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持续的巴以冲突把犹太人再次推向公众视线。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句话：美国控制世界，而犹太人控制美国。分析人士指出，相比其他少数族裔，为什么犹太人似乎在美国的融合更成功，并似乎获得更多“特权”和影响力?随着美国内外的反犹反以呼声高涨，犹太人还能否继续“控制”美国?本文指出，犹太人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终于获得相对稳定的政治地位，并在二战以后快速推动与“美国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的双向奔赴。一批犹太学者、律师开始诠释并构建美国版本的自由主义，并将“犹太人(及其他少数群体)的融入”作为美国制度的一部分。从西部的好莱坞到东部的华尔街和常春藤高校，只占2%美国人口的犹太精英终于突破白人新教群体压制，成为美国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本文对美国犹太人的前景提出一个悲观预测。作为成长于“黄金时代”的美国犹太人，本文作者认为犹太人在美国的“历史假期”即将结束，将再次面临“生存危机”。在美国内部，左右翼都对犹太人提出批评，视其为美国问题的根源。右翼保守力量将犹太人和“外来人”归到一起进行排斥;犹太人的传统左翼盟友也与其分道扬镳，视犹太人为特权阶层的反动势力。当前以色列政府的极端做法招致普遍反对，人们很容易将“反以”与“反犹”划等号，进而波及全球犹太群体。他认为，越来越多美国犹太人选择离开，甚至愿意申请成为德国公民，这种趋势在当前的拜登政府时期依然强劲。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十四，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最新封面文章《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

 Franklin Foer

“反犹”浪潮席卷美国中小学

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办公室中，哈拉(Stacey Zolt Hara)接到16岁女儿的短信：“我很害怕。”正值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起攻击的11天后，女儿在伯克利高中的同学们正准备参加抗议以色列的行动。如同许多犹太学生一样，哈拉的女儿并不愿意参与。哈拉作为公关主管，六年前与家人从芝加哥迁至伯克利，期望寻找一个与自身价值观相符的社区，并在此建立了深厚的归属感。

当天早上，伯克利高中的道德热情高涨。抗议活动大约在上午10点半开始，犹太家长们纷纷收到孩子们惊慌失措的报告。哈拉听闻学生们高喊“从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的口号，暗示着消灭以色列的意图。走廊里流传着其他暗示暴力的言论，许多犹太学生暗自流下了眼泪。家长们通过短信商讨孩子们应该藏身何处，哈拉也致电学生主任，而学校校长挂断了她的电话。

抗议活动在下午早些时候结束，但哈拉和其他犹太家长担忧这只是更糟糕事态的序幕。他们加入Google和WhatsApp群组以共享信息，哈拉更发起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学区更严肃地对待“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迅速获得了1300多个签名支持。

最令人忧虑的是，家长们不断收到关于伯克利及周边学区教师的消息。他们似乎在课堂上灌输所谓“巴勒斯坦极端主义”的理念。在奥克兰教育协会内，一群社会活动分子赞助了一次“宣讲会”，宣传视频呼吁：“行动起来，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估计有70名教师暂停了正常课程，以引导学生关注加沙局势。

甚至与国际事务无关的班级也参与了宣讲活动。其中，一个名为“从加沙到奥克兰：这个问题与我们有何关系?”的在线研讨会备受关注。当地活动人士呼吁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声称以色列军队向美国警察部队紧分享技巧与策略。一位名叫安东的活动人士表示：“中东地区的压迫最终会回到美国。”对于年龄较小、无法参与网络研讨会的小学生，他们则提供了一份课堂用书清单，其中包括一本《汉达拉的归来》(Handala's Return)的图书，讲述了“一群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恶霸，觊觎美国的土地，他们在武力夺取中伤害了许多人”。

伯克利当地学校里的情绪也愈演愈烈。哈拉亲眼目睹，一位艺术课老师在课上展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一只拳头击穿了大卫之星(译者注：Star of David，犹太教和文化的標誌。以色列建国后将大卫之星放在国旗上)。在她儿子的中学，教室墙上甚至贴有“支援巴勒斯坦”的牌子。

