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十字路口的古巴

青  平

一、“经济模式更新”vs“绝不复辟资本主义”

在古共七大上，劳尔·卡斯特罗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有人担心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会成为“古巴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我有义务告诉大家，这个目标决不会实现”。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古巴的“经济模式更新”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

纵观古巴的历史，经济改革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古巴一般不用经济改革的提法，而用“完善”、“更新”。这主要是为和苏联东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也是改革的一种形式。目前为止，古巴改革已经经历了三次高潮与两次低潮。1980年，古巴就开始了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开设农民自由市场和艺术品自由市场，增加在消费和服务领域的投资，扩大物质奖励范围等，到1985年是第一次高潮。1986年起开始“纠偏”，采取了关闭自由市场，限制个体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是第一次低潮。90年代初古巴又开始调整政策，1993年起出现了第二次改革的高潮，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将国营农场转变为规模较小的“合作生产基层组织”，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等。2003年下半年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多次发表讲话，批评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与革命原则不相容的现象”，又进行了一次“纠偏”，到2006年是第二次低潮。2006年劳尔主持工作后再次调整政策，从五年前的古共六大开始掀起了第三次高潮，包括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改革，建立马里埃尔经济特区等等。

为何古巴的经济改革呈现反复多变、一波三折的特点呢？这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古巴领导层的思想保守或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是和古巴的特殊国情有关。古巴人喜欢说得一句话是 “古巴同美国太近，同天堂太远”。而在古巴经济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革命带来的社会公正及其所产生的民众凝聚力可以说是抵制美国颠覆的最大王牌。这就决定了古巴必然会对改革所产生的任何社会问题都持高度警惕的态度。这种做法虽然造成了一些波折，但是总体上有利于古巴改革的健康发展。例如，1980年第一次改革高潮时产生了不少盗卖国有财产的现象。1986年“纠偏”中打击了这种现象，以后的改革中也对此进行了防范。再如，1993年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不仅产生了“比索收入者” 和“美元收入者”的差距，也导致了美元在古巴经济中的影响过大。2004年古巴在“纠偏”中停止了美元流通，削弱了美元的影响。此次改革高潮不但没有恢复美元流通，还于2013年提出实行古巴比索和可兑换比索的并轨以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某种意义上说，“纠偏”是避免改革中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必要保障。

从古共七大来看，未来古巴的经济改革仍将呈现“稳中有进”的局面。即劳尔·卡斯特罗所说的古巴的改革“不会匆忙，也不会停顿”。在会上，劳尔一方面强调，所谓“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损害民众利益，古巴“永远不会允许使用‘休克疗法’”，也“永远不会接受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应在明确的限制范围内发展私人经济，使其“成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补充成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稳中求进”的做法是符合古巴国情的。

二、“新的先驱者”vs“历史一代”

在古共七大上，有两个镜头特别惹人注目。一个是劳尔·卡斯特罗建议今后古共新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不应超过60岁，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年龄不应超过70岁。当时，会场一片沉默。另一个镜头是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谈到“很快我就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面临大限”时，很多代表流下了泪水。这两个镜头表明，古巴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是一个敏感又不得不为的问题。较之经济改革，这可以说是古巴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只有32岁，劳尔·卡斯特罗更只有27岁，格瓦拉是30岁。这在世界上也属最年轻之列。然而，57年过去了，古巴的领导层仍然由“历史一代”主导，曾经风华正茂的少年已经步入了耄耋之年，新老交替可谓迫在眉睫。

