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4年，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在其专栏文章《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资产负债表”》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柏林墙为谁而倒？（For Whom the Wall Fell）”柏林墙的倒塌，揭开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解体的序幕。人们在欢庆柏林墙倒塌之时，却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为谁而倒？”长期以来，围绕着东欧剧变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主流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东欧的社会精英认为，这场剧变符合东欧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在他们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型阵痛”之后，东欧的经济已经重新起航，东欧人民目前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民主和经济繁荣，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及生活满意度都较剧变前有较大的提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欧的社会剧变是西方顾问和东欧的社会精英强加给东欧人民的，这场剧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彻底失败了，给东欧社会和东欧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围绕着东欧剧变的这两种叙事，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长期存在。那么，哪一种叙事符合东欧社会的实际情况呢？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刊记者赵丁琪于2022年5月10日对长期关注苏东问题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进行了专访。

克里斯汀·戈德西，出生于1970年，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所教授，著名人类学家。柏林墙倒塌后，戈德西于1990年前往东欧旅行，亲眼目睹了东欧剧变后东欧民众最初的欣喜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这激发了戈德西研究该地区社会剧变的学术兴趣。30多年来，戈德西定期访问东欧地区，并在保加利亚和统一后的德国东部地区生活了三年多，对东欧剧变后东欧普通人生活（尤其是女性的生活）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出版发表了15本相关学术著作与90篇学术论文，包括《黑海的红色里维埃拉：性别、旅游和后社会主义》（2005年）、《东欧的穆斯林生活——“后社会主义时代”保加利亚的性别、种族问题与伊斯兰教的转变》（2010年）等。2021年，戈德西与其同事米切尔·奥伦斯坦(Mitchell Orenstein)合著的新书《重估休克疗法——1989年“革命”的社会后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回答米兰诺维奇所提出的“柏林墙为谁而倒？”的发问，是戈德西和奥伦斯坦写作该书的出发点。“一小部分人获益，大部分人受苦”——这就是两位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在这本书里，他们倾听和发掘了那些被刻意掩盖的“失败者”的声音，提供了被东欧和西方主流精英所遮蔽的另外一种“转型”叙事。

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后果及其对东欧民众的影响

○（赵丁琪，下同）克里斯汀·戈德西教授您好！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注意到您长期关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剧变问题，在2021年出版了一本新书《重估“休克疗法”——1989年“革命”的社会后果》（简称《重估“休克疗法”》）。那么，驱动您长期关注和研究东欧剧变问题的动力是什么？

●（克里斯汀·戈德西，下同）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于1990年5月~7月第一次访问了东欧。我走遍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时普遍弥漫的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情绪，人们认为冷战结束了，每个人的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好。当时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和平红利”的话题，这意味着国家将不会再在军备上投入过多的资金，可以将这些钱用于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

但随后就发生了南斯拉夫战争，当我在1998年1月回到该地区（保加利亚）时，我对当地的糟糕状况感到非常震惊。人们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为了生存艰难挣扎。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通货膨胀危机，普通人在银行倒闭的浪潮中失去了毕生的积蓄。黑手党无处不在，腐败猖獗。这不是东欧人民曾被承诺的自由和繁荣的世界。我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您和奥伦斯坦在写作《重估“休克疗法”》一书的过程中，都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我们将经济数据与公众舆论、人口统计数据、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更全面地展示过去30年东欧发生了什么。首先，我们研究了来自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经济数据。我们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深度以及各国恢复增长的速度很感兴趣。其次，我们还研究了人口数据，即出生率、死亡率、移民率的变化，以便从非经济角度了解这些国家的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同时，我们还收集了许多不同形式的舆论数据，以帮助我们了解普通人对向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过渡的感受。最后，我们还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在该地区开展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工作，以了解这些变化对具体日常生活细节的影响。

