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呼吸！”政治博弈下的美国乱象

韩亚栋

最近，世界各地的民众正难以置信地见证着发生在美国的一切——

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男子死亡，“我无法呼吸”的乞求传遍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创下悲剧性的记录，超过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所有冲突中因军事战斗而死亡的人数；在最需要合作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宣布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美国媒体刊文称，这些事件呈现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的严峻局面。

如何看待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事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美国问题专家袁鹏。

“我无法呼吸”是美国少数族裔在种族歧视下挣扎的真实写照

Q

日前，46岁的非洲裔美国人George Floyd在街头被白人警察用膝盖压住颈部达七分钟之久，Floyd一直乞求“我无法呼吸”，直至不省人事。此后美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当地时间5月29日，示威者聚集在白宫外。

袁鹏：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屡见不鲜。这次之所以引发如此大规模抗议，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警察暴力的视频画面在网上传播，击中了弱势群体心中最脆弱的神经。Floyd濒死前不断乞求“我无法呼吸”，成为美国少数族裔在种族偏见和歧视阴霾下喘息挣扎的真实写照；第二，10万多生命死于疫情，民众饱受痛苦、倍感压抑，借此事件表达情绪。纽约州州长科莫称，此次抗议浪潮同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难以分开。

挑起这次抗议的深层原因，还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美国没有令许多国家头疼的“民族问题”，但“种族问题”则伴随着美国历史。从美国内战到民权运动，黑人问题始终是美国最突出的种族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民权运动后，看似黑人的政治地位问题得到解决，但并没有解决社会地位的平等问题，各种歧视依然严重存在。2008年奥巴马胜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令美国黑人欢欣鼓舞。但奥巴马在解决种族问题上作为有限，令美国黑人多少有些失望。特朗普上台被视为“白人蓝领”的胜利，在种族问题上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通过废除奥巴马医保、美墨边境修墙等举措激化了种族矛盾，非洲裔、拉美裔美国人活得比较压抑。这次疫情，黑人死亡比例明显高于白人，穷人死亡比例明显高于富人。疫情期间美国没有爆发大规模抗议，不等于人们不愤怒，非洲裔男子惨死于白人警察膝下的事件，让积蓄已久的社会情绪迎来一次大爆发。虽然特朗普极力淡化，把它说成是一个地方性事件，诿过于民主党州政府，但其影响已辐射全美。

国内政治因素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罪魁祸首

Q

最近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破10万，感染确诊人数突破170万，数字之高远超他国。作为世界上科学发达、医疗技术先进、医疗设施完备的国家，美国的防疫效果为何是这样？

袁鹏：面对疫情大考，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仅不能领导世界应对危机，还辜负了自己的人民”。超过1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是一波令人震惊的死亡浪潮。其惨象超过“9·11 事件”，死亡人数超过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和。更加令人揪心的是，这场危机迄今为止仍没有缓和的迹象。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北京时间6月1日8时32分左右，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8万余例，死亡10万余例。

美国抗疫不力，值得检讨的地方很多。此次疫情暴发恰好赶上美国大选年，两党明显把疫情与选情挂钩。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上任以来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好的，失业率减半，股市翻番，这一切成为他谋求连任的最大筹码。如果采取严厉的防疫举措，势必重创美国经济，冲击华尔街股市，这是特朗普政府不愿乐见的，所以疫情初期一直在救人和救市之间犹疑，甚至一度把救市摆在救人前面。后来疫情发展远超其想象，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然而他的措施要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要么随意性太强，完全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章法。更要命的是，他指挥不了各州，民主党也要玩政治。双方都把选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次要位置。国内政治因素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罪魁祸首。疫情会对接下来的总统选举造成多大影响，现在还不好说。但如果疫情导致经济衰退、股市下跌、失业率上升，势必对特朗普的选情造成冲击。所以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复工复产，实际上又是为了选举。

“美国优先”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

Q

从“断供”到扬言退出，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世卫组织动作不断，不断抹黑别国。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袁鹏：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追求单边主义、漠视多边主义，追求自私自保、弱化全球责任，此前已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等。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再次凸显了其极端狭隘的自私自保，应该说不令人奇怪。但这次“退群”还有一个明显的政治考虑：对于抗疫不力的责任，光打中国不行，必须连上世卫组织一起打，才能成功“甩锅”。

疫情在全球泛滥，好比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在以特别的方式警醒各国：理顺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但迄今为止的结果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政要，不是积极推进全球化加强全球治理，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远太深；不是寻求国际合作解决医用物资短缺等问题，而是狭隘地推动所谓“脱钩”“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从世卫组织撤资、退出，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这只能让美国在国际上继续失分，包括德、法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看不下去，很多欧洲国家都是多边主义的坚决捍卫者。

美国对华战略近年来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美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动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对华进行全方位遏制。而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止为因应中国崛起带来的力量转移，更意在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冲击。一些美国政客耿耿于怀的，也正是中国制度对美国制度的深刻挑战。此次疫情应对过程中，中美两国表现的巨大反差进一步刺激美国一些政客打压中国的制度。

