赵九章科学奖”，这是国际上首个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科学大奖。

钱骥：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钱骥，1917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著名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化系（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 。194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积极倡导开展我国的空间科学研究工作。当时跟随著名科学家赵九章从事多年地球物理研究的钱骥，敏锐地预测到空间科学技术未来发展。他提供大量资料，积极地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学、自动化、生物领域的科学家中穿针引线，促进我国空间科技技术的诞生。

考虑到发射人造卫星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科学院把研发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负责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研究的581组。钱骥被任命为副主任，协助科学家赵九章工作。他率领一批年轻人，建立机构，跟踪国外刚刚掀起的空间科学技术，探讨人造卫星的基本研究课题，开展我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开展空间物理及探测仪器的研究。为探索发展我国空间技术的途径，1958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團”到苏联考察并通过参观访问、分析研究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思路。

钱骥领导一些青年科技骨干，把工作重点放在人造卫星应用基础研究上，对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进行研究并取得阶段成果；开展了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在探索火箭研制过程中，钱骥负责领导的探空火箭头部测试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多次试验成功，相继投入使用，使我国中、高层大气研究方面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同时，研制了有关电离层、电子浓度、宇宙线和磁场强度探测仪器。这些空间环境探测仪器及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后来研制的人造卫星打下良好的基础。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加速发展我国空间技术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钱骥进行人造卫星方案探讨，指标论证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六年，对人造卫星的总体、结构、温度、遥测、能源、天线、探测仪器等方面都有一些认识与设想。他主动协助科学家赵九章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将人造卫星早日列入空间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科学家钱学森也在上书中央，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聂荣臻副总理非常重视这些建议，并批示给有关部门组织落实。

1965年，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组织编写《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钱骥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认真领会中央精神，集中大家的意见，确认要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要根据我国自己的需要来确定卫星种类，根据我国特定条件来确定技术发展途径。报告的起草，经到会代表补充完善，上报中央。这一规划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我国空间技术也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他负责机构组建，并领导卫星总体设计组开始拟定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上，他作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会议审定了卫星方案，要求做到先进、可靠、争取一次成功。随后，开展了卫星模样研制，攻克了许多难关，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就这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后来，在工程实施阶段，对卫星组成作了若干修改，更加符合工程要求，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我国按计划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钱骥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攻关阶段、卫星本体研制工作取得可喜进展时，骤发的“文革”斗争浪潮也冲击着承担卫星工程研制的每个单位。钱骥作为当时卫星技术负责人不得不被迫“靠边站”。无权战斗在第一线并不能压制他研究的火热之心，他到图书馆查阅国外空间技术文献，跟踪国外发展动向，研究空间环境背景，摘录了大量文献卡片，不断地思考着我国空间发展道路，主动地给国防科工委提出建议。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他根据国际通信卫星技术的前瞻性提出了有关自主、保密安全问题。他的建议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特别是周总理在中南海研究有关工作会议时，特邀请他出席会议。会后，钱骥心情无比激动，感慨万分。

1974年，钱骥被任命为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主任，为我国科学试验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研制做了大量的技术领导和组织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卫星上携带11种探测仪器。通过这些探测项目，对空间物理现象进行初步的综合性观测，为太阳活动预报和太阳活动峰年的观测积累经验，提供数据，并为应用卫星提供高空物理背景参考。

钱骥根据多年实践，体会到卫星研制工作应遵循聂荣臻指示的三步棋安排工作。因此，他主动主持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工作时，除抓当前返回式卫星、科学试验卫星研制外，更重视广播通信卫星方案探讨，对开展动力学、环境规范、无线电频率标准等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也极为重视。endprint

