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一位美国投资经理在自媒体平台Substack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官方贫困线标准严重脱离现实，引发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和智库激烈抨击，其传播范围远超他本人的预期。那么，他究竟写了什么?

这一切始于他的一次好奇：为什么美国GDP连年稳步增长，平均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许多民众却感到生活日益拮据?通过研究，他发现这与美国贫困线计算方式有关：当前美国政府仍沿用1963年经济学家茉莉·奥尚斯基设定的公式，即以“最低食品支出乘以3”来划定贫困线。依此标准，2024年美国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贫困基准被划定在了年收入3.12万美元以下，全美仅有11%的家庭被视为贫困。

作者指出，现今美国家庭在育儿、住房、医疗、交通等非自由支配支出上大幅增加，食品支出占比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33%降至如今的5–7%，按此推算，当前贫困线应设定为最低食品支出的16倍，即一个家庭年入13.65万美元才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而全美约有60%的家庭收入低于这一实际生存门槛。在“收支勉强平衡”的脆弱状态下，任何突发意外(如疾病、失业)都可能使其陷入破产。

他进一步批评道，经济学家认为破产家庭可以通过储蓄回归正常生活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一旦破产，美国民众往往会被信贷体系排斥、无法进入优质租房市场，某些就业机会也难以取得。在一经启动就层层跌落的贫困循环里，人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因此当前的贫困线实质上成了一条生死之间的红线，而非反映美国民众实际生活支出、衡量温饱的界限。

在这一系列文章的结尾，他总结道，美国已违背了建国时对公民许下的诺言，当杰斐逊用“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取代“财产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之时，他实质上已作出了选择：人的潜能实现优先于财富的静态积累。这使得美国选择了劳动者而非食利者，选择了建设者而非占屋者。然而过去四十年来，美国的政策走向却与之背道而驰：税负从企业转向工人阶层，且并未干预企业规模过度扩张，直至其垄断定价权。他还指出，美国产业向中国转移是企业主动追求劳动力套利的结果。美国企业原本许诺开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来富裕美国人民，却因追逐超额利润掏空了美国工人阶级。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转载自作者substack系列文章。篇幅所限，有所删编。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辨析。

身为美国人，我的人生是一场谎言

失效的贫困线如何悄无声息地摧毁了美国？

我是一名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策略师，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但今天我不想讨论市场走势，尽管目前信贷压力持续加剧，科技板块(尤其“人工智能”领域)尤为明显。

我认为，民众的通胀担忧(衡量市场表现的缺失指标)将再次让美联储陷入停滞。政策制定者将陷入死胡同(Zugzwang，国际象棋术语)，任何走法都将导致困境。

而这一切都与美国的贫困线有关。我相信许多左翼读者会说，“贫困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多年了!”确实，你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你们仅关注前端、情绪化的数据(如维持基本生计的工资)，而非真正用数据说话。

贫困线：一个失灵的基准如何悄然崩坏美国

我在职业生涯中始终对显而易见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市场、流动性、要素模型……这些概念对我从来都不自明。我认为，市场本质上是清算价格的一个等式，而等式必然存在参数，参数则会扭曲结果。我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去做投资工作的，找到参数、发现扭曲、继而把握机遇。但有个数字我始终未深究过，就像婴儿自出生以来就习惯了重力，它被我默默接纳。

贫困线。

这个数字看似与政治无关，而是政府部门的专家根据事实精心测算得出的客观数据。几十年前，有人划定了这条界限，用来界定在美国谁是“穷人”、谁又是“中产阶级”，以及谁该获得援助。换句话说，它是美国基本福利的提供标准——无形无迹、不容置疑、举足轻重。

这周我在看GDP数据，忽然感到疑惑：明明美国GDP增长健康、失业率也在G7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美国中产阶级怎么会年年感觉越来越穷?

