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暴政就是暴政

　　大约在1776年前后，这块英属殖民地上的一些重要人士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在这个被证明有益于后世200多年的决定中，他们相信，通过建立一个国家，一个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象征性的、合法的统一体，不仅能从英帝国的亲信手中夺回对这片大陆以及对政治和各种利益的统治权，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能够防止潜在的叛乱发生，并营造出一种舆论氛围，使大众都支持这个新生的特权领导阶层来统治这个国家。

　　若据此来审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件天才的杰作。这些开国先驱们完全配得上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所受到的各种赞誉，他们还为现代人建立了最为有效的国家统治体系，为未来的领导人展示了把强制命令与家长式统治相结合的优越性。

　　从培根之变时算起，到1760年，在弗吉尼亚共发生了18起旨在推翻殖民政府的起义。而在从南卡罗来纳州到纽约的广大地区，共发生了6起黑人暴动，以及40次各种原因的叛变事件。

　　也是在这段时期，按照杰克·格林的说法，出现了一种“稳定、持续、有效并众望所归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力量”。到了18世纪60年代，这些当地的领导精英发现，完全有可能利用大多数的反叛力量，来进行反抗英国政府及其派驻在这里的政府官员的斗争。这并不是一场有意识的合谋叛逆，而是一个不断(对上述提到的那个重大决定)作出策略性响应的过程。

　　1763年后，随着“七年战争”(在殖民地称为“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战”)以英国胜利而告终，法国人被赶出了北美。雄心勃勃的地方统治精英们再也不会受到来自法国人的威胁了。他们只剩下了两个对手：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为了讨好印第安人，1763年，英国国王颁布了敕令，限令殖民地人民只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地区居住(即把山脉以西土地划归印第安人)。一旦英国人被淘汰出局，印第安人或许就更好对付了。随着事态的发展，殖民地的精英们虽然还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但他们正在日益意识到这一点。

　　打败法国人之后，英国政府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强对其殖民地人民的控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来弥补因战争造成的亏空，英国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它的北美殖民地上。同时，殖民地的商业贸易活动已越来越成为英国政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英国政府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利润。1700年的时候，它的利润约有50万英镑，而到了1770年，利润总额已累计高达280万英镑。

　　因此，北美殖民地的领袖们希望脱离英国政府的管制：而英国政府却越来越离不开殖民地为其创造的财富了。二者的矛盾就在于此。

　　对法之战带给将军们的是无尚的荣耀，而带给平民的却是死亡的威胁;商人们大发战争财，穷人们却饱受失业之苦。1720年时，纽约只有7000人。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达到2.5万人。一家报纸的编辑称，这些增长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流浪街头的“乞丐和穷人”。投往报社的大量信件都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提出质疑：“看看吧，街头市面上成桶成桶的面粉等着人们来买，可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却连做布丁的面都不够，这是为什么呢?”

　　加利·纳什在对城市税收条款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指出：到18世纪70年代初，波士顿5%的纳税人控制着整个城市应纳税金49%的财产。在费城和纽约，财富也变得越来越集中。英国政府的官方报告显示，到1750年，城市中最富有的人拥有2万英镑(约合今天的250万美元)的财富。

　　在波士顿，处于较低阶层的人士开始利用各种城镇集会的机会发泄他们的不满。马萨诸塞总督就曾写道：在这些会议上，“地位最为低贱的人……由于他们参加会议的人数不断增多，通常情况下占了大多数，以至于他们的得票数往往超过了乡绅、贵族、商人、贸易主以及其他的上层人士。”

　　波士顿的一些律师、编辑和上层的一些商人们，像詹姆斯‘奥蒂斯、塞缪尔·亚当斯等人，被排除在英国政府统治圈之外。他们组织了一个“波士顿决策委员会”，通过口头以及书面的形式“阐述并宣传劳工阶层的观点和主张，号召这些‘暴民’行动起来，以此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加利·纳什在提到詹姆斯·奥蒂斯时说：“他深感形势不妙，因为他们这些人受到平民的普遍厌恶，于是赶紧改变自己的形象，向公众的要求靠拢。”