型号研制经验告诉我们，预研先行，是型号发展的基础。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分管空间技术预先研究工作。为了加强预先研究管理，他主持制定了《预先研究暂行管理条例》。根据这个条件，各单位对预先研究课题进行论证，他组织机关对预先研究论证报告逐项审查。通过审查，统一认识，抓住关键课题，找到薄弱环节，使研制方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计划落到实处，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有争议的问题。预言课题立题论证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很多项目都按计划完成，并且用于型号研制，一些上水平的项目完成后，均获得国家级或部级成果奖。

在型号预言与系列规划之间的一些问题，由钱骥主持研究，统一步调，协调工作。有些技术问题通用性强、涉及面广，认识不一致，工作就很难开展，这时钱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使各方面意见得到了统一，推动了工作前进。在预言工作中，他较注意长寿命卫星的特点，安排了一批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他较重视预言工作的资料的积累、情报分析、成果鉴定。经过他的辛勤努力，我国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

彭桓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我国核工业开拓者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生于吉林省长春。1930年来到北平求学，因勤奋好学一年内连升三级，以优异成績高中毕业。1931年9月考入清华物理系。1935年夏考上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就被迫南下云南大学任教。“毋忘国耻、振兴中华”深深刻在他的心间。1938年，彭桓武考取“英庚款”留学资格来到爱丁堡大学，在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的指导下，1940年底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他决定回国。然而，此时欧洲已经笼罩在战争风云下，直通亚洲的水路被封锁，于是他计划从大西洋经美国过太平洋回国。但签证申请表中众多的条款对弱国所显现出的鄙视和侮辱，让他毅然拒绝：“对不起，我不能签！”

1941年到1943年，彭桓武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综合介子场的研究成果对宇宙线现象进行较系统的解释，并以他们姓名字头命名为HHP理论。这一理论发展了量子跃迁几率的理论，用能谱强度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等。1945年，他与玻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探索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同年夏，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此时，彭桓武在欧洲科学界已经扬名，然而他无时不牵挂着祖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他又打算经欧洲大陆穿越西伯利亚回国。可是不久英苏关系瓦解，回国梦又一次破灭。1947年，他终于克服重重困难，登上一艘英国运兵船回国，执教于云南大学。1948年，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然而这一消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才知晓。1949年，他重回清华并执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培养了第一位研究生——黄祖洽。

1961年4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彭桓武说：“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尖端项目的攻关，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有困难吗？”他回答：“没有。”钱三强又说：“这些年，你本可以在你熟悉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可是……”彭桓武理解这位挚友，但此时国家更需要他。他打断钱三强的话，说：“三强，总得有人来干这项工作，国家需要我，我去。”

走进核武器研究所，彭桓武才知道王淦昌也调来，同期报到的还有钱学森推荐来的郭永怀。他们三人的使命都是顶替早期撤走的苏联专家的工作。他们三人与前期到这里开展工作的朱光亚被中央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被周总理接见。周恩来对彭桓武说：“这一次，调你去研制原子弹，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这句话，彭桓武记了一辈子。

研究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等科学家身上。在这支光荣的队伍里，还有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黄祖洽、于敏、龙文光、杨承宗、王承书、周毓麟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和技术骨干。

从此，彭桓武率领研究组担负起原子弹理论方案设计工作。在荒滩戈壁、青海湖畔，留下了无数不眠之夜。在有关部门领导支持下，他以强有力的理论手段，首先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初步估算，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征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到重要作用。然后，他又亲自领导，精心组织，经过反复论证，引导原子弹理论设计从迷雾中走了出来。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方案终于诞生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里的观察所一片欢腾。望着光芒四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彭桓武眼底酸涩，突然想哭。他赋诗道：

亭亭铁塔矗秋空，

六亿人民愿望同。

不是工农兵协力，

焉能数理化成功。

当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之后，彭桓武又率领他的队伍攻向新的课题——氢弹。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不可比拟的。有人形象地比喻道：原子弹只是氢弹的火柴头。而这通向氢弹的道路更是充满了荆棘，一个又一个关于氢弹的模型从探索者的脑海中艰难地诞生，又在严密的计算之后被无情地否定了。