结果我在研究论文中发现了一句话：

美国贫困线的计算公式为1963年家庭最低食品支出乘以3，得出家庭的基本生存成本，即贫困线。

我又读了一遍，最低食品支出乘以3。

我感到恶心。

失败的测算

1963年，社会保障局经济学家茉莉·奥尚斯基(Mollie Orshansky)提出这一公式。她观察到，美国家庭大约会拿出收入的1/3购买食品。由于当时许多物品(如住房)的定价数据难以获取，她便将公式简化，即以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生存的最低食品支出来确定贫困线。

奥尚斯基对这一简化公式态度谨慎。1965年她在一篇文章中重申，贫困线是衡量一个家庭“收入不足”的标准，而非“收入充足”的标准。她说，“如果无法明确说明‘多少才足够’，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平均而言，多少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她设定的是一条底线，一条美国普通家庭会明显陷入危机的分界线。

对于1963年，这个计算方式可能是合理的。当时住房相对便宜，一个家庭仅凭任一成员的单份收入就能租到不错的公寓或购买房屋。而医疗保险由雇主提供，且费用相对低廉(如蓝十字保险每月仅需10美元)。育儿也尚未市场化——母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家人或邻居(通常有人在家)也会互相帮忙照看。汽车价格亲民，即便容易出故障，社区里接受过职校培训的孩子也能帮忙解决大多数问题。而大学学费可以通过孩子打暑期工赚取。退休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而非自行筹集401(k)资产(注：传统养老金是雇主在员工退休时承诺的养老金，而401(k) 是员工从工资中自愿扣除部分金额存入，企业再补一部分。这使得员工需自行承担投资波动、通胀侵蚀的风险，提前支取也可能面临罚款和补缴税款)。

奥尚斯基“食品支出乘以三” 的公式虽然粗糙，但作为当时的危机阈值——1/3买食品，2/3用于其他开支，似乎是可行的。低于这一标准，家庭确实陷入危机;高于这一标准，便在美国有了立足之地。

问题是从1963年到2024年，美国的一切都变了。

首先是住房成本飙升。其次医疗保健成为许多家庭最大的支出。而雇主提供的保险覆盖面急剧缩小，免赔额却不断提高。还有育儿也市场化，且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大学学费从暑假工变得不堪重负(要背几十年学贷)。在政府的忽视下，公共交通也日渐衰退，交通成本随之上升。

这意味着过去一个家庭单份收入就能达到的生活水平，现在需要双份收入才勉强达到。而双份收入意味着必须支付育儿费用，进而需要两辆汽车。当然也有人会说，可以与父母同住来省下汽车和育儿费用。

如今，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住房支出占35%-45%，医疗保健占15%-25%，有幼儿的家庭育儿支出可达20%-40%。而食品支出仅占5%-7%。

这意味着，如果沿用奥尚斯基的逻辑，即贫困线可通过食品支出占比的倒数来推算的话，那么乘16倍(而非3倍)后，一个美国普通家庭的贫困线将在13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

请记住：奥尚斯基试图定义的是“不足”，即一个家庭无法正常运转的底线，这个数值将达到14万美元。

那我们仍在使用的31,200美元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衡量的是美国人民的饥饿程度。

就如普鲁塔克所述，“贫富失衡是所有民主共和国最古老、最致命的弊病。”

真实的美国生存数据

2024年，美国政府将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划定在了31,200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则为80,000美元。我们被含蓄地告知，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过得很不错——其收入远高于贫困线，属于中产阶级，理应过着舒适的生活。

但如果按照奥尚斯基的推算，这个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实际处于深度贫困之中。

我接下来想忽略官方数据，看一看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我计算了一个四口之家(双职工、两个孩子)的“基本需求预算”，不包括度假，甚至订阅网飞会员等“奢侈品花销”，仅涵盖2024年维持工作和抚养孩子所需的“必备支出”。

另需注意的是，我并未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数据，而采用了保守的全国平均花费：

育儿：32,773美元

住房：23,267美元

食品：14,717美元

交通：14,828美元

医疗保险：10,567美元

其他必需品：21,857美元

所需净收入：118,009美元

加上约18,500美元的联邦税、州税和联邦保险捐助条例(FICA)税费，所需总收入为136,500美元。

这就是最新的美国贫困线，即一个美国普通家庭生存的底线。

最大的单项支出并非住房，而是育儿：32,773美元。

这便是陷阱所在。要达到8万美元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绝大多数家庭需要两个人同时出去工作，但一旦出去工作，便会产生育儿支出。

如果双方都工作，且年收入达到理想的10万美元时，仅日托中心一项就要花费3.2万美元。

如果一方留在家中，收入将降至4万到5万美元，远低于一个家庭的生存所需。

需要反驳的是，双职工配置并非为了我们通常认为的“改善家庭生活”，例如为了一家人的假期旅行或者买船钓鱼什么的改善生活，而是仅仅为了生存所需。在扣除他人帮忙照看孩子的费用后，双职工能比单职工配置仅仅能多赚1000-2000美元/月。

这是一个闭环，十分残酷。

住房成本是谎言吗?

