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是澎湃，但他更是我国核动力事业的杰出功勋英雄

胡山

2018 年岁初的一天下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罗解难（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的警卫连连长、广州起义参与者黄霖之女）和胡山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拜望抗战老兵、我国核动力事业的杰出功勋英雄彭士禄院士。92 岁高龄的彭老让两位护工推着轮椅，穿过走廊， 在楼层靠近电梯口的地方迎接客人。老人身穿一件淡绿色圆领羊绒毛衣，膝上盖着洁白的薄毛巾被，左手抚着一只可爱的维尼玩具小熊。彭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快步上前，紧紧握住老人家温暖的双手。彭老抬手时动作略显有些吃力，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老人家坚强的意志力在试图多用些劲道来与我们握手。我的眼眶一湿，视线顿时模糊了。那是怎样的一双巨人之手啊！这双手，曾经托起了中国的核潜艇，撑起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强劲风帆，开启了中国核动力发展的全新时代！这双手， 集海陆丰大地之精华，汇众百姓养育之亲情，承先辈敢为天下先之豪迈，书写了人生的壮丽，奏响了时代的凯歌。珠尺驭蛟潜，长缨缚苍龙！彭士禄院士与他卓越的英雄团队，以撼天动地、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的核动力科学事业倾注了全部的激情和智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再增添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彭士禄（右二）与科研人员讨论工作

惨烈腥风血雨 百姓冒死育孤

彭士禄是革命烈士澎湃与蔡素屏的次子， 生于 1925 年。1928 年她的母亲蔡素屏被国民党杀害，1929 年，他的父亲澎湃又牺牲。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斩草除根，彭士禄和大哥彭绛人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彭洪都埋名隐姓，分别被老百姓藏匿了起来。1930 年，七婶把小士禄秘密接到香港，和祖母一起靠糊火柴盒度日。1931 年 6 岁时，他被转移到潮安，送到穷苦百姓家寄养。那时，国民党搞“五保联防”， 潮安、金砂乡一带的乡亲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士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仅在潮安一带，就先后被20 多户人家收养过，有几十位“爸爸”“妈妈”。后来，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 ( 后牺牲 ) 家，由陈的母亲潘舜贞抚养。其间，他学会了绣花、打柴、放鹅，以帮助家人维持生计。1933 年时任中共潮安县委书记陈醒光叛变后，士禄和潘舜贞一起被捕。在潮安县监狱的女牢房，士禄还遇到曾抚养过他的“山顶阿妈”。狱中悉心照顾士禄的两位妈妈忍受酷刑，宁愿把牢底坐穿， 也不肯供认士禄是彭湃的儿子。男女牢房几百位难友见到这位少年犯衣衫褴褛，共同凑钱为他做了一套新衣裳，给了士禄无尽的温暖。数月后，他哭别两位妈妈，被单独押至汕头石炮台监狱，后又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一年的“感化”几乎让士禄病死在狱中。1935 年夏获释后，已无家可归，只好跟“婶娘” 乞讨度日。1936 年夏，士禄又遭逮捕并再次被押送到潮安县监狱。

1936 年祖母周凤费尽周折在潮安找到士禄的下落，并通过陈卓凡设法将他营救出狱。祖母带他到澳门，住在柯麟家。祖母后又将士禄带回香港，在圣约瑟英文书院读了两年小学，再被送到彭泽民家。受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士禄与堂弟彭科立志救国、救家、救百姓，一起离开香港，奔赴惠阳平山，找到在那里当队长的堂兄彭雄，参加了游击队。彭士禄由此成为了东江纵队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

延河模范学生 留苏寒窗苦读

彭士禄后被党组织送回香港并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家里住了一段时期后，1940 年夏，随着彭光涵（参与拟定“国旗、国徽、 国歌、首都、纪元”方案，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为避人耳目，两人一路兄弟相称） 带领的一批华侨转道桂林，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在桂林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几个女教师照顾着彭士禄等十几位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弟。贺怡对士禄格外疼爱：“我很敬佩你爸爸。我们有责任将你抚养好。”