在彭桓武、朱光亚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彭桓武以学术带头人的领导魄力召集各种讨论会，让不同的观点、相悖的认识汇集在这条集体智慧的河流中。然后，经过他独特卓绝的洞察力的凝聚和升华，最后形成三个方案。彭桓武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风格，安排理论部的三位副主任分别带队，展开多路探索。一番苦干之后，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秘密被揭开，新的理论方案诞生了，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彭桓武等科学家不断钻研创新的推动下，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年零8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8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前夕，国家颁布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和名单，彭桓武领导和参加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登榜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首位获奖者。当领导给彭桓武送奖章时，他却坚决不接受。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说话间，他撕下一页日历，提笔在上面写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上，国家颁发给“两弹”理论设计功勋们的奖章和奖状旁，也摆放着他的这两句题词。endprint

他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总是不断地开辟新的方向，殚精竭虑地为国家谋福祉，而当新事业后继有人时，他总是悄然引退。他眼中永远都没有个人名利，只有国家与集体。的确，彭桓武领导并参加了核潜艇、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他是我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及核爆炸理论的奠基人。同时他也关心整个中国理论物理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感觉到凝聚态物理的发展需要支持时，他就主动出面领导科学院凝聚态物理组来发展凝聚态物理和理论研究。同时，为加强我国固体和统计物理、原子和分子物理、加速器等原理，他做了大量组织和研究工作。他为我国科教事业、原子能事业和理论物理领域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1995年，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科技成就奖颁给了他，奖金100万元港币。得到这笔巨额奖金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原子弹、氢弹事业中做出过贡献而值得纪念的人们。1996年11月，他以独有的方式颁发了他自己设置的第一届纪念赠款：悄悄把3万元赠给了当年的一位科学工作者以纪念其几次学术报告。后来，他又颁发了第二届、第三届……

为表彰他取得的诸多成就，2006年，国家将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第4879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彭桓武星”。 2007年1月，彭桓武因感冒被送进医院。2月初，周光召前去看望。插着呼吸机不能讲话的他在纸上写道：“多谢了，生命只魂在耳。”他从未惧怕过死亡，早就留下遗愿：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骨灰与夫人的合并，不存放公墓，归返自然；藏书赠理论所图书馆，电脑、打印机等归还理论所；“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军事博物馆……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去世。

彭桓武曾写诗：

浪漫鲲鹏庄子梦，芬芳兰惠屈原风。

与其说这是他毕生的追求，毋宁说这正是对他人生的高度聚焦和概括，是对他生命和精神的最真实的写照。

孙家栋：成就了多项重大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卫星之父”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生于东北，祖籍山东牟平。他是我国航天事业60余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式人物。从1958年开始从事导弹研究到今天，他将59年的人生都奉献给航天事业，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以及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月球探测工程等多个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是恩师钱学森，引领原本学飞机的他走上导弹科研道路。1958年，他从苏联学成归国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面对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文史的青年学生们，钱学森很谦逊地说，你们在一线，比我强多了，你们先说说吧。随后便当起先生，自己编教学大纲、讲《导弹概论》，还邀请庄逢甘、梁守盘、朱正等人任讲师。就这样，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

1967年7月29日，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38岁的孙家栋负责首枚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善于综合、敢于决策；大胆放手，勇于负责——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在研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时，为确保核心任务顺利完成，他紧紧抓住“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的着”4要求，凡与此无关的技术试验，全部取消。也正是因此，中国得以在短短3年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之后，他的名字就常常和我国卫星事业的“首次”连在一起：1975年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1984年首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两次孙家栋都是总设计师。1986年4月，他还担任我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期间的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他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在寒冷的沙漠里整整三天三夜，他和同事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最终发现是火箭控制系统内的一小段导线，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他们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2000年，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频繁地找孙家栋，这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满怀神圣的使命感，在一起谋划着中国航天发展的战略思路。这时，自称“不懂航天”、读书时学地质、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极大兴趣的中国科学院欧阳自远院士也热切凑了进来。他想探月却不知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便找栾恩杰讲了探月的构想。栾恩杰立即将他介绍给孙家栋！欧阳自远跑到孙家栋办公室一谈就是两个上午。每一步构想、每一个目标，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谈完后，孙家栋抱很大决心地说，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

