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戈尔巴乔夫有些疲惫，他头天晚上很晚才回家，他作为总统的工作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前一天晚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逗留了很久，莫斯科的警察局局长阿卡迪·穆拉切夫突然打电话来祝他好运，于是两人约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追忆往事。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最后时刻，很少有人会费心做这样的事了，于是，一时兴起之下，他邀请了自己以前的政敌穆拉切夫来陪他喝一两杯白兰地。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将核提箱放在桌上离他一臂之遥的地方，竭力想给他的来访者留下一个印象，即他在对苏联进行改革的探索中没有犯任何错误。苏联的解体不是他的过错。

上个星期六，戈尔巴乔夫所继承的这个超级大国的消亡变得无可避免，所有的共和国甚至联合起来抑制一个削弱了的中央政权。直到两天前的星期一早上，他在无可奈何之下，才决定在今天晚上宣告辞职。而在星期一下午，他才与他憎恨的竞争者确定和平过渡的条款。确定条款的过程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痛苦的。他甚至没有被给予举办一个庄重的告别仪式的尊严。

根据过渡条约，戈尔巴乔夫夫妇有三天的时间来准备离开总统别墅，离开他们生活了六年的家，之后他们必须把钥匙交给俄罗斯的新统治者。他们要将许多款待世界领导人和夜谈如何重塑世界的回忆留在这里。现在，他们有很多相对平凡的事要做。他们要分类整理书籍、照片和文件，打包衣物和私人物品，然后搬到新家。他们在莫斯科列宁山上的城市公寓里也有类似的事情要做，这套公寓也是国有的。

现在，戈尔巴乔夫将要承受和赫鲁晓夫同样的命运。他离开总统别墅时仍是苏联总统。当他晚上回到别墅时，将变成戈尔巴乔夫先生，一个六十岁的领退休金的人——甚至比赫鲁晓夫被免职时还年轻十岁。

叶利钦几乎总是在凌晨两点开始他的一天。这位俄罗斯联邦总统被严重的失眠症所扰。

在这个十二月的冬日早晨，叶利钦有很多事情要思考，有些是令人愉快的，有些则不然。今天，在经历了与戈尔巴乔夫的长期不和与积怨后，他将成为胜利者。他暗自承认，自己许多行为的动机都跟与苏联总统的尖锐冲突有关。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还需要处理自己阵营里的一些危机。这些危机会威胁到他的政府的稳定性和他为新独立的俄罗斯制定的激进计划。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标志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尖锐的权力争夺落下帷幕。这场争斗从他的前任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他被选为苏共总书记不久后就开始了。对于苏联来说，作为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管理整个国家的人。戈尔巴乔夫立刻开始组建自己的领导团队。他最先做的几件事情之就是吸收叶利钦。

但是，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在拘留营里日渐憔悴，这是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那时候，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集会的权利，不能自由移民，没有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受限，并且完全不能容忍大众对高层官员的批判。腐败和酗酒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法院听命于党、警察和克勃格，可以逮捕任何人而不需要承担法律赔偿。秘密警察杜绝一切未授权的活动，不论是艺术展还是学生讨论组。外国书籍、杂志和电影如带有未经批准的内容将会被取缔。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强制实行的指令性（中央管制）经济遭遇危机。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尚过得去，但大多数农村人口的境况非常悲惨。缺乏竞争和过于依赖世界石油销售遏制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国家陷入与西方的军备竞赛，这些竞赛耗资巨大，极其危险……

这是一个充斥着愤世嫉俗情绪的社会。社会需要一些改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国家在自由度和生活水平方面被资本主义世界抛在了后面。新一代俄罗斯人变得对审查制度和旅游限制不满。这也是他们转向高层官员中最年轻也最有精力的戈尔巴乔夫的原因。

临近早上十点，戈尔巴乔夫的车比平时稍晚一点进入克里姆林宫。

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等待总统车驾的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泰德·科佩尔、他的监制里克·卡普兰和一位摄影师。他们正在跟踪报道戈尔巴乔夫任期的最后几天。

按照之前的安排，苏联总统走下车，整理好衣冠同这几个美国人一起步行最后一段路去他的办公室。在进入办公室前，戈尔巴乔夫把电视组工作人员留下，自己悄声走进走廊边上的一个小房间，他年轻的女发型师在那里等着替他做日常打理。这是他每天早上的老规矩，尤其是重要的事情发生时，以确保他看起来有总统的风范。发型师修剪了一下他的后颈和鬓角，再帮他梳理吹干头发。今天，他外貌的重要性更甚于平常，因为几个小时后，他将进行一个电视讲话，届时全世界会有数千万观众观看。

