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2：[美] 马丁•路德•金：《所有劳工都有尊严：马丁·路德·金关于民权的伟大演讲》

序言

迈克尔•K.哈利

　　在这个国家，两支最有活力和凝聚力的自由力量是劳工运动和黑人自由运动。如果两股力量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成为我们民主的建造师。
　　——马丁·路德·金在劳联-产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1961年12月11日

　　在马丁·路德·金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置于他议程中心的永远都是为穷人和工薪阶层伸张正义。他致力于穷人运动，要求国会把国家经费从战场转移回本国，用于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就业。他迅速辗转全国，废寝忘食，宣讲经济公正的福音。他追溯民族奴役与种族隔离的历史，要求制定一个确定的方案，以解决几代人来对过去曾经被奴役的人们的否定和忽视。而且，他要做的还不止这些。他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Puerto Rico）人，贫穷的白人，以及黑人谋求一项经济人权法案。他设法帮助那些丢掉工作的穷人，在城市和贫民区，印第安人居留地和农村地区，为他们组建一支非暴力军队。他要求国家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就业的经济体制，退而求其次，至少能有一个可以保证所有的美国人都有份体面收入的税收制度。
　　繁忙的日程安排让马丁·路德·金濒临崩溃，但是，当他的同事兼朋友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要他前往孟菲斯，以支持当地由黑人工会联盟允许的环卫工人罢工，金依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孟菲斯，金重申了他对人民运动的信心，并发现了一个强大的选区，他们是由穷苦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立的一个工会社区联盟。在去孟菲斯的路上，金再次回到了他奋斗一生的课题：劳动人民拥有自发地组织工会的权利，能因此不再受到雇主的剥削和警察的恐吓。他强调工会是第一个扶贫计划，并且向所有工人开放。帮助穷苦的工人阶级获取尊严将成为他在穷人运动中的又一项政策要点。
　　1968年8月4日，金在孟菲斯遭到暗杀而牺牲。今天，那场骇人听闻的谋杀遮蔽了孟菲斯运动的历史，也掩盖了金为穷人和那些穷苦的工人阶级所做的努力。有太多的人对金还仅停留在“民权”斗争者这样一个狭隘的理解上，没有看到由他推动的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广度。殊不知，他还是一个人权斗争领袖。而在工会拥护者心中，金是劳工权利的捍卫者，是工人阶级的英雄。也许，我们这个时期的经济动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需要我们对金进行一次全新的审视。
　　大多数人一想到金，脑海中就会出现1963年8月28日他在林肯纪念堂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模样。在他生日这天，金的光荣的《梦想》（Dream）演说都会在电视和收音机里播放，但其他一些有关他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却常常被忽略。如果走近一点，仔细观察电视上的图像，我们也许会问，那个戴着白色纸帽子，踌躇满志地站在金后面的那个人是谁？在演讲台上，在众多的听众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会会员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面有罢工标志，有徽章，还写着“公平就业，充分就业”以及“工作与自由”的字样。这样团结的信息被工会成员们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包租公车和飞机，广泛地传播开来，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工会会员参与华盛顿大游行。
　　汽联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在主席台上做了“伟大的道德讨伐唤起美国民众去完成未尽的民主工作”的演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委员约翰·路易斯(Jonh Louis)站出来，呼吁一场有关南方种族关系的革命；黑人妇女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委员多萝西·海特(Dorothy Height)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主席台上和金站在一起；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 union）前任主席A.菲利普·兰道夫（A.Philip Randolph）称金为“我们国家的道德领袖”。
　　民权和劳工问题，这两者都是动员的关键。百联65区财务处长和美国黑人劳工委员会（Negro American Labor Council，NALC）副主席，黑人劳工领袖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和兰道夫一起，曾首次提出以游行示威来对劳联-产联施加压力，以得到更有力的民权政策的支持。金和其它民权领导人一起努力，把他们最初的方案扩展到为就业机会和自由游行示威，希望能够在联邦政府的统治下集中南方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的力量。罗宾逊担任财务主管，并由他的工会提供办公地点和薪金，以保证活动家贝雅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能够长期地组织华盛顿大游行。