2004年2月25日，国防科工委宣布绕月探测工程正式实施。工程组织指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奔月之梦开始启动。40多年以来，中国的所有航天试验都是围绕地球的活动，而探月工程则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帷幕。孙家栋组织有关专家经过充分酝酿后认为，绕月探测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月球这个离地球最近的天体，通过对月球由浅入深的了解，促进航天工程技术带动相关产业技术的发展向更深广的领域迈进。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在工程方面他考虑最多的是工程目标的实现、关键技术的解决途径和大系统的配套协调。他认为，以前几十年我们所搞的航天工程，全都是围绕地球开展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对于探月工程来讲，是飞离地球轨道围绕月球开展研究的第一次。该工程虽比美国、俄罗斯晚40多年，但要在科学上走出中国的创新特色，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识，为详细探测和资源开发打好基础，就要有所创新，起码要接近或达到目前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使成果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逐步得到应用。endprint

最刻骨铭心的是2007年11月5日。欧阳自远回忆说：“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而是嫦娥一号到月球附近后，是否能被月球捕获，以前美苏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嫦娥一号发射出去，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一直在问测控数据。最后一下，汇报说：‘抓住了！我俩说，再验证一下，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准一次，又校准一次，确认真的抓住了！我俩抱住痛哭。”那时，孙家栋78岁，欧阳72岁。

即使到88岁高龄，孙家栋仍然在为中国的航天梦呕心沥血、奋斗不息。他说：“当年，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这些大国重器，中国就生存不下去。现在也是这样的，生存和发展都重要，但国家安全是首要的。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而非一个和平的年代，国家始终需要拿出一定力量来建这些大国重器。”

2017年2月8日，孙家栋当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词中这样评价他：

少年勤学

青年担纲

你是国家的栋梁

导弹 卫星

嫦娥 北斗

满天星斗璀璨

写下你的传奇

年过古稀未伏枥

猶向苍穹寄深情

2017年4月22日，中国第一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在天上顺利完成对接。“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

于敏：中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中国氢弹之父”

直到1999年9月18日，他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此前，因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因在核物理领域的巨大成就，2015年初，身为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的他，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月31日，获得由凤凰卫视联合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评选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他就是“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于敏，1926年8月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原河北省宁河县），父亲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青少年时代他在抗日战争沦陷区度过，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记忆。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便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又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转到理学院物理系。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然而此时的中国国际形势严峻，国防力量薄弱，为了在核领域实现突破，于敏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我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他领导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完成一篇又一篇论文，攻克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彭桓武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1955年，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产生深刻印象，称他是中国“国产一号土专家”。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同于敏晤面，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并邀请他去丹麦工作，但当时已转向氢弹理论研究的于敏，婉言谢绝了邀请。

于敏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他，带领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评价为氢弹“首功”。于敏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在氢弹研制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发挥了理论研究设计的开拓者、领军人的关键作用，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4年秋我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引起世界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他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去电话。为保密他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在耗时2年8个月、进行5次核试验之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其间隔之短，实现速度之快，为世界之最，“国产土专家”于敏及众多科学家共同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endprint

于敏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国产”科学家于敏几乎是惟一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未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巅峰。周光召称他为“毕生奉献、学界楷模”。他不辞辛劳不计个人名利为国防科研事业奉献一生，最大动力便是拳拳爱国心。他常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他平时喜欢读古诗词，对诸葛亮和岳飞倍加推崇。他欣赏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尊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气节。正是这信念和情操，使他甘心倾注毕生精力和心血奉献于国防科研事业，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但对此称呼他极力反对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颇具说服力的还有他那狭小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竟用着铁头架子搭起的床铺。这更印证了于敏所写的座右铭：“所谓宁静，对于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王希季：著名空间返回技术专家