　　我们已经看到了漫长的美国政治历史的开端：出于自身的需要，上层政治家们把底层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而这种政治上的煽动，并不完全是虚假之词，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些对下层人民悲惨境遇的理解和同情。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一项策略，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有效地被执行下去的原因所在。

　　1762年，詹姆斯·奥蒂斯发表演讲，抨击以托马斯·哈钦森为代表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保守统治者。他的这次演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律师为动员城市流动商人和手工艺人而进行演讲的范例：

　　像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必须以汗水和劳动来养家糊口。而且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名誉抛在一边，为了挣得一片糊口的苦面包，我们也不得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而那些任意支使我们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比我们高贵，他们的豪华和荣耀完全是剥削穷人的结果。……

　　在那些日子里，整个波士顿似乎到处都充满了阶级仇恨。在1763年的《波士顿公报》中，有人写道：“掌权的一小撮人‘极力宣扬’要使一个人地位低贱，就要让他一直贫穷下去”的政治主张。

　　在波士顿民众中积蓄已久的怨恨终于在1765年转化成一场反抗印花税的斗争。英国政府于该年颁布了《印花税法令》，目的是想把为扩张英帝国而进行的对法战争所花费的庞大费用转嫁到殖民地人民头上。那年夏天，一位名叫埃本泽·麦金托什的鞋匠，率领一群人将波士顿富商安德鲁·奥利弗的住宅洗劫一空。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又袭击了殖民地统治者、英国政府的代言人托马斯·哈钦森的住宅。他们手持斧头四处乱砍，把贮藏在酒窖中的美酒佳酿拿出来狂饮，搬走了豪华的家具以及其他值钱的物品。据英国殖民地官员报告说，这一事件是更大规模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要捣毁15家富商的住宅。就像“一场大抢劫，霎那间贫富悬殊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一下子都变得平等了。”

　　当时，针对富人统治者的骚乱比奥蒂斯想象得要严重得多。这种阶级仇视能否绕开民族主义的上层精英，而将矛头直接指向亲英的上层统治者呢?就在波士顿发生暴乱的同一年，纽约的一位人士在《纽约公报》上撰文说：“当为了一个人的奢侈和挥霍，而使99个人甚至999个人遭受贫穷的时候，尤其是，当一个人发财致富要以他的邻居沦为赤贫为代价时，你还会认为这是体现了平等吗?”革命领袖们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殖民地城市中的商人们要求获得政治上的民主：议院的代表会议要对民众开放;在立法院设立公众席位;为使选民对代表实行监督审查，要公布记名投票数。商人们想通过具有民主气氛的会议使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制订政策，平衡税率、控制物价，使商人和其他普通人通过选举获得担任政府职务的机会。

　　1776年，在宾夕法尼亚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一个秘密委员会鼓动选民“不要再投有权有势的大富人们的票……这些人更倾向于在社会中制造贫富差别”。他们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一个专门的权利议案，其中指出：对这种权利来说，少数人占有很高比例的社会财富，无疑是很危险的，它将破坏人类共有的幸福，因此，每一个自由的地区都有权依法进行遏制，防止出现这种财富的所有者。

　　在绝大多数人口生活的乡村地区，同样存在着贫富之间的矛盾冲突——那里的政治领袖们将利用这些矛盾来动员大众反抗英国政府。对于参加叛变的穷人则许以某些好处，而他们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得到更大的好处。18世纪40年代发生在新泽西的佃农暴动，18世纪50年代、60年代分别发生在纽约和哈得逊河谷的佃农暴动，以及纽约东北部的大起义(此次起义使得佛蒙特从纽约独立出来)，都已不再是偶然的零星事件。这些社会运动持续时间很长，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而且建立了与政府相对抗的政权。

