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是当今世界冷战残留最严重的地区，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地缘战略共同作用。美国是对东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战争对美国发展的影响，对我们认识美国的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及军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每一次重要亮相，每一次影响提升，都与大的战争有密切关系。曾4次担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说，面对战争，“一个政治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屠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美国人并肩作战的一位英国军官写道，“美国人就是解析家，他们对待战争如同对待任何其他大买卖，将它分解至种种基本成分，撇去表面的东西，界定各类任务和职能，将每个人当做要在某种复杂的工业流程中起一份特定作用的人那般予以训练。美国的基本训练体制有如一条传送带，不过终端输出的是士兵，而不是汽车。”[1]

　　一、战争是美国成长、强大及称霸的推手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时总面积只有132万平方公里。此后到1899年美西战争结束的123年中，美通过购买、战争及谈判等手段，将领土扩大到今天的937.26万平方公里，其中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约300万平方公里。美国经历的大的战争都对其国力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其中，通过参加二战，美国确立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取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霸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控制世界、谋求霸权的征程，把对外行动纳入反共、反苏、称霸的大战略中。在美国针对苏联的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中，双方军事上严重对峙，世界被全面大战和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美国多次卷入地区局部战争，或通过代理人进行热战，争夺霸权。对美军而言，“冷战”也是一种战争形态，冷战和有限战争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

　　1962年版美军《作战纲要》，把战争分为三种类型，即“冷战”、“有限战争”、“全面战争”。根据有关纲要的阐述，使用军事力量也是冷战的手段之一，军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行动，以遏制他国控制对美有重要利益关切的国家，或对美直接使用武力。据有关统计，从1945年到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对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约有125次，平均每年2.8次。朝鲜战争(1950至1953年)和越南(1961至1975年)战争这两场发生在东亚的战争，是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这段时间内，美国直接投入最大、同时也是对美国影响最深的两场局部战争。朝鲜与越南战争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已先后进行了四十多次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平均每年4次左右，比冷战时期的对外动武频率高出很多。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参与或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主要有：海湾“沙漠盾牌”战争、波黑战争、“9•11”事件之前的反恐行动、对伊拉克的“沙漠之狐”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引发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些战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美国步入信息和新经济时代。

　　二、战争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美国发展壮大的进程中，战争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每次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的特定影响，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很多变量。总体来说，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涉及战争的规模、时机、科技和经济增长周期等诸多因素。

　　在美国工业化开始的阶段，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约50%，南北战争使一大批奴隶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特别大的推动作用，“解放了国家的潜在力量”。[2](211)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战争开始后相当长时间内与交战双方做生意，贸易迅速发展。从1914年6月到1917年6月，美国外贸顺差从4.3亿美元增加到35.6亿美元。美国正式参战之后，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强力拉动GDP的增长。1937年，美国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2%，1945年上升到60%。同时，由于战争对科技创新的极大需求，一批批军事科技新产品诞生。它们在战后向民用方向转化，其中包括喷气飞机、核能源、计算机、雷达、GPS等。这些项目推生出新的行业，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得以保持长期的动力。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有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两类。有时候短期影响是正面的，如刺激内需、增加就业、拉动GDP增长等。但有时候短期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如导致赤字增加、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股市下跌、汇市下跌、石油价格上涨等。战争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走势，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的中长期走势。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发达，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经济发展规律本身的影响变得很突出。经济增长有自身的周期，战争只能提前或延缓经济周期高潮或衰退的到来。研究表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扩张期的延长起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朝战终结虽把美国经济送入衰退，但此时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了14个季度。越战前几年，战争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但后来由于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负担加重，通货膨胀上升，再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最后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这时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变成了负面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看似把美国经济拖入低谷，但当战争爆发时，冷战已经结束，里根增长周期已经持续了31个季度。不难看出，二战以后的战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有很大的相关性。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长期影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美国来说，由于大国关系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因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通过战争获得大规模直接的经济收益日益困难。而在二战后追求世界霸权的长期努力中，美国越来越体会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掌控全球政治、经济及金融秩序对美国维护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所谓对秩序的掌控，实质上意味着美国对全球能源、资源的定价权，意味着美国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持续拥有权，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困难和金融危机的不平等权力。保罗•波斯特说，金钱是战争的力量源泉，战争还是一项经济事务。他在《战争经济学》中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作了非常有见地的论述。事实上，战争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有关战争的决策都是国家大战略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战争是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否要发动或参与战争，前提条件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不改变其相应的国际地位就会限制其发展的地步。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地理、军事、组织、士气、结盟等都对一国的相对实力产生影响，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经济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始终是从经济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军事冲突的。”[3]

