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贤土(1937— )，浙江镇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常委、副主任、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家863计划惯性约束聚变主题首席科学家。曾兼任科技部国家863计划顾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能源组组长等职。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部委级奖8项;2019年，获得世界核聚变能源领域最高奖——爱德华·泰勒奖。

记者：贺院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长期从事国防高技术、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物理专业研究，在中国核武器研究和设计中完成了大量开拓性科研工作和若干重大任务，能否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您60多年与“核”共舞的科研生涯?

贺贤土：好的。其实我青少年时期，喜欢文学，记得中学时，我痴迷文学，对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鲁迅、郭沫若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尝试过写小说。

有一次团组织活动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志向。我高中读的是宁波一中，高二寒假时，宁波市团委组织学生干部参加培训，放映了一部小电影《王淦昌在杜布纳》，王老在屏幕前讲核物理、讲基本粒子，满腹经纶，侃侃而谈，我被深深吸引住了，就此下了决心：我也要学物理!有了这个想法，我整个心思都转向了物理学。这算是“弃文从理”吧!从此，我与理论物理结下了终身之缘。现在回想起来，少年时期的环境和一些优秀老师的影响，事实上引导了我的人生道路。

1957年，我如愿考进浙江大学物理学系，1962年毕业，经过5年的学习，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从一名学生成为一名理论物理的研究者。

记者：当年您在浙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却意外地接到一纸进京工作的调令。您当时是什么感受?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贺贤土：是的，我1962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年11月份的一天，系主任突然找我，通知我要调去北京一个重要单位。什么单位?不知道。因为保密，调令上写得很含糊。说实话，我在南方出生长大，怕冷、怕离家太远，考大学都没考虑去北京呢。但那时候没有什么犹豫，只有一个念头：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只要国家需要，就得听从召唤，必须服从分配，不能消极逃避。我们这代人目睹了民族新生，对国家的感情是很炽烈的，所以就克服个人困难，北上吧!

到北京后，让我去煤炭工业部招待所报到，我不知道理论物理和煤炭有什么关系，没有人告诉我是来干什么的，那真是有点忐忑。我在招待所等了3个月，这期间在做漫长的严苛的政审，一直到1963年3月，总算来通知了，要我到北京九所一室报到。

令我惊喜的是，接待我们这一批新职工的是周光召先生。周先生当年是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科技英才，我在初中就读过他的事迹，算是我的偶像吧。周先生当时是北京九所一室常务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周先生告诉我们，九所是做原子弹的，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从此，我就加入了中国核武器事业，一辈子没离开这个单位。

记者：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参与核武器研究时的一些困难，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体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

贺贤土：好的。生活当中碰到的困难我就不说了，主要还是研究核武器时遇到的困难。大家知道核武器是很保密的，当年在资料上找不到核武器具体是怎样的。我是从事核武器物理研究的，所以我讲的只是科学研究方面。核武器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学科，不仅需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而且也需要工程技术人员，还需要很多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解放军、干部和工人。如彭桓武先生、邓稼先先生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虽然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但当时只知道原子弹、氢弹等名词，并不知道原子弹、氢弹的具体作用过程，这对我们来讲非常困难。当年你想在书刊上找一些关于原子弹、氢弹的详细资料，是找不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智慧，自力更生地研究原子弹、氢弹的作用过程(爆炸过程)，搞清每一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只有把这些过程研究清楚了，把物理上的规律搞清楚了，才能从理论上设计出核武器。这是第一道工序。没有这道工序，你无法进行后面的工程设计和加工，更不要说核试验了。

彭桓武先生、邓稼先先生等科学家们从他们的理解出发把原子弹分成了多个过程，从炸药起爆、内爆压缩到裂变物质达到高超临界。他们就这些过程提出了看法，并组织刚分配来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一起讨论，一起研究，克服了很多困难，获得了物理规律认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完全是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结果。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周恩来总理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当即就宣布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原子弹”。研制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不知道。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报纸就发了号外。那天中午，我们去吃饭的时候，看到门口地上密密麻麻写着“祝贺你们”“你们给中国人民长了志气”等字样，我们非常激动。尽管我们的研究工作很保密，不能让外界知道，但是试验成功之后，看到全国人民都在支援我们，我们非常高兴。