对于我的推论，批评者大概会说，136,500美元是旧金山或曼哈顿等大城市生活的水平，而非 “真实的美国”。

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美国”。

我将住房年支出设定为23,267美元，折合每月1,938美元。那些官方、严肃的经济学家就是用这个数字告诉你，你住得不错。

但让我们看看普通的“入门级住宅”所花费的成本。以新泽西州的考德威尔需为例，20世纪50年代，这里的住宅凭一个卡车司机的单份收入都能买得起，但现在这里最便宜的一套月租为2,715美元。

平均成本与实际花费之间每月存在777美元的差距，即税后每年9,300美元。要弥补这一差距，需要额外赚取12,000至13,000美元的总收入。

因此，当我说真实的贫困线为14万美元时，我已经相当保守了。你需要去就业机会集中的地区生活，才能获得平均收入。但是你缴纳的住房租金则远高于开支。

更需注意的是。2,715美元仅是起拍价，它并不希望你实际租住，而是买下来。即便你能租到，这2,715美元只是为房屋支付的“订阅费”，你只是维持了生存，而非强制储蓄、积累代际财富。

享乐主义的“谎言”：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美元而非58美元

经济学家看到14万美元开支，大概会大喊“享乐主义调整”，即他们认为，高开支也包含了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我却没把这些算进去。

我倒是想和这些经济学家吵一架，因为我算的并非质量提升而是社会参与的成本。

诚然，我们的生活质量确实提升了，如今的汽车有安全气囊，房屋有空调，手机堪比超级计算机。但这些科技进步，其实带来的是过去被认作“奢侈品”的价格下降。

但如果讲到社会参与的成本，如拥有工作、能联系医生、履行公民义务等种种事宜所包含的对外沟通，在1955年你只需要一条电话线。这份“参与凭证” 每月花费5美元。

按标准通胀调整后，当年的5美元相当于如今的58美元。

但在2024年，58美元的固定电话已无法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如今要正常生活，你需要回复工作邮件、查看孩子的学校门户网站(现已完全数字化)，还需要进行银行账户的身份验证……这一切都要求你配置智能手机套餐和家庭宽带，而这需要每月200美元。

为了获得维持家庭生存的收入，我们需要参与到社会之中，并且“与经济接轨”。而与其接轨的价格不仅跟上了通胀步伐(58美元)，还达到了通胀率的三倍(200美元)。

类似的，我们可以对其他开支做今昔比较：

医疗：1955年蓝十字家庭保险约10美元/月(相当于如今的115美元/月)，而现今家庭平均实际保费超过1600美元/月，是通胀率的14倍。

联邦保险捐助条例(FICA)税费：1955年社会保障税为收入首笔4,200美元的2.0%，年度最高缴费额为84美元(相当于如今960美元/年)。如今，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需支付超过6,100美元，是通胀率的6倍。

育儿：1955年，由于经济支持单职工模式，这一成本为零。如今，育儿成本高达32,000美元，参与成本呈无限增长。

唯一真正符合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是食品。其他所有维持工作、保持健康和抚养孩子所需的必要支出，都远超官方数据。

诚然，这些商品和服务质量确实更好了。我也不会放弃现在的65英寸的4K电视，去使用1955年的25英寸阴极射线管电视去比较，但其实我们已别无选择。

死亡谷与斩杀线：10万美元收入为何危险?

在确定136,500美元为一个普通家庭真实的收支平衡点后，我分析了这一家庭为提升收入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而对这些实际情况的分析，会比任何消费者价格指数更能解释当前美国的经济氛围。

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旨在帮助最底层的人们，却为任何试图摆脱贫困的人设置了陷阱。当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从4万元升至10万元的过程中，其能享受到的福利的减少速度远高于其工资实际增长速度。

咱们还以新泽西州为例，看看这一转变过程。

1.年入3.5万美元(“官方”贫困阶层)

家庭虽然处境艰难，但州政府提供了底线保障。他们有资格享受医疗补助(免费医疗)、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食品券)和高额育儿补贴。