　　美国在冷战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改变国际地位和国际秩序，而是维护有利于其保持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实力优势地位的国际秩序。经济利益是战争所要获取的各种利益中的一项主要利益，政治权利往往只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在一场战争的所有经济目标中，最为重要是夺取敌对国的物质财富和控制敌对国的资源和市场。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美国要通过对伊拉克动武推倒萨达姆、控制伊拉克，取得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并将此视为控制整个中东油气资源的一个步骤。美国总统小布什曾毫不隐晦地说：“如果世界富饶的石油资源落入萨达姆手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损失”。[4]不仅如此，中东位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接合地，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中东的战争或和平势必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环境及其作为一个安全的金融投资区的地位。由于欧盟是美国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竞争者，如何在军事安全上把控中东的局势，就成为美国在与欧盟国家进行经济金融竞争过程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王牌。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弊关系，战争的经济获益者也各有不同。军工及能源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战争的最大获益者。军工及能源利益集团凭借其巨大的财力，对美国的战争决策施加非常大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内有相当一批官员与军工及能源产业有着密切关系，小布什曾担任得克萨斯州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其家族就从事石油业，可以说他的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在20世纪中叶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开始大规模出现，目前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美国公开或秘密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有约十万多个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承包商在发战争财。这些企业被认为是美国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部分，以军火为主导，但并不只包括战争武器、弹药和运输。五角大楼承包商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飞机及主要零部件;船、驳船和码头;太空车;卡车、拖车、突击车和其他车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导弹;燃料、油和润滑剂;发动机、涡轮机和元件;交通运输和搬迁;通讯和检测设备;信息化和电信服务;数据处理设备、软件和信息来源;研究和开发;设备维护、维修和重建;结构和设施建设;政府设施管理经营;专业服务、管理和援助;食品和饮料;医疗服务设施。如上所述，这里包含了所有产业和服务，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目标和用处都指向战争。这支战争承包商队伍的领头人是强大的军火制造商和专门为战争服务的产业和服务链。

　　专门研究美国军工企业及游说集团的西班牙学者贝尔特雷切说，最近20年，军工系统成为“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动机，以破坏和死亡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撑。五角大楼的这些大承包商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等是战争的主要受益者。2004年的一项报告显示，50个最大承包商获得了五角大楼全部合同收入的一半数额，排在最前面的十大承包商获得38%的收入。[5]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需要军工集团的帮助来解决巨额竞选费用。贝尔特雷切指出，军火商游说团体牢牢掌控着美国国会、国防部和其他重要的权力部门，它们和华尔街一样，是真正的美国政府。为了达到大量推销军工产品的目的，这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寻找合法的、蛊惑人心的理由，“保卫国家”、“反恐战争”、“维护民主”和其他空洞语句成为不断扩张的军备竞赛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借口。“爱国义务”让任何人道主义或者社会牺牲变得理所当然，而媒体则担负起宣传责任，为军事主义和干涉主义正名。

　　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特别是现代战争日益呈现高科技化、信息化、局部化以及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和虚拟化的条件下，战争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发动的战争及军事干预情况看，美国经济并未因多次军事行动得到很大刺激。相反，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例如，“9•11”后的反恐战争致使美国背上沉重包袱，美国主权债务已经突破16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标准。[6]为了应对财政上的困难，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在公布新军事战略时，宣布在今后10年内削减48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7]

