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圆珠笔

我第一次见到切·格瓦拉是在1960年7月。当时我在外交部美澳司工作。部领导派我作为以原中央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卢绪章为首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在古巴访问了三个星期，参加了卢绪章与格瓦拉的会谈。

会谈很顺利，很快就达成一致。最后由卢绪章和格瓦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贸易和支付协定、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文化合作协定则由当时正率中国艺术团在古巴访问的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和古巴副外长奥利瓦雷斯签署。

切·格瓦拉 图源：网络

格瓦拉给我的印象是，虽然他身穿橄榄绿军装，腰间佩着手枪，但文静、谦虚、善于思考，很尊重别人的意见。

上面提到的三个协定是在中古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是台湾“大使”还在哈瓦那的情况下签订的。代表团还同古方签订了总额为13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包括中国买古巴的糖和镍、向古巴供应食品和其他轻工产品。格瓦拉完全理解中国政府打破常规所采取的特殊做法。他多次向卢绪章表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古巴革命的感激之情。

在代表团离开古巴前夕，五万群众聚集在哈瓦那体育宫参加为庆祝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召开而举行的集会。

在塞罗体育场举行的第一届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将美国公司国有化。 图源：网络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政府决定把在古巴的26家美国公司所属的糖厂收归国有，以回答美国对古巴人民的威胁、破坏和封锁。他还宣布将每一个收归国有的炼糖厂用一个拉美国家的国名命名，以表示古巴与拉美国家团结和相互声援的兄弟情谊。卡斯特罗的讲话引起全场拉美各国青年代表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古巴人民为革命政府这一决定激动万分，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支持。

1960年，在哈瓦那举行集会，支持革命政府将帝国主义在古巴的财产收归国有。工人们动员起来，夺取了工厂的控制权。 图源：网络

第二天早上，在我们离开宾馆去机场的时候，哈瓦那的海滨大道上人们还在游行示威，高呼“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誓死保卫祖国”等口号。

格瓦拉参加了清晨刚刚结束的这个群众集会，匆匆赶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临别时，格瓦拉送给卢绪章一支圆珠笔，请卢副部长转交中国博物馆收藏和展览。格说，菲德尔就是用这支笔在古巴革命政府将26家美国公司收归国有的法律文件上签字的。格瓦拉没有多做解释，但我们都理解，这支笔表达了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更表达了他们维护民族独立、保卫祖国尊严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精神。

拉美国际主义者

1960年11月18日至1月1日，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我国。这是中古两国建交后来访的第一个古巴官方代表团，格瓦拉则是古巴革命领导人中来访的第一人。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同切·格瓦拉亲切会面。 图源：民族复兴网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了格瓦拉。李先念副总理与格瓦拉举行了工作会谈并签署了两国政府的经济合作协定、1961年度的贸易和科技合作两个议定书，商定在1961年至1965年间我国向古贷款6000万美元，援建一些工业项目，并在1961年度购买古巴100万吨糖及镍、铜各5000吨等。

我参加了接待代表团的工作，陪同参观和会谈，住在宾馆，与格瓦拉朝夕相处一个多星期。

1960年，格瓦拉参观人民公社。 图源：北京日报

1960年11月19日，格瓦拉参观国家工博会。 图源：北京日报

格瓦拉十分敬佩中国革命，十分仰慕中国的领导人，十分高兴实现了他访问中国的夙愿，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

在毛主席会见格瓦拉时，格说：“我们在斗争中对毛主席一直是很敬仰的。”他介绍代表团的成员出生在四个国家，除了古巴人外，他是阿根廷人，负责工业和计划的经济学家拉塔斯特是智利人，在外贸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马尔多纳多是厄瓜多尔人。格说：“虽然我们不出生在古巴，但古巴人民不反对我们，我们也积极保卫古巴革命。菲德尔代表了全拉美人民的意志。”毛主席称赞他们是国际主义者。格说：“我们是拉美国际主义者。”

会见中，毛主席赞扬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并高度评价古巴敢于在美国身边搞革命，很了不起，古巴革命不仅得到整个拉美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格瓦拉以敬重的语气说：“毛主席，你们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在这里的苏纽尔少校(代表团成员，古巴人)今年35岁，已是我们中的老头子了，他在革命中受伤3次，伤了6处。”

