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联-产联——美国的“劳工中情局”
劳联-产联——美国的“劳工中情局”
文章1:美国劳联-产联的“劳工帝国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 2006年第4期
美刊《每月评论》2005年3月号发表了金•赛普斯题为《回复到劳工帝国主义?—论劳联-产联1995年以来的外交政策》的文章,回顾了美国劳联-产联在历史上的劳工帝国主义行径,并指出劳联-产联的现任领导层实质上仍在继续执行劳工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操纵第三世界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为美国霸权服务。文章主要内客如下。
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总之,劳联-产联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劳工帝国主义”。根据它的实质,将之冠名为“劳工中情局”毫不为过。
劳工帝国主义的简史
“劳工帝国主义”发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世纪初赛缪尔•冈拍斯任主席时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而不是1955年劳联和产联合并之时。劳联参与反对墨西哥革命的活动,接着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又在美国外交决策圈子内带头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发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联为控制整个西半球特别是墨西哥的劳工运动,企图成立一个泛美劳工联合会并得到当时威尔逊政府的5万美元拨款,但此举最后未能成功。
劳联在“几战”中恢复了1924年冈拍斯去世后一度中断的国际活动。当时它在欧州特别活跃,先是反对纳粹,后来转而反对各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力量一一共产党。在“二战”后的“冷战”中,劳联特工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广泛开展破坏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活动,然后又在欧州大陆长期开展推进美国利益反对苏联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由美国政府的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当中情局终止拨款时,他们就参与毒品交易。“二战”后劳联也恢复了它在拉丁美洲的行动,它先是通过反共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联)的拉美地区组织—美州区域工人组织开展活动并在1954年协助颠覆了危地马拉政府。古巴革命胜利后,劳联-产联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本地区的“挑战”,于1962年另设自己在拉美的行动组织—美州发展自由劳工协会,该协会为1964年和1973年先后推翻民主选出的巴西和智利政府的军事政变做了许多打基础的工作,而且也干预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英属圭亚那的内政。劳联-产联于1964年设立非州一美国劳工中心,该组织参加了反对南非反种族隔离力量的行动。1982年,劳联-产联向种族隔离合作者加夏?布特勒齐颁发“乔治?米尼人权奖”,此人为反对反种族主义的南非工会大会和解放运动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南非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劳联-产联干1967年成立亚州一美国白由劳工协会,通过后者在韩国积极开展活动并向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他镇压反对其独裁统治的各种力量。在1983年至1989年期间,劳联-产联提供给马科斯设立的菲律宾工会大会用以反对进步劳工组织“五一运动”工会的资金甚至多于它提供给波兰“团结工会”的资金。
总之,在乔治?米尼和莱恩?柯克兰担任主席期间,劳联-产联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从事反动的劳工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工会运动内部出现了一股可观的反对这种活动的力量,这股力量至少是导致约翰?斯威尼于1995年10月当选为劳联-产联主席的一个因素。
工会积极分子原指望他就任后会急剧地改革劳联-产联的外交政策。他初期的表现是令人鼓舞的,他于1997年解散了亚州一美国自由劳工协会、非州一美国劳工中心、美州发展白由劳工协会以及在欧州活动的自由工会协会等半独立的工会地区性“协会”,代之以长期以来由进步分子领导的、名称令人振奋的统一组织一一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简称“团结中心”;他还将许多长期从事冷战的分子调离国际部。这些变动加上一些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人斗争的若干积极行动,都是对其前任米尼和柯克兰的政策作出的原则性改进。
然而近年来的事态发展令人怀疑劳联-产联外交政策的改革能够走多远。有三件突出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劳联-产联拒绝公开其以往国际活动的真相;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卷入了企图推翻委内瑞拉激进的查韦斯政府的活动;劳联-产联支持并参加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的新的冷战型劳工机构。这三件事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拒不公开以往国际活动真相
