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的脚印

——寻找在天津的犹太人

宋安娜

20世纪20年代天津犹太公会成员

犹太人进津，历史上有过三次比较集中的流入趋势。早在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欧洲各国商人大量涌入，其中便不乏犹太人。20世纪初，沙俄迫害犹太人，成批东欧犹太人离开家乡到中国谋求生路。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些当时被称为“白俄”的人流亡中国，失去国籍，其中也有一些犹太人。第三次流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入规模最大。据20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出版的《犹太年鉴》记载，1935年在天津的犹太人达3500人，是犹太人在天津人数的最高纪录。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又分两个人群：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后，大批生活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南下，移居进入天津;1938年前后纳粹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形成犹太难民潮，一部分犹太人来到天津避难。这一部分犹太难民没有统计在《犹太年鉴》1935年在天津的犹太人数中，可见，二战期间在天津的犹太人不止3500人。

犹太人在天津有长达百年的居住史，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并不多，而亲历者多已老去或离去。出于记者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我从2001年开始寻找犹太人在天津生活的历史。由于史料记载有限，寻找犹如打捞一艘历史沉船。我从收集出生或曾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的口述史人手，采访现居海外的“天津犹太人”，挖掘历史影像和史实，深入梳理历史肌理，对犹太人在天津社区的形成、经济活动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犹太文化与天津文化的交融等方面的研究渐渐清晰起来。据此，我主编了大型中英文双语画册《犹太人在天津》，于2004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200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后来又出版了英译本。

陌生人的来信

我向西方寻访在天津生活过的犹太人，曾远赴美国、日本、以色列。我寻访的脚步由东向西，而“天津犹太人”则由西向东，重游故地，机缘巧合：我们的足迹常常在某一个点上重叠。

2006年，我收到一位陌生人的邮件，是远在澳大利亚的鲍勃(Bob Sitsky)发来的，询问我他出生和长大的哈尔滨道38号那个院子、那幢楼房还在不在，他和他的哥哥拉瑞(Larry Sitsky)想回来看看。

鲍勃和拉瑞在天津出生，哥哥生于1934年，弟弟生于1937年，现定居澳大利亚，哥哥住在堪培拉，弟弟住在悉尼。他们从网上买到了画册《犹太人在天津》，看到第17页“20世纪20年代天津犹太公会成员合影”时，不约而同地惊呼：“啊，外祖父!这是外祖父!”前排的一位男士正是他们的外祖父帕罗·托坡(Pavl Toper)，他是个皮毛商人，在公会主管财务。回天津去!回家去!两兄弟立刻决定远行。但50多年过去了，幼时居住过的房子还能找吗?

20世纪40年代的天津犹太教堂

天津的犹太社区

犹太人曾在天津小白楼地区建设了完整的社区构架。1860年被迫开埠后，天津集聚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1906年，天津犹太公会成立那时公会没有场所，只能租房充作会堂，约柜寄存在租来的房间里，逢年过节，才临时取出约柜供奉。逢犹太人的重要节日，如逾越节住棚节，还租过当时天津英租界富丽堂皇的建筑戈登堂举行活动。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大量涌入，犹太公会于1937年着手筹建会堂，不久便筹得资金26000元。1940年会堂建成，地址在上海道14号(今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处)。这座会堂是犹太人活动最集中的场所，出生、婚嫁乃至死亡，它目睹了在天津的犹太人人生几乎全部重要的经历。天津的犹太人就是以这座会堂为轴心向四方辐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区，经济、教育、福利、文化各领域机构齐备。从1906年到1945年，在近40年的时间里天津犹太人修会堂、建学校、开办俱乐部，连犹太人自己的图书馆、医院、养老院、公墓也在小白楼周围建了起来。

天津犹太学校建于1925年10月，专门为天津以及华北地区的犹太人子女提供就学机会，校址在旧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126号。学校用英语授课，讲授犹太历史和希伯来语言文学，同时各种基础学科齐备，以保证毕业生能够在欧美的大学里继续深造。1942年学校有130名在校生，全部为犹太人，男67人：女63人。学校设初等科、中等科及高等科，还设有幼稚园。学校有教职员13人，图书馆藏书2400册。

