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和分析人士对美国政治密切关注，产生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略有缺憾的是，以往的很多讨论里，国内知识界的关注点都在美国的庙堂之上，相对来说，对于美国广义进步政治力量的探讨却比较少。所谓广义进步政治力量，就是指广泛存在于美国体制内外的各种推动社会改良的组织和阵营。这里面包括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部进行微调的进步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传统，也包括承继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遗产的各种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团体。

从大环境上说，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进步力量高涨的时期，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当然，随着美国政治和社会自7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保守，这些进步政治力量都面临着相当的挑战。而从小环境上说，从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反世界贸易组织/反全球化，反美国侵略战争的运动兴起，美国的进步力量出现了一个小的复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社会经济危机趋势的加深，社会上的进步势头甚至一度出现了猛涨。比如过去长期默默无闻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在最近若干年蓬勃发展，部分所谓进步派的政客和学者，也开始在全国舞台上崭露头角。

从传统上说，诸种进步运动都是跟工人和工会活动分不开的，而且美国的工会和劳工政治在美国整体政治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所谓进步政治似乎有些回暖的小环境里，美国工会又是一个什么政治状况？这是观察美国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角度，但这方面却往往在讨论中容易被忽视。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提供一点个人观察，对当代美国工会的整体政治面貌进行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20世纪历史中的美国工会

如同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美国的工会运动也发展于19世纪后半叶。这是在美国工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19世纪进步主义浪潮当中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比如著名的美国劳联（AFL）就是这个时期成立的诸多工会之一。

尽管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美国的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深刻的问题。这里面至少包括如下几点：首先，美国以白人工人为主体的工会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对作为劳动力市场竞争对手存在的美国非裔和华裔的敌视和排挤，使得工会和工人整体容易被分而治之，成为政客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其次，美国的主流工会长期不受工人政党（共产党或者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力量）的有效领导，而是比较主动跟资产阶级国家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是所谓美国例外论的一个重要成分，跟“一战”前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下的工会运动以及后来第三世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政治差别。最后，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政治一样，美国进步主义政治是西方中心的，这里面的主流工会如美国劳联也强烈地支持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与当时第二国际等诸多社民党背叛革命的立场基本一样。这样的诸多因素，使得美国工会的政治性和斗争性一直不强。

从理论上说，没有共产主义政治路线的工会活动，跟资本之间基本属于某种生态共生的关系。在资本积累顺利的时期，雇用劳动者数量会增加，失业半失业的后备军规模则会缩小。这个背景下，工人的议价能力上升，工会的规模和斗争性往往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而在资本积累出现问题的衰退时期，情况则相反，失业成为一个随时会出现的问题，雇用劳动者数量下降，工人议价能力下降，工会的能量也会相应缩减。因此，单纯从自身团体经济利益出发，工会天然地希望某种稳定资本劳动关系，不希望危机的出现。历史上，只有在共产党力量领导下的工会，才能提出更远大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

从长期历史来看，美国工会运动的最高点出现在80多年前的大萧条时期，这一阶段工会的成果，基本决定了当前的美国工会政治空间。当时，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的影响力迅速增长，美国资产阶级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困境，这些推动了罗斯福为首的美国精英采取了让步政策，主动推动了阶级妥协。其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国家劳动关系法案（或称瓦格纳法案）。这个法案保障了工人建立工会的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并设立了官方的劳资调节机构。资本对于劳动的让步还表现在工会运转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大致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排他性，即一个工作单位，只有一个（多数人选择的）工会，这个工会代表在其范围内的所有雇员来与雇主谈判。二是强制性，一旦有了工会，不管个体雇员是否喜欢，不管其是否选择加入工会，都必须分担工会的费用。工会会员缴纳会费，而非会员则是强制性地缴纳某种代理费（往往高于会费）。

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则一方面有效地减少了工人/工会之间的内斗，能够一致面对资本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会费制，保证了工会的经济稳定性。但是，瓦格纳法案虽然在大萧条时期顺利通过，但资产阶级并没有打算做永久性让步。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执政阶级即开始用各种法案来限制工会的政治活动。但是总体来说，在工会还能正常活动的地方，排他性和强制性都得到了保留。由此，工会能够维持集体谈判的有效进行。

总的来说，“二战”后的美国工会运动通过经济谈判，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进行经济谈判的同时，工会也容纳了更加注重政治问题的工人活动家和小组，这些活动家和小组会把一定的政治宣传和教育也带入工会里面来。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刻，各种工会也会主动或者被动地进行政治表态。工会实际上成为美国战后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从宏观上说，美国当代的工会仍然处于20世纪的历史中：一方面，当代美国工会仍然得益于美国工人在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前期的一系列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美国工会到现在仍然延续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衰退趋势。从全球趋势来看，环球同此凉热，世界上发达国家传统工会活动都处于低潮时期，但是美国在这些发达国家里面也算是情况最恶劣的之一。以2020年为例，整个美国1.3亿雇用劳动者里面，有工会身份的不过是1400万，比例不到11%，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有30%左右。