2.年入4.5万美元(面临“医疗陷阱”)

年增收1万美元是好消息吗?并非如此。他们将失去医疗补助资格，需要支付保费和免赔额。

收入增加：+10,000美元

支出增加：+10,567美元

最终结果：他们的境况比以前更差。这种流动的有效税负超过100%。

3.年入6.5美元(面临“育儿陷阱”)

这是许多家庭的崩溃点。他们为了达到这一收入水平，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可能需要打两到三份工，或者争取得到晋升。他们属于完全的“工人阶级”，但已经无法享受育儿补贴，必须支付全额市场价的日托费用。

收入增加：+20,000美元

支出增加：+28,000美元(全额学费)

最终结果：彻底崩溃。

这是许多年入10万美元家庭的月度财务情况比4万美元家庭更糟的原因。

年入4万美元，你苦苦挣扎，但州政府会给你“救生衣”。

年入10万美元，你同样苦苦挣扎，州政府却把你当作“高收入者”，让你“生死自负”。

从期权交易的角度看，政府向贫困群体兜售了看涨期权，却暗中操纵了伽马系数。当价格向“平价”(即自给自足状态)靠拢时，德尔塔值急剧崩盘。每投入一美元资金，系统就会抽走70到100美分。

没有理性交易者会接受这种交易。

无法恢复的“相变”

“均值回归”是现代经济学最危险的谎言。经济学家们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家庭陷入债务或者破产，他们只需通过储蓄就能回到平均水平。

经济学家混淆了财务波动和毁灭的区别。

跌破底线并非像水降温，而是从水到冰，是一种“相变”。

当一个家庭遭遇困境，如驱逐、破产或违约，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金钱减少”，而是：

他们将被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通常为期7至10年)。

他们将被排除在优质租赁市场之外(房东会进行筛选)。

他们将被排除在敏感行业的就业机会之外。

在物理学中，将冰变回水需要巨大的“潜热”，即扭转破产局面所需的能量，需要远超过支付账单所需的能量。

14万美元的年收入之所以是底线，是因为它为这种相变的临近提供了缓冲地带。8万收入、7.9万支出的家庭的财务情况并不稳定，就像是过冷的、接近零度的水。

一次冲击，如变速箱故障、手臂骨折—— 你就会立即冻结。

理论验证：疫情期间的美国家庭

若你需要证据证明我的理论，那么咱们不妨看看疫情期间美国普通人的生存情况。它揭示了社会参与成本、工作成本是导致财政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2020年4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达到历史性的33%。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经济刺激支票。但数据背后却另有隐情。

疫情封锁期间，“死亡之谷”被暂时填平：

育儿支出(32,000美元)：暂停(孩子在家)。

通勤支出(15,000美元)：暂停。

工作午餐/服装支出(5,000美元)：暂停。

对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参与经济的“成本” 每年约为5万美元。当经济停摆时，这笔“税费”(即固定支出)被取消，因而很多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突然感觉变富了。这并非因为收入增加，而是资金漏洞被堵住了。而对于很多失业的人来说，收入甚至有所上升，支出减少，还能每周得到600美元。

这一时期，我愿称之为美国梦短暂实现的“宿醉”。如今我们感受到的美国民众对于通胀的愤怒，正是这段虚假繁荣带来的后遗症。当世界重新开放，这些成本重新成为重担，且涨幅达到20%，许多人愤怒游行，抗议物价的飙升。

但我需要指出的是，通胀只是物价水平的变化率，无法直接等同于经济变差。很多人在讲通缩，但如果通缩真的出现，我猜你们可能会更不喜欢通缩。

不过物价水平也并非毫无意义。若你的工资赶不上通胀水平，你的总体购买力就越低。

溺水的政治学

你装了十六吨货，结果呢?又老了一天，债台高筑。

圣彼得，别给我叫我，我没法走。我把灵魂卖给了公司和商店。

—— 默尔・特拉维斯，1946年

“死亡谷”或“斩杀线”的存在揭示了美国选民当前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尤其是被称为“中产阶层”但实际是“工作中的贫困阶层”对真正贫困阶层和移民的敌意。

经济学家和政客将其归咎于种族主义或缺乏同理心，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利他主义是盈余的产物。当资源充足时，人们自然乐于施舍;但当大家在争抢最后一根破损的香蕉时，分享便无从谈起。

