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讲，马歇尔计划是一个经济计划。战后初期，尽管美国对西欧国家实施经济援助的原因很多，但经济上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战后的美国存在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如何实现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过渡，如何通过对外经济扩张，扩大国外市场，实现国内经济持续繁荣和高水平就业，就摆在了美国领导人面前。另一方面，战后西欧经济凋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来自外部的援助，这就为美国战时繁荣形成的过剩产品和剩余资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销售市场和投放场所。这样，美国的经济扩张意图和西欧的经济困顿就挂起了钩，马歇尔计划也就应运而生。然而，在实施马歇尔计划的过程中，美国却高举理想主义大旗，有意无意地淡化美国的利己动机，刻意标榜自己行为的高尚与无私，美国外交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美国外交传统：理想主义掩饰下的实用主义

　　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1] 施莱辛格在此所谓的美国“国家特性”，就是美国人始终用一种狭隘而顽固的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同时又用一种灵活的、多重标准的实用主义方式去从事外交实践。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并始终贯穿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

　　纵观美国历史，高唱理想主义是其一贯的手法。长期以来，美国最突出的对外政治宣传就是美国负有维护世界和平、民主和自由的神圣责任。因此，高唱理想主义理所当然地就成为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首选招牌。战后初期，美国推行对苏遏制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保卫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捍卫西方文明。同样，美国援助西欧也出于同样的理由。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山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中称：“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共同建立一种不受高压统治的生活方式。”[2] 他认为，“自由制度的崩溃、独立的丧失”不仅对希腊和土耳其这些国家“是一场灾难，而且对世界也是一场灾难……世界各自由民族巴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其自由。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领导责任犹豫不决，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3]1947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专门委员会报告中称，美国之安全不仅与威胁任一自由国家之危险息息相关，而且与这些危险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息息相关。无论何时，只要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略强加于一个自由民族，都将削弱美国安全和国际和平之基础。如果美国支持一个独立正受到威胁而热爱自由的民族，那么，其他民族也会坚定其维护自由之决心;相反，如果美国忽视对这样一个民族的支持，那么，其他民族可能会因极度失望而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失去信心。因而，美国必须勇敢地担负起维护自由世界的这一责任。[4]1947年6月5日，一向以务实著称的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也没忘了把维护世界自由制度看作是美国的政策目标。他说：“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在世界唤起合理经济的再生，为自由制度创造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5]美国《1948年对外援助法》在阐述欧洲复兴计划的必要性时，同样高唱其倡议不单是出于本国利益，还因为“欧洲的现状危及持久和平的建立，危及普遍福祉、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联合国目标的实现。欧洲国家个人自由、自由制度和真正独立的恢复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稳定的经济形势和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确立以及欧洲国家不依赖临时外援的健康经济的实现。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欧洲复兴计划”[6]。

　　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是美国常打的第二张牌。战后，尽管美国所追求的目标很多，“但其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击败共产主义”[7]。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因素”，是“异端邪说”，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的最大敌人，是同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的。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的价值观和宪政民主体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它们已经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谁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就等于谁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谁就是美国人民的公敌。因此，击败共产主义就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击败共产主义的最佳办法就是铲除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在战后欧洲经济失调、政治困顿的背景下，美国援助欧洲的目的“在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生气和健全经济，因为经济失调使欧洲社会极度脆弱，很容易使一切极权主义运动在欧洲社会混水摸鱼，现在俄国共产主义正要钻这个空子”[8]。用杜鲁门的话说：“极权制度的种子因痛苦和贫困而生，在贫穷和纷争的劣土中蔓延、生长。”[9]美国的责任则是将这种“罪恶的种子”消灭在萌芽状态。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解释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真实意图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并不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而是要对付经济崩溃和民主政治崩溃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可能导致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的发展”。[10]乔姆斯基在此所说的“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就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美国看来，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从这一意义上说，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是一张招牌，但却是一招制敌，因为在反共主义根深蒂固的美国，没有什么比宣传共产主义威胁更能激起美国人“同仇敌忾”的情绪。1947年2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会议上的讲话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在美国激起的反共浪潮就是明证。1948年4月2日，当美国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时，英国外交部官员迪金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通过政府议案时，显然，“(美国)国会舆论把欧洲复兴计划看作是在西欧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一个非军事计划，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复兴计划”。换句话说，与其说马歇尔计划是援助西欧经济复兴，倒不如说它是美国在西欧对付共产主义的一个手段。善于打“反共牌”是美国惯用的伎俩。