如何理解美国的工会制度的衰退呢？从资本主义逻辑上说，历史上特殊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让步政策跟传统自由主义的原则并不是完全融洽的。比如，排他性的工会代表性，在传统自由主义那里就是限制所谓自由结社权。而强制性的工会费用分摊，也限制了所谓自由的意志和言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工会的政治活动。当然，美国资产阶级，以及其扮演大祭司角色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考虑问题并不是从纯粹的理念冲突，而是从现实阶级政治的角度来出发的。这种考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长期禁止工会的存在，也使得在资本主义脆弱的时候，稳定压倒一切，抬出了瓦格纳法案，容许工会活动。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阶级妥协的态度一直延续着。这种阶级妥协在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一份著名的判例（Abood v. Detroit Board of Education）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这份全票通过的意见书中，当时的美国大法官们表示，工会代表的排他性和工会费用的强制性固然会影响个人自由，但是这样的安排对于维持现有的劳动关系是必要的，是符合宪法的。

但是事情变化得很快。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及战后左翼政治的衰退，美国工会力量不断减弱，逐渐失去了能让资产阶级让步的筹码。法律无非是对既有的社会关系的带有滞后的承认，在工人有力量的时候，那些所谓工会违宪的自由主义理论可以往后靠，等到工人已经在现实的政治经济中丧失力量的时候，是没法指望“进步”法律条文帮助他们的。

这种在法律层面的溃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生的。最近的重大事件发生在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所谓詹努斯案（Janus v. AFSCME）的判决，基本逆转了1977年的案例，把工会费用分摊的强制性给否定掉了一大半。这一届大法官们的最终意见认为：公立部门的工会，强制在非工会会员那里分摊费用是违宪的，哪怕这些人实际上享受到了工会斗争的成果。这里的核心逻辑是保守派惯常使用的“个人（言论）自由”理论：工会的政治倾向和活动并没有得到所有雇员的支持，拿他们的钱去进行活动，就损害了个人的言论自由。

不夸张地说，这个判例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20世纪建立起的美国劳工制度，也给很多工会领导层和支持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按照这个新制度，工人可以直接退出工会，即使不缴费也能继续得到工会谈判的好处。

当代工会的进步政治空间

在今日美国这个规模甚小的工会队伍里，公立部门的工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此处的公立部门，指的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府和财政支撑的公立单位（如公立学校）。从人数上说，公立部门的工会工人数量只是略多于私人部门的数量，但是从比例上说，公立部门里面有超过30%的雇员是工会会员，而私人部门里面只有大约6%。这些公立部门工会的斗争性也是相对较强的，而且能影响社会的运转，比如最近这些年美国最有影响的工人活动基本就是公立学校教师工会的罢工。

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工会，至少是公立部门的工会，在詹努斯案的冲击下能存活下来吗？

从詹努斯案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了，对工会还是有冲击的。比如詹努斯所起诉的工会AFSCME，全称是美国州市县雇员工会，是美国最大的公立部门雇员工会，有130万会员，另外还有11万缴纳代理费的非会员。在詹努斯案之后，继续缴纳代理费的只剩下了两千多人。

但是总的来说，美国公立部门的工会依然活了下来。的确有人退出了工会，但是工会的总人数减少非常有限。在2018年，也就是詹努斯案发生的年份，当时美国公立工会会员占公立部门雇员总量33.9%，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3.6%，大概就是一百万人的差别。然而到了2020的疫情期间，比例又略有回升，到了34.8%。

对于那些反工会的人来说，这个结果无疑是糟糕的。有些人觉得是新案例宣传不够，很多工人还不知道自己有了退出工会的底气。工人不退出工会，固然有其生活的惯性；但这其中多少反映出工人对工会的情感，使得工会的传统和威信不是一张判决书就可以抹掉的。这种“情结”在学校等公立部门可能更强烈，支撑着工会继续存在。

不过，虽说工会的收入和会员数量可能还暂时稳当，但前述詹努斯案却在政治层面对工会造成了实质性的打击：工会毕竟不是单纯的集体谈判机器，而是有着自己的政治传统，对各种政治问题也常常要表态。一旦工会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偏离了“正统”，那么这就可能要诱发一批人退会退费，而工会领导层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就要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所谓中间立场。实际上，由于政治上最右、最反工会的人也最容易退出工会，所以工会甚至是愈发偏向这些人的立场。