　　三、保守主义势力是美国战争机器的发动机

　　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是美国意识形态最有力的吹鼓手，也是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点，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再一次突显出来。安纳托•利文指出，“9•11事件使美国的沙文主义的民族情绪膨胀”，“21世纪初，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将是推广基于美国信念的价值观”。[8]中国有学者也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没有显示出正在淡化其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相反，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努力地在世界追求民主和人权”。[9]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国家，尽管美国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美国意识形态不以某种政治信仰为基础，而是以“美国信念(AmericanCreed)”为核心、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精神、以自由民主及个人主义为价值的结合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面对不同的对手，美国意识形态强调的重点及要应对的敌人并不相同。立国之初，美国的敌人是英国。后来，为了把美洲变成美国的美洲，西班牙成为美国主要的对手。第一次大战爆发一段时间后，美国把敌人锁定为德国等同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经过一段时间彷徨，决定站在反对德国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阵营一边。冷战时期，美国的敌人成了苏联共产主义。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认为德国和日本对美国构成严重经济威胁，“已成为美国潜在的对手”。[10](201)“9•11”事件后，美国把矛头对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反恐战争打了十多年后，美国国内又出现新的议论，认为恐怖主义其实也谈不上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随着塔利班政权被打垮，围绕美国是否要将军事打击的重心从阿富汗转移到伊拉克，小布什政府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有关战争要往哪里打的争论中，强硬的保守主义分子发挥了重要影响。国务卿鲍威尔军事经验丰富，曾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他不热衷对伊拉克动武，而主张对伊采取谨慎的政策。[11]面对恐怖袭击之后的新形势，鲍威尔认为，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优先选择模式应该是：美国领导+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多国部队协同。他相信，美如这样做，既能掌握战争的领导权及战事进程的主导权，又能显示它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传统保守势力在小布什政府内的代表人物，他们与鲍威尔观点不同。他们强调，只要萨达姆掌权，伊拉克就不可能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动用武力对伊拉克实行“政权更换”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被认为是进攻性民族主义者，坚信世界政治总是霍布斯式的事务(HOBBESIANAFFAIR)，关注的焦点是运用美军事实力，打败对美安全的威胁。

　　同传统保守势力立场基本一致、但又更加强硬极端的是新保守主义势力。时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副国务卿博尔顿是这一派的领军人物。新保守主义刊物《旗帜周刊》的主编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是此派的理论家和吹鼓手。这些民主帝国主义分子将俾斯麦的现实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的道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深信美国应该利用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改造世界、传播民主，致力于国家建立。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将服务于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将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而打垮萨达姆，并在伊扶持民主政府，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是给中东带来民主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与传统保守势力都主张推翻萨达姆，属于强硬的保守主义阵营，形成了打伊联盟[12]。小布什总统掌权时期，新保守主义分子大行其道，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小布什总统公开宣称，伊拉克战争是新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还肩负着中东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重要使命。[13]围绕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要不要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显然压倒了温和谨慎派。2002年11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对零票通过关于伊拉克问题的1441号决议，要求伊接受无条件的检查，在3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的报告。美坚持只能由美裁定伊是否履行安理会决议，联合国方面认为应由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做报告，然后再由安理会开会作决定。美国竭力主张打伊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声称，安理会决议案虽不包含自动授权美动武的内容，但也未说明一旦美认定伊违犯决议，美必须征得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才能对伊动武。国际社会则普遍认为，美国如要对伊拉克动武，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授权。鲍威尔等也主张，没有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采取军事行动缺乏依据。2003年2月5日，也就是美国打伊前夕，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发表讲话，举证伊拉克从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以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授权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决议。①这是温和派做出的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即使是这一次外交努力，后来也被证明被强硬保守派“劫持”了。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美派出多支调查小组查遍伊拉克各处可疑地点，但最终毫无所获。2003年10月，美调查小组向国会提交报告，称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4年1月，调查小组负责人突然辞职，并公开称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几乎都错了”。[14]2003年3月美对伊拉克发起军事打击，美在10年过后仍未能拿出萨达姆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的证举。很显然，小布什政府当时为了找到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借口，捕风捉影，搞了“莫须有”一套。仅仅依据其所认为的伊拉克是邪恶国家，然后按照“先发制人”的理论，就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最无辜的是10万伊拉克平民，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成为冤魂。2004年11月12日，鲍威尔向小布什总统递交了辞呈。据美国媒体透露，鲍威尔本人在去纽约向安全理会举证之前，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所谓情报也颇怀疑，感觉其证明萨达姆研发并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服力不足，“后来他承认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所陈述的所谓证据很不舒服。”[15](211)美国专家指出，在小布什的班子中，鲍威尔始终不属于“核心内阁”成员。相比之下，传统上应该身处外交圈外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其副手沃尔福威茨却似乎在外交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16]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教授丹纳认为，小布什视恐怖分子为仇恨美国自由的最大邪恶，相当成功地将争论集中在如何对待打击恐怖分子及萨达姆的形式及程序等问题上，迫使政治及外交上的对手基本上按照其设想在转。[17]