根据他与叶利钦在周一制定的过渡条约，他可以在辞职后继续使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四天，直到星期天。这样他就可以遵守之前安排的约会，接受最后一批采访，再整理他的办公桌。直到昨天，戈尔巴乔夫才召集他办公室隔壁的核桃厅的工作人员，第一次通知这些聚集起来的四五十个男男女女——顾问、助手和部长们——他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辞职，而他们所有人最迟都要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克里姆林宫。

然而，有证据显示，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已经逐渐失去耐心，过渡时期也许不会那么平静。新的占用者已经迫不及待要搬进来，叶利钦的警卫已经开始接手克里姆林宫的检查关卡，并胁迫性地杵在走廊上阴暗的凹室里。几天前，军官瓦勒里·佩斯托夫还是戈尔巴乔夫的保镖头目，而在十二月十六日，他得知自己要接受叶利钦的指挥。即将上任的掌权者们命令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人员不得锁上他们办公室的门或抽屉，还要敞着走廊上巨大的紫红色文件陈列柜。他们已经开始拦下官员们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查看带进带出的物品。

苏联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却是通过政令解散的。在前两个月，叶利钦纯粹是通过签署一道又一道政令来夺取苏联的资产。戈尔巴乔夫剩下的只有头衔、一小拨工作人员和核提箱。

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公开前，报纸是枯燥无味的，它们捏造事实，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主要的信息机构共产党党报《真理报》和政府报《消息报》只出版经过共产党允许的内容。愤世嫉俗者嘲弄道，“在《真理报》里没有消息，而在《消息报》里没有真理。”现在，这两份报纸上满是随心所欲的报道。这个时期新闻业所享有的自由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叶利钦的副总统叶戈尔·盖达尔看来，“一九九一年末俄罗斯的新闻业也许是全世界最自由的。”

接近上午十一点，叶利钦总统离开他的白宫办公室，搭乘电梯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拥挤的大厅。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议院的两百五十二名成员被召集到这个会议室来创造历史。他们将决定是否同意苏联的最后解体。

叶利钦走上白宫议会厅的讲台，通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四天前协商的结果，即苏联将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宣布辞去总统职位。辞职后，戈尔巴乔夫会立刻签署一项政令，放弃他对苏联军队的控制权，俄罗斯将全权控制设置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两万七千件核武器。

上个星期六，叶利钦和其他十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商定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建立一个松散的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来取代苏联。仪式是在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约两千英里处的哈萨克斯坦古老的首都城市阿拉木图进行的。

叶利钦现在想通过对代表们的讲话告诉世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会带来任何核威胁。

叶利钦宣布，“核按钮只有一个，其他总统将不会拥有核按钮”。并且，“按下核按钮”需要征得俄罗斯总统和拥有核武器的其他三国总统的同意。“当然，我们认为这个按钮永远不会被按下去。”

在叶利钦心中，继《阿拉木图宣言》得到正式批准和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戈尔巴乔夫自愿移交核通讯设备。当然，这只是让一个既成事实变得官方而已：俄罗斯联邦总统是莫斯科拥有终极权力的人。同样重要的是，这个举动将会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同伴散布的传言，认为叶利钦分裂苏联的行为相当于发动对合法总统的政变。

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是官方总统和苏联军队的首领，他却没有受到独联体组成国家的领导人邀请来发表意见。这些总统也不理会戈尔巴乔夫送给他们的关于主动请求担任职务的信。他们现在没时间理会他们的前霸主或他的妄想和自负。

叶利钦对俄罗斯代表大会的发言赢得了掌声。在这些代表中有许多反对他的人，一些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些是激昂的批评家，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已经到了几乎每个共和国都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会让情况好转的阶段了。

在克里姆林宫里，戈尔巴乔夫吃完了午饭：单片色拉米三明治和抹上酸奶的松软奶酪，他被疲惫和几个小时后要做的事情的严重性压倒了。在他办公室后面，工作台的后面，有一扇门通往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和洗漱设施。戈尔巴乔夫走进去，关上门，躺下来休息。