格瓦拉向毛主席介绍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格瓦拉提到，打游击的时候吃得不好，精神食粮更缺乏，看不到材料，但是从他们仅能获得的几篇毛主席的文章中看到古巴革命与中国革命中许多相似之处。在中国，蒋介石向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进攻说是“围剿”，古巴的反动派对起义军也用这两个字，甚至策略也一样。

格说：“在毛主席的文章中，菲德尔还看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我最初没有看出来。这就是优待俘虏，替他们治伤，送他们回去。注意了这一点很起作用。原先我们把俘虏的鞋和衣服都拿下来，因为我们的战士没有。后来菲德尔不让我们这样做。”

格还笑着告诉毛主席，他当初作战时带领的人还不到一个连，他们缴获了一辆坦克，高兴得不得了。菲德尔要拿去，他不愿意，后来菲德尔给了火箭筒，他才同菲德尔交换。

格说：“跟你们‘感谢’蒋介石一样，我们‘感谢’巴蒂斯塔，因为他教育了更多的人参加到我们这边来。”

格瓦拉在同毛主席谈话中多次提到菲德尔，显示了他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尊重和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

1960年，周恩来亲切会见格瓦拉。 图源：北京日报

在会见周总理时，格瓦拉一开始就真诚、坦率地表示他多年来想访问中国的夙愿实现了。他说：“我不隐瞒我的这个真正的兴趣，那就是能亲自认识我们深切敬佩的世界革命崇高的人物，并能与他们交谈。另一点就是能亲自观察、了解和学习中国人民政府在革命胜利后，在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工作中取得的胜利和丰富而成功的经验。”

他告诉总理，他们一直注意学习中国的经验。过去拉美的中国书籍不多，不久前他们看到两卷《毛泽东选集》，仔细研究并进行了讨论，发现中古两国一大一小，过去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差别。

在谈到如何使用中国的贷款时，格瓦拉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古巴与中国的不同情况。古巴的工人工资高，因为接近美国，受美国影响，也是工人过去与美国工厂主斗争的结果。古巴一般工人月工资120美元(系当时情况，下同)，农业工人日工资2.65美元(一月按25天计算)，因此古巴要建设较具规模和生产率高的工厂。

总理问到古巴对甘蔗的综合利用，如甘蔗渣造纸的情况。格说，古巴已经解决，每天生产50吨，现在研究加入其他原料来提高纸的质量问题。这方面，在当时，古巴也是优于中国的。

总理会见格瓦拉是在双方达成贷款协议之后，格瓦拉已在北京进行了一些参观活动，对我国当时经济严重困难以及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状况已有了一定了解。

格直言不讳对总理说：“古巴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虽然中国有能力(援助古巴)，但我们没有权力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希望我们的要求不致打乱你们的计划。古巴等一等没有关系。”

格瓦拉对中国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古巴提供支援是十分感动的，特别是总理讲到古巴可以推迟还债，甚至可以通过谈判不还的时候，他是很动情的。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中国是最慷慨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到时自己没有困难，能够归还。我们有句成语，‘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上帝才会帮助你’。”

不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往美国

1960年12月，我和夫人宋洁随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和夫人熊友榛同志去哈瓦那上任，还有西班牙文翻译沈允熬同志同行。

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莫斯科、布拉格到瑞士，再乘荷兰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古巴。我们乘坐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星座式四引擎客机，但实在也无法与今天的超音速喷气客机相比。

我们离开苏黎世后，先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停留，接着又到亚速尔群岛中的圣·玛利亚岛停留，然后横渡大西洋，大约飞行了12小时，降落在加勒比海荷属科拉索岛上。

按班机航程，下一站该是古巴首都哈瓦那了。不料，航空公司安排我们换乘一架双引擎客机，飞到了一个叫阿鲁巴的岛上，又做了一次停留。

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和上机下机，加上时差、季节差，已经搞得我们疲劳不堪。在阿鲁巴登上飞机后，我们才觉得稍稍松了一口气，因为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天下午，哈瓦那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我们乘坐的飞机不断左右盘旋，多次在乌云中上下穿行，一直不能降落。

大使夫人熊友榛和我爱人宋洁两个女同志在座位上呕吐不止。机组人员一开始还安慰我们，表示正在做最大努力着陆，但不久，他们就告诉我们飞机无法在哈瓦那降落，只能飞往美国迈阿密停靠。

我们大吃一惊。当时美国是我们的敌对国家，新中国的首任驻古大使怎能飞到美国去呢?到美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产生什么后果和影响呢?

