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做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颇为震惊且难以忘怀的举动：正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的勃兰特，在向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突然双膝下跪，为在二战中死于纳粹德国屠刀下的无数死难者默哀。

    按照勃兰特的说法，在死去的千万灵魂面前，“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勃兰特应该下跪吗？”德国《明镜》周刊随即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勃兰特的这一举动过度了，11%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41%的人认为是合适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了德国民众的意见分歧。

    从二战结束到“华沙之跪”，德国的“去纳粹化”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

    但40多年后的今天，德国社会对战争、对历史的态度不再纠结，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已真正融入欧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力量。

    这背后，有政界对纳粹大屠杀的深入反省，有学界对民族良心的持续考问，也有普通民众对历史罪行的激烈批判。

    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说，“正视历史”和“宽容态度”是修复国家关系的正解。她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被国际社会接受，正是由于德国能正视历史。

2013年8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献花圈

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

盟军主导“去纳粹化”

    1945年春，德国战败。当时的德国，经济与交通网络陷于瘫痪，大多数青壮年男性公民身处战俘营中，城市人口处于饥饿之中，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处处断瓦残垣。这是“五世纪罗马陷落时的场景”，史学家曾如此作比。

    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在《驱逐希特勒》一书中记述，盟军在进占各个城市时，时刻提防着狂热纳粹分子的反扑与抵抗。盟军军事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在占领后构建一个“没有纳粹”的德国。

    实际上，在当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领袖就已商定，摧毁所有与纳粹有关联的机构、组织、法律，去除纳粹对德国人生活的影响。一份决议中写道：“所有参与过纳粹活动的（纳粹）党员……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岗位，不能在重要的私营部门任职。”

    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杀身亡。1945年5月8日，他通过遗嘱指定的帝国总统卡尔·邓尼茨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随后，从柏林至每一个村镇，盟军都建立新机构取代了纳粹德国的管理机构。

    在英、美、法占领区内，德国公民须填写详细的问询表，说明个人战时经历，由评判员裁定是否有罪。在苏联占领区内，不少与纳粹有关联的公务员、教师或律师都被清算，甚至被没收了个人财产。

    战后三年内，盟军瓦解了主导德国军国主义的容克军事贵族阶层，将大批纳粹党员投入监狱。至1948年，盟军才将“去纳粹化”的任务逐步转交给德国战后政府。 

反思的局限与“宽恕”

    1945年8月8日，美、苏、英、法四国在伦敦正式签署控诉和惩罚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议，依据《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盟军在纽伦堡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被控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类罪的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

    不过，战后初期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成功，一些民众回避纳粹历史，甚至反对“去纳粹化”，并要求赦免部分纳粹罪犯。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但只有486例被执行。

    一些德国人甚至认为纽伦堡审判有“成王败寇”的意味，反对纽伦堡审判揭露纳粹罪行。德国精英阶层则在一段时间内对希特勒的暴虐持保留态度。

     泰勒在《驱逐希特勒》一书中分析，德国自1871年统一为德意志帝国后开始“权力集中”，全民整齐划一、讲求秩序，不少德国人相信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是保持德国团结的基础，并认为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经济萧条。这也让德国民众对纳粹党带来的短暂秩序抱有同情，同时希望在二战结束后再次建立秩序。

    当时，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还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的首要着眼点，并不是彻底清算纳粹帝国历史和赎罪反省，而是在饱经创伤、满目疮痍的德国土地上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

     除本国人包庇、弱化纳粹罪行外，二战结束不久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也让美、苏两大阵营不得不“宽恕”一些纳粹技术官僚，甚至释放一些纳粹军方高官，以重建西、东德的军队。

     纳粹德国国防军高级将领、以“闪击战”闻名的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仅被监禁4年后就被释放，出任联邦德国政府的高级顾问，协助建立新的德国联邦国防军。

     1949年12月，联邦德国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131法案”，批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于是，许多纳粹分子在战后恢复了职位。尤其是在阿登纳执政时期，有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直至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奥斯维辛审判，这种现象才得到遏制。这次审判使得联邦议院取消了关于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这意味着追责纳粹战犯是没有期限时效的，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 

年轻一代发起“清算”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爆发了广泛的青年学生运动，这一运动在德国的表现形式是青年学生对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残余势力的攻击。

     由于战后没有对之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批判与清理，此时纳粹残余势力立即成了青年学生清算的目标。那些探究前纳粹精英们的生活以及职业生涯的人惊讶地发现，许多曾经身居高位的纳粹官员毫发无损、毫无悔悟地又出现在联邦共和国里，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屠杀的罪犯。