　　然而，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外交传统的精髓。美国总是在高唱理想主义的背后，行现实主义之实，而且美国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总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在不同时期，随着美国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决策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侧重点有着不同的界定。在美国步入超级大国之前，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考虑。到了二战后，美国则将其霸权地位的稳固视为其重要国家利益，其中，经济霸权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于美国的这种实用主义，美国学者约翰·艾肯伯瑞精辟地指出：“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是基于非常现实的观点，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性对美国能否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美国学者约翰·沙特克在剖析美国民主外交的现实主义性质时也认为：“美国推行促进民主的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愿望，即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惟有民主治下的开放社会才会为稳定而公平的经济发展提供最佳的机会。”然而，在战后美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面前，这种所谓的“公平机会”是美国的，而不是其他国家的。

　　不管美国在战后初期对西欧的援助是出于维护自由、民主制度，还是打着反共主义的招牌，抑或是出自维护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这种高调的背后，美国真正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换句话说，国家利益向来是“山姆大叔”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话说：“我们需要学会用我们的外援来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

　　二、转嫁危机的现实必要性

　　战后初期，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仍处于良性运转状态。以出口为例，1946年，美国净出口增加部分占非政府开支总增加额的近1/5，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7%。到1947年第二季度，即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讨论最激烈时，美国的净出口达到124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4%。1947年，美国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仍达到约162亿美元。同年，美国进口的产品和劳务只有约87亿美元。因此，1947年美国进出口盈余(顺差)为75亿美元。进出口额和顺差成为衡量美国经济良性运作的重要标尺。

　　然而，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暗藏着危机。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过渡可能面临的困难。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林顿·韦尔斯就曾指出，战争结束后，美国“将面临极其艰难的国内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如何维持战时扩大了的工农业生产规模和水平;如何在保持现有就业水平的同时，安置大量复员军人。面对维持经济繁荣和增加就业机会的双重压力，美国政府深深意识到，要缓解上述矛盾，单靠美国的国内市场是远远不够的，美国还必须借助于广阔的国际市场。因此，“在战后世界中，国际贸易的扩大必不可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强调指出：“在寻求对战后经济的重新调整时，我们确实需要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在创造有利于互惠贸易和充分就业……的环境条件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通过国内外扩大了的市场机会，我们才能将美国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增长规模、就业水平和生活标准建立并维持在令人满意的程度之上。”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产过剩。由于美国是战争期间本土没有遭到破坏的国家，加上连年风调雨顺，美国在战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和其他消费品。1947年4月28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从欧洲回国后，对欧洲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提到了欧洲形势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欧洲不断发生的政治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困难的反映而已。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矫正，不仅欧洲将在1948年初面临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衰变，而且对美国的影响将是出口锐减、过剩物资积压，从而导致美国经济萧条。”在他后来的“5月备忘录”中，克莱顿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欧洲危机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如果美国不尽快大量提供援助，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将压垮欧洲。这一局面除了对世界未来和平与安全具有可怕的含义之外，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直接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我国过剩产品将失去市场，失业、经济萧条以及由于欧洲欠美国大量战债而造成美国预算严重不平衡也会接踵而至。” 他接着具体解释说：“我们的赠予产品主要是煤、粮食、棉花、运输设施和类似物品。除了棉花，其他产品都是美国过剩产品。美国的棉花生产再过一、两年也将出现过剩。”