什么是工会政治的“正统”呢？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美国，一般来说，大工会首先是反共，在政治上紧跟民主党，在国内问题上支持对资本主义有限度改良，劳资合作，而在国际问题上跟美国政府立场基本一致。从组织上看，工会里面层级越高，越是跟美国统治阶级来往紧密，政治上也越反动；越是到基层，进步的左翼力量则越多。

如同所有群众组织一样，基层工会里面虽说人数众多，然而真正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其实是一群积极分子。当这些积极分子普遍左倾的时候，基层工会就能在政治上拿出比起上面更进步的立场。然而，这种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进步政治空间，已经被2018年的判例大大压缩了。原因也很简单，在詹努斯案的压力下，工会领导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压力，如何保住工会会员数量，进而保证工会的经费和运转，这样的考量就超越了其他政治问题。换句话说，詹努斯案深刻地重塑了工会的政治领导机制。在前詹努斯案时代，工会可以基本不必担心生存问题而针对政治问题发声，而到了现在，工会要不要牵涉政治，如何干预政治，都成了敏感的问题。在这个条件下，哪怕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基层，工会的政治领导究竟还能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还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笔者可以用自己所在工会的情况来说明。笔者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这是一所纽约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立大学。学校的教职工，包括退休人员，超过2.5万人，都属于一个大的工会，叫职工代表大会（Professional Staff Congress）。这个职工代表大会，是美国教师联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组织，而美国教师联会是美国两个最大的教师工会之一。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会同时兼任美国教师联会的副主席。这个工会长期活跃着一批优秀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这也反映到了工会的政治表态上，在历史上一贯坚持了反帝传统。但是在过去两年，这一传统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是一份关于中国的决议。自从特朗普在2016年上台之后，美国两党及其所属的各色宣传渠道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统一。简单地说，就是用各种方法和角度来塑造一个让人生厌的中国形象。事实也证明，这种宣传是有效的，美国社会里面已经几乎听不到什么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不同声音。而从2020年开始，工会的国际委员会针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商定要起草一份反对针对中国的冷战（或者热战）的决议。各个学科背景的进步学者组织起来，写了一份非常有力的决议草案，后来又为了应对可能的责难几经修改。这份决议最后在整个工会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大约80票赞成，20票反对）。据我所知，这是美国最早的，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反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工会决议。

但是，这样一份反美国政治正统的决议，只是代表了大部分工会代表（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并不必然说明工会总体的政治往前推了一步。而且这一个过程，也激起了工会里平时不积极参与活动的保守势力的警觉。在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决议的时候，国际委员会的工作遭到了激烈的反扑。

2021年春季，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多次袭击，杀死了几百个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66个儿童，伤了几千人，摧毁了学校、医院等设施。巴勒斯坦工人在袭击之后举行了总罢工。国际委员会随即联合其他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谴责以色列罪行的决议。毫不意外，工会里面马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斗争之后，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最后投票是83票赞成，34票反对。在通过决议之后，有一些亲以色列的老师对决议通过表示愤怒，威胁要退出工会。到了2021年暑假，事情还在进一步发酵。一小部分教授（尤其是商学和金融方面）组成了团体，号召退出工会。这些人开设了网站，教人如何利用詹努斯案判决来安全退会，还把广告宣传邮件发到了每个老师的邮箱里。到了这个时候，工会领导层的立场迅速往后退缩。工会的报纸开始征集对于巴勒斯坦决议的看法。在发表出来的评论中，反决议的人占了多数，编辑的立场可见一斑。虽然实际上退出工会的不过是200多人罢了，但实践说明，在詹努斯案判决制造的威胁之下，哪怕这1%的工会保守力量，已经能够至少与长期以来活跃的进步力量分庭抗礼。在这种态势下，工会领导层政治上趋向保守是必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描绘的对工会进步政治的打击，只是冒出了苗头。不过见微知著，詹努斯案也不过是个开始，后续的对工会制度的进攻还将持续。可以想象，整个美国的工会政治，在詹努斯案判决的束缚之下，更难以突破资产阶级政治的正统，也将更难以跟广义的进步斗争联系起来。这是美国进步力量现在和将来要面临的政治挑战之一。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工会的政治困境，似乎又与开头说到的，最近一些年美国兴起的进步主义的政治力量的境况形成了反差。可以说，这种反差恰恰就展现了当代的进步主义运动的软肋所在。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潮虽然回暖，但是除了极少数个案，并没有进步政治所引导的工会和工人运动来做社会基础。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实质上造成进步力量的迅速保守化。近两年美国的明星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以进步主义的旗号登上政治舞台，却积极地跟民主党主流一起支持对俄罗斯的战争。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的这一轮进步主义浪潮的前景可能不会如表面那么乐观。