原子弹获得突破之后，接下来就是氢弹。原子弹的当量比较小，氢弹的当量大。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氢弹是什么作用原理和怎样进行设计。这又是十分艰巨与困难的任务。早在突破原子弹的前夕，钱三强先生就在原子能所组织了氢弹原理探索小组。突破原子弹后，为了加强氢弹研制，这一小组就加盟我们九院理论部，与我们一起探索氢弹的作用原理。当时为了突破氢弹，我也参加过调研，想从报纸以及杂志上寻找有关氢弹作用原理的线索，结果调研了大半年，最后没有得到任何有启发性的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靠我们自力更生，靠我们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智慧，自力更生研制氢弹。当时为了研制氢弹，发动了理论部的全体同志，大家献计献策，每个人都可以畅谈对氢弹的设想，这个我印象很深。

当时彭桓武先生是九院的副院长，邓稼先先生是理论部主任，周光召先生是常务副主任，于敏、黄祖治等是副主任，还有数学家周毓麟、秦元勋、江泽培等也是副主任，他们跟我们年轻人一起，群策群力，大家畅谈氢弹的作用过程是怎样的。因为全国人民对我们有热切的期望，大家都想尽快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当时大家的思想很集中，一起思考怎么把氢弹研制出来，讨论非常热烈，甚至偶有争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年轻人，每个人都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自己对氢弹作用过程的理解，它的结构是怎样的，等等。

很多同志到半夜一两点都还在干，当时党委书记的任务是催促我们回去休息。可以看出大家都想赶快把氢弹研制出来。在大家讨论和畅想的基础上，彭桓武先生考虑了几种情况，定了3条路子，由周光召、于敏、黄祖治三个人分头带领不同的研究人员去研究、突破。1965年下半年，于敏先生带领的小组在上海，他们深入分析发现了氢弹原理。上海的计算机叫“J501”，运算速度是50万次/秒。大家一边计算，一边讨论。于敏先生通过反复论证，抓住了氢弹的“牛鼻子”。氢弹的作用原理清楚之后，再进行理论设计，工程人员再一步步推进工作，终于，氢弹原理在1966年12月试验成功。这时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只过了两年零两个月，迄今为止在氢弹研究史上，我国的速度是最快的!1967年，300万吨左右的大当量氢弹试验成功，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当时，我们知道法国人也正在研制氢弹，他们突破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比我们早，所以大家都想争口气，在法国人之前突破氢弹，为祖国争光。

大家把为国争光当成一种鼓舞、一种激励，努力克服各种困难。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大当量氢弹实验成功。至此，我国有了原子弹，又有了氢弹。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又克服种种困难，经历了探索、困惑、争论和坚持，又突破了中子弹的原理。

记者：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家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请您结合这段经历，谈一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贺贤土：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这个事业得到中央非常有力的领导，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命运必须与国家发展密切相连，要完成国防高科技大科学工程，只有团结一心、协同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可能有人认为个人兴趣非常重要，有些人愿意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但是个人兴趣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承担了国家任务，从事国家交给你的重要工作，你扎下去，通过艰苦的努力，深化了自己的认识，解决了问题，你会感觉到完成任务的那种兴奋与满足，感觉到自己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你还提升了自己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你可以继续对问题深挖，不断深入下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真正能对你的人生产生牵引的研究兴趣，这种来自工作实践的探索与追求也常常导致新的科学发现。

所以，一个能做出成绩的科学工作者，不能自己想搞什么就搞什么。要在一个大的目标下，把个人价值实现同国家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深刻体会国家强盛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人的价值，就在于为国家而奉献。

另外，要端正对个人与集体的认识，要融入团队当中去，单打独斗走不远。发挥集体智慧，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非常重要，对于大科学工程尤其重要。

记者：2019年9月26日，您获得爱德华·泰勒奖。请谈一下您的感受，好吗?