　　其次，就业问题。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千百万战士要解甲归田，要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的就业压力。由于战时工业的转产和大量军人的就业需要，美国失业人数从战争结束时的80万迅速攀升到1946年3月的270万。虽然到1946年底降为210万，但就业压力仍十分严峻。这一失业大军成了美国国内的一大不安定因素，美国人民要求就业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缓解国内压力，1947年6月22日，白宫向新闻界发表了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进一步向美国民众说明对外援助对美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杜鲁门在声明中指出：“美国正在或可能向外国提供的援助，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是每一个美国人严重关切的事情。我相信国外生产的恢复不仅对朝气蓬勃的民主，而且对建立在民主和自由基础上的和平都非常重要，这一点大家必无异议。这种援助对世界贸易也同等重要，因为美国商人，农民和工人会从大量出口中获得实惠。” 杜鲁门在援助西欧的动机上绕了一大圈，但这番话最终落在了“美国商人、农民和工人会从大量出口中获得实惠”这一主题上。这一实惠对工人意味着什么呢?无非就是保证就业，因为出口减少必然意味着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人失业。

　　第三，物价飞涨。1946年春天，美国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28%，批发价格指数上升了25%，比一战后的上升速度还快。养活三口之家的工人实际收入从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半年间增长了415%。这一高通货现象自然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因而，罢工事件不断发生。在战后一年里，美国的罢工出现高潮，最著名的是1946年5月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待遇、平抑物价。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商业部的《现代企业概览》描述了美国国内对经济不稳定的普遍担心：“现有的大量现金存款和流动债券往往被看作是通货膨胀前的繁荣和经济崩溃的征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情况一样。” 美国在战时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到1947年底已大部分消失，低水平收入的家庭已用光了战时积蓄，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内需持续低迷。1948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1947年，1/4以上的消费单位和差不多一半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家庭已不再拥有流动资金。”

　　第四，来自外部的冲击，即世界各国从美国进口的萎缩。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让世界各国的“黄金桶”翻了个底朝天。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硬通货短缺，黄金和美元濒临枯竭，许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外汇管制，严格限制用捉襟见肘的硬通货从美国进口。这样，美国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因外国从美国进口能力的减弱而加剧，从而使美国人对美国能否继续维持高就业和高水平生活更加缺乏信心。

　　这种担心不仅来自普通老百姓，而且也来自美国决策层。从1947年初开始，美国决策者已预见到美国可能出现更大的经济衰退，同时也担心，欧洲用来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美元的短缺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需求的前瞻低迷。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欧洲持续的美元短缺和收支困难，不仅可能阻碍健康自由的国际贸易关系，并因而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长期的不利后果”。 1947年春天，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也表示，在未来一年内美国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出口盈余的实际下降将对美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产生令人沮丧的影响。这一影响有多大，将取决于其他经济力量的方向和实力，但如果出口下降碰巧与国内经济的脆弱重叠，那么它对美国生产、价格和就业的影响可能会十分严重。这些初步结论所包含的意义既对世界复兴和稳定关系重大，而且也可能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在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在巴黎开会期间，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也提醒马歇尔国务卿：“美国在未来18个月之内将经历经济极度萧条。”

　　美国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马歇尔计划第一个年度计划实施期间，美国果然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大衰退。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到1948年年中，尽管有对欧洲的“援助”，美国的出口仍比前一年下降了20%。从1948年第四季度到1949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生产指数下降了十个百分点，结果导致国民生产总值(GNP)下降了五个百分点，失业率从1948年的3.8%上升到1949年的5.9%。 美国国内需求的持续低迷对欧洲人也是灾难性的，必然导致欧洲向美国出口进一步困难。1949年前两个季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五个百分点的结果导致美国从西欧国家进口下降30%”。而且，在美国从西欧进口减少的同时，欧洲人从美国进口却在增加，因而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美元收支缺口。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对美国的贸易总赤字从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7亿美元上升到1949年第二季度的大约11亿美元。西欧靠美元收入支撑的美元进口比率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49年头两个季度的16%。