　　综观美国历史，在围绕战争决策的争论中，保守强硬一方往往占上风。其主要原因在于，保守分子重视设计公众关注的议题，精于抢占道义话语权的高地，善于把握舆论导向的焦点。他们总是把对手描绘成邪恶的、对抗民主的、反对自由的、违背人权的，与美国信奉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18]无论是里根总统把苏联说成是“邪恶帝国”，还是小布什总统把伊拉克、伊朗、朝鲜说在是“邪恶轴心国家”，他们的手法都如出一辙。在他们的描述中，他们的目标是崇高的，旨在“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19](472)由于美国自认在宗教上是上帝特别挑选的子民，在价值观上是善的化身，加之在军事上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面对传统或非传统等现实及潜在的不同类型的挑战及威胁，美国总是选择“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或是采取强有力的姿态和狂热的解决方案”。[19](97)无疑，这显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轻蔑、文化传统的抵触和政治制度的敌视。

　　四、美公众对战争失策的反思往往不会持久

　　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虎头蛇尾，留下的都是烂摊子，引起美国各界普遍不满。时事评论家威廉•帕弗说，“美国政府公然不承认国家主权作为法律的基础，世界势必陷入无政府权力斗争的危险。”[20]一些评论指出，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可能使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四处燃烧起来，亲西方的约旦及沙特政权受到威胁，并使大多数阿拉伯人仇恨美国。”[21]法里德•扎卡利亚称，在反恐战争中，“美在军事上做得不错，但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战略，结果美国杀了一些原教旨主义分子，却又喂养了一批新的原教旨主义。”[22]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指出，“军事力量继续保持重要地位，但霸权主义者注重军事实力，会使我们对我们实力的极限视而不见。一味注重单极和霸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实现它所求结果的能力限度。”[23]斯蒂芬•哈尔帕等认为，美国如今“发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很孤立，反美情绪迅速上升，美国的安全环境更加危险和复杂。”[15](296-297)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南希•索德波格说，“作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不能仅仅依靠其超群的军事实力，而必须精明地综合运用经济、道义、政治和军事实力。”[16]小布什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甚至引发了人们对其智商的质疑。[10](91)“几乎每个人都明白布什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是愚蠢的、不必要的战争，而他对战争经营不善使这场战争更加糟糕。”[24]

　　一旦战争遭遇挫折，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及对政府的批评就会逐渐高涨。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教授丹纳指出，“当美国的努力遭遇不可避免的挫折之后，公众的热情将很快消失。”[24]但是，美国人的记忆往往是短暂的，他们热衷于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为了明确战争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面对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种种难题，要迅速得出正确的决定，必须具有天才的洞察力，因而真正做出了正确决定并掌握了战争进程的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26]美国军事分析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指出，“一个国家支付扩张代价的意愿取决于它的国内制度，取决于政府支配国家资源进行外部扩张的能力。”[27](112)罗斯福的战时参谋长曾总结道，“罗斯福真正驾驭了战争。我们只是工匠，依据总司令交给我们的大战略蓝图构筑明确的战略模式。”[28]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政治人物本身特质的差异，并非每个政治人物都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恰恰相反，历史表明，美国的政治人物对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喜好及冲动。奥巴马上台后，承诺尽快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大幅调整小布什的外交及军事政策，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回顾奥巴马上任总统后的一个多任期，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和平总统”，根本没有停止对外动武。美军在利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开展军事行动，许多无辜平民死于美国战火。2013年8月31日，奥巴马发表最新声明，宣布将对叙利亚发起军事打击行动。2013年7月27日，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朝鲜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纪念活动上称，朝鲜战争并非打成了平手，代表自由的一方赢得了胜利，因为韩国当前经济实力远超朝鲜。然而，奥巴马的观点并无逻辑。否则，如果仅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难道人们可以说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吗?

