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

　　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一份宝贵材料

　　——读《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有感

　　最近，有一个访问俄罗斯的代表团带回来一份材料《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很值得一读。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1991年11月，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出访美国休斯敦，参加美国石油学会的会议。会议邀请的演讲嘉宾是一年前才卸任的英国原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会上撒切尔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 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11/22/T22119113]。中心内容可以称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会议组织者可能没有事先提醒她，在场的还有苏联人。所以撒切尔的演讲可谓是开诚布公、毫不掩饰。从中看出，她在苏联瓦解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她自己对此并不隐瞒，且乐于公之于众。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遵守苏联和其北约对手军备均等的原则。结果，苏联装备花费占去了预算的15%，而我们这些国家是5%左右。这自然就造成了苏联要紧缩在生产居民大众消费品上的投入。我们希望借此引发苏联居民大规模的不满。我们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们拥有武器的数量，有意夸大，以诱使苏联加大军备投入。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后来我们(主要是美国)出台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导弹防御体系。应当承认，当时大多数的专家反对建设反导防御体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苏联可以以更少(约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导之‘盾’。但不管怎样，我们提出发展反导防御体系，目的是希望苏联同样建造类似高造价的系统。令我们十分惋惜的是，苏联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只是限于发表政治抗议。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

　　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人民阵线’[ “人民阵线”指的是上世纪80年度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后期，在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民族政治势力组织。]的活动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主要是一些复印印刷设备的开支和对骨干的资金支持。而支持苏联矿工长时间罢工的花费要多得多。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

　　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后来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构成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当然，多数共和国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联盟地位)。

　　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大约两周后，1991年12月8日由斯·舒什克维奇、鲍·叶利钦、列·克拉夫丘克代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即大家熟知的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了。撒切尔夫人预计到的、并努力为之奋斗的事情很快就实现了。

　　这真是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材料，它披露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搞垮苏联，他们的真实顾虑是什么，而苏联又是怎样在西方导演下解体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下面，我谈三点看法。

　　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我们在这份材料里可以看到撒切尔夫人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刻骨仇恨，充满了非欲置之死地然后快的迫切心情。这不是她个人情绪的流露，而是代表了一个阶级——一个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政权的资产阶级的心情，他们急切地想要夺回失去了的天堂，寻找一切机会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资产阶级的这种愿望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曾经想用军事力量来消灭苏联社会主义这个“心中的恶魔”，然而一再遭到失败，十四国的武装干涉、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倾巢进攻，都没能打垮苏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

　　西方国家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撒切尔夫人的讲演中我们可以看到，和平演变的关键是在苏联选择并支持适合西方需要的人，由他们来贯彻西方国家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意图，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从两个方面着手，双管齐下。一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即在体制内)物色人选。经过多方面考察，他们选中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下了很大的赌注。这是主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能够起那么大的作用，是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正如季诺维也夫指出的：“没有西方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分子和激进分子恐怕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他们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只是因为他们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戈尔巴乔夫实质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利益在苏联的代理人。二是帝国主义通过资金资助、舆论支持以及其他手段，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如“人民阵线”等组织)，使他们的影响和力量壮大起来，以便伺机夺取政权。在这方面，西方选中了已经退出共产党的叶利钦。苏联的演变正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党内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与党外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相互勾结(当然两者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沆瀣一气，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

　　到九十年代初，苏联眼看就要解体，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实现了，撒切尔夫人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读了这份材料，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苏联解体的过程都是按照西方安排好了的“剧本”发展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精心策划。正如中央情报局一位雇员所说的：“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必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是毛泽东。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主张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他在1953年朝鲜战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要求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作重大调整，明确提出，战胜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告诫说：“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随着帝国主义战略的调整，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和平演变的危险。他把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批注发给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杜勒斯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步骤。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遭到嘲笑。然而过了不到三十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悲剧，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

　　苏东剧变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邓小平看到了这种形势，他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美国不喜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要把它搞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宣誓时再次强调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他们是绝不会放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项战略任务的，只要有机会就会把这一决心付诸实施。这类事例比比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我国海外民运分子和国内自由化分子相互勾结，借鉴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敌对势力推翻社会主义政权所制定的《七七宪章》，炮制出了一份《08*宪章》，作为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行动纲领。对此，美国不仅在舆论上加以支持，而且提供资金予以资助，鼓励这些人继续搞下去。以《七七宪章》成名的哈维尔，竟然提出要给《08*宪章》的签名者每人发一笔奖金。事实充分证明，和平演变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毛泽东敲起的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有人却在经济全球化、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来往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忘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还在推行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战略，甚至对提醒和平演变危险的人进行嘲笑。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也许撒切尔夫人的讲演是对这些人的当头棒喝，可以使他们清醒一些。

