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尽管于西元前1200年之后，受到一系列外来势力的侵略与统治(注一)，但无论是在农业生产，哲学文艺、天文历法、水利建筑、航海军事与逻辑数算领域，始终与巴格达一道构成人类文明的重地，而该领先地位，直到欧洲国家于十五世纪末开辟海路、前往印度与中国之后，才逐渐走向下坡。

　　至于欧洲区域，原本嫁接两河、尼罗河文明的希腊、罗马帝国，也倾心于亚非文化熏陶，致使其首都先后搬迁至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君士坦丁堡。嗣后，欧洲困于内斗与外患(经受东方草原、斯拉夫、日尔曼、维京等蛮族的骚扰)，再加上封建割据与教会长期对文化的垄断，造成欧洲长达上千年的黑暗时期。

　　十一世纪末，自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向东方与南欧伊斯兰区域发动战争之后，才开始广泛接触东方文明。由此，不但在欧洲本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激化了接踵而至的海路拓展、殖民扩张、宗教改革、启蒙主义和工业革命。

　　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扩张，多以传播伊斯兰教为诉求，其统治范围内仅有教徒与异教徒、君主与臣民之分，而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别。鉴于此，不同的族群多能和平共处。以埃及为例，即便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徒，也至多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缴纳人头税之后便能保留其宗教信仰。该状况，还是由于十一世纪末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并滥杀3万多异教徒后，才开始激化为连绵不断的宗教冲突。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出于现实需要，对治下的某些传统大国，如波斯与埃及，也向来给予自治特权与礼遇。

　　十八世纪下半期欧洲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意味着西方科技文明取得绝对优势，也同时注定了其他传统帝国的衰亡。极为吊诡的是，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世界还纷纷以模仿中国、奥斯曼文化为时尚，而1789年拿破仑攻占埃及的行动，却敲响了这些固步自封老帝国的丧钟。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领地，逐个沦为英、法的殖民地或保护区。

　　基于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便把战略目标定为“拉拢阿拉伯民族对抗英、法”;而英、法协约国的目标则是，以“承诺阿拉伯人独立为诱(注二)，鼓动他们对抗德国和脱离奥斯曼帝国”。最后，通过英国犹太财团的贿赂，阿拉伯部族纷纷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由是导致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战败。该结局又造成了两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德国把失败的主因归咎于犹太人，从而导致二战期间的大屠杀;其次便是英国当局于1917年正式发表巴弗尔宣言，为犒赏犹太人的贡献而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

　　就阿拉伯民族的独立运动而言，英、法两国彼时一方面为了对抗同盟国，而与阿拉伯部族并肩作战;一方面却于1916年私下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将中东中部地区的叙利亚以北划为法国势力范围，而伊拉克以南则划归英国势力范围。此后，英、法两当局便在自相授受的“支配权”主导下，在该地区陆续建立了十多个酋长国或军阀王朝。埃及于1922年名义上虽获得独立，而国防、外交、苏伊士运河等等却依旧得听从英国的支配。该情况直到五十年代纳赛尔推翻法鲁克王朝，并于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才有所改善。

　　由此观之，阿拉伯国家即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或保持中立地位，或如埃及一样沦为英、德之间的战场，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国家却仍然得面对西方列强保留关键工、矿、商业特权的局面。于是乎，二战后最为突显的国际争端，便体现在各地民族主义的抗争，以及来自西方的颠覆与压迫。

　　具体而言，西方列强战后集中打击的对象是：具有西方文化教育，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主张阿拉伯民族自决、资源国有化，反对神权体制，主张世俗政治，尤其是为稳定民族国家团结而遏制教派之间斗争的力量。该现代化运动首先于1942年在叙利亚发起，迅即扩展到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突尼斯等地，其中尤以不同国家的复兴党的建立，形成民族主义势力壮大的标志。

　　不言而喻，站在民族主义运动对立面的，始终是西方列强支持的封建酋长王国、军阀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力量。往往，酋长氏族利益又与逊尼派原教旨激进力量结为一体，对任何带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新潮派”进行对抗。

　　无独有偶的是，西方列强打击的对象不仅仅是主张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纳赛尔总统，同一期间，也先后在伊朗、瓜地马拉、古巴、刚果/萨伊、巴西、多明尼加、印尼、越南等地筹画，甚至直接参与了政变或军事侵略活动(注三)。如今西方集团处心积虑地设法以“施用化学武器”为借口，将最后一个稍具规模的复兴党堡垒(叙利亚)击垮。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伊拉克争取独立时刻，还是丘吉尔的一声令下，让伊拉克革命力量第一次尝试到毒气弹的滋味。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此期间苏联为首的华沙集团大力支持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该过节又导致华沙集团瓦解后，美国顺势将仅存的几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当权的国家动用暴力加以摧毁，以期彻底断绝其与俄罗斯往后再次结盟的可能性。如今，继伊拉克与利比亚的毁灭，焦点自然集中于叙利亚。与此同时，不属逊尼派原教旨势力的伊朗什叶派，也成为西方国家与阿拉伯逊尼派政权一道围剿的对象。