不一会儿，切尔尼亚耶夫和格拉乔夫拿着一捆告别信进来让总统署名，结果发现办公室里没人。这些信都是由戈尔巴乔夫口述的，要寄给国外总统、总理和王室。

切尔尼亚耶夫敲响了休息室的门。戈尔巴乔夫花了五分钟时间打理自己才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很有精神，但是，眼睛像是哭过的。格拉乔夫注意到他的眼睛有点红，要么是因为睡眠不足，也许是因为最近几天的紧张态势而掉了几滴眼泪。总统坐到他的高背皮椅上，一封一封地仔细阅读这些信后，再用毡尖笔署名。切尔尼亚耶夫拿着这些信出去寄往世界各地。

格拉乔夫抓紧机会给戈尔巴乔夫看《莫斯科共青团报》的头版。上面有一个标题，源自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一八三六年的诗作《纪念碑》：“我不会真正死去。”戈尔巴乔夫的眼睛亮了。

像许多世界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亲自阅读报纸的习惯了，更愿意让下属提供给他需要知道的内容，因此避免看到负面的报道。在政治公开政策下，审查被解除，报纸变得更加放肆。现在，它们敢于发表随心所欲的新闻和评论，其中许多都是攻击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的。

戈尔巴乔夫和格拉乔夫单独待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离发表辞职演说只有四个小时多一点了，他拿着一支笔，开始大声演练。在这期间，他询问助手的意见，在对精确的拼写还有最后疑问的地方做标记。自从九月份被任命为总统代言人之后，格拉乔夫就成为戈尔巴乔夫周围核心小圈子中的一员。总统越来越欣赏他可靠的润色，以及对公共关系圆滑老道的处理。

戈尔巴乔夫无法让自己说出他要“辞职”的话。于是，他决定插入这样的话，“我特此停止我作为苏联共产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活动”。

最终的讲稿正在打印时，帕拉兹琴科进入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外间。他提醒切尔尼亚耶夫，美国总统布什还等着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最后一个电话。切尔尼亚耶夫告诉他：“好吧，我猜今天该打这个电话了。”

但是，在西方，今天是圣诞节，所有人都放假。当帕拉兹琴科拨打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电话要求接通华盛顿时，没人接电话。大使馆是关闭的。电话应答机上的声音只提示了当值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电话号码，以防出现事关美国公民的紧急状况。帕拉兹琴科可以找莫斯科外交部帮忙，外交部有能力通过华盛顿的大使馆给美国总统拨打电话，但是，现在这些外交资产都握在叶利钦的人手中，而他们不可信。

帕拉兹琴科翻着记事本，找到了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吉姆·科林斯在莫斯科家中的电话号码，向他解释了自己遇到的困难。科林斯给了他华盛顿国务院控制台的一个号码，帕拉兹琴科通过莫斯科的操作员在外线上拨打这个号码。在国务院值班的官员告诉他布什总统正在戴维营过圣诞，他帮帕拉兹琴科接通了这个森林静养地的当值人员。美国总统还在睡觉，美国这时候还是凌晨，但国务院的官员说总统在起床后会接电话的。他们约好了打电话的时间：莫斯科时间下午五点，也就是华盛顿时间早上九点。

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从午饭后的萎靡不振中恢复过来，他邀请科佩尔和卡普兰到他的办公室继续拍摄ABC电视台的历史纪录片。他着重强调这次过渡的和平本质，强调这是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归根结底，这个过程是民主的。”

到了下午三点，戈尔巴乔夫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一切都尘埃落定。关于他的告别演说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了。

桌上的白色电话响了，戈尔巴乔夫拿起话筒，是他的妻子从总统别墅给他打的电话。这不是什么稀奇事。赖莎一直就有打电话给她的丈夫或她丈夫的官员来参与事件的习惯。但是，这次另有原因。她现在正痛苦不堪。

赖莎正在哭。她无比痛苦地告诉丈夫，叶利钦的一些保安人员已经到了他们的别墅，给他们送了一份通知。他们还命令戈尔巴乔夫一家在两个小时内腾出他们在列宁山柯西金大街上的总统公寓。这些人说他们的行动是由一道将公寓私有化的政令授权的，政令由俄罗斯总统在当天早上签署。这些不速之客已经开始将戈尔巴乔夫家的一些物品从房子里扔出去了。