和很多国外媒体预测的古共七大将选举出较年轻的第二书记不同，不仅8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连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85岁的另一位古巴革命元老马查多·本图拉也留任古共中央第二书记。这表明，和经济改革类似，古共对政治上的新老交替也持稳妥、谨慎的态度。近年来，古巴共产党并不是不重视培养接班人，但是一些年轻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后出现了问题。例如1991年35岁的罗伯托·罗瓦伊纳当选古共政治局委员，1993年兼任外长，被视为古巴的“明日之星”，但其1999年因腐败问题被撤职。再如，1997年古共五大上45岁的拉赫成为古巴第三号人物，但2009年被免职。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不点名的批评其“过于急着往上爬”。还有，2011年古共六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的马里诺·穆里略，其女儿2012年叛逃美国，造成了很大不良影响……这一切表明古巴还不能完全离开“历史一代”，也给2018年古巴国家领导人换届和2021年古共八大带来了很大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就会发现近几年古巴在政治领域的进步同样不容小觑。古共和中共一样规定5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是1991年的四大比预订时间推迟了半年，1997年的五大推迟了一年，六大更是同五大隔了14年之久才在2011年召开。这次七大是自苏东剧变以来古共第一次成功按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古巴政治生活机制化、正常化的表现。同时，2012年古共通过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的规定，七大又通过了劳尔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年龄不能超过60岁，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年龄不能超过70岁的建议。这些制度的建立某种意义上比人事安排更重要。即使单从人事安排上看，在七大上新当选的55名中央委员年龄都在60岁以下，142名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只有54.5岁。古共政治局更是大幅度年轻化。上届政治局的4名年轻成员全部留任，加上新当选的5人，年轻人已经占了17名政治局委员的一半以上。

如前文所述，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中有很多困难，又面临着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巨大压力，呈现环境恶劣、风险性高的特点，因此，在领导人的新老交替上必须采取谨慎态度。正如劳尔指出的，新老交替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会功败垂成。本次古共七大制定了未来五年完成新老交替的计划。新华社评价古巴是“以老带新、平稳交班”。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三、“古美破冰” vs“南美之春”

古巴长期流传着一个笑话：当美国出现黑人总统，并且梵蒂冈出现拉美裔教皇时，古巴便有望与美国改善关系了。这本来是指古美关系永远不可能改善的意思。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比小说更精彩，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首位黑人总统，2013年方济各成为首位拉美裔教皇，随即古美半个多世纪的坚冰也有了解冻的迹象。2014年12月18日古美复交。今年3月21日至22日，奥巴马访问古巴，成为古巴革命以来首位访古的美国总统。

不过，尽管奥巴马访古引发了极大震动，但是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访问没有安排奥巴马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晤、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没有签署合作协议，更重要的是古美关系的症结——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并未解除。虽然奥巴马在访古期间呼吁美国取消针对古巴长达54年的制裁，但是取消制裁的权利在美国国会。而随着奥巴马即将任满，取消制裁似乎更加遥遥无期。同时，古美缓和也有对古巴不利的一面。奥巴马在访古期间大谈古巴应该“尊重人权”、“实行民主选举”，还会见了古巴的所谓“异见人士”。这无疑会加大古巴“颜色革命”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菲德尔·卡斯特罗于3月28日在古共机关报《格拉玛报》撰文反驳奥巴马的演讲，警告其不要试图对古巴说三道四，并讽刺古巴人听了他的演讲“有犯心脏病的风险”。

如果说“古美破冰”对古巴利弊参半，那么近来拉美左翼执政的国家的动荡则给了古巴很大压力。作为一个拉美国家，古巴的生存与发展和拉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在1998年查韦斯担任委内瑞拉领导人后，拉美掀起了一股左转浪潮。这些左翼政权普遍和古巴关系较好，像委内瑞拉就通过用石油换取古巴医疗服务的方法，为古巴缓解了能源短缺的问题。然而，2015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拉美左翼政权纷纷出现危机。阿根廷左翼政党2015年底在大选中失败，巴西的罗塞夫面临弹劾，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也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感叹，随着巴西的左翼政权走向落幕，“一个政治周期结束了”。如今，委内瑞拉等左翼政权不仅由于自顾不暇很难再给古巴提供支持，而且存在着通过“骨牌效应”将“南美之春”传播到古巴的风险。当然，古巴和这些国家还是有区别的。这些国家的左翼政权并未改变西方多党制，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古巴却有经历过苏东剧变等大风大浪考验的坚强核心——古巴共产党。因此，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远高于这些新建的左翼政权。

本次古共七大并未对“古美破冰”和“南美之春”多做评论。这本身就表明了古巴的态度，即“以不变应万变”。估计古巴未来的对外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一方面会继续把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外交重点，另一方面在对美国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谋求与美国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近两年来多次强调，中国与俄罗斯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至古共七大的贺电中指出：“中古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是患难之交、信义之交、兄弟之交”。可以预计，中古两国的友好合作在未来会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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