哈拉无需想象孩子们对这些课程的反应。自10月7日以来，她13岁的儿子回家后反映，他天天都能听到反犹主义笑话。在去数学课的路上，其他学生当面向他播放“纳粹致敬歌曲”，还有孩子用德语对他说“我不喜欢你们这类人”。当他进入体育馆时，一个孩子对他说：“犹太人走开，你们不要想夺取所有人的土地。”当哈拉询问儿子是否曾向学校管理员报告此事，儿子回答：“什么都不会改变。”

(本文发表截图)​

自由主义落寞，左翼也加入“反犹”群体

长期以来，我同许多美国犹太人一样，对反犹太主义的理解主要局限于右翼威胁。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及其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吸引和对其言论的借用，使我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闭幕广告中，使用了劳埃德·布兰克凡(译者注：Lloyd Blankfein，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珍妮特·耶伦(译者注：Janet Yellen，美国财政部长)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犹太人的照片，指责犹太特殊利益集团剥削全球民众，这一举动无疑煽动了反犹太情绪。

特朗普上台后，长期潜伏的反犹仇恨团体变得更为活跃。一些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华盛顿集会，高呼“特朗普万岁!人民万岁!”并行纳粹礼。2017年8月，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有人高举火炬，喊出“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口号。此后，匹兹堡和圣地亚哥的犹太教堂分别遭到枪击，造成多人伤亡。这些事件让我深感犹太社区和个人安全的威胁。

我曾以为，特朗普离任后，犹太人的安全环境会有所改善。然而，近来的事态发展让我意识到，这种想法可能过于乐观。左翼中也开始出现反犹太主义的声音，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和一些进步活动中。有人将犹太人与政治、金融控制相联系，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支持也演变为反犹情绪。

我过去可能未充分意识到左派反犹太主义的严重性。虽然我也对以色列政府的一些政策持批评态度，但我始终认为，对以色列的批评与反犹太主义是两回事。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仍对以色列抱有期待，他们认为两国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然而，10月7日的事件让我深感不安。一些人不仅反对以色列政府的行为，甚至质疑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甚至支持对犹太人使用暴力。这种极端言论和行为让我深感担忧。

我不希望消除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但我也不认为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一回事。消灭以色列对于犹太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有些人的批评可能过了头，甚至对犹太人构成了威胁。

反犹的观念，其历史可追溯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最初表现为对犹太人谋害上帝之子的指责。长久以来，犹太人尽管只占全球人口的极小部分(约0.2%)，却常常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这种观念往往夸大犹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将他们描绘为各种不良现象的根源，如狡诈、嗜血和追求权力等。尽管反犹的形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但基本的指责始终如一。

自由派犹太人曾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推行的民主制度表示赞赏。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神权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结盟，使得这种认识面临挑战。尽管全球范围内许多政府都存在类似问题，但针对以色列的特定批评却愈发强烈。近年来，左翼对以色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约旦河西岸的占领问题上。一些左派人士甚至主张消除这个以犹太人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并对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表示赞扬，试图让犹太人为非其居住国家和地区的罪行承担责任。

在加州的湾区，反犹的情绪尤为明显。伯克利市议会数月来面临停火决议的压力，但市长认为外交政策不在其职权范围内。议会会议因抗议者的干扰而推迟，警察不得不在会议结束后护送议员离开。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甚至犹太人聚居的城市也时有发生。对巴勒斯坦的支持逐渐演变成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主义也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在大学校园和进步人士圈子中，左翼反犹主义与右翼反犹主义在暴力倾向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两者产生的原因各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对美国犹太人历史上在自由主义领域贡献的攻击。犹太人长期支持自由主义理念，认为这有利于美国和自身发展。然而，如今这一理念却受到右翼和左翼的双重挑战。

在整个20世纪，犹太人将他们的信仰投入到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中，这种自由主义结合了强大的公民自由、保护少数群体权利和多元文化的精神。他们拥护这种自由主义，因为这对美国有利，对犹太人也有利。他们热切地希望自由主义能够让美国免受仇恨的影响。