同样的，年入6.5万美元的家庭(他们刚刚失去补贴，需要额外支付3.2万的育儿费和1.2万的医疗保险)能敏感地意识到，年入3万美元的家庭能免费获得育儿、医疗、住房和食品补贴。

他们在杂货店把自己想要的商品放回货架时，却看到有人使用电子福利转账卡(EBT)买单。当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房子时，却看到移民家庭获得了紧急住房支持。

他们看到的不是“贫困”，而是“不公”。他们每周工作60小时都难以负担的东西，有人免费获得了。

更糟糕的是，即便他们还未亲眼看见，也会被灌输这样的场景。

这种愤怒并非针对商品高昂的价格本身，而是对美国契约的违背。美国梦的核心是勤奋工作、劳有所获。但因为真实贫困线为13万-14万美元，你的勤奋无法带来生活的改善，相反带来了风险、疲惫和债务。

这是我们美国创造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存的途径只有位于两头：要么贫困到有资格获得援助，要么富裕到可以承担风险，无视成本。

夹在中间的所有人都在被吞噬。我想富人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在退出公共空间。我们越来越难以在线下和线上看见他们。

美国繁荣的错觉

我们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在网络分享图表，他们用这些数据来证明所谓“经济下行”的错误性，同时宣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这张图是其中之一，你可能见到过。它显示美国中产因为“阶层跃升”而规模缩小，越来越多的人跻身年入15万以上的阶层。

经济学家为此欢呼雀跃：“看!1967年只有5%的家庭年收入超15万美元(浅灰色部分，按通胀调整后)，但如今这一比例达到34%。我们成为富裕阶层不断壮大的国家。”

但我想让大家从贫困线角度看这张图片，如果14万美元才能覆盖一个家庭的基本支出，那么最上方的34%并非所谓的富裕阶层，而是在生存线以上的人们。

另外所谓的“中产阶级”(即年入5万-14.9万美元的部分)约占全国人口的45%，他们实际上是有工作的贫困阶层。其收入足以让他们失去福利，但不足以支付育儿费和房租。

但经济学家是这样解读的：

“美国人收入增加有几个原因：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过去50年，生产力大幅提高，GDP稳步增长，这一切都使得美国大多数人变得更富有。”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 再读一遍这句话。如果结合“系统的目的在于其所为”(POSIWID，the purpose of a system is what it does)的原则思考，我们就会得出：

这张图表衡量的不是繁荣，而是非自由支配支出篮子的通胀。它告诉我们，要在2024年过上1967年中产阶级的生活，你需要一份 “富裕阶层”的收入。

还有这张图，正是维护现状的保守派们所使用的挡箭牌：

贫困率已降至11%。政策效果显著!

请记住奥尚斯基的公式，这张表衡量的是食品支出(如今仅占总支出的5%-7%)三倍收入的美国人的比例。

它衡量的是饥饿程度。

本质上，这些图表是在用一支残缺的尺子衡量破损的房子。真实的贫困线需要加上住房、医疗、育儿和交通等固定支出，这使得贫困线升至13-14万美元。

你们读者可能有一些人的收入超过了这条红线。但就我自身经历而言，我的父母没有达到这一收入，而我比较幸运，我比较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且父母得了我大力支持，而且我有美国公民身份。

这是我们目前大多数人面临，并且自己的孩子也会面临的困境。

而你的勤奋、努力向上的动力会受到重重阻力。当你的收入从4万升至10万美元时，你每多赚一美元所失去的福利会超过你的收入增长。

你越努力工作，实际上越穷。

但经济学家告诉你没关系，因为你在积累财富，你的401(k)养老金账户在增长，房屋净值在上升，你比自己感觉得更富有。

下周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是错的。

你所依赖的财富—— 退休账户、房屋净值、本应让一切都值得的“储蓄金”—— 与贫困线一样虚假。但财富背后的人是真实的，他们非常厉害。

门已经开了

关于真实世界的讨论已经开始了。是时候了

发布于2025.12.01

过去一周，我的文章受到了自由报、福克斯新闻、CNN、推特和Youtube等多个媒体和平台的关注，我收到了很多支持，也得到了不少批评。

这大概证明我说对了。

批评者在质疑14万美元的划线是否合理，但就如我在原文指出的，其关键并非数字的准确性，而是“死亡谷”这一核心概念。

它揭示了现今美国选民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尤其是“有工作的贫困阶层”(官方定义为“中产阶级”)对“真正贫困阶层”和移民的敌意。