　　劳联-产联并不赞成这次游行，但是由鲁瑟领导的该联合会的产业工会部门和汽联很支持。金在工会和民权运动中培养了一个联盟组织，以激励大量的工会会员参与到华盛顿大游行中来，他还定期给那些拥有较强民权方案和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工人的工会做报告。从蒙哥马利（Montgomery）到孟菲斯，金一直坚持和普通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支持他们在工作场所权利和经济公正方面的要求。金的人生并没有对“伟人”理论进行过多的解释，而是表现了自下而上地成立的人民工会和社会运动中人民的力量，这也表明了英雄个人并不是历史进程的首要推动者。
　　在金领导的整个时期里，保守估计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穷人，尤其是妇女，在黑人自由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63年春天，华盛顿大游行之前，在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伯明翰（Birmingham），超过900个年轻人冲进监狱，直面警犬和消防水枪的冲击，希望在那个暴力城市废止种族隔离。这些黑人钢铁工人、服务人员、女佣的子女和传教士、老师和商人等全市的黑人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争取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谋求人人平等，摘掉臭名昭著的“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的帽子。
　　1956年在蒙哥马利的同一时期，在长达381天的时间里，黑人女佣、清洁工人以及其他一些黑人联合起来拒绝乘坐公交车。这些工人们，尤其是妇女，步行或是搭便车去上班，以抵制公共汽车作为隔离条令，并最终取得胜利。金因为帮助筹划民权和选举权运动，在学生、传教士和中产阶级中大受欢迎。在这些关键性的斗争当中，金深切同情那些推动运动的穷苦大众和劳动人民，并展现了他强大的亲和力。
　　如本书记载，以北方为基础的工会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支持。金曾多次求助于工会，反过来又给工会提供帮助。早在1958年，金就公开反对了假名假意的所谓“工作权”的法律。1964年，他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帮助挫败这样一个提议的时候说道：“没有‘权利’便没有‘工作’。”1963年12月，他从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回来，同亚特兰大斯克瑞普托（Scripto）制笔厂罢工的黑人妇女一起站在示威队伍中，并在1964年帮助他们解决了罢工需要解决的问题。1965年，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商议培养一批民权活动家成为工会组织者。金在种族主义、贫穷和战争课题上的督促推动许多工会会员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民事权利和劳工权利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正义议程。1967年，金召开了一次反越南战争的工会会员大会，这使劳工斗争转向和平运动。
　　最终，在1968年，金组织了穷人运动，并明确承诺会去孟菲斯代表工会改善贫穷的黑人劳工的工作条件。金申明，“所有劳工都有尊严”，清洁工人也应得到一个足以维持生计的薪酬和工会权利，使劳工身份卑贱的并不是又苦又脏的工作，而是缺乏工会权利以及工作条件恶劣。就像在去孟菲斯前，他在1199地方分会医院对工会会员所说的一样：“你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劳动是卑贱的，除非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工资。”
　　公民权利和劳工运动的力量都已真正进入了孟菲斯。金在为工会权利而斗争中丧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牺牲，赢得了美国州、郡、市联合工会1733地方分会的罢工胜利。孟菲斯的成功虽然耗资巨大，但进一步推动了公营部门中雇员的组织发展，并使得美国州、郡、市联合工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之一。
　　如果之前我们只是把金看做是中产阶级公民权利的领袖，现在便是时候通过棱镜看到他与穷人、劳工人民以及工会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便会对20世纪60年代的金及他所领导的运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当我在亚特兰大非暴力社会变革中心（Center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研究1992年的劳工和公民权利时，在马丁·路德·金存档区，发现了金为工会做的演讲的一个储藏间。从那以后，我便开始逐个记载白人和黑人劳工在南方建立工会的斗争，并追踪金在孟菲斯白热化斗争中对民权联盟主义（civil rights unionism）的支持。同时，我仍然继续回顾这些大型的不为人知的演讲，并试图了解它们所牵涉的背景及意义。在这些文档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金一直努力把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联系到一起，并把这两者同社会改革的广泛成果联系起来。
　　作为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关于金的遗产系列的一部分,这本演讲集公布了15篇金的有关工会权利和经济公正的演讲（以及一篇非演讲文件），其中有12篇从未以书面形式发表。这篇简介为读者提供了其中的细节和背景。这些文献帮助我们把金在蒙哥马利、奥尔巴尼（Albany）、伯明翰、塞尔玛（Selma）、底特律、芝加哥（Chicago）、纽约和孟菲斯的运动同他为“经济平等”所展开的议事日程联系起来。金所说的“经济平等”，便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里过着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金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种族主义、贫穷和战争能够只存在于历史的遗迹中。