戈尔巴乔夫因为叶利钦的保安人员对他妻子的放肆无礼气得脸色发青。

这种针对赖莎的“怀有极度恶意的行为”让切尔尼亚耶夫觉得，这是叶利钦想让戈尔巴乔夫妇在这最后一天不好过的粗笨办法。格拉乔夫也感到很愤怒。

戈尔巴乔夫先试图让赖莎冷静下来，跟她保证马上就会把事情解决。他开始打电话发飙，一边要求跟负责的保安官员说话，一边破口大骂。一边责骂下面的人做得太过火，一边又提到这是上面的命令。叶利钦的保镖总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后来透露这个命令是他的上司直接下达的，让他每天找戈尔巴乔夫别墅人员的茬，这样叶利钦就可以马上搬进去了。

在离辞职演讲开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终于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准备好了，他的演讲稿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供他在播放时朗读。他很满意自己找到了适当的语调来庄严地表达他的失望和被叶利钦背叛的感觉。

格拉乔夫觉得，戈尔巴乔夫是不想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和“他的混杂思绪、没发表的演讲和马上要放手的核提箱待在一起”。

他们讨论戈尔巴乔夫应在电视直播演讲之前还是之后签署辞去总统职务的政令。雅科夫列夫的建议是演讲后。他认为，如果看电视的人都能看到他签字的一幕会更好，这会添加一种戏剧效果和终结感。这个事件的形式主义越多，就越会被视为一次有尊严的退场。

离戈尔巴乔夫给他六年多前继承来的、现已几乎消亡的帝国作演讲还剩下十分钟的时候，他的发型师兼化妆师来到他的办公室，替他准备上镜。

苏联总统好奇CNN和俄罗斯电视台的摄影机都去哪儿了。他以为他会在总统工作桌上进行离别演说。他问道：“他们要去哪儿拍摄呢？”作为这次电视报道负责人，雅科夫列夫告诉他，在四号会议室已经布置好了一个模拟办公室。戈尔巴乔夫问道：“为什么不在我的办公室呢？”雅科夫列夫解释道，参加的技术人员、摄影师和记者太多了，更别提那些设备器材了，在真办公室准备播放的话，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CNN已经在楼下设置好了他们的播放操作。戈尔巴乔夫他们也只能去那儿了。

雅科夫列夫评论道，“CNN向一百五十三个国家播放”，强调辞职演讲通过这个网络达到的全球覆盖率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指出：“这其中也包括了独联体的十个国家。那么，就不要冒险换地点了。”他突然站起来，将告别演说和辞职的政令放进他的软皮文件夹里，最后一次作为苏联的总统离开办公室。

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进来时，模拟办公室已经被弧光灯照得灯火通明了。摄像机、电缆和通讯设备刚完成设置和连接。临时改变地点将会让电视工作人员惊慌失措。这个房间被布置得尽可能像真的办公室。

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穿过混乱的人群，在核桃木桌后面就座。房间很快就清空了，只剩下几个CNN和俄罗斯的工作人员。

戈尔巴乔夫打开了绿色文件夹，里面装着他的演讲稿和两道政令，一道是关于他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另一道是关于把军队指挥权和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的。一个助手进来把一个杯子和杯垫放在他右手边的桌面上，里面是牛奶咖啡。戈尔巴乔夫抻了抻他的稿子，他低着头，仿佛在自言自语，用平静的声音说：“如果你不得不离开，你就得离开。时间到了。”

在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跟切尔尼亚耶夫和格拉乔夫低声协商。

一个技术人员将麦克风夹在总统的领带上，戈尔巴乔夫从西服外套内侧口袋里拿出一支毡尖笔。他在绿色文件夹上试了一下。笔不好用。他的发言人俯身过来他回头看了一眼说道：“安德烈，笔太硬了。你难道没有软一点的笔吗？给我一支好用点的笔签字。”

站在几步开外的CNN总裁约翰逊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把手伸向口袋，拿出他的妻子送给他的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礼物，一支万宝龙圆珠笔。这一突然举动引起了房间里保安人员的警惕。卡斯尔笑着说：“他们就差拔出他们的AK-47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Nyet，Nyet！’（没事，没事！）”

戈尔巴乔夫接过这支泛着黑色树脂光泽、有着金色笔尖的德国笔时，笑着说：“是美国笔吗？”

约翰逊说道：“不是的，先生，应该是在法国或是德国制造的。”

“这样的话，那我就用它了。”