　　根据我国面临的形势，最近党中央再一次强调指出，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各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而且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他们大肆炒作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议题，利用一些群体性事件、社会热点、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煽风点火，大造反华舆论，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始终把矛头对准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正确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从撒切尔夫人的讲演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实际上是相当害怕的。她提出，苏联对西方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上。她认为，对苏联的经济实力不能低估，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也不能否定。她承认，计划经济，加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经济发展很快，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西方高出一倍，西方国家可能竞争不过苏联。她对此怀有恐惧心理，认为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想通过故意泄露机密的办法，夸大西方军事实力，引诱苏联加入军备竞赛，来破坏苏联的经济。

　　这一反映西方国家真实思想的论断，同苏联以及我国某些人的判断相距甚大，可以说，简直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按照西方长期的宣传，苏联经济一无是处，面临崩溃。也许是受西方宣传的影响，在分析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时，某些人总是从经济上找原因，认为苏联经济没有搞好是其根本原因。他们罗列苏联经济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社会主义搞得不好，所以垮台了。然而撒切尔夫人并不这样看，她并不认为苏联的经济搞得不好。那么，哪种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呢?撒切尔夫人没有必要给苏联说好话，她说的是实情，她的判断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我们并不否认苏联经济工作中存在许多失误，诸如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粗放式经营，经济效益不高;产品花色品种少，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等等。应该总结其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是，从整体上评价苏联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不能不承认，苏联的经济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2)列举点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要全面地考察，把反映事物本质的基础性综合材料作为判断的根据。1913年苏联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且苏联是在其国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环境下取得这一成就的。简单地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并不符合实际。如果经济搞得一团糟，苏联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国家就没有凝聚力，那么面对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发动的进攻，苏联怎么能够打赢这场卫国战争呢?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因此，不能抓住存在的问题就得出苏联经济没有搞好这种结论。如果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矛盾、制造动乱的一个缘由。但是，要把这一点说成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说它必然导致苏联垮台，这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这些缺点通过改革是可以解决的)，怎么社会主义制度就非垮台不可呢?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嘛。

　　有人是从否定计划经济出发，得出苏联社会主义必然发生剧变的结论的。他们历数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认为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苏联的垮台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撒切尔夫人与这些人想法相反，她认为计划经济是苏联经济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议论计划经济好与坏。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应该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进行选择。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哪种方法能够发展生产力，就采用那种方法。所以我们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即把它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为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这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对待苏联的计划经济更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顺便说一下，即使在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也不能完全排斥计划经济的作用。我国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时候，特地指出，要注意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3)可见，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作用，不仅认为计划经济有它的历史的由来，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而且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运用计划这种手段的必要。

　　哪种否定计划经济、进而认为搞计划经济导致苏联垮台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从撒切尔夫人的讲演内容来看，她从实际情况出发，也是反对这种看法的。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决定性因素

　　撒切尔夫人的讲演表明，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西方感到很难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陷入了困境。进入八十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更迭，事情峰回路转，苏联本身出现了新的动向，使得西方感到鼓舞。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担任苏共最高领导职务，“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事实正是如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短短六年时间，在改革的旗号下，就把苏联共产党从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把苏联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并与党外敌对势力一起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最终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发展之快、进展之顺利，出乎人们意料，甚至超出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想象，难怪撒切尔夫人等人要喜形于色，弹冠相庆了。

　　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错误的斗争中，就看到了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他把警惕党内尤其是领导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险，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了出来。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一切都变了，整个国家会改变颜色。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他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尽管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一思想这不能不说是很有预见的。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问题就出在领导集团、尤其是第一把手戈尔巴乔夫身上。正如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招认，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说，“我只有身居高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的位子。苏联解体，他离开了苏联总统的职位，“上百的记者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4)在他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瓦解，资本主义迅速复辟，那就毫不奇怪了。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终身目的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很难免的。这是因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存在着产生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土壤和条件，而戈尔巴乔夫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5)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也应该这样看待。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内部条件。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们不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带来的后果仅仅看作是他一个人的作用，而应该把它放到国际国内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加以观察，应该看到，他的背后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阶级——处心积虑要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这样才能触及事情的本质，才能真正从“戈尔巴乔夫现象”中吸取教训。

　　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看，防止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领导岗位，保证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的关键。为了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事情是要培养和选择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6)他是从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高度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7)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四化”标准，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是邓小平同志说的，领导班子“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8)一旦发现接班人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坚决调整，绝不姑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党两任总书记接连栽跟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9)后来，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的教训时，再一次阐述了这一点。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就着手选拔接班人，找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但找的“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10)正是在接班人问题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苏联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惨重的教训，它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思想的正确性。有人指出，苏联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则是一面反面的镜子。殷鉴不远，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远未结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远没有过去。

　　在这个问题上，《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是一份很好的教材，它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提醒我们，应该怎样总结和吸取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教训。这是这份材料的意义所在。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捷克《对话》杂志，1999年底146期。

　　(5)《列宁选集》，第2卷，第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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