这种四重论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这场剧变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保加利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只关注人均GDP等指标，保加利亚的表现似乎不错。但事实上，民意调查显示，许多人怀念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比1989年之前更糟。该国还是世界上人口萎缩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50年，其人口将比现在再减少23%。生育率正在快速下降，很多年轻人打算离开，基本上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里，这对该国来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有个别中国学者认为，东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是完全成功的。他们认为，东欧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完全不正确。这是西方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想传达的观点，但各种经济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甚至西方国际金融机构在其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当时，主导转型的政策制定者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虽然也预料到了可能出现衰退的局面，但他们认为这种局面至多持续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就会结束——此后将会出现“J字型”反弹。但事实上，这场衰退整整持续了17年，直到2006年才结束。

我和奥伦斯坦利用美国农业部、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计算了这场衰退的规模。我们认为，这场衰退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人类在和平时期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衰退。我们根据经济衰退的程度，将原苏东国家分为三组：在“转型”最成功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经济衰退的规模与美国“大萧条”（人均GDP下降30%）相当；次一个等级的国家，“转型”衰退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大萧条”的深度（人均GDP下降40%）和持续时间（持续了17年）；而“转型”最失败的国家（如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等国），目前的人均GDP仍低于1989年的水平。

不仅经济繁荣没有在东欧国家实现，曾被承诺的政治民主也没有兑现。一些国家连名义上的民主都没有，而另外一些国家虽然表面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但这些所谓的“民主”也是虚假的。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和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在他们的著作《沉思录：黯淡的光》（The Light That Failed: A Reckoning）中说，尽管东欧政府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遵从西方政府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他们被告知要实施一些特定的改革或某些紧缩政策等。这不是真正的民主。你进行了选举，然而你选出的领导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按照西方所说的去做，因此，民主、自决和独立的话语与必须服从西方要求的现实之间存在脱节。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东欧人民非常失望，他们很早就表达了这种愤怒。

正因为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两方面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很多人感到愤怒和失望。我认为，今天在该地区出现的民众挫败感不仅与实施“转型”的方式有关，而且是对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精英所坚持的关于“转型”的主流叙事的反应。这些人坚持认为，“转型”已经成功了，东欧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曾经的过去甚至不值一提。他们想要炸毁过去所有的纪念碑，更改所有街道的名称，并假装过去从未发生。我认为很多人对此感到非常沮丧。

○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转变，对于东欧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而言，经济“转型”带来的是空前的经济困境以及微薄的收入，当然，少数社会精英除外。“后共产主义”的经济剧变引发了数百万人口的“额外”死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种种的社会弊病，其中包括贫穷、有组织的犯罪以及愈发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这些社会弊病在之前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并不存在。1999年，有191亿东欧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55美元（世界银行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占到了该地区人口总数的47%。直到2014年，东欧仍然有8000万人生活在每日不到5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之下。

在这么多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些人却一夜暴富。东欧从1989年之前世界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变成一个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地区。陷入极度贫困是一回事，但是当你陷入贫困时，周围的一些人却享受着以前不可思议的个人财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总体来看，目前该地区只有大约35%的人享受着他们在“转型”开始时所设想的生活；大约35%的人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于1989年或1991年前；还有30%的人的生活水平低于1989年或1991年之前。

东西方自由主义精英在庆贺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和平以及过去30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时，不应忘记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这种“转型”对一些人来说是真正的好事，但是对更多人来说却真的很糟糕。问题在于，“转型”的获胜者可以讲述这个故事，而失败者的声音则被掩盖了。我们在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民意调查中能够听到这些失败者的声音。这些失败者经常被认为是落后的、充满怀旧情绪的、未受过教育的农村选民——他们被认为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这些声音的存在其实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过去30年向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过渡并没有像1989年或1991年时人们认为的那样美好。

二、“红色怀旧”：剧变之后东欧民众社会情绪的变化

○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到，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东欧社会的疫苗接种率非常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新冠疫苗接种率低的状况，反映了该地区的社会信任度非常低，这是向资本主义“转型”造成的创伤性后果。过去30年来，东欧民选领导人普遍很少关心普通民众的需求，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满足个人私利。在1999年左右，当东欧大约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时候，东欧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为民众提供任何支持和服务。在被忽视了30年后，政府突然想让民众相信他们将为民众提供合格的疫苗和医疗保健服务，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什么这些政府会突然关心人民的健康和福祉呢？