　　在北卡罗来纳，一个由白人农民组织的“自订约章者运动”，在1766年至1771年这一段时间内，发起了反对富贵阶层以及腐败官员的运动。其间位于最北部的几个城市，则把运动的矛头直指英国政府。因此，这已不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了。这些“自订约章者”宣称自己是受富人和有权有势而心怀叵测的主人……“压迫”的“穷困而勤劳的农民”，是“地位卑微”的“劳动者”。他们尤其憎恨使穷人背上沉重负担的税收体制，还有眼睛专门盯着遇上麻烦的穷人，上门讨债并相互勾结的法官和商人。这些人虽然不代表契约奴和奴隶，但却是小业主、“占地者”和佃农的代言人。

　　18世纪6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的奥兰治，“自订约章者”组织起来举行反抗征税和没收欠税者财产的运动。官方称此次运动为“当地具有危险倾向的最大的一次叛乱”，他们计划调用军队镇压此次叛乱。此时，700名全副武装的农民迫使政府释放了两名遭逮捕的“自订约章者”领导人。在安森镇，一位驻守当地的民兵上校抱怨说，这是一场“就目前来说规模空前的大暴乱，它已威胁到安森镇的安全”。他们还纠集近百人破坏了一场镇法庭的审判。

　　所有的这一切迫使议会通过了一些温和的改革法案，但同时也颁布了“反暴乱”条例。总督决定用军队解决问题。1771年5月，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中，几千名“自订约章者”被训练有素、纪律严谨的政府军打败了。6名“自订约章者”被处以绞刑。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在发生暴动的城镇，这些“自订约章者”中仅有少数人后来成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而大部分人保持中立态度。

　　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来说，一些关键性的战斗能发生在北部，实在是很幸运的事。因为在许多北部城市里，当地的白人中间已经发生了分化;殖民地领导人只能争取到处于中间阶层的商人们的支持，这些商人们由于面对英国商人的竞争威胁，宁愿把赌注押在对英国政府进行的反抗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无产者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对法国战争之后，他们正处于饥寒交迫的失控状态之中。

　　在波士顿，伴随着底层阶级经济生活状况的恶化，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英国政府的叛变事件。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想利用这股力量进行反英斗争，同时也想控制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提出更多的要求。

　　波士顿一个名叫“忠诚九人社”的政治组织(参加者包括商人、造酒者、杂货店主和熟练工匠)于1765年8月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印花税法令》。他们以工匠打头阵，杂货店主从北区，商人和学徒从南区汇合在一起。参加游行的约有二三千人(不包括黑人在内)。他们闯到印花税吏的家中，焚烧了他的画像，在这些“绅士”组织下完成剩下的游行活动后，又有一部分人继续闹事，并捣毁了税吏的财产。

　　在随后举行的一次镇会议上，组织这次游行的领导人们批评了一些人的暴力行为和过激行动。由于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印花税法令》被迫取消。那些保守的领袖们也断绝了与暴动者的联系。在庆祝反《印花税法令》斗争取得胜利一周年的庆典上，这些领袖们(根据德克·赫尔德所说)邀请出席的不是举行示威游行的当事人，而“主要是波士顿的中上阶层人士”。他们乘车或坐轿去罗克斯伯里或多彻斯特进行丰盛的庆祝会餐。

　　英国议会决定对殖民地采取新的征税政策，但这一次英国政府的态度比较谨慎，以避免再引起大规模的反对活动。而殖民地的领袖们虽又一次组织了联合抵制行动，但他们也强调：“不要使用暴力，尽管他们是你们的死敌，但还是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塞缪尔·亚当斯建议说：“不要搞围攻，不要搞叛变，严禁使用暴力。”詹姆斯·奥蒂斯也说：“尽管饱受压迫，也不能采取暴力手段，要保持理智和秩序……”

　　英国政府向殖民地派驻了军队，这一举动直接伤害了海员和其他劳动阶层的感情。1768年后，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波士顿。当地民众和驻军之间开始发生摩擦。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士兵们就抢了劳动阶层人士的饭碗。1770年3月5日，制绳工人因为该问题就曾与士兵发生争斗。