　　三、西欧经济困顿与美国的责任

　　面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压力，美国开始加大向欧洲出口的力度。还在1947年6月，克莱顿在提到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的动机时就明确表示：“美国媒体(之所以)大量宣传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原因就是“美国需要出口市场”。 在马歇尔计划启动后，负责管理援助事宜的经济合作署也心领神会，因为此时美国国内某些地区的经济已经衰退。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也要求政府各部门利用一切机会为美国失业率超过12%的所谓“特惠市场区”开辟贸易渠道。严格来讲，经济合作署在建立之初并不是一个采购部门，而只是对外国采购有批准权和融资权，受援国有权自由选择供货商。然而，到了1948年11月，美国驻欧洲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指示经济合作署驻欧洲各国代表团团长，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政府提出的援助请求和购货意向加以整理，迅速上报经济合作署。哈里曼还指使这些使团团长向各国说明美国的“特惠市场区”政策，并建议他们“向外国政府解释，在这些领域采购对外国购货商也许更有利，因为这些领域的公司眼下并不是满负荷运转，因而可获得更合适的价格和更好的供货服务”。

　　西欧各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对美国的这一“解释”作出了积极回应，从目前解密的档案看，尚无从考证，但1949年美国向欧洲的货运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1949年底，经济合作署坦承，虽然在1948年马歇尔计划并不一定是对美国出口的一个直接刺激，但从维持国内就业的角度看，1950财政年继续援助计划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美国从1948—1949年度对西欧的援助中尝到了甜头。用经济合作署副署长小理查德·比斯尔的话说：“在这一年夏天的转折关头，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194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复苏就不可能发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在1950年1月也承认：“在1949年上半年，抑制美国工业生产下滑的因素之一是根据欧洲复兴计划而扩大了对西欧出口。” 然而，该理事会在此不愿提到的是，尽管扩大出口无疑对当时的美国经济很有利，但对维持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收支平衡是十分不利的，美国的自私和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战后西欧的困境除了战争和天灾因素外，美国人也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落井下石”是美国政府的一贯作风。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美国参战之前，美国通过《租借法》和大批军火定单，大发战争横财，刮尽了各国的“黄金桶”。仅以英国为例。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由罗斯福总统签字生效后，为了加快《拨款法案》在国会尽快通过，当时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约见新任英国驻美大使洛德·哈利法克斯，催促他动议将英国在美国有代表性的资产卖给美国，以换取美国国会的信任。于是，隶属于英国古尔陶公司的一家分公司——美洲黏胶股份公司被选中，以远远低于实际的价格卖给美国，换取了被丘吉尔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尚法案”——《拨款法案》的通过。 同年，在《英美互惠贸易协定》中，美国要求英国开放市场，取消国际贸易中的各种歧视性待遇，消除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障碍。当时，许多英国人就担心，美国制造商会乘机入侵英国和英联邦市场。 到战争结束时，新上任的英国工党政府发现自己在海外债台高筑，总债务高达27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欠美国的债务。1947年7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首相艾德礼呼吁，英国不能仅作为“哀求者”。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英国必须制定新的对美贸易政策，在满足国内工业需求的同时，应优先开发并向美国出口美国短缺的资源，这些创汇资源不会与美国成品进行竞争，容易赚取美元。 7月底，由于英镑兑换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贝文不无抱怨地对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说：“如果美国给我们由于美国涨价造成的贷款购买力差额10亿美元，就能帮英国渡过难关。” 8月2日，贝文再次对美国迟迟不出手援助发出警告，他对道格拉斯说：“时间因素至关重要。法国到12月底将困难重重。如果用完美国和加拿大的贷款，英国在1948年1月左右亦复如是。如果美国援助来得太迟，后果将是可悲的。” 由于美国的援助遥遥无期以及英镑兑换的持续压力，出于无奈，8月20日，英国财政大臣道尔顿不得不宣布停止英镑兑换。日益恶化的财政危机给英国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英国工党政府出现了信任危机，英国国内对政府财政经济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2月，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艾德礼首相辞职，转而支持外交大臣贝文。

