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副会长的电脑里，珍藏着三张特殊的肖像照。

一张是祖父彭湃，灰布军装，颈系红巾，目光如炬；一张是父亲彭士禄，身着55式校官军服，沉稳坚毅；一张是他自己，身穿65式军装，朴素平凡。

三张照片，各自独立，却在他心中拼成了一部完整的家国史。

彭浩副会长是谁？他是“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孙，是“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院士之子。他本人也曾是一名海军军人，穿过军装、站过岗哨，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海防线。退役后，他进入央企，努力工作，不负祖辈、父辈精神，发光发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成绩。退休后，他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成为一名红色精神的宣传人，讲他祖父、父亲两代人的红色精神传承，并担任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几年来，他一直义务走进全国各地机关、校园、企业、社区、军营，宣传红色精神与自己的红色家风。截至2026年初，他已累计完成近100场专题宣讲。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朴素而庄重的定位：红色血脉的“义务转译者”。使命很简单——把祖、父两代人“为信仰献身”与“为强国铸剑”的壮阔史诗，转译成今人愿听、能懂、可感的精神内核密码。

电脑里那三张戎装的肖像照，是他经照片色彩恢复后极为珍视的收藏。三张戎装照，拼出的是一部横跨百年的家国史——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再到“传下去”，彭家三代人用各自的方式，回答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上篇：彭湃——红巾为旗，点燃一个时代

一、从地主少爷到革命者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海城镇。彭家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望族——拥有“鸦飞不过的田产”，每年收租稻谷数千石，佃农千百余人，而家族上下不过三十口人。按照那个时代的逻辑，彭湃本应锦衣玉食，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地主少爷。但他，偏偏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日本，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了“建设者同盟”“劳动者同情会”等进步组织。1921年5月，彭湃学成归国。他先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教育局局长)，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来改造社会。但他很快发现，在旧制度下，改良毫无出路。

二、脱下西装，赤脚走进田野

1922年6月，彭湃教育改革受挫后，决定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最初深入农村时，他身着学生装、戴着白通帽。农民们要么躲避，要么不理——一个“洋学生”突然出现在田头，谁都会本能地戒备。

彭湃意识到了问题。他彻底脱下西装，换上粗布衣裳，戴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他用最朴素的方式与农民交流：帮他们干活，跟他们拉家常，用海丰方言讲最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农民种田却吃不饱，没有土地却要交租，地主什么都不干却吃得饱？”

1922年7月29日，彭湃与张妈安等6人成立了“六人农会”——海陆丰第一个农会组织。从6个人开始，农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

真正让彭湃名震天下的，是1922年11月那场“烧田契”事件。

那一天，海丰龙舌埔广场人头攒动，农民们听说要演戏，早早等候在那里。彭湃拿着一大捆田契走上戏台，一张张宣读田契上的地点、亩数、佃户姓名，然后当众点火焚烧。熊熊火光中，他宣布：所有土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今后再也不用交租了。

全场震动。一个富家少爷，当众烧掉自家田契，把土地分给穷人——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彭浩副会长在宣讲中这样评价：“彭湃的革命与别人不同，他是自我革命，让自己从有产者变成了无产者。”这把火，烧掉了相当于今天亿万元的资产，一瞬间，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

三、武装农民——从农讲所到农民自卫军

彭湃不仅是一位实践者，更是一位理论家。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农民运动的专著，成为后来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毛泽东称赞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瞿秋白称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1921年，彭湃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主持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第一、第五届主任，培养了数百名农运骨干。

更重要的是，彭湃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他极力主张武装农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中，不仅讲授革命理论，还组织学员学习军事知识、参与武装实践，“把这些农讲所的学员培养成农民武装的骨干”。

同年8月底，他创立广东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这支武装力量，是党领导下最早的农民武装之一，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奠定了组织和人才基础。

1925年，彭湃任广宁绥缉军事委员，参与领导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和广宁农民自卫军反击地主武装的斗争。1926年，他发表和出版了《海丰农民运动》。1927年3月，彭湃赴武汉，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并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

四、灰布军装与红巾——南昌起义军中的前敌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中国。

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彭湃与恽代英、李立三任前委委员。前敌委员会是南昌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负责指挥与处置前敌一切事宜”。彭湃作为前委四名核心成员之一，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共同肩负起组织领导这次伟大起义的重任。彼时的军装是粗布灰衣、颈系红巾——那是早期工农革命者最鲜明的标识，也是反抗旧世界的铠甲。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花厅，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湃作为广东代表出席，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还被任命为农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围攻南昌。为避强敌，前委会决定起义军撤离南昌，挥师南下。8月5日，彭湃随起义军一道踏上了南下征程。