　　还有许多人也有着同样的希望，并且为了把它变为现实而奋斗多年。在这本书里，金不断地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劳工运动，并将室内静坐、仰卧、示威、罢工和抵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斗争联系起来。金把两个运动看作是20世纪美国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但是他想更进一步，创造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更加强大的劳工和民权联盟。
　　金对穷人的亲善，对工会和经济公平的支持，可以追溯到他年轻时期和他的家族为在美国享有平等地位而做出的斗争。金生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初期，成长在亚特兰大奥本大街（Auburn Avenue）争取黑人商业区的时代。金的父亲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元老级的楷模，保护着马丁和他的兄弟姐妹的成长。实际上，金的家族历程未能逃脱贫穷和劳工剥削。马丁的曾祖辈中，至少有三位曾是奴隶。他的祖父生于1863年1月2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生效的第二天。
　　解放以后，威廉姆斯（Williams，金母亲的家族）一家和金的家族在一家白人农场干活，常常负债累累。他们生活困难，支付不起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和衣物；也不能保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享有真正的自由；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需要辛苦的劳动。当詹姆斯·金不停辗转各地，做佃农赚取工资时，马丁的祖母迪莉亚·林赛（Delia Linsey）一直伴随左右，并为白人洗涤和熨烫衣服以补贴贫困家庭的日常开支。金的外祖父，A.D.威廉姆斯（A.D.Williams）在锯木厂工作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个大拇指，便搬去了亚特兰大做苦役，以逃避农村的私刑和劳工剥削。金的父亲也逃离了佐治亚州的种植园区，背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在1913年来到城市谋生。
　　金的家族转而向黑人教堂求助，并在耶稣社会福音的帮助下摆脱了贫困和整个社会污蔑黑人道德败坏的影响。“我本质上是个牧师，一个浸信会（Baptist Church）的牧师。” 马丁在1965年解释道，“这就是我和我的传统，因为我也是浸信会牧师的儿子，浸信会牧师的孙子，浸信会牧师的曾孙。”同样的，他也继承了奴隶，佃农，城镇职工和宗教企业家的血统。在这样的血统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种族方面的歧视，这种歧视一直都阻碍他们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历史学家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和斯坦福大学研究与教育学院（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有关马丁·路德·金的文件中强调，黑人基督教社会福音要求，所有上帝的孩子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金的外祖父A.D.威廉姆斯和外祖母珍妮（Jennie），还有金的父亲迈克尔·金（Michael King）和母亲艾伯塔（Alberta）在亚特兰大成立了埃比尼泽浸信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从一小群教众开始，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大集团，不仅宣扬民权和选举权，还同时照顾教徒的社会福利。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年轻的马丁·路德·金自然对身边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困境感同身受。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亲带他去探望那些失业的人们，即使后来马丁批判了他父亲的实利主义，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对穷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在金的生命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马丁对贫富差距更加敏感。后来，这种感情被他形象地称作“反资本主义情结”。他亲眼目睹了等在救济队伍中的人们和经受着贫困的教众们的困苦生活。作为一个青年人，金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工作了一个夏天，目睹了贫穷和种族歧视对贫穷的白人和黑人所造成的伤害。在美国南方和北方，后来被金称为种族和阶级之间的“恶性亲情”仍然显而易见。
