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提出赶超中国，中美对抗已进入中国轨道，美国由主动变被动

蔡  历

中美对抗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势，出现了一个格局性的变化。

中美对抗正在进入中国 轨道，不觉间美国已由主动变被动。有几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美国准备搞基建。拜登批准了2万亿资金去振兴美国的基础设施。这个是以对标中国所提出的目标。中国的基建能力是非常强悍的，被称为“基建狂魔”，无论是公路、铁路、高铁，还网络基础设施，我们都是绝冠全球的。现在美国也要搞基建，就是在学中国。

美国在新能源上也以中国为目标。拜登呼吁美国必须提高太阳能、风能等装机容量，扩大电动汽车的产能，“追上并超越中国”；布林肯指出，在新能源领域，美国正落后于中国，如果无法赶超,美国将很难在长期战略竞争中取胜。

所谓的新能源主要是指什么？石化能源被叫传统能源，就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这三大石化能源，最重要的就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气。由于中国咱们的资源禀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匮乏的，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储备都比较少，煤炭相对丰富一点，所谓“富煤贫油少气”。

我们中国的能源结构中是以煤炭为主，主要靠煤发电，而欧美他们靠天然气发电、石油发电，这些我们用不起。煤炭燃烧相对石油和天然气而言污染比较严重，排放比较严重，现在还在搞清洁煤，污染情况控制得还要好得多。

美国的煤炭的储量远远比中国多，但是它的煤炭开采很少，因为他们认为煤炭脏，污染重，排放大。中国要发展经济，要用电，我们没办法，不得不使用煤。而欧美还凭借这种优势搞碳排放问题，打压中国同时，我们的石油天然气严重依赖进口。

为解决碳排放和污染问题，为摆脱能源的对外依赖，中国不得不发力新能源，也不得不发力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

所以在风电、太阳能上，中国的装机容量一直是全球领先的。风电和太阳能设备制造能力都是全球领先的。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和高铁一样，是中国和外国。所以美国也想在新能源这方面学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电动汽车。我们在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方面，中国也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发展新能源汽车也是为了解决排放问题和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中国多项指标正在接近和超越美国。GDP越来越接近，出口总量世界第一，进口量世界第二……

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4月19日发表题为《中国又一重要经济指标超过美国》称，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流入的资本一共是1340亿美元，比2019年减少了1170亿美元，降幅十分明显，高达46.6%。相比之下，去年中国资本输入额比美国更多，达到了1630亿美元，比2019年增加了16.4%，共计230亿美元。这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跃升为全世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

以前我们讲“赶英超美”，现在反过来了，美国来赶超中国了。

特朗普执政的时候，中美贸易对抗都是美国在制定标准，要打压我们，主导贸易战，尤其是靠知识产权和技术壁垒，限制技术产品对中国输出，以此来制裁我们，比如给华为断供芯片。一直是美国在设定轨道，中国是在被动的应对。但是我们发现慢慢地现在格局发生变化了，中国开始进入主动。我们并没有说拿基建去制裁美国，我们又没有用新能源制裁美国，但是美国自己要学中国，要搞基建，要搞新能源，要搞电动汽车，开始进入中国的轨道，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美国针对经济疲软和应对疫情影响，进行了一个大规模货币的支持政策，我们通俗的说法就是印钱，包括直接补贴消费者。最近美国有个电视节目，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主持人批评了美国的政府，认为政府这些大规模的补贴，最终是补贴给中国了，好处让中国拿了。

为什么呢？因为补贴给消费者，消费者要消费，要购买，但是这些日常的用品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所以说补贴给美国的消费者的钱都拿去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了。一季度中国的出口额有非常大的增长，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数据方面看，中国一季度出口4.61万亿元，增长38.7%，贸易顺差7592.9亿元，扩大690.6%。

这个媒体的说法尽管说是在挑拨中美，敌视中国，但其中所说的贸易关系却也基本上是事实。这个事实也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中国生产的商品具有普惠全球人民的特征，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形态是一种”人民经济“。我们是世界制造中心，我们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我们是怎么挣来的这种地位，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传统的经营策略：薄利多销。

我们的产品就是服务于老百姓的生活。只要中国制造进入哪个领域，生产的产品一定是大幅度降价的。如果中国没有参与，那么这种产品的价格就会非常高，是一个贵族式的，是个小众的，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但是一旦中国制造进来了，它一定是变成一个亲民的、平民的，价格大幅降低，变成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消费起的产品，进入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的家里。