王希季，祖籍云南大理，1921年7月26日生于昆明。他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技术顾问、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42年，王希季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系。时值中国抗战，王希季进了一家兵工厂。几年兵工厂生活，使他看到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太落后。于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于1947年考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

1949年10月，王希季正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他很快找到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要求立即回国。1950年春天，他率先踏上了“克里弗兰总统号”商船回国。

回国后，王希季先在大连工学院担任副教授，后又任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原本他计划着回国创业，建立大电厂，解决中国工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但因着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号召，他的命运来了突然大改观。

探空火箭是用来探测研究大气层特性和开发利用大气层资源的火箭，作为火箭工程系统整体的一部分，为中国后来运载火箭的研制提供技术和实验条件的支持。王希季是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但这位把中国第一枚火箭搞上天的人，在受命研制火箭前从未接触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他只是一位搞热电厂发电的专家。1958年11月，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教授的王希季被上级安排到一个秘密单位报到。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上海机电设计院是要做运载火箭，发射人造卫星，是一个当时保密非常严格的单位。把卫星送上天上去，和在火力发电厂发电给大家用，可以说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

王希季曾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对于自己1958年接受的这项新任务，王希季起初心里并没有底，当时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资料，没有任何国际援助，王希季手下帶领的只是一批缺乏技术背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人。有时碰到一些连自己都没接触过的新东西，王希季常常是头一天晚上啃书本，第二天就给大家上课传授。在许多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王希季他们土法上马，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手摇计算器，有时甚至干脆就拨算盘珠子，很多数据都是靠人力计算出来的。

在王希季的主持下，半年后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研制、总装完毕。经历了第一次的发射失败，他总结经验后再次上阵，1960年2月19日16时47分，第二枚“T-7M”发射试验成功。这次试验成功，是中国自行发展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实践意义的成果。

火箭发射试验困难重重，王希季他们的“指挥所”是用麻袋堆积而成的，里面既没有步话机也没有电话，指挥得靠扯着嗓子大声喊叫，并要借助挥舞手势。自动跟踪火箭的仪器也没有，测试人员用的是需要几个人手把着才能旋转的人工天线。电力没有，向附近的部队借了一个50千瓦的发电机在发电。加注条件也不是挺好，所以加注燃料是用自行车打气筒打到里面，到了一定压力，然后打开加上去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每一个步骤在事先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有图纸，有计算，有程序，也有口令。整个工程上每走一步都是计划好的，计算好的，安排好的。T-7M的飞行高度是8公里，半年后T7研制出来，飞行高度60公里。T7之后就是T7A，T7A达到了130多公里。T7A之后发展，探空火箭发展到高度320公里。

接下来，王希季又带领助手相继研制成功了“和平2导”“和平6号”固体燃料气象火箭和“T-TA（S1）”“T-TA（S2）”生物试验火箭，将大白鼠和小狗豹豹、珊珊先后送上蓝天，又安然无恙地返回地面，使中国在宇宙生物领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上海机电设计院（后为七机部八院、航天部五院508所）先后在10年的时间里研制成功了包括气象、控测、生物试验、核爆取样和技术试验等几个类型的15个型号的探空火箭，其中王希季就负责了12个型号，成为中国控空火箭技术学科的带头人。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负责的项目有两项获奖。

王希季提出中国首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完成了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于1970年4月首次发射就获成功，将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轨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空间国家。

八院奉命转为发展卫星工作后，王希季又负责提出中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型号的技术方案，并于1975年首射取得成功，使中国返回式卫星技术进入世界前列，成为迄今世界上掌握此项技术的仅有的3个国家之一。