戈尔巴乔夫在绿色文件夹上试了试笔，觉得挺满意，便结束了与助手们的讨论。他将刚刚助手们的建议抛在一边，拿起关于辞去苏联总统职位的五页政令和关于放弃苏联军队总指挥职位的政令就签。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历史时刻也没有进行直播，因为摄像机都还没开。他将笔放在咖啡杯外面的桌沿上，然后将签好的政令放在文件夹左边。

全世界各个城市的观众都在收看CNN直播的一个苏联领导人所作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辞职演说。

正在戈尔巴乔夫准备进行广播的时候，另一个一路鸣笛的车队到达了克里姆林宫。叶利钦在根纳季·布尔布利斯陪同下，乘坐电梯到达他在四层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一个助手打开了电视。

现在，过渡的最后一个行动也全部就绪了。只等到戈尔巴乔夫结束讲话，俄罗斯总统就会穿过那座窄院到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将正式接管核提箱，并将成为苏联最后一任总统合法的俄罗斯继任者。

世界将看着这两个对手在核提箱易主时握手微笑，长达七十四年的苏联统治将落下帷幕。至少计划中应该是这样的。

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东部标准时间上午十一点前三十秒，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取下他的大镜片眼镜，检查镜片是否干净，然后戴了回去。他看了几次表。然后，他抬头看向镜头，开始照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纸念，都省了用提词器的麻烦。

他开始了：“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鉴于目前的形势和独联体的形成，我现在停止我作为苏联总统的所有活动……”

即使到了现在，他也还没完全放弃通过用“停止”活动这样的用词，他留下了将来某天可能恢复活动的可能性。

晚上七点十二分，戈尔巴乔夫结束了他的演讲。他看向镜头，最后说了一句：“祝大家一切都好！”

在俄罗斯电视台，播音员叶莲娜·米希娜宣布，“这是一个新的国家的新的一天。”几秒钟后，电视台的各个频道切换到正常播放状态。有人切回到木偶剧，有人切回到一个关于婴儿护理的纪录片。

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和工作人员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完成总统任期里最后一个行为时，眼里都含着泪花。

戈尔巴乔夫一直等到确定电视摄像机已经不再拍摄。他叹了口气，向后靠了靠。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大家又开始忙活了。

克莱尔·席普曼和斯蒂夫·赫斯特拿来两把椅子，放在桌子前面，准备进行计划中的CNN采访。考迪尔坚持让闲杂人等离开房间。“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做的是世界级新闻——不是在做地方新闻。”戈尔巴乔夫恳求道：“我们能简短点吗？”仿佛突然间被抽干了力气。在按计划将核提箱交给鲍里斯·叶利钦之前，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格拉乔夫告诉CNN，他们只有问四个问题的时间。

莫斯科的中央电视台在两个小时后才播出了这个采访，因为是在电视总部制片人心满意足地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内容会冒犯到叶利钦之后才让播出。

戈尔巴乔夫离开桌子站起来的时候，拿起那枝万宝龙笔，条件反射似的将这个闪亮的黑色物体插进胸前的口袋里。汤姆·约翰逊脑子在快速地转动。他一定不能让戈尔巴乔夫带着他珍贵的书写工具消失在走廊上，更何况它现在还有了历史意义。当戈尔巴乔夫在往外走的途中停下来和CNN总裁握手时，这位总裁说道：“先生，我的笔！”帕拉兹琴科进行了翻译。戈尔巴乔夫突然笑了笑，说道：“哦，对！”他把笔递过去就离开了。戈尔巴乔夫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工具的重要性。二〇〇八年，约翰逊将这支笔捐给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讲话后，叶利钦很难强迫自己看着办公室里的电视屏幕。他没有拿到演讲稿的复印件，他也不知道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即将离职的占有者会说什么。然而，还不到一分钟，俄罗斯总统就变得心烦意乱。戈尔巴乔夫没有说他要辞职，而只是停止他的活动。他含蓄地批评叶利钦的“矛盾的、肤浅的偏倚的判断”，批评独联体的成立没有依照“公众意愿”。

叶利钦呵斥道：“把电视关了。我不想再听了。”他告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去给他拿一份副本。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结束后将演讲稿送到叶利钦手上。叶利钦读完后，感到很恼怒。

这个容易动气的西伯利亚人让愤怒的情绪支配了他的行动。他拒绝按两天前所协商的，去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接收核提箱。他怒气冲冲地说，核提箱必须送过来。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他正在参议院大楼二层的一个办公室，等待被召唤去戈尔巴乔夫的房间参与这个历史性转交工作。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位将军，都是来见证和帮助这个重要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交换的。