在南下途中，彭湃不仅以领导身份参与决策，还亲身投入一线。据记载，在行军至赣南宁都时，彭湃发现一名国民党暗探，他不动声色、假意周旋，最终只身缴了五名敌探的枪，将其押送驻地看管。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这位“农民运动大王”不仅有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军事素养。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他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兼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

彭湃是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为人民军队的诞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明年，当我们在南昌起义100周年、建军100周年之际回望那段历史，彭湃作为前敌委员会四名核心成员之一的身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五、海陆丰——建军建政，武装割据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彭湃于1927年10月底返抵广东。他遵照广东省委指示，积极准备策划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

此时，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余部1000余人在董朗率领下抵达陆丰，与中共东江特委取得联系。在彭湃的领导下，以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工农红军第二师为主力，海陆丰人民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短短几天就占领了两县县城和大部分区乡。

起义胜利后，广东省委直接指派彭湃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领导筹备召开两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在彭湃的主持下，陆丰、海丰两县分别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陆丰县和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诞生，标志着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彭湃不仅建立了政权，更整编了武装。他整编南昌起义军退到海陆丰的部队，实行武装割据。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师，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到海陆丰的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至此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拥有红军正规军2000多人，赤卫队员数万人。

海陆丰工农苏维埃政权，是中共建军建政的先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苏维埃政府还积极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在中洞建立枪械修造厂、被服厂、印刷厂和红军医院，创办东江党校，创立海陆丰劳动银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称赞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六、壮烈牺牲

1928年11月，彭湃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之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常委。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狱中，彭湃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死亡威胁，他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8月30日，最后的时刻来临。彭湃脱下衣服赠送给难友，与三位战友一起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年仅33岁。

彭湃牺牲时，他的儿子彭士禄只有4岁。4岁的孩子对父亲最强烈的感觉是：“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在彭湃的影响带动下，其两任妻子蔡素屏、许玉馨，三哥彭汉垣，七弟彭述，侄子彭陆相继参加革命，英勇就义。一家两代六张革命烈士证书——“满门忠烈”，是海陆丰人民提到彭家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2009年，彭湃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中篇：彭士禄——从孤儿到核潜艇之父

一、苦难童年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他是彭湃的次子。

彭士禄的童年，从始至终被“失去”定义。1928年，他3岁时，母亲蔡素屏牺牲；1929年，父亲彭湃在上海就义。短短两年，他成了孤儿。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斩草除根”，党组织将彭士禄先后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他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见到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

这些“爸妈”们都是贫苦农民，自己吃不饱饭，却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他。彭士禄后来回忆：“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他在自述中写道：“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和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8岁的彭士禄被捕入狱。敌人把他吊起来打，逼问他是不是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一个8岁的孩子，承受了成年人也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没有屈服。1935年，在狱友们的掩护下，彭士禄终于出狱。之后他又辗转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再度被捕后由祖母营救出狱。

二、延安岁月与留学苏联

1940年，周恩来派人找到彭士禄，把他送到延安。在延安，他先读了一年多书，又去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后到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书。1945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7月，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进入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他几乎每晚12点后才睡觉，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1954年，世界首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引起中国高度关注。

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正在苏联访问的陈赓大将把他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彭士禄没有犹豫：“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随后，彭士禄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反应堆专业。1958年4月，彭士禄学成归国。

三、55式校官军服——从科研人员到核潜艇总设计师

1958年，彭士禄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中国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启动后，他担任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研究室负责人。此时，我军已于1955年实行军衔制，并给他配发了55式军服。

作为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彭士禄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开始身着55式校官军服，以军队专业技术人才的身份，投身于核动力研究工作。从此，这身军装伴随他走过核潜艇研制的日日夜夜。

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摆在彭士禄面前的，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在核潜艇领域完全是空白——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没有专家，没有外援。

怎么干？彭士禄的方法只有四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就自己找；没有图纸，就自己画；没有设备，就自己造。彭士禄带领团队，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夜以继日地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最终确定了一百多个关键参数。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大家常常饿着肚子搞研究——吃窝窝头、挖野菜、挖白菜根。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1965年，代号为“09”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上马。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他以总工程师的身份，主持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关键技术难题。

1967年，彭士禄带领团队进驻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909”基地。在深山峡谷中，八千军民住“干打垒”土房，喝池塘水，开始了艰苦的攻关。和家里联系只剩一个“成都291信箱”的地址。

彭士禄有一个著名的绰号——“彭拍板”。核潜艇研制涉及成千上万个技术决策，如果事事讨论、层层请示，项目永远完不成。他的风格是：做实验用数据说话，验证可行就拍板，有问题他来承担责任。

