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解体是影响国际共运史乃至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观点纷繁，笔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失误。对苏共政治建设失误的表现及教训进行深层剖析，将彰显党的政治建设最为突出的地位。在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反思苏共的政治建设失误，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在理论层面厘清思想困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自觉性；在实践层面落实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各项要求、任务，不断提升党的政治建设的能力。

关键词：苏联解体 政治建设 民主集中制 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是影响国际共运史乃至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观点纷繁，如“苏共腐化变质说”“社会主义早产说”“苏联经济跃进说”“苏联改革邪路说”“领导人过错说”“国家民族矛盾葬送说”“西方和平演变说”“军事威胁说”等。目前已有的研究的确在逻辑上隐含着苏联解体的种种要素，对于深入解答苏联解体的“历史之谜”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苏联解体从可能性到现实的转化必然存在一个源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即苏共自身的政治建设失误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其他因素都是在这一根本原因的基础上衍生并受这一因素的加速催化从而构成苏联解体的整体合力。在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因为政治因素贯穿于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之中，党在领导国家的实践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需要从政治建设方面去加以省察。苏联解体30年，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世界历史进程并没有停止，对苏共的反思依然具有长期的现实意义。这不仅能够深刻理解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进一步彰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从而更为自觉地推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走向深处。

一、苏共政治建设失误的深层剖析

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为何在一夜之间崩溃解体？这从根源上只能归结为苏共，特别是苏共的自身建设。因为“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一旦苏共的自身建设出了问题，苏联必定在外部进攻与内部削弱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走向国家解体和政权瓦解。而苏共的自身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政治建设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苏共长达74年的执政过程中，党的政治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人，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这些理论和原则并未被认真落实和与时俱进地践行。作为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将党的政治建设引向了高度集权化的方向。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他们均尝试对党内政治建设的失误进行纠正和改革，但由于政治策略和政治方法的不成熟，其做法虽然触及了失误，却走向了极端保守主义。戈尔巴乔夫执政时采取极端民主主义的错误政治改革路线，将苏共政治建设的失误扩大到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使苏联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走向难以挽回的崩溃命运。事实上，正是苏共政治建设上失误的累积，酿成了苏共衰落和苏联解体的悲剧。这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失信”：根本动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

列宁非常重视理论建党，在谈到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时，他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而“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正是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俄国斗争实际相结合，才有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正确的政治信仰作为团结全党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使苏共在精神上成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强大政党。然而列宁逝世后，苏联领导人几经更换，忽视了在理论上建党，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出现了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的错误，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根本动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苏共许多党员背离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政治使命，放弃了为无产阶级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抛弃了建立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追求，反而走上了一条向资产阶级靠拢、向社会主义制度“开刀”的激进政治改革道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打着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幌子，结果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思潮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也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所占领。

2.“失权”：高度集权削弱党的领导权威，极端民主化葬送了党的领导权

由谁来领导党、领导国家，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领导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以不断推进的根本原则。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党的政治领袖代表着党中央的权威，必须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物来担任。一方面，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是指党要包揽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管理事务，而苏共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存在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包办一切的现象，其带来的后果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社会发展的缓慢，政治机构的庞大、臃肿，官僚主义的盛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领导权威。比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就旨在“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表现为在公开场合发表否定党的言论，精心组织策划一系列否定党的历史贡献、揭露党的现存问题、破坏党的威信等行动，这就在政治建设上削弱和抹黑了党的领导权威。另一方面，领导权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前提，没有领导权就没有权威，更不可能有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但戈尔巴乔夫时期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促进民主化改革的开展，一步步放弃了领导权，从而放弃了党的执政地位。