叶利钦说道：“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我不能去戈尔巴乔夫那里了，你自己去吧。”元帅表示抗议：“这是一件需要谨慎处理的事情。我们应该一起去更好。况且，我不确定我一个人去的话，戈尔巴乔夫会不会把所有的（核）资产交给我。”

叶利钦说道：“如果有问题的话，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想其他办法进行移交。”

沙波什尼科夫并没有十分惊讶。他也被戈尔巴乔夫惹急了。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五年成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人们对苏联抱有多大的希望啊！他年轻、思维新式、精力充沛，有许多他的同事们没有的长处。他引进了经济改革、政治公开、民主化和人的价值。但时间过得越久，质疑和幻灭就越多。最主要的事情是——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经济仍然在持续恶化，政治形势的发展之快让整个体系开始崩溃。苏联的公民已经不再响应戈尔巴乔夫。元帅拿着装有移交文件的公文包，爬楼梯到楼上，走进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

看见核提箱就放在这位前苏联总统的办公桌上。他发现戈尔巴乔夫状态保持良好，但明显看得出不舒服。元帅陈述了他接到的指示，“叶利钦不来了，他来将核提箱拿给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场景“非常戏剧化，已经不是愚蠢可以形容的了”。在这场最终的较量中，毕竟是他占了上风。他手里掌握着俄罗斯总统需要用来使他的掌权合法化的东西。让他自已来拿吧。戈尔巴乔夫不需要再回应他的对手的召唤了。

事情成了僵局。叶利钦不会来，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让步。两位总统都必须签署移交文件，这个条件满足之后，才能在见证人面前恰当地完成程序。

当得知戈尔巴乔夫不肯移交核提箱时，叶利钦还是拒绝履行关于移交的最初协议。他低吼道，那就让戈尔巴乔夫把它拿过来给我。戈尔巴乔夫必须到他的办公室，或者圣凯瑟琳厅中立地带，然后将核提箱在那里给他。

格拉乔夫认为，让戈尔巴乔夫带着核提箱去找叶利钦的“荒谬可笑的想法”是叶利钦更加好战的顾问们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昂首挺胸、有尊严地下台，而不是作为一个被打败的敌人下台。

沙波什尼科夫尝试着打破僵局。他建议戈尔巴乔夫先签移交文件，然后由两位上校中的一位将文件交给俄罗斯总统，在叶利钦确认收到文件后，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将核提箱交给沙波什尼科夫，由他拿过去给叶利钦。

元帅给叶利钦打电话，叶利钦在爆发之后已经冷静下来了。他同意了这个折中办法。一个上校拿着核提箱移交文件及苏联总统把军队最高指挥权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政令一起离开。几分钟过后，叶利钦的办公室打来电话，确认文件已经收到了。移交可以进行了。

一个上校打开了这个黑色金属核提箱。戈尔巴乔夫检查里面的设备。每样东西都各安其位。他与两位陪他走遍全球的值班上校握手，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然后道别。这两个上校拿着核设备离开办公室。

但是，叶利钦还没有折磨完他的对手。

像所有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希望苏联国旗能在参议院大楼顶一直飘扬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叶利钦的新闻秘书帕维尔·沃夏诺夫在十二月十七日特地告诉俄罗斯和世界媒体：“除夕夜，莫斯科河上中世纪建成的砖墙城堡克里姆林宫上空，象征革命的锤子镰刀的红旗飘扬了七十年，将被降下，标志着苏联时代的正式终结。”

在今晚，戈尔巴乔夫发表告别演讲时，红旗仍然飘扬在明亮的绿色圆屋顶上，经常在红场上闲逛的人群和游客都能看见。但在戈尔巴乔夫结束演讲二十分钟后，两个工作人员通过参议院大楼屋顶的一个活板门，出现在屋顶上，他们爬上屋顶弧面的金属阶梯，到达顶部一个设有齐腰高栏杆的圆形平台上。在那里，他们从高高的桅杆上拉下20×10英尺大小的旗帜。旗降到底后，其中一个人将它收起来。然后，这两个人将战前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套上绳索，沿着桅杆慢慢升起。他们抓住这块巨大编织物的末梢，等它升到顶部的时候放开，这样旗帜就可以借助旗杆内部一个管道喷出的压缩空气在西南风中欢快地迎风飘扬了。红场上没几个人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俄罗斯电视台在叶利钦助手们的提醒下让一名员工就位，记录这个事件。《纽约时报》的塞奇·舒梅曼回忆道：“我已经回到办事处，正在写关于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讲的报道；我不认为那里还有其他记者。“然而，他的妻子玛丽和他的孩子安雅、亚历山大和娜塔莎正在附近。“当苏联红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的时候，他们碰巧正在红场上。我的孩子们留意了确切的时间，晚上七点三十二分，然后给我打了电话。”