劳工积极分子从一开始就展开斗争反对劳联-产联及其一些会员工会的反动的外交政策,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曾经成功地阻止美国工会支持里根政府可能发动的一次对尼加拉瓜的人侵。根据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分析材料,人们倾向于认为劳联-产联国际活动的决策者是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国务院等外部力量。但从1989年在《国际劳工研究简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研究工作者们陆续根据各自获得的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劳工运动的外交政策是由它自身决定的,不过他们同时也认可有相当多的证据披露,劳联-产联的国外活动是同中央情报局紧密配合、有利于美国的整体外交的,而且支持了白宫或国务院的多次行动的工会领导人一直以美国工人和工会会员的名义在国外进行各种活动,却有意识地向会员隐瞒实情,从不向会员群众汇报。因此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劳联-产联会员不知道劳联-产联在国外干了些什么和还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它在国外的活动几乎完全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针对这一情况,劳工积极分子们力图对劳联-产联的国外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会员群众中广为公布,以便教育他们并鼓励他们抗阻或制止劳联-产联领导继续进行反劳工的活动,这样也可恢复美国工人和会员在国际劳工中的声誉。弗雷德?赫希和他的同事们是第一批开展这项工作的劳工积极分子,他们克服重重阻力于1974年争取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湾劳工理事会通过决议揭露并谴责美州发展自由劳工协会支持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的活动。1998年他们借庆祝上述决议通过24周年和哀思美国及该协会支持的智利政变25周年的机会争取南部湾理事会通过一项“公布真相”决议,以加大反对劳联-产联领导层的对外政策及海外活动的力度,但未能成功。2000年英国政府逮捕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井将他驱逐出境送回智利,美国劳工积极分子借这个机会再次批判劳联-产联在智利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弗雷德?赫希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努力,终于争取到南部湾劳工理事会通过了“公布真相”决议并将这个决议提送给劳联-产联的州一级组织—加州劳工联合会,供其在2002年的双年大会上考虑。在该决议草案即将被大会通过之际,加州劳联执委会接受了一项安排(这看来像是一番“交易”):如同意“淡化”该决议草案,就可安排加州劳工积极分子同劳联-产联对外政策领导人会晤以郑重地讨论和审议对外政策及海外活动方面的问题。当时还达成凉解:如积极分子对这次会晤感到不满意,他们可以重新启动自己的努力。但大会通过“淡化,了的决议后,所承诺的会晤却拖延了15个月,直到2003年10月才举行。在会晤中劳联-产联对外政策的领导们回避实质性问题,没有应加州积极分子们的要求就其当前在全世界各国的活动提供任何信息和作出汇报,引起参加会晤的基层会员们的极大不满。
卷入反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的政变行动
在委内瑞拉,具有保守倾向的“委内瑞拉工联”同委内瑞拉雇主联合会紧密合作,于2001年12月至2003年2月间组织了四次总罢工和总罢市,力图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乌戈?查韦斯政府,其中特别是在2002年4月的政变中,委工联更起了关键性的带头作用,雇主联合会的领导人彼佳罗?加蒙纳甚至一度抢夺了查韦斯的总统职位。在此以前好几个月,委工联总书记卡罗斯?奥特加就已同彼佳罗加蒙纳结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一冉号召推翻查韦斯政府。
美国电讯工人工会(劳联-产联下属的一个重要产业工会——译者注)会刊的记者罗伯特?科利尔根据现场观察和广泛采访得出结论:“劳联-产联在委内瑞拉支持了一个反动的工会组织,因该组织一再企图推翻鸟戈?查韦斯总统并在此过程中损害了该国的经济。”美国的劳工积极分子们发现劳联-产联特别是它的团结中心(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同委工联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4月政变前,劳联-产联领导们曾带领委工联的会员们在华盛顿特区四处活动。我们从被揭露出来的文件和送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1997-2002年期间团结中心在委内瑞拉的具体活动情况。这个基金会是一个由美国国务院拨给经费、由长期从事美国外交政策事务的人员领导、表面上独立的行动机构。团结中心在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2002年1月至3月的季度报告中专门汇报了该中心的人员帮助委工联、委雇主联合会和天主教会开会制定共同反对杳韦斯总统的行动计划。前两个组织在3月5日的联席会议以后不到30天就发动了全国总罢工和政变。团结中心的代表同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根据国家氏主基金会自己的材料,它于1997年至2002年间共拨给团结中心70万美元,作为后者向委工联做工作的活动经费。
美国国务院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美国国务院于1999年5月20日创建了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它的宗旨与职能是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效地利用劳工外交的资源和政策以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向国务卿提供咨询,也可向国务卿和总统提建议。劳上外交政策高层领导人全都积极参加它的会议和工作,他们包括劳联-产联的主席和执行书记约翰、斯威尼和琳达、查韦斯?切普逊、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威廉?卢西、国际事务部部长芭芭拉?谢勒、团结中心执行主任哈里?坎伯里斯,还包括一些过去居于劳工运动高层现在活跃于其他领域的人物。