　　如前所述，埃及于二战结束后的最大问题，便是谋求真正的独立自主。其次，便是如何不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计画，蜕变为建立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以色列国家。从伊斯兰世界的角度观察，二战结束后欧洲人应当主动负起召唤犹太难民回返欧洲的责任，而不是将种族清洗的后遗问题转嫁给阿拉伯人(注四);而且，尤其不能在一个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原则上，把以色列武装成一个侵略国，喧宾夺主地造成巴勒斯坦人民的无家可归。

　　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随即又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成功地抗拒了英、法、以的联合军事进攻，于是俨然成为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的英雄偶像。美国，也从此开始，从幕后正式走到台前，在整个中东地区取代了英、法的地位，成为该区域政治博弈的新布局者。

　　1967年六日战争以阿拉伯一方惨败告终，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共同丧失的领土相当两个台湾大小，使得阿拉伯一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此后，许多国家一方面看到阿、以两方的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同时为了收复己方的失地，便纷纷与以色列签订双边协定，而弃巴勒斯坦的权益于不顾。其中最严重者，如1970年纳赛尔逝世后接替总统职的萨达特，甚至为了寻求美国的协助，突然断绝与苏联的关系。1978年，萨达特又是在美国牵引下，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订了“大卫营协议”，其中，以色列一方仅仅承认西岸与加沙的自治地位，而刻意回避了巴勒斯坦建国目标;除此，还承诺归还西奈半岛予埃及。实际上，埃及从此之后还承担了与以色列当局一道共同封锁加沙边界和约束巴勒斯坦反以力量的义务。该情况，直到2012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主政之后，也不见有丝毫改变。

　　谈及穆斯林兄弟会，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建于1928年的组织，虽然以激进的态度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关注济贫，以及主张在“恢复传统伊斯兰精神价值”的基础上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然而出于对《古兰经》与《圣言》教义的执着与偏激，也像沙乌地阿拉伯的逊尼派瓦哈比宗一样，都具有严重的排他性与反现代化的狭隘性。基于此，这种思潮很难形成大气候，除非，受到外力的支援。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长期四下碰壁的沙特部族正是在英国的大力支援下奠定其在阿拉伯半岛的领导地位。(注五)

　　绝非偶然的，埃及兄弟会也只有在八十年代美国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进行密切合作之后，才一改其激进立场，转而参与议会选举、尝试体制内改革。尽管如此，直到此时此刻，埃及兄弟会的成员加上同情分子不过三、四百万，而该人数在一个拥有近七千万选民的国家，实在是不能影响大局。2011年的议会选举，以及2012年6月的总统选举，正是在65%选民罢选的情况下，才把自由与正义党(兄弟会的新组合)主席穆罕默德?莫尔西推上总统宝座。这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偶然处即在莫尔西实际取得的选票不到选民总人数的14%。

　　除了得利于“美国、伊斯兰蜜月”的国际大气候之外，埃及兄弟会的发迹又是在沙乌地阿拉伯与卡达尔之间互别苗头的情况下渔翁得利。简言之，沙特自获得英国青睐之后，又加上石油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在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由是这个极端保守、迟至1963年才正式放弃奴隶制的神权国家，便长期利用其巨大财力四下散播逊尼派瓦哈比极端思想。出于狭隘的排他性，沙特自然不会允许任何其他伊斯兰力量对其领导地位进行挑战，因此无论是什叶派当权的伊朗，或者地位突然提升的埃及兄弟会，都成了其眼中钉。值此时刻，同为波斯湾石油大亨的卡达尔，却突然积极插手国际事务，不但动用军事手段，在颠覆利比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动荡不安的埃及，也开始运用财力，推动其“制造国王”(指支援兄弟会)的事业。

　　言及此，需要顺便交代的是，八十年代美国虽已启动其“美、伊蜜月”策略(“伊“指伊斯兰逊尼派世界)，该策略却让小布希总统执政时期乱了阵脚。起初，美国积极调动伊斯兰教世界打击共产集团，甚至于，还不择手段地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培训恐怖分子，使之对苏联、中国、巴尔干、印度(当时苏联的盟友)等地区进行破坏与颠覆。结果不只是加促了华沙集团与苏联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在巴尔干半岛扶持了波斯尼亚与科索沃这两个伊斯兰教新国家。然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小布希突然把敌国列有60个之多，其中，甚至也包括了“蜜月期间”立下汗马功的巴基斯坦。

　　也就由于美、伊间的关系显著恶化，奥巴马上台后立即终止了“反恐战争”，同时还抬出“多边主义”为号召，一方面争取欧盟成员及若干亚洲国家(如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又积极改善与伊斯兰教保守国家的关系。鉴于此，我们大致了解，为何奥巴马上台后会有如此多的伊斯兰教国家积极参与颠覆阿拉伯世俗国家的活动;而且还把一个个伊斯兰教政党推上执政地位(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同时也可大体明了，为何美国对2012年埃及兄弟会的胜选与执政丝毫不以为意。美国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简单，即真正的敌人只有左派与民族主义势力。至于阿拉伯世界是否由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主政，或由军阀、封建酋长地方势力掌控政局，实在是无关宏旨!