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带领士禄等人辗转到达重庆后，在八路军办事处，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穿着夹克的周恩来凝视了好一阵后激动地拉起士禄的手说，“孩子，终于找到你了！”他抚摸着士禄的头道：“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把地契烧掉，变成了无产者，一心一意闹革命，真了不起呀！到了延安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1940 年底，彭士禄一行人抵达延安。在那里，他得到蔡畅、帅孟奇、邓颖超、贺怡等好几位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他在延安中学刻苦学习，积极劳动， 成为模范生。1942 年延安中央医院要从学校调一批学员当护士，彭士禄报名前往，每天给伤员病号洗衣喂饭，不怕脏累，被评为模范护士。其间因患肺结核，经常咳嗽吐血， 蔡畅知道后将他调离医院，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45 年 8 月 1 日经陈勇岷和陈锦华介绍，彭士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表现突出，入党即被破例免去预备期，不久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作为技术员在宣化、阜平和石家庄炼焦厂、炸药厂工作，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学习，1951 年考取赴苏留学。贺子珍和贺怡亲自为他添置了一身黄呢中山装。临行前，周总理接见这些留学生时嘱咐道，“同学们，我们老一辈打下了江山，现在要靠你们年轻一代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厦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啊……”在喀山化工学院、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苦读的彭士禄深知，国家派出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当时国内 25 到 30 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相当于国内培养 26 名大学生的费用总和。他奋发图强，拼命学习，门门功课优秀。陈赓将军访苏时，彭士禄等少数学生被选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

几十年来的考验，证明了那一代留学生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和期望。他们饱含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和深情，学成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成为了撑起共和国的坚强脊梁。彭士禄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时感慨万分，“留苏期间，我们从未在晚上12 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是我们的党和老百姓给了我战胜困难、接受任何考验的动力和勇气。没有党，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的一切，更没有我的今天。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呕心沥血起潜龙长风破浪会有时

核潜艇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出现的最为先进的水下武器装备， 它的心脏是核动力装置，是原子反应堆。 1958 年底中国组建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苏联以技术过于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任何援助。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坚强决心， 激励着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这项直接关系国家命运的伟大事业。

1960 年，彭士禄在原子能研究所十二室五大组从事潜艇核动力堆研究设计，1961 年十二室五大组调十局，彭士禄任设计组副组长，年底接受郭沫若聘请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反应堆”、“热工动力”等课程。当时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 核潜艇资料空白，又恰逢三年经济困难，因此 1962 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 50 多人的核动力科研队伍，由彭士禄负责全面工作。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潜艇研制遭到国际技术封锁，举步维艰。彭老回忆，“当时条件很差呀，室内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 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有时连窝窝头都吃不上， 我们就挖野菜吃。当时也没有电脑， 仅有一台手摇计算器，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1963 年彭士禄任国防科工委七院（中国舰船研究院）十五所( 核动力研究所) 副总工程师（那时核潜艇工程没有总工程师，他是实际上的总工程师）。1965 年 3 月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彭士禄带领科技和工程骨干队伍奔赴四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并出任基地副总工程师（当时也没有总工程师，彭士禄为技术总负责人）。

在进行核反应堆一回路压力设计时，最初方案中，设计人员将一个主要参数提议为 200 个大气压， 该参数主要参考了当时苏联列宁号核动力船舶设计资料。“要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数据，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叠加法，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放大后确保安全，缺点是得到的数据会非常大；一种是统计法， 综合平衡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但这种方法对决策者的技术把握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于 200 个大气压的数值，核反应堆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表示非常理解设计人员的苦衷，因核潜艇是高密级工程，当时又处于特殊年代， 大家做事都小心翼翼。但如果选择200 个大气压，意味着冷却水温度压力高，而当时我国别说核装置，就是蒸汽轮机也只有 90 个大气压。在彭士禄的主持下，最终 200 个大气压被果断降至某个较低数值。周永茂感慨道，“彭士禄不迷信国外的数据。如果当时头脑发热，估计到现在也设计不出来。”后来苏联方面也证实他们自己的这个数据确实存在错误。

当时许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都没有经验，大家对各种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这时，一个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意见并力排众议做出决策的“总师”显得至关重要。如没有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大义责任担当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没有科学家的严谨执著和钢铁意志， 是不可能毅然决然地去主动挑起这副千钧重担的。

核潜艇建造中，彭士禄大胆拍板的事例不胜枚举。“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敢拍板，另外三分风险再想办法避免。敢担风险是他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曾有记者对核动力工程无数重大方案取舍的核心技术决策人彭士禄问道，“这么多风险巨大的行动方案，您为什么就敢拍板啊？”彭老的回答干脆利落：“懂行。”“在科学上不冒一点风险，将一事无成。再说，如果你总工程师都不敢担风险，那还要你这个老总干什么呢？”“关键时候不拍板怎么行？拍错了我负责， 砍头砍我的，要坐牢我去。拍对了， 功劳和成绩是大家的。”彭的拍板并非盲动或心血来潮。“我胆子是大， 敢做决定，但我有根据。所有的数据我都是自己算过的。”他随身总带着计算尺。为了一个公式的推导， 一个数据、参数的计算，他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的决策是建立在数据化和理智化的基础上，从不攀附权势、资本、名人或学术权威。在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彭士禄主持确立了我国第一艘潜艇核动力装置设计方案，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要参数的简明计算方法。该方案为满足核潜艇的总体性能要求，在主参数选定、主设备选型、各系统匹配等方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中国核动力事业的突飞猛进，就是在以彭士禄为代表的中国核动力事业专家骨干们的科学决策担当和顽强拼搏精神的感召下干出来的。