公众信任崩塌是整个东欧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很多民意调查都证明了这一点。2006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些地区的经济“转型”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民意调查，即“新转型生活”（LiT）调查。该民意调查覆盖了中欧、东欧以及中亚的所有28个“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除东德以外）。在当时，各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度过了“转型”之后最困难的阶段。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进行这场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社会“转型”给这些国家带来的“自由”和“繁荣”，但是调研结果不如人意。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0%的受访者认为2006年自己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于“转型”之前；只有不到40%的受访者表示2006年的政治形势好于“转型”之前；当被问及2006年的腐败现象是否低于1989年时，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同意，67%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对于“转型”之后形成的所谓“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只有37%的受访者表示认同。

公众信任崩塌的问题，在乌克兰尤为明显。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在乌克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0%的乌克兰人支持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而1991年这一比例为72%；只有36%的人支持向资本主义转变，而1991年这一比例为52%。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对乌克兰再次展开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民选领导人比较关心普通人的想法，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比较好。在所有接受调查的欧洲国家中，乌克兰人的生活满意度最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于2016年进行的第三期“新生活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果。只有9%的乌克兰受访者表示，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于四年前，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的家庭状况比之前更好——分别不到东欧国家平均水平（24%和29%）的一半。只有12%的乌克兰人对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满意，而整个地区的这一比例为31%。

当被问及2016年乌克兰人民拥有哪些民主权利时，只有20%的乌克兰人表示他们有言论自由，13%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11%的人表示乌克兰有选举自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现，“根据所有公认的制度指标，乌克兰的情况比转型地区的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要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2020年12月的一项研究还发现，“从西部到东部，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水平正在下降”，只有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信任乌克兰政府。

○您在书中提到，当下的东欧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怀念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您称之为“红色怀旧”（red nostalgia）。那么，这种情绪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1989年或1991年之前很多人的生活要比现在更好。当然，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更稳定，腐败、贪污、犯罪和贫困现象比现在更少。2001年，一项对中东欧7个国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15%~3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了对过去社会主义制度的怀旧情绪。2010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约49%的罗马尼亚人认为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比现在好。有趣的是，这种怀旧情绪甚至在没有社会主义生活经历的年轻一代中依然大量存在。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年的东欧人来说，共产主义制度让他们感到舒适和熟悉。对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并不是一场生死搏斗。人们每四年才能投票一次，但他们每天要吃三顿饭。尽管当时的共产主义制度对于公民的自由存在着一些限制，但是普通人的工作、家庭和休闲的日常节奏基本不会受到影响，人们也会坠入爱河、结婚、生子、接受教育、建立事业、度假并变老。但是在经历过多年的资本主义生活后，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选择仍然受到限制——人们受制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不可预测性。在1989年之前，大多数东欧人在没有出境签证的情况下无法出国旅行，而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自由离开，但是他们不再有足够支撑出国旅行的经济收入。从表面上看，人们获得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但这种选择受到经济不景气、高失业率以及整个地区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限制。在政治自由方面，今天的数字监控摄像头比曾经国家安全部门的监控更加普遍。对于城市中心以外的许多人来说，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和过渡，只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人口危机和绝望情绪。