　　简言之，即使金确实有“中产阶级”风范，他的家族传统，他的自身经历，黑人基督教社会福音也为金制定了一个终生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金一直为工人阶级和穷人争取正义。金的大学教育也为了解这些不平等创立了一个知识基础课程。在15岁的时候，马丁进入了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并加入二战期间的早期入学计划。随着美国政府承诺对抗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金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课程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莫尔豪斯的校长本杰明·迈斯博士（Benjamin Mays），还有金后来遇到的许多其他人，推广了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对穷人的尊重，高度赞扬了他组织非暴力运动对抗殖民主义、种姓制度和劳工剥削的成就。即使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金仍然开始将宗教、学术知识和长期以来他的家族代表的激进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公平融合到一起。
　　金进入克罗泽神学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和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研究生院深造。那时，他就已经加入了特殊的一代人权活动家队伍。20世纪40年代的黑人学生和退伍老兵代表了那个时期更激进的民权意识主流，而此时，美国政府也许诺会在全世界颠覆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民权。这个非常时期，曾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作黑人革命的“播种期”。有组织的劳工在这次革命成果的巩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5年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立言论自由和工作组织权的法案。上百万的钢铁、汽车、肉类加工、电器、橡胶和其他基础产业工人加入到产联旗下的工会。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1944年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并写道：“产联为战后时代的平等权利提供了最大的希望。”
　　不幸的是，不断开阔的反殖民斗争和解放斗争的视野，以及工会和民权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二战后巨大的红色恐惧的破坏。红色恐惧逐渐侵蚀了民权运动和美国劳工运动的基础，阻止并缩小了在战争影响下不断扩大的视野。也有另一些人主张美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晚期的反共主义运动中为要求充分的民事权利发挥额外的杠杆作用。金和其他一些人说得对，如果美国想要成为全球自由主义的典范，就必须消除国内的种族隔离。这条评论的力量，以及在北方市区恢复黑人选举权的需求，促使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在美国军队中废止种族隔离，并且为非裔美国人呼吁民事和政治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也把这条评论记入了其历史悠久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决策之中，并将推翻种族隔离作为这个国度的一条法律规定。
　　然而，从劳工史的角度来看，专家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了红色恐惧在战后所造成的损害。在劳工运动的鼎盛时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和50%的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红色恐惧对劳工激进主义巨大的挤压消除了在对不同肤色的工人阶级动员中最持久和最激进的声音。它还阻止了工会向因低收入而难以组织的地区扩展，而这些地区都是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主要分布区。由产联在1946年发起，并充分组织了南方工人的迪克西行动（Operation Dixie），也许已经为民权改革创造了强大的工会同盟。然而，红色迫害，种族迫害，暴力和法律都限制了组织运动的权利，并使南方形成了反工会主义的堡垒。
　　没有工会，在南方的非裔美国工人，墨西哥裔美国工人，和欧裔美国工人就会缺乏改善工作条件，或建立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方法。正如本书第一部分中金的演讲所显示的一样，他清楚地明白在南方成立工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样做能提高工资，使非裔美国人和工人享有选举权，更能选出更多的亲劳工者当权，而减少其中的种族歧视者。他特别希望把“穴居人（Neanderthals）”从美国参议院中剔除，因为这些“穴居人”经常利用议员来阻止所有重大的改革。他相信，联合工会和民权力量能够使历史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劳工骑士，世界产业工人，美国煤矿工人，还有许多产业联盟，有时也会跟随异族劳工团结的道路，并留下一个以劳工为基础的颇有前途的社会历史变革背景。