在组织建造 1∶1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过程中，彭士禄始终身先士卒，坚持冲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全程跟踪模式堆的安全运行、分析异常现象、事故苗头、排除故障。同志们每次都试图阻止彭士禄参加重大行动“突击队”：“彭总， 您不能下去！”“老彭，这里太危险，你是抓总的，在指挥部听信儿就行了！”彭士禄的回答是，“这是大事，一国之所系，我若不亲自参加，还能算是称职吗？”他认为， 即使有时实在不让他参加具体操作， 他哪怕就是坐在核反应堆装置边上， 对同志们也是一种无形的莫大鼓舞。

1970 年 7 月 18 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核动力装置一次性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借鉴作用。1970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生日那天）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 年 8月1 日正式列装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核潜艇作为水下武器装备的重中之重，是海洋国家展示大国军事力量的秘密“杀手锏”，是有核国家“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最有效的第二次核打击手段。只有拥有核潜艇，特别是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才能有资格称得上是具备战略核反击能力的国家。在建国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后，依靠自己的力量， 只用了短短 6 年时间，中国就奇迹般地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成为继美、苏、英、法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项辉煌的成就，极大地振奋了国人，震惊了世界！

1978 年，彭士禄因核潜艇的成功设计研制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次年 54 岁的彭士禄出任六机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并由国防科委、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任命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作为总设计师，除了其专长核动力外， 他还及时有效地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协调问题。

1985 年彭士禄因《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作为第一主要完成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 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各兵种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

锐意垦荒拓核电 直挂云帆济沧海

早在上世纪中叶，周总理就敏锐指出原子能终可造福人类：“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 美国 1951 年率先在实验反应堆上用输出的热能尝试发电；苏联 1954 年建立了世界第一座核电站。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弹爆炸成功、潜艇核动力工程的即将启动，研制核电站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70 年 2 月 8 日上海传达总理听取上海缺电汇报的工作指示：“从长远来看， 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要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要搞核电。”总理提出建设核电站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指导原则，并对二机部领导说：“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还要搞原子能发电。”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研制建设因此而被命名为“728 工程”。

1974 年 3 月 31 日， 周总理抱病最后一次主持了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谷牧等领导同志参加的核工业工作会议，讨论核电站建设问题。看到小士禄这位先烈的后代， 在人民的养育和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卓越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的技术负责人， 现又出现在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的技术专家行列之中，总理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会后，深知自己来日无多的总理紧握彭士禄、欧阳予的手说，“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起来！”

在彭士禄和中国所有核工业人心目中，中国核电事业伟大发展成就，凝聚了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倡导、设计和组织者的巨大心血。周总理是中国核电事业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

凭借其核动力行业翘楚的巨大威望和高尚纯洁的人格魅力，彭士禄相继从核能研究所、“两弹”试验场、核潜艇基地以及大型发电厂等部门召集了 140 多位工程师，组成了扛起中国“核电起步”重任的“国家队”，开山填海，不懈奋战，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建设成就， 为中国核电事业的开拓奠基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83 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并先后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后调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兼科技委第二主任（副部长级）、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首任董事长、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1994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彭院士对核科学事业高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随身总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旧式公文包，里面装着他平日刻苦钻研、博览中外书刊收集整理、研究计算的可以随时拿出来“说话”的数据、公式、图表等重要精炼资料。需要时，他总能从这些“天书”中找到数据和实例来说明观点，分析论证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

彭士禄不仅是核科学家，也是一流的经济学家。他在广东讨论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建设时，很早就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并亲自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他用自己的数学模型，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用常规方法需要几天才能完成的方案比较和全部数据的计算， 令在场的外国专家们惊讶不已。

“核电站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企业，是大型工程项目，它的建设必须在国家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下，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能办好。我们应该把秦山和广东这两座核电站建设成为成本低、速度快、质量好、经济效益高的核电站。否则，核电就会没有竞争性， 没有生命力，核电站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核电站要达到高的经济效益，在建设期间必须严格执行成本、时间和质量三大要素的控制。”在《核能在我国能源中的地位》文中， 他系统阐述了成本、时间和质量控制的科学理论。三大要素控制论的提出，为中国核电站工程的高效建设和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设计自主化、设备自主化、建造自主化是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的重大课题。面对重重困难，彭士禄率领他的团队迎难而上，逐一克服，在项目的论证、投资、进度、质量和安全等方面的控制和管理领域成功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管理程序，培养了一批核电事业世界级先进人才。