当绘有白、蓝、红三条水平条纹的旗帜在人造风里摆动得噼啪作响时，克里姆林宫救世主塔敲响了钟声，一直持续了几分钟。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走动的人半是好奇半是担忧地抬起头。尽管救世主塔的钟表每十五分钟就敲响欢快的钟声，但笨重的钟只为意义深远的事件敲响过几次。钟声让更多深夜的散步者和游客注意到了三色旗。舒梅曼的家人记得有几个惊讶的外国人发出欢呼声，而一个形单影只的退役老兵则愤怒地指责着。当几个俄罗斯散步者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发出了几声“哦！哦！哦！”，伸长脖子往上看的年轻人吹着口哨，发出笑声。还有一个人鼓掌。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外国记者们马上赶往红场。穿着厚重长外套的民兵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列宁陵墓的一名哨兵，他离开去吃晚饭的时候，红旗还在飘着，而当他回来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了。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克莱里蒂，“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一个喝迷糊了的莫斯科人问陵墓附近的一个旁观者：“你们为什么对着列宁发笑？”一个路过的人提醒他有一个外国人在旁边看着，让他噤声。同样来自《纽约时报》的克莱恩斯记下了这段对话。另一个莫斯科人说：“那又怎样？他们是这些天来养活我们的人。”从德国度假归来的摄影师乌里·克里兹发现，冷淡的公众反应让人觉得奇怪。他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迈克尔·多布斯：“当柏林墙被推倒时，每个人都跑到街上欢呼。这是一件重要级别与之相当的事件，却似乎没人关注。”

斯蒂夫·赫斯特从克里姆林宫的一扇窗户看到了旗帜的更换，从那扇窗户可以看到三角形的参议院大楼最高处的屋顶。“我从窗户往外看，看到锤子和镰刀旗降下来了。我记得那是一幕多么具有视觉冲击的场景。”根据斯图·卢里所言，正在CNN工作人员拆设备的时候，有人得到这件事的消息，一扇窗户被打开来录制这一场景。戈尔巴乔夫的保安人员要求把窗户关上。汤姆·约翰逊冲他的翻译喊道：“告诉他们所有责任由我来承担。”但警卫还是把他从窗户边上推开了。卢里说道：“保镖就是保镖，全世界的保镖都一样。他们才不管CNN总裁的什么责任呢！”

安德烈·格拉乔夫离开这座俄罗斯城堡前往法国电视台在格鲁津斯基大道的办事处时，惊愕地看到红旗被“从克里姆林宫的炮台上匆匆忙忙地扯下来，就像克里姆林宫是德国国会大厦一样”。旗杆在总统办公室的正上方，“戈尔巴乔夫很幸运没有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

一个外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错过了拍摄这一幕的机会，花了两百法郎从一个大胆拍摄了国旗更换的莫斯科人手里买下了录像带。

戈尔巴乔夫得知这件事的时候，认为这是对他尊严的再次侮辱。他认为是叶利钦“指示降下苏联国旗，换上俄罗斯联邦的旗帜，并亲自确保整个过程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由电视台摄像机拍摄下来”。戈尔巴乔夫想将红旗作为纪念品，但是太迟了，它已经被塞进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了。

同时，CNN的工作人员成为大约十分钟后核提箱交换的唯一目击者，当时他们已经拆卸好设备，正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集合。

卢里说道：“七点五十六分，我们在绿色模拟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等我们这一群人到齐后，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在走廊的另一头，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门口附近，一个人拿着一个用布盖住的手提箱出现，提箱上还有一根突出的天线。他走进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我们正在见证核密码由戈尔巴乔夫转移到叶利钦的控制之下。”查理·考迪尔回忆道：“我们正由搬运工们带路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突然，在我们前方二十五英尺处的一个侧门打开了。武装士兵从里面走出来。他们拦住路，让我们停下。左边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高级军官走出来，胳膊下夹着一个盒子。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走出来一个差不多的人。他迅速立正。他们互相敬礼。这两位军官交换了自己手里的东西。”电视摄像机已经收起来了，错失了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机会。