我的数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生活成本项目，当被要求提供数据来源时，我也欣然袒露。

但建制派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派出斯科特·温希普(Scott Winship)和凯文·科林斯(Kevin Corinth)，CATO则派出杰里米·霍佩达尔(Jeremy Horpedahl)——此人显然在游说支持沃尔顿家族的阿肯色州税收政策，而乔治梅森大学的亚历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也现身，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同样抢尽风头。

对此我想从具体金额(14万美元基准)、收入不稳定(为什么需要双职工家庭)，以及死亡谷来分别论述。

有质疑认为新泽西州的考德威尔生活成本高昂，并无代表性，我引用只是为了佐证自身立场。但若以美国统计局认为最接近平均值的城市，通常被引用为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市。截至2024年12月，当地贫困线水平也高达94,215美元，约为官方贫困线的三倍。

现实情况是，由于现代生活成本高得离谱，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和新泽西州的考德威尔两地，平均只有27%的职业能为双职工带娃家庭提供足够收入。

由此解释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亚当·巴特勒提出的“幽灵家庭”概念：在数据上，似乎是双孩家庭的收入中位数高于普通家庭(一孩、无孩)。但这并非生两个孩子收入就神奇地变多了，而是收入不够的人选择了不生孩子。

而这正是美国政策失败的核心症结，即“死亡谷”的出现。我们设计的福利悬崖和收入递减机制，系统性地将低收入劳动者排除在外，导致他们即便努力向上爬，最终也只能失去基本福利，陷入永久性的经济困境。

“死亡谷”现象正在从真正贫困阶层蔓延到中下阶层，其现金储蓄出现了负增长。而且需要强调的是，401(k)或个人退休账户的扣款会使现金流再减少6%以上。这些储蓄虽好，但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获取食物将优先于未来退休生活的保障。

正因如此，这场争论的焦点并非数字本身，而是收入结构问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死亡谷”的概念及其所代表的福利悬崖惩罚机制，成为多家主流媒体批评报道的主题。所以说，他们知道这是事实，这就是为何他们必须猛烈批评、嘲讽的原因。

我不想把官方说法和任何民众具体的批评混为一谈，它们并非一回事。最常见的普通民众批评是，中产阶级为何总在抱怨出人头地有多难。而反驳观点则是“每代人都在挣扎”。但如今的问题并非挣扎是否存在，而在于其性质。在过去几代人中，勤奋、储蓄和时间是正相关的，单份收入可以组建家庭、孩子可以通过上大学获得晋升，双职工家庭可以创造盈余。但如今由于非自由支配成本的通胀速度更快，加上不合理的福利悬崖，理想的中产阶层生活(或是“美国梦”)几乎不可能实现。

而我并非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多个研究项目已经充分讨论过这个议题。如奥伦・卡斯的“繁荣成本指数”(COTI)通过对比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与全职男性中位数收入(以“工作周数”衡量)，证实了这种收入核算方法的缺陷：

1985年30.1周

2000年41.8周

2010年50.2周

2024年62.7周

我想重点回应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斯科特·温希普的批评，他认为美国的贫困和经济不安全被极大地夸大了，而美国现今的住房拥有率下降在于结婚率下降。

哦，这些在象牙塔的人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这些所谓秉持“自由意志主义”的政府智囊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曾经代表着解放市场和赋予个人权力，而现在他们似乎在为资本和所谓资助智库的财团发声了。精英阶层的左翼和右翼在这一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

而他们传统的测量方法，也正是造就“死亡谷”的原因。通过增加贫困人口获得的福利价值(如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医疗补助)，来证明越来越少的人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得出仅有1.6%的人深陷贫困这种荒诞的结论。

资产增值：又一财富谎言

由于现金流的枯竭是肉眼可见的，这些精英不得不将叙事转向资产负债表，即：

“别担心你的工资无法支付账单，看看你的房子!让你变得多么富有!”