1980年后，王希季先后负责研制和发射成功了6颗卫星，并负责提出了第二和第三个返回式卫星型号的技术方案和负责完成了这两个型号的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中国的返回卫星技术取得世界先进水平，王希季起着关键和主要作用。

1985年，“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希季为第一获奖人；1990年“摄影定位卫星”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为第四获奖人。

1987年，为促进中国空间科学的发展，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的王希季，首次承担了中国在返回式卫星上搭载国内外多项科学试验的任务，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主任务和搭载空间科学试验任务，使中国的空间科学从探测阶段登上了试验阶段的新台阶。

当后来忆起那段创业岁月时，王希季十分感慨地说：“当时就靠两个，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二是后来总结的‘两弹一星精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强的奇迹蜕变，王希季也早已从火箭的“门外汉”成为航天界泰斗。成功与荣耀背后，有痛心的教训，也有捍卫真理的过往。1960年，王希季负责的三次火箭发射任务接连受挫。王希季向组织讲：“我是技术负责人，要处分就处分我，其他人都没责任……”“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定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通过失败，得到的经验。”王希季说，中国的航天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跟着外国跑，要不图虚名，实际得益。

周光召：著名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

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湖南省宁乡人，父亲周凤九曾是湖南大学教授。他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选修班。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砾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他选择了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有一次，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一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时，周光召说出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此时，周光召并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验证自己的看法，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随后，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1960年，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派自己的优秀科学家进行原子弹研制。在此背景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专程带队来到杜布纳，与周光召等中方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专家撤走后国内的困难，请他们回国进行核武器的研制。

其时，他们在杜布纳聚精会神从事的一项基础研究已入佳境，回国就意味着放弃手中的所有工作和科研成果。面对祖国的召唤，作为支部书记，周光召立即召集了支部会议。会议上，科学家们一致表示：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去，一定要为国家的富强尽自己的力量。周光召与吕敏、何祚麻等联名结国内写了回信，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1961年初，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抵京后，他随即搬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作为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开始了长达19年隐姓埋名的“秘密工作”。杨振宁后来说道：“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早了一两年。”他曾回忆说：我在莫斯科的研究工作与“两弹一星”毫无关系。在祖国的召唤下，我改行从事了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科研工作，這个召唤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也有个别同志不愿放弃原来熟悉的道路，不愿转到国家所需要的轨道上来，后来这些同志在科学上也没有重大的贡献。我说这个是想让年轻一代明白——具体的人生道路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只有怀着深深的爱国之情，以国家需求作为己任，才能保证你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队伍很快组建了起来。其中既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这样的资深科学家，也包括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一批中青年骨干。周光召时年3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华。在他之下又有许多从各高校毕业生中挑选的优秀年轻力量。这样的老中青组合使队伍既具备专业高水准，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周光召常与比他小10多岁的年轻人共事，他们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对待艰苦的条件义无反顾的精神让他看到了中国科学的希望。