1937年犹太俱乐部的落成是在天津的犹太人社交生活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他们没有聚会场所，即便是民族重大节日，也只得租用租界当局的办公大厅来充当临时场所。俱乐部坐落在旧英租界24号路(今曲阜道)，规模和设施都堪称一流。俱乐部拥有图书馆和剧场，图书馆藏希伯来文、俄文、英文书500册;剧场可容纳500人，经常举办戏剧、音乐会和舞蹈表演;此外还有餐厅、棋室、台球室等设施。

天津犹太医院开办于1937年，地址在旧英租界66号街，主要面向犹太人，也收治中国病人，每天约有上百人就诊。犹太养老院在旧英租界41号街，专门收容犹太孤苦老人，仅1946年就收容13人。犹太饭堂也在旧英租界41号街向无生活来源的犹太贫民提供救济，每日就餐者达六七十人。犹太墓地在今河东区十五经路以外，由天津犹太慈善协会创建于1911年，对贫穷的犹太人给予现金、食物、衣服、住房及医疗费用，对刚到天津立足未稳、生活困难的犹太人资助旅费并帮助联系就业。犹太慈善协会在二战时期非常活跃，常举办舞会等公益活动，所得款项用于安置从欧洲逃来的犹太难民在天津的犹太人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陆续离开天津，移居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德国、巴西等国。到我开始寻访之旅时，他们中最年幼的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多年后回到天津“老家”的两兄弟在原住所前合影

重返“老家”

收到鲍勃的邮件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新闻，同时，找房子、寻人也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在征得鲍勃的同意后：我请天津日报集团旗下的《城市快报》介人。4月25日，《城市快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新闻《犹太兄弟寻找哈尔滨道38号》。当天早晨，便有好几位热心读者打来电话，提供线索。《城市快报》一连4天分别以“犹太兄弟托本报再寻老邻居”“犹太兄弟老邻居有了下落”“鲍勃兄弟近日到津”为题，连续报道此事，这对犹太兄弟一夜间成了天津的新闻人物。

鲍勃的“老家”找到了!老家还基本保持着旧时模样。

准确地说，鲍勃哥俩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了1922年，他们的外祖父来到天津，住进了哈尔滨道38号。他们的父亲14岁就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与他们在圣约瑟中学读书的母亲结婚后也在这里居住，鲍勃兄弟都出生在这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承载了他们全家的欢乐和幸福。外祖母养了9只猫，鲍勃养了一只黄鸟，拉瑞则在这里走上了他的音乐之路。两兄弟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外祖父离开这所房子去美国，非常不情愿。他来时35岁，正当壮年，离开时已经59岁了，要去面对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临行前，外祖父沮丧地将他们夫妇已经作废的俄国护照塞进卧室壁炉前木质装饰架的缝隙里，期盼着有一天能回来。鲍勃激动地说：“我总是梦见哈尔滨道38号，在梦里回来，现在终于要实现想了!”

五一长假第一天，我陪鲍勃和拉瑞夫妇4人来到他们梦魂牵绕的“老家”。当年的38号已改为36号，楼里如今住了好几家人。拉瑞曾经的卧室住着刘春梅一家。房间很高，刘女士将它一分为二，搭出一层阁楼，下边客厅，上边卧室。鲍勃曾经的卧室住着庞树贵一家四口，老俩口在外间，儿子带着孙子住在里间。因为放假，女儿女婿也来了，一家人正和和美美地吃午饭，听说犹太兄弟到了，连忙腾出饭桌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沏茶。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拉瑞来到窗前，窗正冲着大街，拉瑞回忆起1949年1月的一天，他趴在窗台上向外张望。解放军已经开始攻城，街上一队国民党士兵在列队，长官命令他们宣誓死守街垒。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父母慌忙拉着两个男孩躲到存冬煤的地下室。就在这时，刚才宣誓的那个国民党军官跑了进来，手里握着一支手枪。一家人以为大难临头了，想不到军官把手枪朝煤堆上一扔，打开随身的一个小包袱，取出一套便装胡乱换上，便慌里慌张地走了。一家人再也没见过那个军官，可那支手枪却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拉瑞。15岁的大男孩多么渴望拥有一支真家伙呀!父亲看透了拉瑞的心思，用煤块将手枪深深掩埋，警告拉瑞再也不许想这件事。