然而，这一时代即将结束。美国新兴的政治运动，如“让美国再次伟大”和非自由左派，正在摧毁美国共识的最后支柱。这些运动将宽容、公平、精英主义和世界主义等概念视为有害的骗局。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让位于“阴谋、鲁莽和政治暴力的黄金时代”，而所有这些倾向都不利于民主。极端主义思想和暴民行为对犹太人来说从来都不是好事。事实上，对犹太人不利的事情，通常也会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

犹太人“黄金时代”，定义美国版“自由主义”

在美国犹太人“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我得以成长并见证了这个群体在多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在那个时期，拉夫·利夫希茨(Ralph Lifshitz)作为服装美学的开拓者，后来以拉夫·劳伦(Ralph Lauren)的名字享誉全球。印第安纳州的小学生们通过阅读安妮日记来了解历史，而大屠杀回忆录的作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则成为了晚间新闻的明星，以其深刻的道德见解引导公众思考。同时，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宋飞正传》(Seinfeld)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甚至外国人也对《光明节之歌》耳熟能详。

尽管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只占2%，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中，犹太人却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比例;更令人瞩目的是，最高法院的三分之一法官也是犹太人。2000年，犹太人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虽然以微弱差距未能成为副总统，但也并未遭遇重大反对。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专家们曾宣布反犹主义已经基本结束。尽管它仍然潜藏在美国政治文化的某些角落，但持有这种仇视观念的人已经极少。反犹主义不再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它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种转变被视为一个时代的胜利，象征着社会的进步和包容。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犹太人现在面临着可能被过度同化的担忧。通婚成为了世纪末他们最大的焦虑源。19世纪末的移民潮给来到美国的东正教犹太人带来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担心自己的子孙后代会完全融入美国文化，从而放弃祖先的传统。这种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具有浓厚美国特色的音乐剧的创作，同时也有一些人开始寻找如何在享受美国社会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保持犹太身份的途径。

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1882年出生，身为家中长子，其父母原期望他成为一名拉比。然而，他却被送入了一所世俗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尽管他在哈佛大学深造，仍需通过为多切斯特煤气灯公司抄表来维持生计。尽管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他视为门徒，但卡伦在与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等贵族同学相处时，始终未能感到自在。

卡伦的人生转折点源于他与另一位犹太人的争论。1908年，英国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创作了一部热门剧作《大熔炉》，描述了一名大屠杀幸存者试图通过与一名基督徒女子结婚来逃避犹太身份的故事。卡伦虽为无神论者，但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抱有浓厚兴趣，因此他坚决反对赞格威尔的同化观点。在哈佛大学，他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犹太亲和团体“烛台协会”，并公开反驳了赞格威尔的观点。

卡伦坚信，美国的多元文化是其民主制度的基石。他主张新移民无需完全同化，而应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和身份。他将美国比作“文明的交响曲”，认为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他的观点代表了新兴的犹太政治哲学，试图打破新教在学术界和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为犹太人争取更多发展机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德国犹太裔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首次在美国背景下提出“自由主义”概念，描述一种新型中左翼国家愿景，犹太人的家庭政治逐渐转向自由主义。

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作为最高法院首位犹太法官，提出了广阔的公民自由愿景。莉莲·沃尔德(Lillian Wald)和亨利·莫斯科维茨(Henry Moskowitz)共同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致力于保护所有少数族裔的权益。犹太人成为罗斯福新政的坚定支持者，而新政则成功遏制了左右两派针对犹太人的激进攻击。彼时流行着一句意第绪语笑话：“犹太神学由‘当世’(die velt)、‘来世’(‘yene velt’)和‘罗氏’(Roosevelt，罗斯福)组成。”

2000年，历史学家马克·多林格(Marc Dollinger)将犹太自由主义的叙述命名为“寻求包容”。犹太人开始通过反对公立学校祈祷、废除歧视性住房法、制定新的公平就业规则等方式，旨在通过新的程序实现这一目标。大量犹太中世纪知识分子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将美国塑造为为“仁慈中间主义”的发源地——宽容、国际化、独一无二的国家历史。