贺贤土：爱德华·泰勒奖是世界聚变能源领域最高奖项，由美国核物理学会设立，以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的名字命名，每两年颁奖一次。这个奖属于集体，我和我的团队多年来在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和高能量密度物理领域协同努力，成果是大家的，我只是代表我们国家来领回这个奖。在颁奖仪式上，我就是这么说的。

记者：回首走过的科研道路，您经历了原子弹、氢弹的相关研究，后来又实现了中子弹科学理论的突破，再后来又投入到ICF研究。如此丰富的研究经历、如此旺盛的研究激情、如此一项项卓越成就的取得，这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贺贤土： 要说秘诀，有4点很重要，即要有创造性科学思维方式、要有广博扎实的专业知识、要有执着追求的精神，以及以实践驱动研究动力。

第一，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我来到九所，在王淦昌、周光召、彭桓武、邓稼先、于敏等大科学家领导下工作。我经常听他们做报告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有时我会被他们分析问题、一下子抓住问题要害的方法所迷住。

我从彭桓武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彭先生分析学术问题时能很快抓住要害，我很佩服这一点，就经常去请教他。有一次，彭先生在解一个复杂微分方程时候，他根据他的物理概念，先估计方程各项的量级，然后砍掉些项，最后居然解出来了。他跟我说，3与1相比，3就是无穷大，也就是，如果一项是1，另一项是3，你就可以把1的那项去掉，方程就容易解出来，虽然数值会差一点，但主要物理图像抓住了。把这种方法叫作“粗估”，对我启发很大。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努力实践这种抓主要“矛盾”方法，也就建立了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

打个比方，你要研究一种动物，什么动物你不知道，但知道这个动物的鼻子特别长，那只能是大象，别的动物就不用研究了。你就集中精力深入详细研究大象。如果不抓主要矛盾，各种动物一一研究，别人早已得出结果，而你连是什么动物都还不知道。

核武器物理是非常复杂的作用机理研究，里面充满着各种各类的矛盾，我们分析问题时，就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可以放在一边，这样突破起来就快。我们之所以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道路，就得益于彭桓武等大家的高明思想。回顾这些年我之所以能完成多项国家重大任务，并在相关基础研究领域做出一定成绩，也离不开这种科学思维方法。

第二，要广博阅读，厚积薄发。上大学时，我就喜欢泡图书馆，经历了一个“把书读厚再读薄”的过程，这对于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很有帮助。到九所后我如饥似渴地调研和精读了有关中子和带电粒子经典输运理论、冲击波和辐射流体力学、高温等离子体物理等很多书籍，阅读了大量从杂志上复制下来的论文。记得我刚毕业转正后的工资是56元，除了吃饭，大部分工资都拿去买书，经常跑王府井新华书店和西单旧书店，甚至有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在了买书上。

有时候我们的学习，可能不会马上得到运用。记得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非线性科学、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新的科学发现，我完全被吸引了，自己去找所有能找到的文献资料阅读。当时完全是出自对新知识的渴求，并没有哪位领导要求我。但是若干年后，要我做中子弹研究，这些知识就用上了。

第三，要有执着追求、不懈探索的精神。做科学研究，要能吃苦，苦后有回甘。我就愿意在科研一线做具体的工作。2011年，我分析和总结美国的系列实验结果，提出了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的新型驱动方式——混合驱动方式，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那一年我74岁，现在我和同事们还在做相关的工作。我今年88岁了，还在做研究工作，年轻的同志更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科学问题的追求上。

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睡觉都睡不好的，经常在入睡前还在思考。我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放上笔和小本子，半夜迷迷糊糊想到什么，怕醒来后忘记，就赶紧抓起笔记下。当然，这个本子里面的内容涂涂画画的，别人看不懂，只有我自己才能“解读”。

第四，在实践中培养科研兴趣。这一点，刚才提到过了。我观察发现有些年轻人总是嘴上说对某某研究有兴趣，一旦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就退缩，此处碰了钉子又想换到别处。而我总觉得，科研兴趣只能在实践中产生。

什么是研究兴趣?国家需要的，我们必须干，坚持干下去，取得了成绩，自然就有想干下去的兴趣。特别是当你发现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问题时，兴趣自然就来了，激情也起来了。所以，我不赞成兴趣驱动创新的说法。我们需要的是深入地认识问题，研究并解决问题。如果认识足够透彻，能找到其中还有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且进一步研究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这才是科技创新真正需要的驱动力。从原子弹、氢弹到中子弹，当年我们就是这么走出一条路来的，那时我们的工作就是自主创新。要想真正创新，就要在创造性科学思维方式、执着追求精神、扎实基础和专业知识、实践驱动研究动力四个方面，扎扎实实修炼内功。

记者：贺院士，您的这“四项秘籍”对于年轻科研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通讯员：吴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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