　　美国对传统盟友英国之伤害尚且如此，对西欧其他国家如何是可想而知的。1946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对欧洲重建提供贷款时规定，美国对欧洲国家提供的美元贷款都是限制性贷款，贷方必须在美国购买产品和劳务。 还是在1946年，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当时的法国总理莱昂·布卢姆亲自跑到华盛顿，为法国争取了6亿美元的贷款，但前提条件是：法国必须购买美国战后滞留在法国的剩余物资。后来法国人发现，这6亿美元刚好够支付美国在法国境内的这批剩余物资。战后初期，虽然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了价值约9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单单1946—1947财政年，美国就通过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而实现贸易顺差75亿美元。而西欧国家的经济却是雪上加霜，欧洲主要国家同年的总赤字高达50亿美元，这还不说较小的国家。这一赤字主要来源于从美国进口3000万吨煤，每吨交货价格为20美元，折合6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200万吨细粮，每吨交货价格超过100美元，折合14亿美元;所有货物的运费平均为总费用的22%到23%。虽然说西欧需要美国的援助，但这并不是说，欧洲人愿做“冤大头”，明知美国进口产品和运费高，还要从美国进口。其实，西欧国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一再声言要少从美国进口。1947年6月13日，法国驻美大使博内在与马歇尔谈话时显然表现出了对欧洲赤字因进口美国产品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担心。他认为，欧洲由于缺乏食品和原料而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所以，进口这些产品不应再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增加负担。他不无顾忌地说：“重要的是，在重建期间，欧洲国家应少从美国进口煤，从而减轻国际收支压力。” 博内的这一顾忌也可以从1947年4月21日SWNCC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得以证实。该报告在总经济方案一部分写道：“1947年，美国进出口盈余75亿美元。在这75亿美元中，私人短期贷款和私人与政府短期贷款仅占大约4.5亿美元。大部分盈余都是由于政府融资和从国外套购的现金和黄金。”

　　美国不仅从西欧大量套购黄金和美元，而且还落井下石。尤其是在马歇尔计划启动后，美国严格限制西欧与东欧的传统贸易。从传统上看，西欧更愿与东欧贸易，因为东、西欧在进出口产品上可以优势互补，东欧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也较美国低。但出于利己动机，或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是出于阵营利益，美国严格限制东、西欧之间的贸易。《1948年对外援助法》明确规定：“禁止向受援国提供那种可用来为任何非受援欧洲国家生产产品的产品，美国拒绝向这些国家发放这种产品出口许可证的目的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 这样，西欧国家原打算通过与东欧传统贸易伙伴互通有无，并以此降低对美贸易逆差、减轻美元短缺压力的希望就此破灭。可以说，出于阵营利益或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美国牺牲了西欧各国的国家利益。对此，就连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导致欧洲复兴希望破灭的诸多因素非任何人所能控制”，但“美国也担负一定的责任” 。那么，美国的“责任”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美国大量套购欧洲盟友的外汇和黄金有关，也与美国打压东、西欧贸易有关。

　　对美国这些落井下石的做法，就连与美国有着特殊感情的英国人也多有抱怨。1947年6月24日，还在克莱顿与英国内阁成员在英国首相官邸举行闭门会谈期间，英国财政大臣休·道尔顿对英国的财政状况进行了回顾。他认为，在过去六个月里，英国的状况在急速恶化，标志之一是提款速度迅速飚升。他们原想利用贷款使英国渡过最困难时期，但是这笔贷款到年底就会用光。在寻找原因时，他首先提到，从美国进口物价的上涨使英国人整整一年手足无措。英国批发价在1947年上升了40%，这样就使美国贷给英国的37.5亿美元实际上贬值了10个亿，这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的英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仅如此，加拿大和阿根廷也一直在向英国追要欠款，以支付英国从这些国家和第三世界进口的产品。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更是不客气地指出，英国日益面临着赚取外汇的困难，其中有美国落井下石的因素。他提到拉丁美洲的进口限制和美国最近取消从英国进口亚麻布和纺织品合同，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英国的美元短缺。