五大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在政治上集中体现为两党恶斗

Q

如何看待美国国内目前的政治形势？背后反映出美国社会哪些深层次矛盾？

袁鹏：近20来尤其是近5年来，美国已经变了，变得不仅外国人不认识了，而且美国人自己也觉得陌生。比如曾经高呼“历史的终结”的知名学者福山，开始不断批评美国已经进入制度的“衰败”。究其根本，美国社会已经出现很深的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五大社会矛盾。

5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新华社

一是族裔矛盾。过去主要体现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现在主线还是黑人和白人，但也延伸出白人和拉美裔、白人和非洲裔、白人和亚裔、以及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近些年来，由于少数族裔人口的上升速度超过白人人口，传统的美国白人愈发觉得这对自己是一大挑战。美国保守派学者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出版《我们是谁？》，论述“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种种“挑战”：墨西哥裔移民及拉美裔化，将使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不断萎缩，最终成为一个“拥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的国家”。族裔矛盾不解决，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的精神之根必然萎缩。

二是阶层矛盾。“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99%对1%”的口号，就是美国阶层矛盾激化的真实写照。不少美国人忧心忡忡，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流动性降低的时代。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切蒂（Raj  Chetty）的最新研究：美国社会的“绝对流动性”，即下一代比其上一代父辈们收入高的几率，从几乎可以肯定的90%的水平，降到了抛硬币一样的50%的水平；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扩大；在美国几乎所有地方，黑人孩子向上爬的通道都更为艰难。过去那种靠白手起家也能当官发财的说教在美国越来越没人信了，教科书上讲的那一条美国社会流动性似乎不管用了。

三是代际矛盾。不同年龄段的人之间因利益诉求、成长经历、人生追求不同，也产生深刻的矛盾。青年人希望学费减免，中年人需要工作，老年人关注医保。青年人喜欢桑德斯，老年人喜欢拜登，中年人尤其是蓝领白人中年人倾向特朗普。

四是地域矛盾。“阳光带”“铁锈带”“冻土带”，不同地域之间也日渐隔阂。东西海岸各州拥抱全球化，内陆各州则多主张“美国优先”。美国50个州，大约40个州恒定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竞选的结果，最终由八九个摇摆州决定，“红州”“蓝州”日益固化、形成对峙。这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最鲜明体现。

五是性别矛盾。既体现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美国妇女受到长期的、系统的、广泛的、制度性的歧视，各种公开的、隐蔽的性别歧视现象触目惊心，也体现在对于所谓的“彩虹族群”（LGBT）上的态度不一，民主党、共和党对此就分野明显。

五大社会矛盾不是平行存在，而往往是交织叠加的，在政治上集中体现为两党恶斗，以及联邦和州之间的不协调，进而导致美国政治极化“处在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时期”。兰德公司研究人员蒂莫西·希斯撰文称，“两党在很多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每个政党内约三分之一的选民认为另一党对国家的未来构成威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则表示，目前两党已“视同仇人”，美国政治已“超级极化”。此次疫情期间很多措施不能落地，跟这种极化政治有极大的关系，任谁也不好解决。

“美国生病，别国吃药”无助于其自身问题的解决

Q

有美国媒体评论称：“曾经，美国带来的是希望的故事；但是近30年后，美国的故事陷入了困境。”对此你怎么看？

袁鹏：对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政治恶斗，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痛心疾首，呼吁进行改革。但这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选举制度的改革、利益集团的角力等等，一时间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精英希望通过向外部转移矛盾、树立敌人来迫使两党缓和对立情绪。但“美国生病，别国吃药”的策略，显然无助于其自身问题的解决。

纵观美国历史，独立战争后，美国国父们以宪法为基础的改革，奠定了美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内战之后，形成了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完成了美国的初步崛起，并且经由一战，确立其世界强国的地位；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罗斯福新政确立现代福利资本主义的模式，此后经由二战，实现了从强国到西方霸主的转换；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不断强化其军事工业复合体，最终赢得冷战。美国的发展壮大乃至成为超级大国，一方面靠周期性的对外战争，一方面则靠阶段性的体制性改革。

冷战后，美国从“两极”变成“一超”，加之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其内外环境再次发生革命性变化，本应再一次推进深层次改革以顺应潮流。但遗憾的是，这场原本应该开启的改革要么被克林顿时期表面的经济繁荣所掩盖，要么被小布什时期的反恐所耽误，迟迟没有展开，导致种种矛盾不断累积。其结果，一个呼唤改革的年轻人奥巴马被美国人民推上历史舞台。但奥巴马空有改革的理想，缺乏改革的基础，仅仅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深层次的改革依然没有展开。在这种背景下，终于迎来一个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特朗普。特朗普真的是在“改革”，但他是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打乱美国的既有体制，打乱美国跟世界的关系，打乱传统价值。“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则在“翻烧饼”。美国看似经济繁荣，股市高涨，失业率降低。然而这不是靠结构性改革实现的，而是靠美国霸权的老本支撑起来的，结果可能是坐吃山空、饮鸩止渴。美国的经济结构、选举制度、社会结构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美国要实现真正的转型，还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对内要对两党制度、政治极化的现象进行深层次改革，对外要勇于拥抱全球化、信息化的潮流，而不是背道而驰，这恐怕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应有路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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