在二战之后，人们开始深刻反思纳粹大屠杀的残酷，对犹太人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此前，犹太人在某些人的眼中可能被视作狡猾或不诚实，但这些观点在战争结束后逐渐消散。到了1960年代，对于犹太人在商业上不诚实的负面看法已经大幅减少。社会舆论开始强调美国是一个尊重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国度，大学对犹太人的限制也逐步解除。

美国的犹太文化开始蓬勃发展。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人，创作了广受赞誉的小说。犹太喜剧演员和导演，例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和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他们的幽默成为了美国喜剧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犹太人在美国音乐、电影和艺术领域的贡献同样显著。他们参与了众多知名作品的创作，如《俄克拉何马》，鲍勃·迪伦(Bob Dylan)等人则推动了民谣音乐的复兴。在好莱坞，犹太电影制片人在塑造美国电影产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说“犹太人”操控好莱坞是阴谋论;说犹太人创立好莱坞是事实)。甚至一些脍炙人口的圣诞歌曲也是由犹太作曲家创作的。

犹太人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纽约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美学和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代表人物包括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欧文·豪(Irving Howe)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等人则是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重要推动者。犹太人在科学领域也取得了杰出成就，如奥本海默被誉为美国科学的预言家，而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译者注：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主要以发现和制造出首例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而知名。)则被誉为美国医学的“救世主”。犹太人的智力贡献可以用奖牌来衡量：大约1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美国犹太人。

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犹太人为以色列的成功感到自豪，这被视为犹太人坚强和强大的象征，打破了旧有的刻板印象。1978年的电视节目《星星向以色列致敬》展示了众多明星庆祝以色列成立30周年的盛况。甚至巴布拉·斯翠珊(Barbra Streisand)，尽管面临改名的压力，仍坚持使用她的犹太名字表演，展现了她对犹太身份的自豪。

总体而言，二战后的这段时期堪称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他们在文化、艺术和社会各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证明了犹太人是美国生活中不可或缺且备受尊敬的一部分。

21世纪开始，“黄金时代”走向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给犹太人的“历史假期”画上了句号。9/11事件不仅标志着一个长期危机时代的开始，更成为了激发对犹太人仇恨的土壤。尽管本·拉登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但仍有人试图推卸责任，提出了荒谬的论点，即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导致了双子塔的倒塌。

在学术界，更为复杂的阴谋论也流传甚广。左派人士对新保守派和好战知识分子的批评尤为激烈，他们认为这些人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导致了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对伊朗的战争。

新保守派主要由犹太人构成，其中部分人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关键职务。然而，左派的激烈言论往往夸大了他们的作用，并错误地将最恶劣的动机归咎于他们。一些人被描绘成暗中为以色列服务、损害国家利益的角色，例如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

2007年，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以色列游说团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暗示，有人暗中操纵美国权力以追求自身利益。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持续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对犹太国家的正面评价形成鲜明对比。书中将这些人描绘为秘密操纵美国政府的恶势力，而非友好的合作伙伴。

一年后，雷曼兄弟银行于2008年倒闭。该银行自1850年起即由一位巴伐利亚犹太商人的后代所经营。尽管多数政界人士并未将此次金融危机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但相当数量的公众持此观点。斯坦福大学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近四分之一的人指责犹太人破坏了全球经济，而38.4%的人认为犹太人至少应承担部分责任。

在金融风暴期间不断有声音宣称，存在一小群精英，无论是银行家还是游说者，正在恶意剥削民众。这种观点加剧了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右翼的茶党运动。这种民粹主义的反抗情绪一直是犹太人的沉重负担。许多深受大屠杀影响的犹太作家，继承了那段悲惨历史的记忆，并发出警告，指出一个社会可能会沦为利用偏见的煽动者的牺牲品。

