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一个共产党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生活

作者：Nicholas James

七月中旬的一天，在布达佩斯，我来到了一个从未来过的地方——尤佩斯特（Újpest）。这是布达佩斯郊区20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的一个小镇。当时，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领导的政府在当地建起了大片的居住公寓，以安置布达佩斯无家可归的人们。人们不曾想到的是，由混凝土板筑成的这些高楼，要一直使用到50年后的今天。

匈牙利工人党的标志

如今，匈牙利的执政党、右翼的新自由主义的“匈牙利青民盟”（FIDESZ），根本没兴趣替换和更新这些建筑。尤佩斯特，是大部分布达佩斯工人及其家属生活的地方。最近，匈牙利工人党（Hungarian Workers Party）也将总部迁到此处。这一政党是曾在1956年至1989年执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继承者。

在这里，可能需要补充一些历史背景。在匈牙利历史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一共有三个不同阶段。最初是1919年仅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后来是1949年至1956年由斯大林的亲密朋友、独裁者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主导的“强硬路线”时期；再后来，是1956年至1989年由二战中的游击队员卡达尔·亚诺什主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后，卡达尔·亚诺什成为了共产党的领袖。在这些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不平等被摔碎和烧毁，匈牙利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如果你有机会和匈牙利人交谈，你就会发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统治时代的反感，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因为苏联主宰下国家主权的丧失。

我和同伴海伦波特·理查德（Hellenbort Richard）走在从轻轨站到工人党总部的路上，这时我不禁注意到，右翼政党也在镇上设立了办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青民盟”（FIDESZ，右翼温和派）和“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极右)。

在总部大楼外，我们见到了工人党的主席蒂尔默·久洛（Thürmer Gyula）和中央委员玛丽娜·皮拉耶娃（Marina Pilajeva）。三年前，我曾在当时位于布达佩斯第8区的工人党总部见过皮拉耶娃。

新据点是有着现代风格的更具吸引力的升级版。关于过去社会主义成就的记忆被自豪地展示在了墙上，但今天讨论的焦点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路线和它前进的道路。

由于美国出现复杂的政治局面，我忍不住问蒂尔默，为什么新的极端政党能够吸引这么多选民。

“也许，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匈牙利青年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方向。赚钱，花钱。但他们正在寻找一些价值，他们试图在极右翼组织中找到这些价值。近年来，他们也开始加入我们的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我很可能一辈子都是贫穷的。”

我告诉蒂尔默，社会主义是如何在美国吸引年轻选民的，并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将青年组织进工人党。

他说：“一开始，我们的成员只有那些年纪大到能领退休金的同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勇气和政治经验。我们是从老一代人开始的。”

但情况正开始好转。他说，现在的党员主要是40多岁的人。这些人生于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且仍然记得它。“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比我们现在过得更好。’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将永远不会像我们父母过得那样好。’”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皮拉耶娃时，她解释说，匈牙利工人党是一个草根组织。在东欧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后，对一些共产主义政治组织来说，从执政党向草根政党的转型被证明是成功的。摩尔多瓦共产党、德国左翼党以及捷克共和国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都是这样的例子。

我问蒂尔默，在失去政权之后，一个前执政党是怎样存在下去的？

“我们没有得到来自国家财政的任何支持。年轻的党员用电子方式交党费，但是大多数党员用现金交党费。他们不习惯使用电子系统。另外，党内大部分人建议不要使用电子方式，因为资本家控制着我们的钱。”

他说，工人党还专注于重要的全国大选之间的特殊选举。“当然，在你不生活在一个村庄的时候，要赢得选举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出来收集签名，进行我们的宣传，让人们了解了我们。”

关键是要接地气。“我们在人们生活的地方接触他们：在市场和街道上。资本主义政府通过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就是禁止我们在工作场所发展组织。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几十年里，党的组织只在工作场所进行。”

对于匈牙利工人党的党员来说，实际的政治工作是重点。蒂尔默说，“我们认为，党应该像一支军队那样。如果战士们没有得到具体的工作，他们就会失去纪律。”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像是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然而，花时间去做真正的工作倒成了一种牺牲。

我朝桌子那边看了看，看到了工人党一本新的著作。封面上是排成队形的收割机，被收割的部分展示着工人党的标志——巧妙地表达了对农业工人的敬意。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美国的政治挑战。

在90年代初，东欧各国新当选的政府普遍制定了让在野的共产党很难甚至不可能参与政治的法律。通过这些法律的目的，是阻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再次获得政府的多数，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艰难事实之后。现在还是这样吗？

蒂尔默说，工人党仍然面临着障碍。“过去，要参加匈牙利议会，一个政党需要4%的全国选票。而当我们（工人党）接近这个数字时，政府便将门槛提高到了5%。”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标签化也代表着一种挑战，但工人党仍在坚持。

“用‘共产主义’给党命名是不合法的。我们的心是共产主义，但名字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当然，我们想使用红星。但你只有在不用它的时候才能生存。”（译者注：在2005年至2013年，该党名为“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迫于反共法律在2013年改名为匈牙利工人党。）

在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已经落空，并给匈牙利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熟练工人正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国家，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在小城市和村庄，由于劳动力资源严重缩水，许多老板要求剩余的员工实行12小时轮班。房地产市场被世界上最具价值的货币——瑞士法郎控制，这使得居者有其屋几乎不可能。而对欧元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导致了国家货币福林（forint）的贬值。

在谈到公众对资本主义的厌倦情绪时，蒂尔默先生的话让我震惊。

他说，“匈牙利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是由匈牙利决定的。我们有句谚语，‘如果德国下雨，我们在匈牙利就要打伞。’”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垮台了。在此之后，匈牙利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国家，就一直依赖于其他大的经济体。1919年，新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依赖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匈牙利又依赖于德国的支持。

当然，在二战后匈牙利依赖于苏联，与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1989年后，所有的希望都被寄托于欧盟——本质上是德国、英国和法国。

然而在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工人斗争与美国有着相似之处。自冷战结束后，两国都历经了工人权利的巨大倒退。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是多么幸运，能坐下喝咖啡，并同5100英里外的同志们讨论激进政治。在同蒂尔默和皮拉耶娃合影之后，我离开了。

作者和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右）的合影

蒂尔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作品上签名，并送给我们作为离别礼物。我的匈牙利语水平顶多是可笑的，但当理查德解释这本书对我们的意义时，我听懂了。

理查德曾经投票支持极端右翼政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同时也看似矛盾地提起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回家的电车上，他一本正经地拿起书，对我说：

“我要读这本书。我喜欢蒂尔默·久洛说的话。另外，欧尔班·维克托（匈牙利现任总理，青民盟的领导人）愿意花时间同我们交谈吗？不会的，这家伙已经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工人党）是工人的政党。”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翻译：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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