斯图·卢里自己还见证了另一小段历史。他走在CNN工作人员的前面去确认租来的货车已经在外面就位。“我快靠近卡车停放的地方时，看见一个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向我走来，将折成长方形的旗帜夹在胳膊底下。”卢里拦下这个人，拍了一张照片，这样才争取到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最后一面苏联国旗被拿走时的唯一张照片。他马上就后悔没有提出将它买下来。汤姆·约翰逊后来尝试从一个克里姆林宫官员那里买下这件象征物，但被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他们成功完成了一件非凡的壮举。当电视上的戈尔巴乔夫在进行辞职演讲时，屏幕右下角的一行字向世界上一百五十三个国家说明，他们正在收看的是CNN的报道。卢里声称：“在竞争激烈的新闻业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成功。”

已经晚上九点了，克里姆林宫陷入可怕的沉寂。安德烈·格拉乔夫刚从格鲁津斯基大道的法国电视工作室做完采访回来。他在车载电话上接到一个电话，戈尔巴乔夫想让他马上回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大楼外面只有几个司机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发现三层的走廊上和办公室里都没有人。他在核桃厅找到了戈尔巴乔夫，跟他最亲密的助手们都坐在椭圆形桌子旁。这是他的上司唯一一次给他打电话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社交。一瓶五十年的白兰地已经打开了，杯子被分发到每个人手上。

戈尔巴乔夫很忧伤。他对自己随随便便就被免职感到很沮丧，甚至都没有“像文明国家一样的例行的”告别仪式。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他说：“昨天还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明天他们就将是独立国家的首脑。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安排了怎样的命运又有什么关系呢？”切尔尼亚耶夫鄙视这些无礼的领导人，他们应该将自已的政治事业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他们中一些人极为腐败，仅为了保持权力就从共产主义跳换到资本主义。

前总统在这个半明亮的核桃厅给他的一小群顾问敬酒。

这些忧伤的改革者在克里姆林宫一直待到了午夜，还不想接受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他们的事业也随之结束的事实。戈尔巴乔夫在多愁善感地和同志们道别后，走到克里姆林宫广场，他离开参议院大楼时，总统的吉尔车就已经在等着了。司机载着筋疲力尽的前总统穿过城市中心无人的街道，最后到达别墅的车道。司机没有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入车库，而是掉头离开，消失在夜色中。

当戈尔巴乔夫走进总统住处时，他震惊了。衣服、鞋子、书、装框的照片和个人纪念品要么堆在地板上，要么塞在盒子和板条箱里，已经准备好搬往新家了。

在克里姆林宫的另一角，叶利钦也待到很晚还没有回家。但是，在戈尔巴乔夫喝着白兰地的时候，今晚的叶利钦却是清醒的那一个。叶利钦因为作为军队最高总指挥合法掌控核提箱的新责任而情绪有所缓和。当沙波什尼科夫来到叶利钦的办公室完成核提箱的转移时，他发现叶利钦兴致索然。就像以前一样，脾气爆发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和悔恨情绪。

一个小时之前，在一个城市有两个常驻的不同政治实体的两位总统。现在，只剩叶利钦一个人了，他必须按照新规则办事。他后来承认，获得绝对权力的狂喜很快就被“严重的紧张不安”代替。

许多大楼上已经挂着象征政府更迭的俄罗斯三色旗。到处都看不到红旗的影子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个共产主义的象征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就是一个信号，将全国范围内公共大楼的苏联国旗降下，换上独立的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

跟其他地方一样，圣彼得堡的公共大楼上都飘扬着俄罗斯国旗。但政治启蒙大楼的一根金属杆上仍然飘扬着一面红旗，这栋楼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商务中心，那些共产主义者得以保留一间办公室。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是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办公室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从他工作的斯慕尼学院可以看到红旗。

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下令让工人拿走红旗。第二天这些共产主义者就升起另一面。普京又下令，他的人就又拿走国旗。市长索布恰克的一名助手弗拉基米尔·丘洛夫看着国旗来来去去。“那些共产主义者的国旗很快就用完了，开始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最后用的东西中有一个甚至都不是红色的，而是深棕色。这可让普京受不了了。他找来一台起重机，在他亲自监督下，用焊灯将旗杆切倒了。”

本文选自《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著，沈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