2008年之后，这些警告不幸成为现实。右翼势力将一位犹太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选为他们眼中的罪魁祸首。这种观念不仅限于极端主义博客，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甚至将索罗斯描绘为操控一切的“皮影戏大师”。福克斯新闻和共和党政客在提及索罗斯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利用这位犹太金融家的形象，宣称他在摧毁基督教文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8年，福克斯新闻开始刊登中美洲移民大篷车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图片，并将其称为“入侵”。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指控成立，但共和党政界人士仍含蓄地暗示这些车队的费用由索罗斯支付。当特朗普总统被问及索罗斯在资助大篷车方面的作用时，他向记者表示：“这种事不会让我感到惊讶。”

索罗斯成为了新的主要攻击对象，这一形象主要源自欧洲素材。该故事的主要线索来自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他由社会主义者转变为极右翼分子。2011年，他在名为《大替代》(The Great Replacement)的书中警告称，有人试图通过涌入大量移民来减少白人基督徒在欧洲的存在。当美国右翼势力接受这一说法时，他们将索罗斯及其犹太同胞列为精英阴谋的策划者，并提出了“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口号。

犹太族群坚决反对所谓的“大替换”阴谋论，这是因为他们在美国民族主义的特殊种族等级结构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则认为，“犹太人明确宣称自己为独立种族，他们表面上支持白人在美国的地位，实则却在施展的最狡猾的诡计。”言下之意，犹太人能够伪装成白人，然而实际上他们是隐形的特工，服务于其他人的种族战争，利用移民来颠覆白人基督教的霸权。

事实上，对于移民的信仰，即视美国为难民庇护所的理念，也是犹太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这种信仰认为后来的移民群体将遵循与犹太人相似的轨迹。如果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么犹太人便是其典型的代表。然而，如今这一理想却成为了犹太人遭受诽谤的根源。

犹太人与左翼“分道扬镳”

在美国犹太政治的存在一个古老理念：为对抗右翼反犹太主义，左翼应实现团结，即少数族裔与自由主义者联手。我年幼时，曾听拉比和长辈叙述那些佩戴厚重眼镜、积极投身于自由运动的青年犹太人。他们中有人追随马丁·路德·金参与游行，甚至有人因支持黑人投票权而遭遇不幸。这些历史性的努力促成了宽容者联盟的目标实现。

我也注意到，随着记忆的模糊，到60年代末，昔日的同志开始背离这一团结理念。年轻的民权活动家将重心转向黑人权利，对旧有的自由主义观念产生怀疑。同时，反战抗议者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解放运动。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导致许多人开始反对以色列。

60年代末的动荡预示着接下来十年的分裂。新的意识形态在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开始质疑旧有的自由主义观念。特朗普的崛起使这种分裂愈发明显。他的当选震惊了他的反对者，左派开始组织更为激进的“抵抗运动”(Resistance)。

甚至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抵抗运动”就计划在首都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一次早期会议上，活动人士凡妮莎·鲁布尔(Vanessa Wruble)表示，她的犹太信仰是她参与政治的原因。但有人告诉她，犹太人应为历史上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剥削行为感到羞耻。随后，她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

抵抗运动强调了联盟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由法学教授克伦肖(Kimberlé W. Crenshaw)提出。她认为，法院仅关注一种歧视形式是不够的，因为歧视具有多种形式且相互交织。这种观点逐渐成为左派的新主流，而如今的抵抗运动在列举各种不公正现象时，却未提及反犹主义。新左派反对自由主义，认为它只是白人至上的掩饰。他们主张采取不宽容的态度，更积极地对抗仇恨。

在过去几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中，一些团体如“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与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参与活动。他们讨论的焦点是以色列的边界，而不是以色列的存在问题。然而，当和平进程在克林顿政府末期失败时，一切都改变了。哈马斯发动了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随后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了镇压措施，并对加沙实施了封锁。

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及其支持者发起了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力图让大学从以色列撤资。他们不再仅仅寻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共存，而是试图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国际孤立者，停止与所有以色列机构的合作。因此，以色列的批评者被视为时髦的“反犹复国主义者”。

在一些犹太机构内部，一些人将反犹主义归咎于任何持这种立场的人。这种归咎不一定准确，有时只是一种结束辩论的手段。但许多犹太人对于在美国左派中发现反犹复国主义的迹象感到愤怒，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被描绘成犹太人的代名词，甚至被指责为历史上犹太人所犯罪行的延续者。这种情况引发了担忧，因为历史上类似的指控很可能导致对现实中犹太人的攻击。

活动人士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大学校园内的希勒尔中心(Hillel Center)，他们视其为“以色列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一些学生团体甚至试图将这些中心从校园中清除，声称如果校园能够容忍以色列支持者，是否也可以尊重纳粹分子等极端分子?

