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那些科学家记忆深处的历史

杜  羽

黄培云、刘东生、吴文俊、丁石孙、袁隆平……这些科学家是20世纪中国科技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人们对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但对他们的学术人生却所知甚少；“两弹一星”、青蒿素、胰岛素、电子对撞机……这些重大工程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许多历史细节只是留存在科技工作者的记忆之中，鲜为人知。

“百年中国，‘科学’与‘国运’紧密关联。百年中国的科学，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带着这种使命感，2006年，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原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正式启动。12年后的2018年，收录了54种、300余位科技工作者自述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完成。那些无法在学术论文、科技档案中记录，深深埋藏在科学家心灵深处的记忆，无论是灵感顿悟，还是失败挫折，都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正印证了樊洪业常说的那句话：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

1981年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2排左4为屠呦呦） 资料图片

往事因亲历而鲜活

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曾长期担任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秘书，也是几部《钱三强传》的作者，对于与钱三强、与中国核物理发展有关的史料非常关注。读了丛书中的《杨承宗口述自传》，一个重大的历史细节被证实了，葛能全的心里终于踏实了。

不少文献都记载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1951年，放射化学专家杨承宗从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回国前，居里夫人的女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托杨承宗带话给毛泽东主席：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不过，这些文献的叙述并不一致。约里奥·居里什么场合讲的，为什么要讲？只有当事人杨承宗才能讲清楚。《杨承宗口述自传》原原本本地记述了当时的场景，不仅证实了该事件的存在，而且给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

杨承宗回忆，约里奥·居里还对他说：“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呀、你呀、钱的夫人呀、汪呀！”钱是指钱三强，钱的夫人是何泽慧，汪指的是后来成为中科院声学所第一任所长的汪德昭。对于约里奥·居里此话的背景，杨承宗也进行了分析，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约里奥·居里先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

对于丛书中的《袁隆平口述自传》，葛能全同样印象深刻。在他看来，曾经有一段时间，科技界对袁隆平有一个错误印象——袁隆平是一位实际贡献很大、但没有多少学术思想的育种专家，而《袁隆平口述自传》为袁隆平正名了。

早在1966年，袁隆平就在中科院主办的高水平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首次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病态之谜。

“五·一劳动节之前，我收到了30多块钱稿费。不久又收到了科学出版社计划财务科的通知，我才知道这篇论文还刊登在了英文版的《科学通报》上。我很高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稿费。”与袁隆平的这些口述同时出现在书中的，还有这篇论文的手稿、稿费通知单等原始档案的照片。葛能全认为，这篇论文是能够体现袁隆平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通过这部口述史终于得以挖掘。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不过15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19世纪末的起步，20世纪的一百年，驶入正轨的中国科学事业，伴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革，走过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不凡之路，丛书就是中国科学家对这百年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回忆，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部分） 樊洪业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以抢救史料为急务

丛书最年轻的口述人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亲历记》的讲述者、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主任柳怀祖。生于1940年的他，今年也已经78岁了。那些亲身经历过20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大都已是高龄，不少人早已离世。

曾主持编写中国科学院院史的樊洪业对此感触颇深，发出了“‘抢救’二字，痛至深也，感至及也”的感慨。在2006年8月的丛书首批选题作者会上，他就提出了“以抢救史料为急务”的使命。

面对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的紧迫形势，樊洪业认为，不仅要“坐而言”，更要“起而行”。虽然应该强调访问者提升专业水平、掌握史学规范，以加强与口述者的对话能力，但面对访问者的专业水平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现实情况，对访谈中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水平就不能要求过高。只有放手去做，在干中学，才能逐步完善。能够把亟须抢救的抢救出来，就是有价值的。

虽然要以抢救史料为急务，对一些口述史无法用“最高标准”去要求，但编委会对书稿的质量把关还是堪称严格，数次出现因为挖掘深度不够、内容空洞等问题而更换访问者的情况。袁隆平口述史的第一位访谈者，就是因为将口述史写成了宣传资料，最终被退稿。后来，樊洪业多次赶赴长沙，亲自培训、指导新的访谈者开展工作，《袁隆平口述自传》因此推迟了两年才得以出版。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访谈录，被写成了一本传主革命事迹汇编，偏离了丛书要求，也只能退稿。然而，还没来得及另起炉灶，钱信忠于2009年以98岁高龄辞世，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对于口述史的史料价值，樊洪业有着清醒的认识：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在他看来，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等史料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

在丛书前的《主编的话》中，樊洪业写道：“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生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老科学家，两院院士，重大科技工程的决策者、组织者、参与者……300多位口述者，就有300多个人生故事。他们的记忆或许会有偏差，口述的记录或许并不全面，但将这些口述者的故事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与图书、报刊、档案、日记等史料相互参照，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波澜壮阔的画卷必然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口述史文化抢救、史料抢救的意义就得以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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