     这些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希望从父辈那里得到他们参与纳粹罪行的确切答案。他们行为激进，甚至引发了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致使政府机构组织普遍遭受舆论批评。

     其中比较著名的事件是，1968年11月7日，在一次党派会议上，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突然起身高喊“纳粹总理下台”，给了原纳粹党员、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她看来，二战结束仅20多年，一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

    1969年初，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因其纳粹背景而被迫下台。同年，反法西斯战士维利·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

    70年代后，在“东方政策”的推动下，德国政府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解，德国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反省也不断深入。

    1978年，德国文化部要求课堂教学中增加反纳粹的内容，引导学生自觉与纳粹意识形态做斗争。德国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合编历史教科书，传达虔诚反思历史的信息。

     1979年，联邦德国各州电视台播出记录犹太人二战经历的《大屠杀》，2000多万德国人含着热泪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部片子。由此，德国社会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我们每个普通的德国人是不是也有罪责？德国年轻一代也提出疑问——我们的父母在纳粹时期都干了些什么？

    随着纳粹罪行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政府还颁布法律禁止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与行为。 

态度反复引发质疑与争论

   1982年，科尔出任联邦德国总理，这位保守人士的上台，似乎导致了社会各界对纳粹帝国历史态度的再度转变。

    198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40年后，一些政治和文化界的上层人士认为，德国应该到了摆脱希特勒及纳粹帝国阴影的时候了。他们言之凿凿地质问，“如果我们的回忆永远停留在奥斯维辛上，德国还有未来吗？难道年轻一代没有权利卸下纳粹帝国的历史重负，轻快地走进新世纪吗？”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之下，1985年5月8日，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之际，美国总统里根和德国总理科尔共同来到比特堡的二战德国阵亡士兵公墓进行吊唁，试图把二战重新定义为一场欧洲范围内普普通通的战争。据说此墓地中埋葬着几十个纳粹“党卫队”的成员。

    此时，德国对二战的态度显然有了较大的反复，这也引来了国内外的一片质疑和争论。

    此后，所谓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更是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

1986年6月6日，柏林自由大学现代历史教授恩斯特·诺尔特在当天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的副刊上撰写了一篇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的文章，表达了一种之前没有过的观点：奥斯维辛其实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古拉格群岛”事件的一个翻版。

    诺尔特的言下之意是：希特勒的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类似于斯大林处理政治犯与不同政见者的手段，它可以被看作一种假想的防御行为。他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苏联就发生过类似的大事件。而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很有可能是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犹如一种正当防卫。诺尔特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多年了，但这段历史却仍然不能成为“过去”。

    对于诺尔特的言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与一些左翼历史学家们一起作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

     他们认为，之所以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纳粹国家利用现代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进行了不分男女老少的整体性、灭绝性的大屠杀。这种罪行恰恰是在极其冷静的、如机械化高效率运转的状态下持续实施的。

    他们还强调，如果有意寻找，总能找到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人降低自我道德标准的理由。关键要看德国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释重负，是否愿意逃避良心的谴责。民族主义曾令德国陷入一场灾难，德国人不应再重蹈覆辙。 

“民族自身认同的一部分”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东西德的统一，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在于对一些未经反思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与修正。比如，针对那些试图把二战罪行限定在纳粹高级领导或者实权人物身上而排除普通德国人甚至德国国防军罪行的观点，众多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民众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同时，德国也用一系列实际行动证明了其反思历史的坚决态度。

    在立法上，德国联邦议会于1994年5月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加重了“煽动罪”的定罪程度。按照新法，在公开场合宣传、不承认或者淡化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可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

    在领土遗留问题上，1990年两德统一时宣布，将不会申索因战败被割让给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领土，尽管那里是普鲁士起家之地。

   德国也一直在为纳粹罪行进行赔偿。比如，德国先后向以色列赔偿了大约700亿欧元，向大屠杀幸存者赔偿了约150亿欧元，并且赔付至今仍在持续。德国政府还积极协调那些使用过战争劳役的德国公司向受害者进行赔偿。

    除此之外，德国社会各阶层几乎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以铭记历史教训，增强公众对纳粹主义危害的认知。

    1995年正值二战结束50周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战争纪念馆，命名为“恐怖之地”。2005年5月10日，作为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隆重揭幕。这一建筑被多个政府部门环绕，体现了反思历史的自觉和诚意。

     可以说，德国人对战争、对历史的反思真正触及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对于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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