　　应该说，除了学术界这些年对美国到处动武有不少批评，美国政府内一些官员对战争能否真正解决美国关切的问题，也不乏反思。美国在2012年对利比亚问题的干预模式，是观察美国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干预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就明显不如英国和法国那样热情高涨。虽然在摧毁利比亚防空系统和提供精密武器方面，美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前线行动中欧洲人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现象也说明了美国非常想将欧洲的防御责任以及向欧洲周边地区施加西方影响力的责任转移给欧洲。2011年2月25日，正当美国与其盟友悄悄讨论是否对利比亚危机采取有力回应时，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西点军校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29]盖茨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国家安全官员之一，而且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曾对伊拉克及对阿富汗大举增兵，因此他的上述言论引起极大关注。奥巴马政府在军事打击叙利亚问题上迟疑不定，这表明他也不能不考虑军事行动的局限性。

　　今后若干年，美国重返东亚所带来的大变局可能成为东亚形势的基本特征。美国领导人对亚太新战略进行了多次阐述，从美国对这一战略的用词变化及相关内容不断调整可见，美国的亚太战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没有定型。①奥巴马强调，“虽然美国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军规模将会缩减，“但世界必须知道，美国将维持其武装部队的军事超强优势，美军将保持灵活性，准备应对各种紧急事态和威胁”。[30]从中美两国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挤”走美国，而美国也不可能孤立和搞垮中国。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表示，“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和动态的管理。”[31]有学者认为，美国正在谋划构建针对中国的亚太安全秩序，即以美国为领导，美日、美韩同盟为第二梯队，依托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提升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对此，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阿利森认为，奥巴马应考虑一下约翰•F•肯尼迪前总统所说的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之间“维持现状的不稳定规则”的一种版本，这涉及有关战略利益的定期对话，并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在对方的后院采取挑衅行动。

　　奥巴马推出的所谓新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不仅美国的亚太盟国各有各的难处，就是奥巴马自身在美国内也面临严重掣肘。2013年10月，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在预算问题上争斗不休，导致政府无钱运转，奥巴马被迫暂时关停部分政府机构。他也不得不因此取消原定出访亚洲的行程，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和在文莱举行的东亚领导人峰会。

　　五、美国不断发动战争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分析国家利益，以及进一步分析威胁来源以及程度，可动用的战略资源，形成其扩张性国家安全及军事战略。[29]美国陆军军事学院1983年版《军事战略》将国家利益表述为保持生存、领土完整、经济繁荣和世界秩序几个方面。这构成了指导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基础。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于，取得绝对的霸权优势，长期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模式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并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萨缪尔•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美国战略意义》一文中阐述美国的战略意义为：维护美国全球头号大国地位;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国家;保护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实际利益，主要是在波斯湾和中美洲的实际利益。综合分析，美国不断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没有真正能与美国匹敌的对手，因此美国能够有效应对战争长期化带来的风险。对于准备和实施战争而言，就是要在综合国力对比的大背景下，重点比较双方的显示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包括：现实军事实力、经济与科技实力、政治实力和盟国或友好国家的支援能力等四个方面的要素。2010年12月9日韩国国防技术品质院出版报告《国防科学调查书》显示，在8个领域的25个武器体系方面，综合评价主要16国的技术并由此排名中，美国在指挥控制、通信、监视、侦查、机动、舰艇、航空、太空、火力、防御和其他(包括软件)等领域全部领先。因此，美国处在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遍布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特别是面对阿富汗、伊拉克及利比亚这样微弱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实在太大。

　　第二，选举政治迫使政治人物“讨好选民”与“做点什么”。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伸，政治计划是目的，战争是手段，必须把政治目的同进行战争联系在一起，决不能把手段与目的分割开来。”美国的政治围绕选举进行，政治人物关心的头等大事是能筹到用于选举的金钱，并在选举中得到选票。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说，民主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对外事务上的意见大多是极其混乱的，在外交政策上作决定时考虑的纯粹是国内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政治人物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他们谈论外交或进行外交活动时，更关心的往往是在国内造成的政治后果，而不是他们的言行在对外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美国媒体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由两党并存的社会空想家制定，这些人花了多年时间才挤进权力中心，上台之后全力推行各自的宠物计划。这些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人为了让自己上台费尽了心思，他们不可能建议约束军事行动”。