工会的未来何在

回到宏观层面看，尽管衰落的迹象明显，但是工会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中仍然会长期占有独特的地位。而且美国的各州政治法律体系也不尽相同，想要全国一盘棋地彻底执行詹努斯案判决的精神，会面临相当的麻烦。美国主流社会里面仍然有稳定的对于工会的支持。比如在任的拜登总统，就号称是多年来最支持工会的领导人。在群众层面，尽管工会的实际覆盖率不高，但是其民间声誉却不错。盖洛普公司从1936年以来长期进行民众对于工会的支持率调查。这个支持率在2009年一度下降到了48%，但是到2022年的最新调查，已经回升至71%，这个是自1965年以来的最高值。这种现实中工会的衰退和主流政治里面对工会的一再肯定，是一种当代美国有趣的现象，在这样一种语境里，一个如同罗纳德·里根这样鲜明敌视工会的政治领袖似乎很难出现了。然而，工会的明天会如何呢？

在最开头提到过，在历史上，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引导，对于工会超越其天生的狭隘保守特性，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除了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势力都是控制打击的对象。因此，工会的去（阶级）政治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唯一能存在的就是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是，工会无法单纯作为一个纯粹事务性的经济组织而存在，因为工会本身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动员和组织的产物。如果不谈阶级政治，谈何在大量个体工人基础上去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个体资产阶级也不会因为工会的政治保守性对工会有什么特别的宽容。一旦工会丧失了政治性，就会失去与资本较量的根本手段。但是，就算要政治化，工会也不能超越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红线。在资本主义给予的狭小政治空间里面进退无据，这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工会制度的根本困境。

总的来说，美国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本身一样，都在长期的衰落过程中。在内政问题上，工会总体上是比较温和的反共改良派，作为成熟的工人组织发挥稳定的影响，对于保障工人权益和支持部分改良上有一定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可能会日渐缩小。在国际问题上，正如本文所试图讨论的，詹努斯案判决主要会在政治上压缩工会（尤其是基层组织）的进步空间，尤其是与美国官方不同的诸多方面，比如是否追随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大工会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传统工具之一，而在未来，这种工具作用可能会更加鲜明。

首先，随着美国统治阶级逐步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之一），美国大工会的核心主张会与美国主流政治越来越契合。大工会一贯对于全球化是持有保守态度的，在过去若干年里，这种态度具体表现为指责中国的工人人权状况不好，以其低工资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如果说在一段时间里，这种观点还不算最主流的观点，那么随着贸易战等历史进程的开始，美国统治阶级的主导宣传似乎已经靠近保守。比如，刚刚通过的美国新的产业政策类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针对所谓中国的威胁，就得到了大工会如劳联-产联（AFL-CIO）的支持。

其次，在美国实际上霸权长期衰落，也在主动收缩在世界范围内干涉和控制的大背景下，有选择的经济制裁，可能是越来越成为美国敲打其他国家的主要手段。有的经济制裁可以利用国家安全的宣传，但是有相当多的制裁，就更适合套用人权和工人权益的名头。在这个方面，应该说美国的大工会一直是积极的，比如，劳联-产联就从所谓“强制劳动”出发，非常踊跃地推动了对于新疆棉花和西红柿等产品的制裁。

工会制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工人斗争的要求少了，也不意味着客观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同步消失。实际上，工会越是沦为美国对内对外的统治工具，就越是明确地跟实际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分割开来，进而又愈加衰落。

然而，美国劳工政治的前途并不完全就是灰暗的，但是出路只能在现有的工会主流之外。一方面，工会内部政治路线的矛盾会越发加深，比如大工会的领导层和基层积极分子之间的分歧可能会越来越大。在时机成熟之后，新工会的涌现和现有工会的政治分裂是可预见的。2022年春季，美国亚马逊公司的部分基层仓储工人克服了重重阻碍，建立了该公司在美国第一个工会，并且保持了独立性，而没有变成任何大工会的分部。这个少见的胜利被不少观察者视为美国劳工政治复兴的迹象。

另一方面，从工会外部来说，普通的社会群众和劳动者对美国官方对内对外政策越来越不满。比如一旦乌克兰冲突长期拖延，或者美国在其他领域新开战事，美国的战争政策很可能会更大地损害本国人民的生活。在类似当年反越战的广泛社会运动当中，就可能产生更独立和更彻底的工人阶级政治。这种阶级政治的重生，与现有工会的基层力量的结合，就为更根本的社会变化打下基础，也许那才是美国工会超越其20世纪传统，真正走向21世纪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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