○您还出版了几本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地位的书。您觉得在东欧剧变前后，东欧社会的女性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得到国家的充分支持，妇女更容易兼顾劳动者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国家提供带薪、有工作保障的育儿假，保障儿童在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上学名额，并拨款提供育儿津贴（即对有幼儿的家庭的补贴）。与此同时，国家为所有家庭提供教育和医疗保障，许多青年团体组织儿童参加夏令营和短途旅行，以帮助在职父母。1989年之后，大部分此类服务都急剧减少或完全消失。在我现在所在的保加利亚，出现非常严重的儿童入托危机，普通民众很难在公共托儿所或幼儿园找到位置。而且即使你找到了空位，通常还需要一定的贿赂才能让你的孩子进去。私人托儿所的费用通常非常昂贵，大多数家庭都承担不起，所以刚生了孩子的妈妈们即使想出去工作也不行，她们不得不待在家里。同样，我听到很多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不得不贿赂学校官员的事情。而且，由于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大多数家庭还必须承担课外补习的费用。在教育、育儿等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提供免费服务的领域，现在都要花很多钱——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妇女失去了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能力，因此保加利亚现在的人口出生率低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市场经济侵蚀了女性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所以很多人完全放弃了生育子女。

三、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东欧社会的未来

○在当下的东欧社会中，产生了很多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甚至纳粹倾向的极右翼政党和领导人。很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清算的纳粹分子纷纷被平反，甚至被奉为“民族英雄”。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最简单的解释是，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了苏联，东欧的许多民族主义政党与纳粹一起抗击苏联，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该地区的法西斯主义者今天被视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通常是反共和反苏的。古语有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东欧的民族主义分子就选择和纳粹站在一边，因为纳粹是苏联的敌人。

○当下东欧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之一是东欧的左翼政党非常弱小。该地区有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往往对正式的政治活动不太感兴趣，而对横向的、非正式政治活动更感兴趣。他们对于国家非常不信任。也许这种状况未来会改变，但目前大部分东欧的政治能量都集中在右翼。因此，再分配政治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如果你观察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的纲领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的政策，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他们的政策中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再分配政治的因素，但都被民族主义的语言所包裹。因为在东欧，在极右翼而非左翼的旗帜下进行再分配政治，更容易被东欧民众所接受。也就是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重新提出了与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非常相似的政策和计划——尽管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

○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承诺真的会兑现吗？他们真的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吗？

●不，当然不会。右翼民粹主义者很擅长用看起来代表民众的民粹主义的语言来支持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对人民有利的好政策。比如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提出的“家庭500+”计划，就是一个旨在为有孩家庭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的再分配政策。按照该计划，每个波兰家庭的孩子从上学的第一年开始，每月都能收到500兹罗提的补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2019年也宣布了新的生育政策，其中包括为日托中心提供更多的补贴、为结婚生子的妇女提供贷款等。这些政策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福利政策没什么不同。但与此同时，他们又禁止堕胎，要求妇女必须待在家里。这是一个非常保守但又很受欢迎的政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所以右翼民粹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放弃责任，他们提出的一些政策确实做到了。例如，波兰的贫困儿童数量实际上已经因此而减少，下降了80%，生育率从2015年的132小幅上升到了2017年的139。所以他们并不是完全不诚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真正相信这些极右翼政党，因为其真实议程与所说的往往不同。

○对于当下全球关注的俄乌冲突，东欧人是如何认识的？

●我不敢说了解整个东欧，但我对保加利亚还是有所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保加利亚内部存在着很大分歧。我听到人们在大街上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同时也见证了支持或反对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一方面，保加利亚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并认为北约不断向东扩展的行动激怒了俄罗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相信保加利亚在北约和欧盟的地位是稳固的，他们支持向乌克兰输入武器来反对战争。

○您觉得东欧社会未来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下东欧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与上个问题一样，我们很难概括整个东欧地区的未来。他们虽然在20世纪被一个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连接在一起，但是各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我认为，东欧的未来轨迹更取决于其各自曾经的历史，它们彼此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以及民族建构的历史都各有不同。除此之外，俄罗斯、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在今天仍然非常明显。不过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东欧国家的出生率急剧下降，移民率很高，人口正在迅速减少。世界上人口萎缩最快的地区就是这里。有一天，我们谈论保加利亚人的方式可能就像我们今天谈论色雷斯人或伊特鲁里亚人一样——他们是曾经存在于欧洲的民族。同时我还确信的一点是，东欧一直是东西方之间的战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如此。

作者：赵丁琪，本刊记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采访、整理并翻译本文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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