对于劳联-产联所从事的劳工外交,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局的国际劳工事物主任埃优蒙?麦克威廉斯在2001年7/8月号《外交》杂志上撰文评价说:“美国外交关系中那些有关促进工人权利和更广一泛地促进民主社会的方方面面(即劳工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在冷战中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劳工在美国政府遏制和打败共产主义的努力中提供了重大的政治支持。”他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层忽视了劳工外交,但“全球化给工人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富有活力的劳工外交可以再次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可贵的组成部分”。他指出,鉴于许多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可以成为美国外交有价值的盟友——今天(美国)劳工在制定和贯彻落实美国外交政策中可以扮演和冷战中同等重要的角色”。此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认为这种意见认识深刻、很有见地,在详细审阅了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题为《一个体面劳动的世界:新世纪的劳工外交》的第一份报告后,她在该委员会2000年11月8日的会议上宣称:“在担任现职工作四年后,我绝对确信,没有有效和有力的劳工外交就不会有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她还说:“你们或许不打算以这种方式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但我认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由于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布什政府将之改为常设机构。该委员会在“9?11\"事件以后于2001年提交的题为《劳工外交:为民主和安全服务》的第二份报告中,虽仍重中促进工人权利和民主的重要性,但主张劳工外交的重点应转移到“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认为只有在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时,工人权利才是最重要的。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把促进民主作为美国领导的反对恐怖主义、促进安定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持久努力的组成部分。”该报告在论及“穆斯林国家的工会”时指出:“这些工会是一个政治战场,因为它们是这些国家控制工人的思想、意愿和工作的政治代理机构和工具。”报告透露了美国劳工正在穆斯林世界开展工作,力图赢得这些国家工人的“思想和意愿”,因为“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团结中心的行动计划表明,一项旨在企业和产业部门两级培养工会领导人的政策是在穆斯林国家工人中灌输现代经济思想和民主政治价值观最有前途的措施”。这份报告一再强调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却只字不提劳联-产联对全世界工人福祉的关注,也完全看不出它有在团结互利基础上采取国际支援行动的意愿。
本文列举的事例表明,美国劳联-产联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反动的。为了保证美国的世界霸权,它在许多国家以及在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劳工运动中的所作行为都是反民主的。劳工领袖们大力促进和推广“民主”,声称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同安定、安全、繁荣互相联系的四大目标之一,但这是同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同的民主毫无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他们是在伙同美国政府利用这种“民主”来反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工人。
由此可见,劳联-产联不愿公布真相不是出于疏忽或失误,而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因为外交政策领导人害怕一旦真相大白,将在会员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应。劳联-产联通过团结中心领取巨额活动经费,积极卷入2002年4月的委内瑞拉政变。它不顾众多基层组织的一再要求,坚持拒绝向会员群众报告历次海外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遭到会员组织的公开谴责。更有甚者,劳工领导人积极参加国务院发起成立的劳工与外交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它的活动给美国政府带来可观的好处,但不利于美国和全世界的工人。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情况,劳联-产联外交政策领导人同样不讲透明性。他们不但在克林顿时期而且在布什政府任内都积极参加这个委员会,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斯威尼任主席的劳联-产联的劳工外交政策已回到厂“传统的”劳工帝国主义。
有鉴于此,除非能够态度鲜明地处理好劳联-产联最高领导层的劳工帝国主义回潮问题,否则,要对劳联-产联进行“改革”的任何努力看来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当然这不是惟一的重要问题,但却是一个寻求实质性变革而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劳工积极分子们必须就劳联-产联的外交政策问题考虑自己今后的行动,在这方而作出的抉择将深刻地关系到美国以及全世界工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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