这是第二个、或许也是更危险的谎言，他们刻意混淆了通胀和财富。

你并没有获得购买力，只是经历了生活成本的重新估值。

如果我们将中产阶层拥有的“资产”按照市值计价，包括住房、401(k)养老金账户和年轻一代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的资产等，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中产阶级财富” 实际上只是资本化的负债。

如果你卖掉房子来“变现” 财富，你就会无家可归。你必须进入市场购买替代住房。但由于所有住房的价格都相关联地重新定价，你60万美元的收益会立即被购买同样昂贵的新房子所消耗。

解锁这笔财富的唯一方法是：

1.死亡。

2.降级(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地区，但伴随收入/机会/生活质量的牺牲)。

3.以此为抵押借款(房屋净值信贷额度或反向抵押贷款)，这会将你的净值重新变为债务。

这三种情况均意味着效用损失或债务转化。

对中产阶级而言，房价上涨并非“财富积累”，而是资产价格通胀。我们把未来租金的资本化成本误认为资产。我们制造了更高的准入门槛，却将其称为“净资产”。

而每当我指出年轻人身无分文时，经济学家就会说“财富代际转移”。他们告诉我们，年轻人在未来将拥有78万亿美元的资产，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这是最大的谎言。这些财富不会流向你，而是会流向医疗保健系统。

1955年，养老护理是 “非市场” 劳动。奶奶住在闲置的卧室里，成本只是空间和食物。

2025年，养老护理是一种金融化产品：

辅助生活：每月5,500至8,000美元。

养老院护理：每月9,000至12,000美元。

记忆护理：每月10,000美元以上。

即便你父母的房子标价80万美元，但父母在最后时光可能需要成本约60万-70万美元的养老护理(这并不少见，且全国中位数为657,915美元)

房子不会留给你，而是会被卖掉来支付护理机构的费用。

而真正富裕的人，才擅长这种游戏：如将财富转移到永久信托中，或在医疗补助五年审查期之外转移资产。而对于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房屋净值并非潜在遗产，而是一个等待被某个灾难性健康风险提取的应急存款。

财富并不会代际转移，而是流向私募股权拥有的医疗保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你继承的不是财富，而是一张临终关怀账单。

美国人的幸福追寻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错的?

发布于2025.12.08(12.23重新修改)

“一个国家真正的正义在于其信仰的忠实遵守。”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信用报告》，1790年

1776年，当国父杰斐逊坐在费城闷热的房间里时，他正在思索洛克的《政府论》。这位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自然权利三原则：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而言，这堪称终极信条。但杰斐逊执笔划去“财产”二字，代之以“追求幸福”。

这既非诗意的修饰，也非剥夺他人财产的企图。这是由杰斐逊对贵族与金融体系的不信任所推动的美国体制结构转型。

学者们或许会争论杰斐逊是否意图削弱财产权，但其实际影响不容置疑：他将人的潜能置于财富的静态积累之上。

这种哲学转向至关重要，因为社会所构建的正是其选择尊崇的价值。

“财产”是名词，静止不动;“追求”是动词，不断前行。而“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eudaimonia)中——并非指享乐，而是指繁荣、能力以及潜能的实现。

杰斐逊选择“追求幸福”，是将未来潜力置于过往积累之上，选择劳动者而非食利者，选择建设者而非占屋者。

然而过去四十年，美国经济已深陷泥潭。我们所构建的经济体系过度偏向“财产”而非“追求”：对工资重税，却对资本利得大肆补贴;用监管壁垒保护既得利益者，却让新进入者寸步难行。更令人痛心的是，上一代的财产正蚕食着新一代的“追求”。

我们深陷困境，且心知肚明。在人民难以负担日常支出的危机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假新闻”。而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崩盘的指标并非传统经济指标，而是信任危机。我深信这才是症结所在——我们不再相信领导层能够改善民生。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能分享的最重要的一张图表如下——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劳动份额的崩溃。衡量劳动份额有几种有效的技术方法，但所有权威方法—— 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都显示出相同的下降趋势。这一趋势证明并非测量误差，而是结构性事实。

第一阶段：三大结构性断裂

该指标在历史上曾三次出现断崖式下跌(即红线)，每次均与看似合理的政策出台密切相关。

第1次下跌：政府工会悖论(1962)

事件：肯尼迪总统签署的第10988号行政命令允许政府员工组建工会。

这个逻辑看似是合理的，既然企业员工可以组建工会，那么公务员为什么不可以获得同等保护?