　　人们聚集在海关前，开始向士兵挑衅。士兵首先开枪打死了一名叫克里斯珀斯·阿图克斯的黑白混血儿工人，然后又杀害其他一些无辜平民。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惨案”。由于英国政府宣布“波士顿惨案”的6名元凶无罪(其中两人只是被处以烙手和除名的惩罚)，使得人民反对英国政府的情绪更加高涨。英国士兵的辩护律师约翰·亚当斯将惨案现场的群众称为“由鲁莽的小伙子、黑人、黑白混血儿、爱尔兰茶客(Irish teagues)和各国水手组成的乌合之众”。波士顿总人口1.6万人中的大约1万人参加了惨案死难者的葬礼游行。为了平息众怒，稳定局势，英国政府被迫撤出了驻军。

　　征召殖民地的人民服兵役也是惨案发生的一个背景。整个18世纪60年代，在纽约和罗得岛的纽波特，动乱持续不断，影响深远。500多名水手、男青年和黑人在纽波特发动了骚乱。在“波士顿惨案”发生前6周，纽约海员同抢了他们饭碗的英军士兵发生了战斗，结果一名海员被打死。一 在1773年12月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茶团”的人乔装改扮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并将茶叶全部倒入海里。成立于1772年的“波士顿通讯委员会”，也是一个反英的革命组织，它从一开始就领导人民“反对英政府对茶叶倾销的垄断政策”(德克·赫尔德)。为了对茶团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英国下议院于1774年5月至6月间通过了一系列强制法令和马萨诸塞军事管制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组殖民政府，封闭波士顿海港，派驻军队等等。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法令的公布，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愤怒，继而爆发了抗议行动。

　　研究1776年前二十年反英斗争发展史的波林·梅尔在其所著的《从抵制到革命》一书中，着重强调了领导反抗运动的政治领袖温和的一面，尽管他们也希望进行抵制，但他们“又强调遵守秩序和采取克制态度”。她指出，虽然“政府官员和‘自由之子’社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中上层阶级”，但他们的目标却是把他们的组织向全社会范围发展，’要让工薪人士成为这个组织的基础。

　　在弗吉尼亚，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们意识到，不仅应该把底层民众拉进革命阵营里来，还要激起他们的反英情绪。

　　进步派人士帕特里克·亨利的出色口才派上了用场。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他四处演说宣传。他认为用口舌就能调动起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性，尤其是那些身处底层的人，在了解到自己处境悲惨的原因后，将会更加坚定地反抗英国政府。他还认为，在宣传用语上要含糊其辞，这样不仅能避免参加斗争的各个阶层人士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还能激励广大反抗人士的爱国热情。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出版了，它很快风靡了整个殖民地，这正印证了舆论宣传的重大作用。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独立的问题。他的言语质朴无华，稍有文化的人都能理解：“在每一块殖民地上，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貌，可是对殖民地(哪怕在被认为是最好的殖民地上)的统治却黑暗无比。”

　　在书中，托马斯·潘恩从1066年的“诺曼征服”开始，通过对英国君主制历史进行辛辣的批判，揭穿了“王权神授”的谎言。1066年，威廉一世摆脱了法国人，自封为英国国王。“一个法国人的私生子，凭借一股武装土匪的支持，自诩为英国国王，而不理会当地人民是否接受。他出身如此低贱，怎么会被授予神权呢?” .