所以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更多的是服务于老百姓家庭的这些日用品，基本的生活设施。

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全球制造中心的形成，其实也大大方便了全球的老百姓他们的家庭生活，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中国制造是一个普惠的，普惠于全球人民。

以前我们看到这样的电视节目，日本人把自己家里边的中国制造的东西搬出去，最后经过一测试发现几乎变成一个空房子，家里的基本的生活设施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美国也有过同类的测试。

发达国家如此，还是发展中国家更是这样，非洲，中东，印度更偏爱中国商品，甚至除了中国商品别无选择。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手机在印度和非洲有那么高的占有量？因为它便宜。如果没有中国的话，老百姓买不起苹果手机，它的价格是很高的。

所以对美国的老百姓家庭里普通的商品主要自中国的，沃尔玛、亚马逊的普通商品都是中国制造，所以美国人，尤其是基层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是离不开中国的。

美国贸易战以是牺牲本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和质量为代价

美国因为疫情的问题，也是政府刺激经济的需要，用印钞补贴消费者，发钱让他们消费，买的却是中国生产的商品。

为了打压中国贸易，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实际上最终受到伤害的是美国的普通民众，提高关税最终是提高价格，提高老百姓购买中国商品的价格，本质上和最终是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

美国以及全球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显然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注意到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程度，随着中美对抗愈演愈烈，把这一点给暴露出来了。

虽然中国在芯片领域是确实有一些落后的地方，但是在整体上来讲，中国有非常多的领先的地方，无论是我们的基建，无论是我们的新能源，包括我们的电动汽车，就是现在美国对标中国的，要赶超中国的，我们是领先于美国的。

在西方价值观和知识体系框架下，美国想搞成基建很难，不是单靠拨款、印钱就可以做得到的。

民主和科学是现代欧美世俗社会的两大基础，是西方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后所形成制度体系和知识体系。卢梭《社会契约论》讲，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的转让，政府和人民之间是零和博弈，政府权力多，则人民权利就会减少。政府权力也是属于私权，政府拥有了私权就会拿去谋求个人私利，产生权利腐败。

西方没有像中国基于义理文化的“公私分离“的概念和制度，西方只有”私“，没有”公“。中国的权力有两种：私权和公权。私权是谋求私利的经济权，公权则是基于义理的权力，为政府所拥有。

基于此，中国形成了公权私权分离的制度。政府是基于公权的，人民基于私权。公权被剥夺私权，但私权又不允许干涉公权。政府基于公权专业、职业地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政府和人民在权力上不是零和的，而是行业分工和协作的。

现代西方只有一种权力，是私权，而中国则有两种：私权和公权。西方的政府是私权制政府，而中国则是公权制政府。

既然现代西方认为人人都是私权式的，都是“经济人”，人的本质在产权、人权。人权的基石是产权。整个社会就是人与人进行利益争夺的状态，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基于私权的利益争夺机制，民主政府也是利益争夺机制和场所。

社会分裂成诸多利益集团，美国地区有每个地区的利益。于是，每个地区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表，即所谓的议员。议员再组成议会、国会。议会则是民主政府的“立法”机构，是美国政府的核心，实质就是一个利益争夺场所和机制。州长、总统之类则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既然现代西方认定所有的人都是私权人，都是经济人，都是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那么政府官员也是如此，议员、州长、总统也是如此。所以对政府的态度就是矛盾的。

一方面似乎希望有个政府，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害怕政府，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私权的转让，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民权力的剥夺。同时，既然政府官员也是私权人，也是追逐私利，如果他们掌握政府的权力，必然会以权谋私，必然腐败。

于是，现代西方又拼命诋毁和肢解政府，让其权力和独立压缩至最小，以小政府、残政府为美。三权分立和民众的直接选举都是意在如此。因此，以中国的标准看，西方的民主政府压根称其不上政府，西方实际上是无政府的。

西方市场经济提倡小政府，禁止政府干预经济，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属于私人的、私权的，由私人通过市场交易自由地来完成。在西方经济学中也一度出现一个概念叫“公共品“，就是指那些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商品，认为公共品由政府来提供，其他商品则由市场化来提供。

但是要注意，这里的公共品也是经济利益的商品范畴，属于“利”，它没有中国文化中的义理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是超越“利”的是独立的。

现代人把“义”理解成经济上分配的公平，这样就把“义”经济经济利益的附属品了。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本于人心、人性的，超越经济利益的，包括但远远不止经济公平。