3.“失民”：脱离人民群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

苏共能否长期执政，关键在于能否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苏共对自身政治建设的忽视，最危险的结果就是与人民群众日渐脱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在列宁看来，苏共长期执政“最严重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然而，列宁逝世后，苏共在政治建设方面越来越仅仅依靠党内领导人的权威治理国家，在党和国家运行中形成了个人专权、结党营私的局面，致使上层领导逐渐丧失了人民群众的监督、信任和支持，其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改革也违背人民的意愿并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比如，腐化奢侈的党员干部与一贫如洗的人民群众形成鲜明的对比；党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造成了对人民诉求的漠视；政治体制缺乏民主，官僚体系等级森严，人民的监督成为空谈、人民的诉求无法落实；等等。因此，一种日渐疏远人民群众的危机悄然地积累了起来，而这恰恰是党的政治建设面临的最大危机。结果，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巨大政治事件时，苏共1900多万名党员大多数都没有抗争，而是选择了袖手旁观，苏联人民更是表现出漠视、毫不关心甚至是蔑视。而此时的苏共早已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早已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4.“失净”：党内政治生态的腐化，党组织内部的涣散堕落

列宁在领导苏共政治建设中非常重视营造一个严肃廉洁的党内政治氛围。在政治生活方面，他制定和执行全党必须遵循的铁的纪律，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并对党内一系列错误思想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政治文化方面，他要求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文化修养，并对落后的政治文化进行改造；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他视腐败为政治的敌人，指出“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并完善党内监察监督机制以及健全法制严惩腐败分子。然而，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政治生态逐渐走向腐化，党组织内部呈现涣散堕落的状态。特别是领导人的过度集权，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导致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混乱、党内政治文化和廉政建设遭到严重污染。例如，勃列日涅夫就是奉行圈子文化、特权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大搞裙带之风，以帮派政治的形式安排自己的亲信、亲戚、战友等掌握苏联党、政、军重要大权，使整个党内形成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党的主要政治领导人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的腐化，不仅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更是在党内政治建设的堡垒中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党内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占据上风的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由于党内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制，加之许多严惩贪腐的法纪形同虚设，导致苏共后期贪污腐败的深度、广度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更严重。

5.“失能”：管党治党能力的不足与缺乏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的能力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再到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重大政治任务的完成，得益于苏共超强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而这又最早得益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共执政能力的培育。如他强调，只有不断提升政党的政治能力，才能夺取政权、执掌政权、巩固政权；要善于在学习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并广泛投入社会实践来完善党的执政能力。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逐渐忽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突出表现为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政治品质不足，缺乏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党内争论的能力，缺乏对党组织进行稳定政治变革的能力。例如，作为改革舵手的戈尔巴乔夫在执政能力上严重缺乏领导人不可或缺的“政治智慧”，他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缺乏对党情国情世情的科学认识，空洞无物、毫无根据。尽管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弊端，但“并不是说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政者如何发扬成绩、克服弊端。而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恰恰缺乏这个能力,这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面临重大挑战、处理重大政治问题时，更是体现出戈尔巴乔夫政治本领的匮乏。比如，没有及时处理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对国家政权、政党建设的负面影响，一味地妥协退让，导致了党领导权的丧失，最后演变为苏联亡党危机和国家分裂危机。

6.“失制”：苏共缺乏一套严肃、规范、成熟的党内政治机制

严肃、规范、程序化、不断发展完善的政治机制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保障，它能在党的政治建设出现失误时及时给予防御、缓冲和纠正。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监督治理的原则。如约束党员日常行为的政治规范和章程形同虚设，对于党员的错误和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党员的政治纪律、政治作风自由涣散，一些错误甚至违规行为得不到制度的有效约束，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缺失等。这就造成党内政治建设的失误得不到及时的挽救和纠正。在国家政治体制运行上，党内政治制度的缺乏、不规范运作就表现为苏联国家政治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无所作为，显现出僵化不前的状况，严重制约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激进冒险的政治改革又大大削弱了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制度效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一步遭受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在苏联解体的前两年，未经广泛调研和真正吸收民意地频繁修改宪法已使其逐渐丧失权威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也形同虚设，民主选举制受到了严重破坏。