　　在继续接受英国人的统治还是走向独立的问题上，托马斯·潘恩在分析了利害得失后说：

　　我反对与英国人进行和解，它只有一点好处，即殖民地大陆和大英帝国也许能连为一体。但我重申我的反对意见：独立带给我们的收益决不仅仅是一点，我们的谷物能从欧洲的市场上换回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口的商品要在我们指定的地点交纳关税……

　　托马斯·潘恩以殖民地参与的英国历次殖民战争为例，指出同英国结盟的弊端：这些战争耗费金钱，屠杀生命。托马斯·潘恩还逐步培养起民众的一种情结：“每一个被认为是正确的或是合理的事件都表明，独立才是正道。起义者流的鲜血、发自肺腑的哀怨都预示着‘独立的时候到了’”。

　　仅1776年一年，《常识》一书就被再版25次，数十万册被抢购一空，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读过它或是了解它的内容。当时有关对英关系的各种争论，都是围绕这本小册子展开的。在1750年至1776年间(《常识》正式出版之前)，在各地流传的《常识》小册子大约就有400多本。它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印花税法令》、波士顿惨案、茶团以及一般性的违法问题、效忠政府问题以及权利和义务等等问题。

　　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不仅表达了英国压制下的整个殖民地人民的心声，也在像约翰·亚当斯(他满怀爱国的赤诚，但又不主张极端的民主)这样的贵族阶层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约翰·亚当斯认为，平民议会应受到监督和有效的引导，因为平民议会“常常草率行事，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也往往是荒谬可笑的”。

　　托马斯·潘恩本人也曾是英国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人士”，他当过制绳工、小税吏、教师，后来移民到了美国。.但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托马斯·潘恩本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像1779年袭击詹姆斯·威尔森(反对价格控制的领袖，希望建立一个比1776年宾夕法尼亚宪法规定的更为保守的政府)住宅的民兵组织那样，是下层人士的代言者，他成了宾夕法尼亚最富有的人士之一罗伯特·莫里斯的得力助手，北美银行(罗伯特·莫里斯创建)的支持者。

　　后来，.在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中，托马斯·潘恩又一次站在了城镇手工艺人的一边，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政府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把自己完全献身给了这场革命的神话——即它似乎能够代表团结一致的广大民众。

　　《独立宣言》的发表又把这个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英国政府一步紧似一步的控制政策，如禁止殖民地人民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居住的1763年敕令、《印花税法令》、汤森法案(其中有关于茶叶的一项条款，还有有关驻军、波士顿惨案、封闭波士顿港、解散马萨诸塞立法会等多项措施)，使殖民地叛乱步步升级，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对此，殖民地民众的回应是，成立各种组织或召开许多会议：如反《印花税法令》会议、自由之子社、通讯委员会、波士顿茶团，以及直到1774年成立的大陆会议(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组织，但却是未来独立自由政府的前身)。

　　1775年4月，殖民地应召民兵与英国政府军相继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了战斗，大陆会议随即决定宣布独立。他们组织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负责起草《独立宣言》。该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是托马斯·杰斐逊。7月2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7月4日，正式予以公布。

　　此时，人民要求独立的情绪日趋高涨。1776年5月。北卡罗来纳通过了一项决定，并将它呈送给大陆会议，宣布脱离英政府独立，废除英政府制订的一切法律，建立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马萨诸塞的莫尔登镇也响应马萨诸塞代表会议号召，即宣布该州所有城镇脱离英国的控制而独立。在镇集会上人们一致要求独立：“……因此我们宣布与歧视我们的奴隶制王国脱离关系，与英国政府断绝一切隶属关系”。

　　“当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事件发生时，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宣布与英国政府脱离关系，……他们应该把一切都讲清楚……。”这就是《独立宣言》诞生的背景。在该宣言的第二部分有一段论述，读来铿锵有力，充满哲学意味：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之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确保此等权利，人民建立了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乃是经由被治理者之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之政府妨碍此种目的之时，人民有权改变或予以废除，有权建立新政府。……

　　接下来是对英国国王的控诉：“整个殖民地的历史，就是一部屡遭伤害和侵犯的历史，所有这一切伤害和侵犯其目标都很明确，就是要在各个殖民地施行暴政”。宣言控诉国王随意解散殖民地政府，独揽审判大权，派遣“大批贪官污吏剥削奴役我们的人民”，派驻军队，隔绝殖民地同外界的贸易往来，不顾人民死活而课以重税，发动镇压人民的战争，“调集大量的外国雇佣军进行镇压、封锁、实行暴政"。