　　第三，以美国例外论为核心的特殊使命观。美国人有这样一个观点，上帝选择他们来到北美大陆，赋予了他们一个特殊使命，即在北美大陆上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来自欧洲大陆的加尔文教义和来自英国的清教主义对美国公众民族认同、美国意识及开国之初的政治家们影响巨大，他们把宗教自由、个人权利、重商主义等思想从一开始就融入国家行为之中。“美国例外”及“天定命运”等思想既被孤立主义者奉为圭臬，也是扩张主义鼓吹者的外交政策源泉。后来美国出现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近年出现的新保守主义等外交思想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哪个“主义”，目标都是“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32]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苏联解体、环球独强的大背景下，力图在世界推行美国模式的民主价值观，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很强的进攻性。

　　第四，议会对总统进行战争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托克维尔在18世纪30年代对美国进行考察后指出，“在美国，被推选为公务领导人者，也许会时常不讲信用，也许会常犯错误，但他们却不敢与大多数人故意为敌。”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只有乔治•华盛顿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声望，才能使美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虽与英国开战，却不与法国结盟。在欧洲各国议会制度中，一般来说，议会就是选民，因为内阁如果失去议会的多数支持就会垮台。而在美国，各区选民往往是由特别厉害、特别能吵嚷的少数派或称院外集团构成的。根据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宣布战争的权力更多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凯南指出，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设计得很差，“在执行雄心勃勃而有深远影响的对外政策时，要以讲究实际的态度考虑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与之适应的那些特点。”[33](141)

　　第五，右翼团体及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的操弄。在1992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上，曾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宣称，“我们代表的才是美国”，“民主党人是普通美国人的敌人”。“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高举“新美国世纪”的口号，似乎任何不赞成用强硬军事手段搞定伊拉克的人都不是爱国者。美国政治领导人的需要与利益集团的需要相互交织、相互利用，结果民意遭到操纵和玩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保守主义派就进行了一场持续而成功的政治游说，使得美国选民相信，通过纳税支持军事设施的建设是他们的爱国义务。

　　第六，对在全球进行能源、资源利益争夺的追求。能源及资源已经成为引发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都是围绕石油进行的。罗马俱乐部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中，对人类生存必需的资源、能源等支撑人类发展的能力，做出了悲观预测，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前景。在缺乏外界约束的条件下，关于资源的争夺将愈发不可调和，围绕石油资源的争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

　　第七，从边缘及外围对核心国家进行防范的战略考虑。分析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外军事行动，可见其军事打击对象往往是“边缘地带国家”，即力图通过控制核心国家的外围，最终对核心国家形成钳制。美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警告说，“如果你不注意边缘地带，它就会发生变化。你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边缘即为中心。”正因此，美国把控制“边缘地带”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军事打击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从北非、中东、高加索到南亚的国家。[27](109)

　　第八，美国的纯志愿兵军队也是美国乐于发动战争的一个因素。这是美国在国内控制舆论与应对战争的声音的有效手段。志愿军是当代美国国家安全秩序的特征之一，它使得美国频繁诉诸武力的行动在政治上获得了可能。战线过长，以致包袱太重，是大国兴衰的一个主题。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国和190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都曾面临“帝国战线过长”问题的困扰。它们的海外利益如此广泛，很难同时保卫。同时这些利益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它们又不愿放弃。其结果是，它们要保护的利益与它们的实际能力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最终导致帝国崩溃。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美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仍无对手，但“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美国全球利益与它所承担的义务的总和目前已经远远超过它能同时保卫的能力。”[2](578)“遏制战略”的炮制者乔治•凯南早就强调，美国跌跤最多、摔得最痛的那些事件都与军事有关，过分强调军事因素而忽视政治因素，其结果是所做的反应过分军事化了。“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上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33]然而，综观历史，对美国领导人能否抵挡住因发动战争所带来的种种诱惑，人们不能不保持怀疑。

　　(原题：关于美国的战争特性及其影响。作者系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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