原子弹的研制关系到国家安全，这项工作一直处在严格的保密之中，周光召与他的战友们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亲人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工作。周光召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说：“当时国际上就传，说是我们逝世了，说是制造了一个什么事件，在我们回国的时候飞机爆炸，就不在了，这种传言都有。”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在罗布泊安装就绪，等待它最终的问世。周光召也在北京后方关注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他突接罗布泊的紧急来电，电文中对设计提出了一些忧虑，希望他再核查一遍。周光召知道，周总理正在对罗布泊实验基地进行视察，这个电报一定是总理的意思。他与同事们经过连夜紧张运算，在次日上午将结果回复给周总理，报告中称，除了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成功率在999‰以上。这份报告让起爆现场的人们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当天下午，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跨入有核国家行列。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周光召等科学家们又在中央的指示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氢弹的研究计划。然而正在此时，“文革”浩劫来临，周光召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遭到了冲击。由于他父母都曾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供职，这样的出身自然引起造反派的高度关注。他的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很多老照片和资料都在打砸抢中遗失，甚至在北京帮他带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赶回了乡下。令周光召感动的是，在那个人人自危、世态炎凉的环境之下，他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因为周光召在1957年即远赴苏联，没有经历过“反右”等一些政治运动，很多平素与他来往并不多的同志生怕他精神上难以承受，主动来安慰他，甚至当着他的面把江青骂了一顿。1966年年底，周光召等人一边遭受着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却仍在进行氢弹的研究和实验。聂荣臻前往视察工作，看到周光召等人在如此严寒的气候下却住着干打垒的房子里挨冻，立即提出将他搬到楼房里住，并关切周光召的哮喘病的病情。这些关怀让他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氢弹的难关。endprint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法国总统戴高乐为此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质问法国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科学家，为何让中国人抢在了前面。面对荣誉，周光召谦逊地说：“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改革开放后，周光召陆续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对科学事业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主管中国科协工作时，中国科协向中央提出了制定和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被采纳推行，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开始深入田间乡里，惠及亿万百姓。对于中国科技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周光召也常以其直率的性格进行抨击。针对当下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他说：“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而对于科研现状，他深感忧虑：“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社会上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他还在公开场合对院士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由于周光召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做出的突出贡献，1996年3月，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

2003年12月，在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之际，为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作出杰出贡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技界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携带代表他一生功绩和荣誉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回到了家乡宁乡，并将其捐赠给宁乡一中。在捐赠仪式上，周光召动情地说：“两弹一星”勋章是几十万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荣誉。获得勋章的23个人只是这几十万人的代表，当年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现在都已过了退休年龄，有很多已去世。他们最希望的是想把他们这一生贡献过程中间所感受到的精神，能够传递给我们年轻的一代：自强不息的精神或自信的精神，就是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科学的精神；集体或团队的精神；献身的精神……我把这枚奖章送给宁乡最好的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回报宁乡父老的厚爱，并希望年轻一代发扬自强不息、科学严谨、团结协作和献身祖国的“两弹一星”的精神，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英雄。

程开甲：以身许国、建功核试的中国“核司令”

他是一个智者，不仅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且还是现代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弟子，是海森堡的论战对手；他是一名勇士，不仅将汗水和智慧洒在了中国西部神秘的罗布泊土地，而且还在中国核试验基地指挥着千军万马；他是一位元勋，不仅直接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而且还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为“两弹”的爆炸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就是程开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

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将他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自此，已在学术研究上建树颇丰的程开甲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几十年。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献给了茫茫戈壁。他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長，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任副院长，直至1977年。他参加制定了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他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他还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程开甲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程开甲在20多年中主持决策、直接从事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关键技术问题。

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程开甲就根据周总理的询问，提出并一再坚持向地下核试验方式的决策性转变，对武器水平的提高和试验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其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原子弹的关键问题。成功地设计和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他创立中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理论和效应研究，主持、参与和指导核爆炸效应的全面总结，为核武器应用奠定坚实基础。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程开甲是“核司令”。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而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断取得新突破。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施工现场。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极力劝阻。他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最后，他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程开甲说，他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这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endprint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经过不懈奋斗，程开甲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支持了我国核武器设计改进。

虽然参加核武器研试的20多年，程开甲隐姓埋名，没发表过论文，可是他一生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创新不辍。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时他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回国后他率先在国内开展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离开戈壁后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

值得称道的是，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程开甲对他们给予充分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第一次核试验中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年轻的邱爱慈不无关系。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走出的10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人，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对于自己获得的很多荣誉，程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离开戈壁滩后程开甲多年来仍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简单、俭朴的生活。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生活他总是充满感怀。因为那里有他充满激情的岁月和挥之不去的眷念……他说，自己还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以及30多次核试验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最高科技奖证书。（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