二、苏共政治建设失误的历史教训

苏共政治建设严重失误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需要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根本性地位。一旦党在政治建设上出现了失误，对党本身和国家的发展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和危害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方向上，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同时要严密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的分化和瓦解

政治方向决定了一个政党向何处去，决定能够走多远。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方向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在此必须做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凝聚精神维护党内思想统一。习近平明确指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的稳固，必须建立在结好防范西方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密网的前提下，严密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和“政治颠覆”，“时刻保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用马克思主义指引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目标，严密防范自由放任、泛民主化浪潮的侵蚀。

2.在政治领导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领导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推进的根本原则。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苏共政治建设失误的首要教训就在于苏共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领导。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道路，但是他提出的走“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实质是削弱和放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特别是直接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国家和公共组织的核心”的规定，这就在法律层面瓦解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权威性的社会认同基础，对苏共的政治领导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标志着苏共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权威地位的彻底丧失。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要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取得完全胜利，必须坚定不移地牢牢保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3.在政治根基上，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人民群众，背离人民群众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将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造成根本的破坏。习近平深刻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因为它虽然名义上是苏共，但其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不再是原来意义上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完全蜕化变质为代表少数特权阶层的资产阶级政党。从表面上看，党的政治建设只对党自身负责，但在其根本上，是为了人民，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表现。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比如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问题、作风问题、纪律问题、思想问题，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建设、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党组织对人民群众的诉求、监督的回应能力和行动能力等，这些都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党的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唯此才能够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稳固。

4.在政治生态上，必须打造清正廉洁的党内环境

习近平指出：“政治生态好，党内就会正气充盈；政治生态不好，党内就会邪气横生。”在此，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规矩、严抓党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员干部熏陶锤炼的熔炉，又是展示党组织形象的重要窗口，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是良好政治生活开展的基本原则和判定标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能够激发党员干部廉洁奉公，守护好党的健康肌体。严明的党纪党规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保证。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员价值选择的精神坐标，是党员思想高度的集中反映。严抓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就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实践中就是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打造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的无产阶级政党。

5.在政治能力上，必须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列宁非常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先锋队努力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提高管理本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一能力体现为促使工人联合并推动他们进行联合斗争的能力。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能力的复杂性就提高了，它不仅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具备与各种反动势力斗争的能力，而且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智慧和管理能力，主要包括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能力、知人善任的选人用人能力、“懂马信马”的政治理论能力、严于律己的政治定力、与时俱进的自我革新能力、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能力等。社会主义事业随时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诱惑、政治围攻、思想围剿，一旦遇到重大的政治事件，党的任何一个方面的能力的缺失，都可能亡党亡国。因此，党的执政能力需要在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自觉锤炼，不断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6.在政治制度上，必须建立严密、规范、权威的政治机制

“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而其重要性就在于贯穿和融合在党的建设各个环节。这是党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重要体现。”党内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约束和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确立党内政治建设的规范和流程，实现党内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保证党内各项决策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目标是，确立和保证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前进方向和顺利进行。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就在于既没有在党内形成一个可以遵循的严肃、规范的党规党纪，没有一套对党员干部的行为产生有效约束的规范力量，也没有建立起在国家层面有效保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有法可依和稳步推进的制度体系，甚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走向了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要把制度建设放在政治建设的首位，以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党纪国法审视、检验政治建设的全部过程，以此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做好法制托底与制度保障。

三、对苏共政治建设失误的理论反思

习近平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特别需要廓清人们的思想迷雾，澄清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模糊认识，排除各种诱导性思潮的干扰。对苏共政治建设失误进行反思，首先需要科学回答关乎党的政治建设成效的重大理论问题，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决同错误思潮作斗争。