　　更有意思的是，1948年，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向英国提供的援助折合9亿英镑，但有一半以上的物资是英国根本不需要的，其中包括烟草、蛋粉、干果和鲜果，单此一项就占将近6亿英镑。后来，美国又向英国输送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糖，主要来自美国在古巴的糖厂，而英国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自治领获得这些糖，价格也更便宜。更有甚者，经济合作署竟然还把价值5000万美元的鱼运往英国这个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的岛国，实在令英国人哭笑不得。1949年，美国财政部为了利用援助砸开英镑区，消除英国的关税壁垒，以利美国对英国贸易，以终止援助为条件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镑贬值，由1英镑兑换4.03美元降至1英镑兑换2.8美元。仅此一项，英国从1949年1月到9月中旬的损失就折合50亿美元，占英国美元总储备的1/4。 英镑贬值后，有2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被迫实行货币贬值，这就为美国垄断资本进一步廉价吞并、收购西欧各国的工业及其殖民地的原材料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难怪英国学者艾伦·米尔伍德这样评论说：“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美元短缺不应归因于战后的困难。马歇尔计划并不是要提高欧洲经济的复兴速度，也不是为了阻止已处于混乱和日益恶化经济困境中的欧洲人摆脱饥饿，而是为了维持已经处于暴富状态的国家新的、野心勃勃的经济、社会扩张政策。”

　　四、结语

　　1951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宣布马歇尔计划正式结束。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复兴的贡献以及它的政治、战略影响，我们在此姑且不论。单就美国而言，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经济战略角度看，通过援助西欧，美国实现了对西欧经济的掌控，结果导致西欧各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日益加深，从而为后来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西欧结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当然，这一结果也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和西欧“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埋下了隐患。从实际经济利益看，尽管美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随着194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扩大对外贸易就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经济合作署掌控着援助物资的采购权、调拨权和对应基金的发放权等权力，这就为美国随心所欲地向西欧倾销过剩产品、滞销产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整个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有2/3的西欧进口物资来自美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47年美国出口总额为145亿美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却要求工业品出口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为了打开西欧市场，美国通过与西欧各国签订双边和多边协定，通过鼓励国内剩余资本和过剩产品向西欧转移，挤压西欧的市场空间。这样，美国既阻止了西欧国家因经济困难而日益缩减进口准入的趋势，为美国商品和资本扩大了海外市场，又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从而缓解了美国国内经济重组的压力。对于美国究竟从对西欧贸易中赚取了多少美元，从西欧及其领地攫取了多少战略储备资源，经济合作署一直讳莫如深，美国财政部有关档案至今也秘而不宣。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马歇尔计划缓解了美国从1948年起的经济危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1950年1月发布的《公报》中略见一斑。该《公报》称：“1949年上半年，抑制美国工业生产下滑的因素之一是根据欧洲复兴计划而扩大了对西欧的出口。” 这大概也可算是对美国以援助为借口而行实现国家利益之实的一个注脚吧。在此，笔者更愿借用英国学者阿姆斯特朗的名言作为结束语：“美国资本的根本利益就是保证美国出口有尽可能大的市场，并在国外能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自由投资，特别是在那些为得到原料而必须进行投资的地方投资，这就是战后美国政策的特点。”

　　注释：

　　[1] Jr.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6, p.52.

　　[2] World Peace Foundation,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7, Vol. IX, pp.6-7 .

　　[3][9] Joseph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February 21-June 5, 1947,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5, pp.273-274, p.274,

　　[4][5][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47, Vol. I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208-209, p.238, p.225, pp.209-210, p.234, p.231, p.232, pp.264-265, pp.220-221, p.309, p.281, p.275, pp.230-234, pp.252-253, pp.209-210, p.248, p.269.

　　[6] Jr.Arthur Schlesinge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Vol.1, Part I,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3, p.72, p.87.

　　[7]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in Foreign Affairs, Sep./ Oct., 1998, p.30.

　　[10] Noam Chomsky, On Power and Ideolog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p.28.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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