《易 乾 文言》曰“义者,利之和也”，意思是包含义的利才是真正的利。义是独立存在，超越利的。孟子说“舍生取义”，意思为了捍卫义，我们宁可牺牲生命，这是无法用经济利益来衡量的。

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产权理论派、交易成本理论派认为，甚至公共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来提供，不需要政府。上世纪80年代这一派开始流行，并且感染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股私有化、鄙视政府之风在全球掀起，正是在这股大潮中，苏联解体，中国发生了天安门SHIJIAN，并出现甚嚣尘上的私有化之风。

所以西方是没有独立的政府，因为其没有公权，没有公私分开的理念和制度。更进一步，因为义理缺失、道德缺失。

中国的政府，自尧舜以来，就基于义利之辩、公私分开的理念，被设计成公权制的专业职业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的独立机构，维护社会的义理秩序，去“治国、平天下”，实现“天下太平”。

因此，在中国，基建不仅具备经济上的“公共品”属性，还具备“公权”属性和义理属性。发展基建还具备超越基建利益的道义、义理意义。

国资委将央企进行分类管理，将国有企业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企业三类。作为国有企业的移动运营商，是根据国家规划，而非市场利润原则，建设了世界上普及程度最高的网络基础设施。即便是偏远地区，也修建了大量基站，让所有地区的公民享受无差别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在偏远地区和农村也会建设基站覆盖网络，并且国家要求“提速降费“，使用网络基础服务要具有普惠价格，这些都是考虑公平的结果，而不是经济性的效果。

因此，中国的移动网络，就有“平天下”的含义。

相比之下的美国，网络通信基础设施运营商完全是私有化的企业集团，他们由于追逐利益，仅愿意在人口密度大，网络需求高的城市进行建设和运营，所以乡村基站覆盖面有限，而且由于成本收益问题，同等标准的网络性价比远远不如中国。

现在美国人平均一个月的话费是40美元左右，如果他们的基站数量翻一倍，那么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一个月要涨到80美元，大家肯定都不乐意。所以美国的三大运营商也很鸡贼，他们一方面充分考虑了美国人的承受能力，另外一方面，肯定优先选择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来建造基站，这样才能达到快速盈利的目的。至于小村庄有没有信号，美国的资本家根本不关心。因为没有足够的4G基站，所以美国的移动支付没办法大规模展开。所以5G基站想要在美国大规模建设也会很难，美国勉勉强强建了10万座之后，选择了不公开基站数量，而中国目前已经直追百万，预计今年年底总共会有140万座5G基站，到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美国政府没法超越经济利益来考虑基建问题，包括规划和建设方面都没有这种推进实施的能力。

这个时候美国反而要学习中国的经济模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基于我们传统的文化的，是基于义理的。中国的经济根本上是一种义理化的经济，包括我们的基建建设理念也是这样的。

还有个例子，中国修路，有一个村村通，就是农村的每个村都要通，村村通是无条件的，哪怕你是在很边远的地方，也要修路。为什么要这么做？它是保护一种公平，这个基础设施的社会福利应该是人人有份。

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本质上是们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的渊源。我们是义理文化，我们的政府是义理式、公权制政府，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社会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这已经是根深蒂固了的。政府主导基建建设，是有一种“平天下”的思想在发挥作用，各种扶贫措施也是为了减小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公平，“平天下”。

支撑中国基建建设的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义理文化，而美国则缺失这种文化，所以要真正的搞基建，美国不仅要拨钱，还需要一些深层理念和制度的变革才行。

我前面有一期讲过了，美国要搞基建，必须要进行一些文化和制度的变革，不仅要学习中国表面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最应该学习的，则是支撑我们中国经济的，支撑基建建设的深层的义理文化和公权制的政府和制度。

这一点学界还普遍没有注意到，还是简单的认为中国是新兴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单向的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单向的引入西方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过程，实际不是这样的，远远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知识系统是一体的，都是以义理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政府是独立的专业化的。尧舜时政府就是公权代表，是处理契约分歧的公平裁定者，就是“大人”、“君子”集团。作为契约中介，评理者的身份，他们义务为契约双方提供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就是保障公私分离和公权制的具体落实。

不改变自己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美国对标中国的只能是东施效颦，美国将越来越被动，中国是越来越主动。而且我们并没有刻意而为之，局势是自然地悄无声息地发生逆转的，这才是中国的实力，是“仁者无敌”的实力。

中美对抗，胜败已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