　　2000/2011年之交产生的“阿拉伯之春”，严格说来是2008年经济危机、油价、粮价飞涨的结果。老百姓不胜负担而群起抗议，不只是发生于阿拉伯国家，而是首先遍及南半球，而后延伸至中东及南欧“软肋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义大利等)。阿拉伯国家之所以显得更加激烈，不过是因为国际势力极具选择性地趁机煽风点火，甚至直接支援恐怖主义集团进行叛乱(如利比亚、叙利亚)。

　　如前所述，埃及兄弟会的力量实际不如西方媒体所渲染的那么庞大。以2011年街头出现的反穆巴拉克政府的游行队伍为例，其中兄弟会的比例便微不足道。其次，从本年上半年出现的反兄弟会政府的数千万巨大街头队伍看来，西方媒体也有夸大军方影响力和贬低民族主义与工会力量之嫌。

　　自由与正义党(兄弟会)主席穆罕默德-莫尔西2012年6月3日担任总统之后，恰好经历一年便于本年7月3日让军事官僚所推翻。兄弟会以有限的群众基础执政，原就是如履薄冰。油价、粮价、财政税收减少、游客人数剧减…所有这一切均涉及国际因素，而非个别国家所能解决。在此基础上，民间又盛传“莫尔西拥有美国国籍”、“莫尔西试图将苏伊士的经营权授予卡达尔”、“要求埃及军方采取军事行动推翻叙利亚政府”、“维护以色列利益，继续封锁加沙边界80%以上的暗道”(加沙人民靠此暗道取得来自埃及的生活必需品)“将本国的什叶派教徒与基督教徒贬为敌人”…这一系列的指控，不但调动了大批人马上街示威游行，也突然加强了军事官僚的道德优势，而使得发动政变更加有机可乘。至为关键的是，支持政变或称支持埃及军方的国际力量也不容小窥。迄今，除了卡达尔、伊朗之外，所有海湾国家均站在军事官僚这一边。非但如此，以色列也显露对政变结果的满意。至于美国，大体采取了“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观望态度。

　　本年7月3日军方发动的政变成功后，随即把基督教科普特派教长，以及若干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派的领袖拉来为自己“背书”与“站台”，或让他们共组“临时政府”。如此一来，即刻引起兄弟会积极分子的激烈反弹，而首当其冲的却是人口不到10%的基督徒。迄今，据报导，已有近40所科普特教堂遭焚毁，教徒伤亡人数也多为媒体所忽视。大家仅仅知道的是，8月14日军方对兄弟会同情分子的镇压，造成至少700人的死亡。离奇的是，同样规模的事件，一旦出现在北京广场，便可引起西方长达多年、每小时轮番的渲染;而对待埃及，则似乎佯装是偶然发生的一起天灾，事故责任也就不再值得追究。

　　综合以上的介绍，埃及目前主要存在着三股力量：一是美国每年花费15亿美元支持的军事官僚;一是伊斯兰教世界保守势力所支持的兄弟会;其余便是包括诸多民族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与各个工会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世俗力量。埃及前途未卜，世俗派与兄弟会之间的矛盾激化已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且相当明显的境况是，军方与兄弟会都有强大的国际势力公开予以支持;而世俗派则除非安拉显灵，恐怕短期内不会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

　　注一：利比亚、地中海沿岸海盗、亚述、波斯、希腊、罗马、东罗马、阿拉伯、奥斯曼、法国、英国。

　　注二：1915/16年“侯赛因、麦克马洪照会”即承诺了阿拉伯建立独立国家。

　　注三：1953年伊朗摩萨台政府被中情局策划推翻;54年瓜地马拉古斯曼政府为美国发动的政变所推翻;59年革命成功的古巴遭美国封锁，并试图对卡斯楚政府发动政变而失败;61年刚果/萨伊总统卢蒙巴经中情局策划，故将其逮捕并送至敌人虎口而遭杀害;64年巴西发生美国支持的军变;65年美国支持印尼政变并将左派名单提供苏哈图，导致近50万人被杀，华人牺牲无数;战后支持法国重返越南，奠边府战役法国败北撤退后，便由美国取代其地位…注四：二战期间排犹的国家不仅是德国，共有17个国家参与其中。又，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意见是容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平共处、重建家园，但反对建立以色列国和占领耶路撒冷。但该意见往往给曲解为“消灭以色列”和“民族清洗”。

　　注五：有关沙乌地阿拉伯瓦哈比势力的崛起过程，请参见拙作《利比亚与恐怖主义》，201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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