　　所有这些：由人民执掌政权，人民有反抗和革命的权力，人民仇恨实行暴政和经济剥削，反对军队的侵扰等等，都写进了宣言里，它把殖民地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甚至化解了个人之间的恩怨，使之一致对外，共同抗英。

　　《独立宣言》所划出的统一利益圈明显地漏掉了一部分美国人。这就是：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和妇女。事实上，在《独立宣言》中，有一段文字专门控诉国王煽动奴隶动乱、挑起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争端：

　　他在我们内部挑起争端，他让边疆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到我们这里来定居，而他们打起仗来，不分男女老幼和现实情况，一切皆得而毁之。

　　早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20年，即1755年的11月3日，马萨诸塞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项文告，在该文告中，佩诺布斯科特族印第安人被称作是“造反者、敌人和叛徒”，如果一个人能交出一张成年男性印第安人的带发头皮，他将会被给予40英镑的奖赏。而一张女性印第安人或年龄不满12岁的男性印第安人的带发头皮，则价值20英镑……

　　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了一段文字，控诉英国政府从非洲贩卖黑人到殖民地当奴隶以及“企图对任何禁止或抑制这种罪恶贸易的立法进行压制”。表面上看，这段文字似乎表达了对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一种道义上的愤慨(杰斐逊本人是否真的厌恶奴隶制姑且不论，因为事实是，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还拥有着成百上千的奴隶)，而隐藏在文字后面的实质却是：随黑人数量不断增多(约占总人口的20%)，奴隶暴动对弗吉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南部殖民地的白人们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使他们的心理恐惧也不断加深。

　　因为奴隶主们并不愿意终止奴隶贸易，所以托马斯·杰斐逊的这段话便很自然地被大陆会议从《独立宣言》中删去了。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关于自由的这一伟大宣言之中，找不到对黑人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友好之意。

　　“人人生而平等”一句，看来也并非是要论述有关妇女问题。因为妇女也不包括在值得考虑的范围之内，政治上也没她们的份儿。尽管出于实际的需要，在家庭里，在农场里或者是在助产士之类的职业中给了她们一些权力，她们仍然是被排除在享有政治权利的范围之外，有关公民平等权利的主张中也没有她们的份儿。

　　用他自己的盾说，《独立宣言》所谈的只是局限在有关64 美国人民的历史白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这个范围之内的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要责难那些起草和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们，他们不过是坚持了18世纪享有特权的男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正是由于改革家和激进分子们对过去表示不满，所以他们常常受到责难，说他们从旧政治时代继承的东西太多——有时他们确实如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宣言有关人权方面以外的一些东西上，也并非要谴责当时道德方面的失败。因为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这样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只是尽量去理解《独立宣言》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起到它的作用的，即它是如何把一些美国人动员起来，同时又撇下另外一些人不管。确实，鼓动性语言能创造出一种安全可靠的舆论氛围，现在我们还在使用它。在“良好”的舆论氛围下，不仅尖锐的利益冲突得以掩盖，人类中的大多数被忽视的状况也被隐藏起来了。

　　《独立宣言》的真实内涵在于：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升阶层需要征召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150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事实上，在签署《独立宣言》的人士中间，69%的人曾是英国政府手下的殖民官员。

　　“忠诚九人团”成员之一的托马斯·克拉夫茨，是反对同英国开展武装斗争的保守派代表。正是他在波士顿市政厅的阳台上宣读了这篇震古烁今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发表之后4天，“波士顿通讯委员会"下令全体城镇男青年到公共操场集合，准备接受挑选，应召入伍。。征召的结果是，富人掏钱免去了兵役，穷人却不得不入伍当差。这种情况引起人们的不满，他们高喊：“暴政就是暴政!它从哪儿来，就让它滚回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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