1970年8月30日，反应堆达到了满功率，这颗核潜艇的心脏有力地跃动着。同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四、隐姓埋名

核潜艇下水后，彭士禄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直到1988年，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他才被解密——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

他隐姓埋名近20年。这20年里，家人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儿子彭浩回忆：“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忙工作，常年在外地出差，我们经常见不到他。”

面对“中国核潜艇之父”的赞誉，彭士禄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他把自己因全国科学大会奖等获得的几百万元奖金全部捐了出去。他一生淡泊名利、低调生活。

改革开放后，彭士禄又投身核电建设，历任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等职，参与指挥了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用他谦逊的话来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逝世前，他反复叮嘱家人：丧事从简，不给组织添麻烦，去世后和妻子马淑英的骨灰一起撒入他工作多年的葫芦岛海域。

他在自述中写道：“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他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最终回归到他守护的那片深蓝。

下篇：彭浩——从海军军人到红色血脉的“转译者”

一、十二字家训

彭浩从小在红色家庭中长大，“身边最现实的榜样就是爷爷和父亲”。

父母一直教育他要胸怀家国、传承红色家风，并提出了十二个字的具体要求——“老实做人、踏实干事、平淡生活”。这十二个字，成了他人生的座右铭。

彭浩解释说：“生长在红色家庭，更要严格要求自己，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自律，要老实做人。做人做事要有底线思维，绝不能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绝不能给革命先烈抹黑。在此基础上，要踏实干事、平淡生活，尽自己所能，多为国家、人民作贡献。”

二、65式军装——从海军军人到义务宣讲员

长大后，彭浩穿上65式军装，成为一名海军军人。

1965年6月1日，我军正式换装“六五式”军服。65式军服是取消军衔制后装备的制式服装，干部战士一律佩戴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海军65式军服最为特殊——灰色军装，后为蓝色，彭浩穿的就是这套蓝色海军军装。

训练场上的汗水、执勤站岗的长夜、严格规整的队列——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65式军装从1965年一直服役至1985年，历经整整20年，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彭浩的军旅生涯，就贯穿在这个时代里。

退役后，他脱下军装，转身进入央企工作。

在央企工作期间，他立足本职、踏实干事，恪守着父母传下的十二字家训。他亲历核工业一线，见证了父亲彭士禄一手开创的中国核动力事业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发展，也用扎实的工作证明了自己不只是一个“红色后代”。

退休之后，彭浩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他担任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义务走进机关、校园、企业、社区、军营，讲述爷爷和父亲的故事，截至2026年至今，他已累计完成近100场专题宣讲。

他为自己定下铁律：义务宣讲，分文不取。“祖父能烧田契，父亲能捐奖金，我来讲故事，怎能收费？这是家风，更是本分。”在他心中，“义务”是宣讲纯粹性的基石。

三、“祖父选择信仰，父亲选择报国，我们这一代选择传承”

彭浩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讲的都是爷爷和父亲的光荣，你自己呢？

他的回答是：“祖父选择信仰，父亲选择报国，我们这一代选择传承。”

他深知，这份红色血脉的传承不能止于自己这一代。他时常叮嘱儿子：“咱家物质遗产不多，精神‘富矿’却深厚，你要做好这份精神的‘掘进人’与传承者。”如今，他的儿子已投身中国核工业集团，以实干接过报国兴邦的接力棒。

彭浩还总结了彭家三代人的精神轨迹：从彭湃烈士“烧田契”的革命救国，到彭士禄院士“捐奖金”的科技强国，再到彭浩“讲家史”的文化传国——“一烧一捐一讲”，时隔近百年，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血脉相承的精神轨迹：无私忘我，赤诚报国。

电脑里那三张肖像照，三套戎装静静并立。彭浩时常凝望——从海陆丰的红巾到南海深处的核潜艇，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核电站的轰鸣，再到今天一场场义务宣讲——三代人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片山河。

彭湃用33年回答：为真理而死。

彭士禄用96年回答：为祖国而活。

彭浩用半生回答：为记忆而传。

三张戎装照，一部家国史。戎装样式在变，报国方式在变，但刻在血脉里“以身许国”的信仰，从未更改。

彭家三代人，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缩影。正是这些把个人命运汇入民族命运、将有限生命融入无限事业的人，铺就了今天的道路。

这条路，还在延伸。

参考文献：

[1]彭湃生平大事记；

[2]彭湃传；

[3]彭士禄生平大事记；

[4]彭士禄传；

[5]个人采访彭浩副会长手札及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广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关于彭浩副会长相关报道；

[6]其他相关资料。

(作者：谷新光，湖南岳阳人，红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