1.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

苏共政治建设出现严重失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斯大林时期权力过度集中，戈尔巴乔夫鼓吹全面民主化，均导致民主与集中的严重失衡。然而，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当代最为流行的民主观是将民主划归为参加选举、参政议政、多党竞争、代表制度等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而这些民主实现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则成为判断一种政治体制是否正在走向民主或远离民主的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民主既不是制度上规定的民主范畴，也不是程序上的民主过程，在其本质上，民主是被赋予阶级属性的，真正的民主是被赋予无产阶级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体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其在政治属性上的诉求必然是以民主的方式寻求自身的解放，发展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政治原则。《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争得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劳动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一切剥削压迫的政治武器。同样，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还要运用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把争得的民主发展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从而为巩固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权、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益提供政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资产阶级政党只是利用民主的形式进行选举的单环节民主，并且选举实质是受资本权力的引导和控制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注重全过程民主，不仅仅是选举上的民主，而且在组织的建设的各个环节实现民主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然会集权。在此必须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原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而言，民主与集中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最大的民主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在实现解放的过程中，必须用集中的政治力量来确保这一政治使命的完成，由集中形成的政治权威就是这种力量。恩格斯指出：“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某一个人的意志，它总是一种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在此，这种权威的本质力量就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共同意志，是共同意志的集中形成的合力。从实践来看，党的政治建设要按照民主的方式建立党的组织，在党组织内部又需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运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将民主上升为一种整体性的阶级意识，即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要实行集中制原则。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集中，才能将“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从而形成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组织。不仅如此，这种抽象的党的共同意志还需要具体化为人格化的形式，它就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充分发挥党的领袖的领导作用。如果说将民主原则理解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原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次提升与进步，那么在集中原则下进一步实现党内民主和发挥党员的主体地位，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再一次提升与进步，从而意味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等于领导人的集权与专权。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要求执政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避免执政者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避免由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维护者蜕变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者、葬送者。因此，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和落实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自觉、政治成熟的重要表现。

2.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厘清它和党内其他方面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和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的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实现国家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要面对和需要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党的政治建设的实现存在两条实践路径：“一是党的自身建设路径，二是执政与国家政权建设路径。这两条实践路径的价值目标，都旨在坚持与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一方面，需要确立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根本性地位。习近平指出：“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之间是相互统一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党的政治建设发挥着根本性的、“灵魂性”的作用，它决定着其他建设的方向、路线和效果，要把党的政治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还要确立党的政治建设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统领地位。习近平指出：“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的整体建设是一体同构的，在国家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发挥着统领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政治建设是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展开，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把党的政治路线转化为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

第二，需要正确厘清党的政治建设与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国家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政治建设不能囿于自身，必须从社会物质基础的深处来进行党的政治建设。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它们之间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一方面，经济建设作为一个社会的中心工作，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对经济建设发挥着促进作用，良好的政治建设可以保障和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此，无产阶级正是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和政治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利用经济建设的物质力量来更好地巩固执政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胜利成果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由于偏执一方而引发的失误和历经的挫折并不在少数。要么是搞政治挂帅统领一切，让经济建设围绕政治建设而运转，其结果就是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要么是用经济建设来代替政治建设，盲目地认为只要发展经济就必然会带来稳定的发展前景，其结果就是导致严重腐败现象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

3.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政治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具权威、最富真理、最为科学的思想渊源、根本依据。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先导，是政治先进性的突出表现。李慎明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在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源头。”理论上的混乱会造成思想上的困惑和行动方向的偏离，没有正确、清晰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的怀疑、动摇与否认。如果说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物质武器，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则是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精神武器，是对抗一切资本主义颠覆、打压的有力武器。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主动权。从其对象来看，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反映着一定阶级的整体利益诉求和精神追求，而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权威性的。从其内容来看，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同错误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这种斗争首要的目的是掌握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权，由此确立党的建设的意识形态合理性和权威性，进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凝心聚力，实现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从其实践来看，在新时代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首先要通过政治力量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其次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所依靠的是提供能使之有意义的权威性的概念，提供能够借此对之进行实在把握的有说服力的形象”。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一切行动的指南，就是要向民众传达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实践指向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方面，西方霸权国家一直试图分化和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政治建设面临着“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重大考验。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党的建设、意识形态等领域依然潜藏着诸多矛盾和风险隐患。如果党的政治建设在实践中不能吸取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就极有可能发生系统性的风险、犯颠覆性的错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实践指向，需注重以下几点。