申大使表示绝对不能去迈阿密，要我和沈允熬继续同机组交涉，请他们尽一切可能与哈瓦那机场联系，设法降落，同时要我们立即准备销毁文件，以防万一。

机组人员见我们从手提包中取出文件准备销毁，态度坚决，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显得相当紧张，答应做最后的努力。经过一段难熬的时刻，机组终于与机场联系好，完全听从地面雷达的指挥，强行着陆。

飞机徐徐滑行至停机坪。透过雾茫茫的机窗，我们看到雨中有两个身穿橄榄绿军服的人与来欢迎的人们站在一起。一张熟悉的面孔显现在我眼前——格瓦拉，是格瓦拉来迎接申健大使了!这使我们大感意外。另一位是土改委员会主任希门尼斯上尉。我随卢绪章副部长访古时曾去土改委员会访问，受到希门尼斯上尉的热情接待。

走下飞机，申大使在舷梯旁紧握着格瓦拉的手说：“我们差一点就飞到迈阿密去了。”格瓦拉说：“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到美国去的。”说完，两人就亲密地拥抱在一起。

我们几个经历了这段惊险时刻的人，以及来机场迎接的中国使馆人员，面对这一场景无不激动万分。

格瓦拉向申大使介绍了希门尼斯上尉，并告：土改委员会为大使提供一辆汽车和一名古巴司机，革命政府还为大使配备三名警卫和一辆警卫车，以保证大使的安全。

从这一天起，这辆革命胜利时接收的最新的卡迪拉克大型轿车和那位古巴司机，以及一直不离申大使左右的三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为大使和大使馆服务了整整三年，直到申大使离任。

一张合影照片

1961年10月1日晚，我们在哈瓦那的大使馆举行中古建交后，也是大使馆建立后第一次国庆招待会。

1960年10月1日，外交代表曾涛(左三)和夫人朱黎清(右三)、中国贸易代表邹斯颐(右一)在哈瓦那举行国庆招待会，古巴总理菲尔德·卡斯特罗(中)、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左二)、苏联驻古巴大使(右二)在招待会上合影。 图源：网络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以及格瓦拉等都来了。出席招待会的古巴各界人士和驻古巴的外交官等400多人。人们聚集在大使馆的花园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庆贺中古建交1周年。

格瓦拉在使馆逗留时间较长，几乎是招待会结束时才离去的。在招待会上，他不但受到使馆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而且许多古巴人、拉美人以及外交官都先后围着他，向他问好，同他交谈。

我和宋洁利用一个间隙走到格瓦拉面前，提出希望同他一起合影。他微笑点头说：“很高兴同你们合影。”

正当新华社派驻古巴的摄影记者刘东敖同志举起相机，对准焦距，准备按下快门时，使馆的商务参赞于黎光同志突然跑过来，一边还喊着说：“等一等，我也参加一个!”

本来，我和宋洁分别站在格瓦拉左右两边，为了表示尊重，我就移到宋洁一边去，让于参赞靠在格瓦拉身旁。

刘东敖同志稍稍往后退一点，重新对好焦距。就在这一瞬间，离我们较近的使馆的同志纷纷赶过来参加与格瓦拉合影。

商务处的、文化处的、办公室的、国际书店代表、电影公司代表等站了一排。正在招待会上拍电影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牟森同志也扛着重重的摄影机，急急匆匆地跑过来，挤进了这次合影。

等相片冲印出来一看，格瓦拉两边整整站了十个人。大家为能与格瓦拉合影而感到无比荣幸和高兴，都非常珍惜这张与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站在一起的极其宝贵的相片。

感谢刘东敖同志特别给了我一张放大8寸的合影照片。尽管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整整38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