尽管“排犹现象”日益普遍，但左派和大学领导层几乎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他们可能认为犹太人不符合他们的分析框架，因为在美国的情况下，犹太人通常不被视为“受压迫者”;在以色列的背景下，他们甚至就是“压迫者”。然而，这种忽视可能会导致对反犹主义的无视，而反犹主义本身就是对特权的指控。

美国犹太人不再能左右社会舆论

在自由主义崩溃的循环中，右翼激进观念会引发左翼激进观念，反之亦然。为了反对新兴进步派的批评，一些右翼领袖试图夺回自由。

最有影响力的右翼领袖之一是马斯克，他购买了推特平台，声称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然而，他废除了该平台对一些最极端反犹分子的禁令，例如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一些名人。通过这一举动，他实际上间接支持了这些人的言论，暗示他们的观点本来就应该被接受。这使得那些受害者感到他们的立场被合法化了，其实只是因为他们冒犯了某些人。

马斯克甚至暗示，犹太人控制了审查制度。他转发了一条他认为是伏尔泰的话：“要知道谁在统治你，只需看看你不能批评谁。”这句话其实是由一个新纳粹分子说的，并非出自法国哲学家。他几乎明确指出，犹太人就是那些“不能受到批评的人”，这也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秘密主人。

此外，黑人喜剧演员戴夫·查佩尔(Dave Chappelle)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某次表演中暗示，左派的专横行为反而激起了社会的反击。他触及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左翼的反自由主义，并巧妙将反犹主义合理化。

查佩尔和马斯克认为，对反犹主义话语进行审查是一种讽刺。在犹太人的言论自由愿景中，开放的解释和无休止的辩论是通向知识的途径。言论的传播是对错误思想的解药。然而，在社交媒体的现实中，言论自由也被用来传播伪装成喜剧娱乐的犹太人仇恨，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这些年轻人渴望反抗他们所认为的觉醒的限制。

反诽谤联盟向我介绍了反犹主义组织的最新做法：他们的领导者有时会装扮成极端正统的犹太人，自称为“诚实的拉比”。在一部荒谬的网络短剧中，他代表犹太人为捏造大屠杀的故事而道歉。随着边缘群体成功地突破了限制，美国文化对于反犹言论越来越宽容。

美国犹太人失去顶尖高校的“特权”

10月7日的袭击发生后，美国犹太人曾一度觉得局势可能发生变化。彼时，以色列暂未采取反击行动。尽管如此，在这个明确的道德时刻，校园左派却无法表现出同情心。哈佛大学的30多个学生团体在10月7日签署了一封信，将所有暴力行为都归咎于以色列政权。纽约大学新任“土著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将哈马斯袭击描述为“有待确认”。

10月11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观察家日报》的记者马塞尔(Rebecca Massel)接到了一个举报：在图书馆前，一名脸上裹着大手帕的妇女袭击了一名以色列学生，原因是关于哈马斯扣押人质的传单引发了争执。在与受害者交谈后，受害者表示现在校园已不再是安全之地。纽约警察局证实已逮捕了这名女子，但她否认了仇恨罪的指控。

马塞尔开始撰写报道，但她的文章引发了争议。社交媒体上的帖子纷纷指责她的犹太身份，甚至声称她有“宗教议程”。在感到愤怒之前，她的心里首先充满了恐惧。她想起一位以色列学生告诉她的话，那位学生已经被建议离开校园以确保安全。对于自己的身体安全，她也感到不确定。在紧张中，马塞尔专注新闻事业。她采访了大学各个角落的犹太学生。两周内，她与54名学生交谈，他们纷纷表达恐惧。有学生受到虚拟或面对面的骚扰，34人感到校园不安全。12人掩饰犹太身份的标志。