如今我国的核电技术，特别是第四代核电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这一伟大成就，是彭士禄等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人员们默默耕耘奋斗的结果！

2005 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彭士禄院士从事核科技工作 48 年暨 80 寿辰座谈会”，来自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中国工程院、海军司令部及中核集团公司、中核建设集团公司、中广核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等单位的代表们欢聚一堂。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高度赞扬彭士禄院士爱国爱民、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科学求实、严谨治学、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盛赞其为中国科技界的楷模和学习的模范：“您是著名的核动力专家，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您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您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您提出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要素，为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中，您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 60 万千瓦机组的方案，并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与投资，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回首垦荒创业的艰难征程，彭老动情地表示：“我们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英明决策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就是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与合力、一股犟劲精神。”“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整个核潜艇、核电站的研制、建设过程中，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多少技术难关、多少协作项目，都是靠所有参加研制工程人员的高度责任心，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计任何名利报酬，严格按科学规律，历尽艰辛地奋斗才取得成功的。在这些宏伟工程中，我和他们一样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使命信念如炬 感恩国家人民

彭士禄院士不止一次地谈起， 他很庆幸所学的知识在中国的核动力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终生不会忘记，1970 年 7 月 15 日下午，周恩来在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核潜艇研制工作专题汇报。

总理指出，“科学实验与革命工作一样，既要大胆积极，又要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当然，首先是要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但在具体工作上要做好。”那次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了反应堆提升功率这一关键行动计划，总理亲自为试验定下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一次成功”的十六字方针。总理握着他的手深情说道：“小彭，你的祖母，是革命的母亲。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要记住你是海丰人，你姓彭，是彭湃的儿子，永远不要改名换姓！”作为首任总设计师，当看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向蓝色的大海时，彭士禄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述。他没有辜负那些冒死保护他而从不索求的百姓，没辜负培养教育他的党，没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对他的期望，没辜负他父亲彭湃的英名。

92 岁高龄的彭老的记忆力和语言功能明显是下降了不少，但当我们问到当年研制核潜艇印象最深的事儿时，出乎意料，彭老挥着手清晰地一字一句说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位我们心目中高大圣洁的中国当代科学巨匠，这位医护人员眼中无比亲切慈祥和幽默可爱的“维尼熊爷爷”， 这位儿女心目中“善良、乐观、淡泊、坚毅”的父亲，在他的鲐背之年，忘记了大部分的世事，忘记了他人生无数的获奖荣誉与辉煌时刻，而毛主席强军立国的豪迈誓言却永远深深烙刻在他的心中。他将核动力工作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和使命，用实际行动为“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作了完美的诠释。他和他那个年代的无数科学家们一起，以生命、热血和忠诚，筑起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征途上一座又一座不朽的丰碑， 有如万丈光芒的灯塔，会世世代代永远指引和激励中华青年们奋发前进，永攀高峰。

2015 年，作为抗战老兵，彭院士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在向彭老介绍了我们正在研究推动的打造全面纪念整个二战的“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 以及推动海陆丰等革命老区发展建设的构思设想时，彭老竖起大拇指鼓励道，“太好了！加油！

2017 年 10 月 25 日，彭士禄与黄旭华两位院士共同荣获 2017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女儿转达了父亲彭士禄的感言：“核潜艇的研制成功， 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努力、艰苦奋斗、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项荣誉和成绩，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 属于核事业人。”当女儿询问彭老如何处理该巨额奖金时，彭老说了两个“不要”：一是不要奖金，要把它捐献给组织，设立人才基金； 二是不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彭士禄院士一生淡泊名利，而对百姓却始终深深地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独特情怀。每当回忆起自己艰辛坎坷的童年经历时，彭院士总是眼含热泪，无限感慨：“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的努力， 都感觉到远远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养育恩情。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彭士禄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时，百感交集地在照片的背面写下：“这是中国革命英勇的斗士！这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的爸爸——彭湃同志！”彭士禄深情表示，“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们一定要学习彭湃等革命前辈的两点：一是无私奉献精神，二是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 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 “我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

只有热爱理想的人，才能轻视世俗的物资享受，才能不作浮薄的骄傲，无私无畏。彭士禄院士与他的先辈彭湃等海陆丰人民革命英烈一样，都是毕其一生在为着理想、为着信仰而生活着、奋斗着、奉献着，最后也毫不畏惧地愿为着理想、为着信念欣然赴死，视死如生。对于他们的生命，理想和信仰是灵魂， 是主宰。而理想和信仰本身也因为他们的铁血忠诚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更加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他们永远是我们为振兴中华、为实现崇高革命理想而奋斗不止的光辉榜样！

(原标题《英烈后人彭士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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