1.必须以坚定的政治方向为指引，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之统领地位

把准政治方向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先导，发挥着生死攸关的指引作用。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唯一且坚定的政治方向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始终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把“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政治方向的指引下，党的十九大第一次将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并“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意义重大而深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全党、全社会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正在不断转化为充分落实和校准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行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求及时反省检查自身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有没有违背共产主义宗旨，及时纠正政治方向的偏离，确保政治行为、政治规章制度、政治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在正确而坚定的轨道上运行。

2.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发展不断进行经济围追堵截、意识形态渗透、网络舆论围攻，如果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犯了颠覆性错误，动摇或者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苏联解体的悲剧极有可能重演。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政治领导。其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全党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和根本政治要求，既要求在党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政治宣传等内容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上，在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实现思想上认同，政治上维护，组织上服从，行动上一致；又要求在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3.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政治建设的目标和使命

人民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时时刻刻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仅是心怀“国之大者”，更是在不断夯实党的政治根基。这就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及时了解人民诉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排忧解难的过程中自觉提升治国理政能力。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蕴藏着许多治国理政的智慧，因而党的政治建设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并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从人民群众当中汲取政治建设的智慧和营养。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清晰地表明，党的政治建设的最终效果必须交给人民群众这一“阅卷人”来检验。因而，党的政治建设需要把最广大的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赢得民心民意，强化人民群众对政治建设的认同与满意。

4.必须以严明、完善、规范、权威的政治制度为保障，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稳步推进

党的政治建设“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既要把党政干部的领导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要把政治制度建设贯穿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之中。全面加强制度建设不仅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保障，又是进一步创建风清气正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的必然要求。应当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政治建设的全过程，不断用更加严明、更加完善、更加规范和具有权威性的党内规章制度，约束和规范各级党政干部行为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出台或不断修订的党内法规高达80多部，比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新印发和修订的党内法规，不断发展完善的纪检监督体系，有利于不断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党规党纪的笼子越扎越紧、越管越细，用制度来规范和审查、监督党组织、党员的行为，将制度作为衡量党的工作的标尺，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从而保障党的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稳步推进。

5.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深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经常性工作

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着一定程度上不讲原则、平淡化庸俗化随意化的倾向，在此必须使党内生活庄重、严肃、规范，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二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些干部对党规党纪置若罔闻，甚至大搞两面派，对此类现象必须严惩。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通过教育和熏陶浸润滋养着广大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当前，一切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如传统的封建糟粕——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正之风已经向党内生活侵蚀，因而，必须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选人用人是风向标，直接影响着政治生态的走向，而一些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任人唯圈的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挫伤了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必须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突出政治标准，强化政治把关。五是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这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因为，一旦腐败分子藏身于党内，党内政治生活必然会受到污染。虽然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因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6.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处理各种问题的政治能力，提高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能力

党的政治建设最终必然还要靠党员干部这个实践主体来落实与执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党员干部的要素中最关键的就是党员干部的能力。而在党的能力建设序列中，党的政治能力由于其根本性地位排在第一位和首位，它决定着党的政治事业前进的步伐与质量。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不断提高党解决各种问题的政治能力作为评判标准，特别要提高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能力，培养对政治风险发生的敏锐性和鉴别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全党要居安思危，要有直面斗争、敢于斗争的政治斗争意识和政治斗争精神。以过硬、过强的政治本领为依托，以预见性政治风险防范和监督机制为保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把控政治全局、辨明政治是非、坚守政治定力，从而提升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求是》2021年第16期。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3]逄先知：《关键在党：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

[4]〔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5]李正华：《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主要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蓝汉林（1979- ），浙江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 310012）。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