拉瑞对庞家9岁的小孙子说：“到地下室去看看，那支手枪还在吧?也许，它注定要属于你。”小男孩果然跃跃欲试，拉瑞也仿佛回到了童年，两个人会心一笑。

忽然，鲍勃指着外间屋的门框大声说：“看呀!看呀!”房门通向走廊，门框横梁上嵌入两只约有一手指粗细的小铁环，铁环相距40公分。庞奶奶说：“打我家一搬来门上就有这俩小玩意，也不知道干嘛用的，不碍事也就没有动它们。”犹太兄弟听了哈哈大笑，拉瑞说，这两个小铁环是拴绳子用的，两根绳子从小孔穿过去，离地面半米多高吊一块小木板，就是小兄弟俩的秋千了。人们恍然大悟，也都笑了起来。

老屋勾起多少往事。犹太兄弟回忆起1951年他们离开天津时的情景。哈尔滨38号距海河仅百多米，河边就有小码头，出了家门就上船。为了能在澳大利亚尽快安家，母亲带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光三轮就叫了13辆。走出家门，许多邻居向他们挥手致意，队伍“浩浩荡荡”那年冬天真冷啊，河水都冻了冰，客船前还有一艘破冰船……

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犹太学校的师生合照

刻骨铭心的认同

我问两兄弟：“你们的外祖父母移民美国为什么你们兄弟俩和父母要去澳大利亚?”拉瑞回答道：“因为我和鲍勃在中国出生，美国政府认为我们是中国人。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入境。”

我惊呆了，对同一事件竟能有如此迥异的判断!做天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多年，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天津犹太人视为外国人。他们也的确是外国人，尽管属于犹太民族，但有的是以色列人，有的是美国人，有的是加拿大人，有的是澳大利亚人……他们是法定意义上的外国人。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犹太人对天津的思念视为一种乡情，温馨的往事、梦里的眷念!如此等等。而拉瑞的话让我看到了这乡情深处更深刻的蕴含——认同，一种刻骨铭心、深藏于心的认同。鲍勃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做技术工作，如今已经退休。拉瑞是个音乐家，创作了很多乐曲，现在还在工作。他们都已儿孙绕膝，人丁兴旺，其乐融融。

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一则资料：拉瑞(Larry Sitsky)，出生于中国的一个俄罗斯犹太人家庭，1951年移民澳大利亚，定居悉尼。他早年开始学习钢琴，先后在新南威尔士艺术学校和旧金山艺术学校深造，学习钢琴和作曲。毕业后任教于昆士兰音乐学校，1966年被任命为堪培拉音乐学院键盘系主任，继而是音乐学系主任，现为作曲系主任。

拉瑞曾多次获得音乐大奖，出版过多种唱片、教材，并曾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国际单簧管协会等多个组织合作过。因成就突出：他被授予个人讲席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1997年将第一个荣誉艺术博士头衔授予他。1998年，他入选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

原来，拉瑞是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却没告诉我这些。他只是说，他的第一场个人音乐会是在天津犹太俱乐部举办的，那时他还是个11岁的孩子，后来他加入了设立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队。因为天津生活，他的音乐里蕴含着许多中国文化的积淀。

我对天津的犹太历史文化研究20余年了，从无到有，积少成多，还有许多的事要做，还有许多的路要走。我将继续我的寻访之旅，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当我的足迹与犹太人在天津留下的足迹重合时，那将是历史与现实的叠印，那将是全人类共同的心声——理解与和平。

(作者单位：天津日报社，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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