马塞尔发现学生们建立了护送系统，以保障安全。更糟糕的是，她揭露了教师对犹太学生表达敌意的事件，甚至助教也参与其中，在课堂上公开羞辱学生。马塞尔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交谈，他们描述了生活中的创伤，希望学校能以同理心回应。然而，学校采用了不够理解的态度，将事件归因于长期斗争。

10月7日之后的校园事件也标志着黄金时代的悲伤落幕。上个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大学等常春藤学校曾采取了排斥犹太人的措施。20世纪2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赛斯·洛初级学院，以区分犹太申请者。但二战后，随着配额取消，犹太人数量增加，他们逐渐成为受欢迎的一群。

然而，21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常春藤盟校中的影响力下降。2000 年代，耶鲁大学 20%是犹太人，现在这个比例大约降了一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犹太人比例从三分之一下降到16%。学校进行了精英再造，为第一代大学生和有色人种提供机会，导致犹太人比例下降。

尽管犹太今天依然自认是“弱势群体”，但学术界却认为他们享有特权，犹太人的优先级正在下降。大学对校园反犹主义的软弱反应暴露出的问题，可以浓缩为上任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 (Claudine Gay)的表态，“一切取决于具体情况”。一项调查显示，在犹太学生较多的校园中，近五分之一的非犹太学生不愿与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交友，暗示着他们无法与大多数犹太人建立友谊。

“逃离美国，重返德国”?犹太人发出警告

在每年春天的逾越节家宴之际，犹太人会背诵《哈加达(Haggadah)》中的名言：“在每一代，我们的敌人都会起来毁灭我们。”这一传统仪式的普遍遵守，不仅庆祝解放与生存，还提醒我们犹太历史的严峻循环。在犹太人的每次黄金时代中，虽带有戏剧性的讽刺，其中一些关键时刻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1933年，德国“犹太信仰公民中央联盟”出版了一本详尽的1060页著作，展示了该团体所取得的成就。尽管魏玛德国充满不稳定因素，但也却见证了犹太权力的巅峰，特别是在文化领域。20世纪初，犹太人在德国的音乐、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书既是对犹太社区的自我庆祝，也是对德国社会的一种恳求。

长久以来，美国人对犹太人持有好感。然而，近年来，随着对当前政治氛围的担忧和对安全的新认识，一些犹太人开始制定应急计划，考虑离开美国，甚至申请德国护照。德国大使馆向我介绍，自2017年特朗普当选后，申请数量比前一年激增近一倍并持续增长。至2022年，这一数字已升至2,500份。尽管从绝对值来看，这些数字并不大;然而，这些美国犹太人申请护照时必须证明其家族曾逃离德国，如今却视德国为比美国更安全的避风港，这一趋势非同寻常。

1967年后，美国犹太社区开始思考自己的彻底改革之路，这也是一段深刻的政治抛弃时期。一群理想幻灭的知识分子急剧转向右翼，创立了“新保守主义”运动，他们也将能量转向了苏联犹太人的事业，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痴迷于许多犹太会堂的神学政治，创立了以祈祷和仪式为中心的新精神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历史依然令人乐观。它证明了，冲突可能为宗教的更新和新的团结提供道路。这也提醒我们，即便是在黄金时代，犹太人也并非能一帆风顺的上升。

然而，悲观主义的论点在今天更具说服力。针对犹太人的各种力量，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比50年前强大得多。当反犹主义获得立足之地时，阴谋论就会凝固成常识，将暴力嵌入思想，然后转化为致命行动。

我们坚信，一个将其犹太人置于袖手旁观的社会更有可能专注于追捕“替罪羊”，而不是解决根本缺陷。尽管这并非历史的铁律，但这样的社会容易衰落。英国在1290年驱逐犹太人后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沙皇俄国在1880年代的暴动后陷入革命。如果美国坚持当前的道路，那将不仅意味着对犹太人黄金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对培育他们的国家的终结。

(作者系《大西洋月刊》专职作家，慧诺编译，迦然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