　　但是，金也知道，美国工会运动有一个关乎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相互矛盾的特点。即使产联给予了黑人工人和妇女希望，但是，前美国劳联中的建筑行业工会（building trades unions）和铁路工人兄弟会（brotherhoods of railroad workers）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排斥或隔离少数民族和妇女工作者。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并没有要求工会使用其政府部门来禁止歧视。即使是加入了工会组织的产业中的黑人，也会受到本地人的联合排斥，他们被隔离，被迫当学徒，受着白人工人公开的暴力和歧视。据称，即使是不断前进的产联联盟也常把歧视性的工作任务和资历要求罗列在他们的合同里，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宪法条款中对平等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从20世纪30年代起，共产主义者和各种不结盟的劳工激进分子便开始同工作和社会中的种族隔离做斗争，并跨越人种和性别障碍组织妇女和男子加入工会。尤其是战后，这些劳工激进分子们开始逆流而上，对抗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潮流和冷战中的反共洪流。1946年，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当选，并强制实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雷法案（Taft-Hartley Act），此法案对瓦格纳法案进行了修订，以强迫工会领袖们发誓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并没有因为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而失去联邦选举监督保护。塔夫特-哈特雷法案用合法的政府机构束缚工会，并允许政府查封或取缔工会企业，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弱工会，以此方式让工人不加入工会却仍然可以从工会合同里受益。塔夫特-哈特雷法案也限制工会的政治行为，并对其他各种形式的工会组织进行破坏。
　　产联的工会从一开始就很抵制塔夫特-哈特雷法案，也不喜欢民主党总统哈里·S.杜鲁门，因为他的安全保障和反共的外交政策对启动冷战和红色恐惧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1948年的选举中，产联对联合渐渐失望，并要求所有的工会成员转而支持杜鲁门。当工会的选票促成了杜鲁门的胜利后，产联解散了十一个工会，据推测，这些工会都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拥有差不多100万的工会会员，而且一直都在支持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而华莱士一直都主张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歧也使得产联内部出现了两极分化。虽然工会也一直在向前发展，并达到了集团权利的最高点，但是强硬的反共主义路线把许多工会和金，还有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运动分离开来。
　　从1949年开始，工会组织给民权拥护者，比如金，展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一方面，工会取得了可观的合同收益，成为了主要的政治参与者，并为20世纪60年代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和民权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产联开除了一些在南方的民权斗争中最有影响的活动家，并在“共产主义政党路线”的指示下，查抄了如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工会（the United Electrical，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Union）等主要工会组织。
　　这些事情似乎与民权斗争并无太大关系，但是他们需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因为金为了建立一个劳工民权联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55年，产联和劳联合并，以创建一个更大更强的联合会，但是因为产联拥有500万名成员，而劳联是产联的两倍（而且产联濒于瓦解），所以如果劳联采取越保守的种族政策，便能在联合会中获得越多的领导权。许多工会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严重。红色恐惧使得劳联-产联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确立联系在一起，而这项政策金一直都很反对。
　　悲剧的是，在工会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和国际事务部主任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的领导下，劳联-产联积极支持美国，因为美国政府撤销了越南原定于1956年举行的选举，并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所痛恨的腐败的政府。洛夫斯通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合作，破坏欧洲的左派工会（leftist unions），推翻贫困国家，如危地马拉（Guatemala）的民族主义政府（中情局还帮助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导致该国冲突时代的到来）。劳联-产联成为政府外交政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强烈谴责那些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指责他们被愚弄了却毫不知情，还参与反对军事干预。
　　就在红色恐惧破坏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间劳工的团结之时，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让世界认识了金，也让金了解了世界民权联盟。在蒙哥马利，金在黑人和劳联-产联内外左翼领导的工会中找到了最强大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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