但这导致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双重垄断”(或称软预算约束)。即在企业，工会导致的企业成本上涨会通过企业破产来强行制约，但在政府部门，其成本的增加则通过增税来维持。纳税人因此陷入被动。

结果：我们打破了成本与价值、税收与民生之间的反馈循环。

第2次下跌：反垄断悖论(1982)

事件：面对企业合并的浪潮，博克在1978年著作《反垄断悖论》直接重塑了美国反垄断政策：即反垄断的唯一目标应是 “保护消费者福利”—— 若企业合并、规模扩张能降低价格、提升效率(如降低生产成本后让利消费者)，即使形成市场主导地位，也不应被禁止。

效率至上的逻辑下，为什么要管企业“规模过大”呢?

在这种思维下，我们使企业合并合法化。现有企业(既得利益者、既得市场地位)可以打压新兴企业(新进入者、创业精神、创造性破坏)，只要能给到低价。但在市场需求回升时，这些垄断行业凭借定价权对消费者进行压榨，还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普通消费者。

第3波下跌：开拓中国市场悖论(2001)

事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我们当时认为，自由贸易能让所有人更富裕，这正是经济学入门课的核心内容：比较优势。我们假设可以开拓超大规模市场，给到美国资本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结果是，美国资本并非只想在中国销售商品，还想通过套利劳动力增加其利润。美国企业开始在中国生产商品，再将产品进口至本国。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工套利。我们掏空了美国工人阶级。

第二阶段：税收转移

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我们还重新调整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分配机制。这并非以转移支付为卖点，而是以供给侧刺激政策为卖点。

大逆转(1955年vs. 2024年)

其逻辑在于：降低企业税负将刺激投资，经济增长惠及全民，实现涓滴效应。

现实情况：我们用对企业利润征税的方式，换成了对工人工资征税。

1955年：企业所得税占联邦财政收入的28%，富人通过持有这些资产间接纳税。工资税仅占收入的8%。

2024年：企业所得税已降至税收总额的10%。尽管企业利润占GDP比重激增，但为填补这一缺口，工资税(从劳动者第一美元起征)已飙升至36%。

资本并未涓滴式流向底层，反而在顶层不断聚敛。前1%的富豪掌控着约87%的企业股权，却仅承担税收的一小部分，而劳动阶层却要背负全部重担。

第三阶段：平均通胀与隐形的分歧

技术官僚阶层总爱说你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们拿平均通胀率打脸，声称工资涨幅与通胀同步。

但他们只是把痛苦“平均”了而已。

以食品支出的必需品“牛奶”为例：

富裕阶层喝的“有机牛奶”在过去十年间因大规模生产、技术创新等，价格正在下降，换句话说，他们在经历产品价格通缩。同等资产拥有更强的购买力。

而贫困阶层则遭受通胀5%的压力(普通牛奶价格飙升)。

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对CPI的感受是不同的。由于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即便我们通过相同CPI涨幅提高其收入，他们仍会累积赤字。

平均CPI掩盖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而富裕阶层则在花更少的钱享受高品质生活。

第四阶段：机会不平等与失落的“爱因斯坦”

很多拥护现有制度的人会说，不平等是进步的代价。放眼世界，美国与那些高福利国家不同的一点是，它给了聪明人更大的发挥空间，我们必须保护创新者和就业创造者。

但研究结果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最新研究《不平等与创造性破坏》表明，极端不平等反而会扼杀创新。与收入中位数以下家庭的孩子相比，出生于收入前1%家庭的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高出十倍。

这并非因为富家子弟更聪明，智商也并非关键因素。

我们构建了一个以现有优势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机会被垄断。由于父母无力支付入门费用，我们把下一代天才拒之实验室门外，导致成千上万的“失落的爱因斯坦”被埋没。我们选择维护既得利益者的下一代，而非资助未来的发明者。

我的判断

整整一代的政策专家构建了这个错误的机制。他们为两党总统提供建议，使保护少数人压榨多数人成为可能。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并非出于邪恶：

他们允许垄断(因为认为效率比竞争更重要)。

他们允许劳工仲裁(因为认为这会带来双赢)。

他们调整了征税方式(因为认为这会产生涓滴效应)。

他们忽略了生活成本(因为相信平均值)。

我们到了必须改变测量方式，改变扭曲参数的时候了。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拒绝对现实作出正确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