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背离坚守背叛迷茫蜕变

项国兰

苏联和平演变始于赫鲁晓夫。苏联高层中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传统的绝大多数是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思想的。在勃列日夫执政时期，他们几度建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摈弃赫鲁晓夫的思想。但是建议无一不被忽略。由于几届主要领导人在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退问题上没有坚持公平正义、在思想理论上的背离背叛以及组织上对坚持原则者的打压、调离、边缘化，致使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少数高层变得无能、迷茫、不敏感、没担当，多数高层蜕变。

一、亚佐夫等在8.19前后的思想行动轨迹

2008年9月《俄罗斯报》记者采访苏联元帅、最后一任国防部长季·亚佐夫。他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想发动政变，当时克格勃事先也根本没有行动计划，只委托苏军空降兵司令托·格拉乔夫去拘留自由派人士。他还说，克格勃和内务部都有自己的监狱，当时要是逮捕了想搞垮国家的上层那一小撮人，可能情况便会消停下来。“要是”是后来的假设。历史没有假设。当时为什么没有逮捕那一小撮？为什么没想发动政变？

如果分析一下亚佐夫等人在8.19前后的思想行动轨迹，看看那些年里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方法、立场，戈尔巴乔夫时期背叛的思想理论对高层的影响，以及自赫鲁晓夫以来几届领导人对党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正气者政治的上打压，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引领党内高层中的作为，就能理解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准备好，为什么没有逮捕那一小撮。

1.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背景

1990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宣布独立，苏联其它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加速；这年，苏共中央二至三月全会决议宣布放弃苏联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第6条；7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放弃了执政地位，大会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与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达成协议，同意组成“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即新苏联，1991年8月14日苏联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文本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虽简称仍为苏联，但是“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工作预计在8月20日开始。

2.紧急状态委员会意在保留苏联

一些中央高层看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危在旦夕，酝酿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以保留苏联。他们代表绝大多数苏联人的意志愿望。在此前3月份进行的一次全民公投中，有76.4%的苏联人赞成保留苏联。于是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联合一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休假之机，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目标明确，就是保留苏联，不让民主派上台。后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一次访谈中所说：“当时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能认清形势，改邪归正……”亚纳耶夫后来也说：“我们错误地认为，通过这件事能挽救国家，能阻止签订新联盟条约，同时又要保住戈尔巴乔夫。”

3．敌人在哪儿？如何阻止新联盟条约？

1991年5月，苏联各军区、舰队司令员都对亚佐夫施加压力，让他发表对戈尔巴乔夫的不信任声明，亚佐夫严厉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陆军总司令，通过政变出任智利总统）呢？办不到！”当然此时戈尔巴乔夫对军队是冷漠和疏远的。亚佐夫对戈尔巴乔夫的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1990至1991年他给戈尔巴乔夫写过几份报告，报告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地区极端民族主义高涨及俄罗斯居民受歧视情况。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回答“分送给政治局委员”，“分送给安全委员会委员”。他的作法使亚佐夫内心深感震惊。亚佐夫办公厅主任回忆，失望是亚佐夫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原因。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他自己宣布的改革目标。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刻，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行列，像上个世纪对抗德国法西斯，也像冷战前期对付美国那样，但是现在战场在哪儿？敌人在哪儿？在莫斯科吗？就是那些说着俄语，喝伏特加的同胞吗？他很困惑。[见百度“亚佐夫”词条。]如何对待民主派？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使国家崩溃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将获得拯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主要成员克留奇科夫想除掉叶利钦，但亚佐夫表示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命令亚佐夫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亚佐夫没动。他想起了1989年在第比利斯驱散人群时流血的教训。他希望通过这次紧急状态扭转国家颓势，他认为在国家内部也绝对没有发展到向国人动刀子的地步。

可是，如果人们没有兴高采烈迎接军队怎么办？如果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那一小撮民主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戈尔巴乔夫不能改邪归正怎么办？对此他们都没有真正考虑过。总之，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充分准备，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而且从后来的回忆文章看，他们确实没有意识到国内正在进行一场摧毁苏联的战争，没有看清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而且寄希望于他能够停止瓦解苏联的进程。其实军官们知道戈尔巴乔是谁，[在除高层以外的其他阶层中有30%的人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他们意在通过政变保卫苏联。而亚佐夫们则是糊涂的。

有资料说，在苏联高层中有80%都喜欢资本主义，而不喜欢社会主义。也有资料说这个数字是76%点多，综合起来算是80%左右吧。还有资料说，苏联党政要员中仅有 9.6%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多达76.7%。[周兵：《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历史反思》，2019年10月“中华魂”网。]但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里应该都是爱国者，他们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目的是想拯救国家，他们应该是那20%。但是从他们在紧急状态前后的思想行为轨迹看，认为把军队开到莫斯科是维持秩序，而不是斗争。他们完全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如何对待？他们没有了政治敏感力、政治判断力。更不要说政治担当力和政治执行力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问题没有分清是非曲直使高层无奈和迷茫

斯大林问题不是他个人问题。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届中高层中的多数在斯大林问题上都能分清是非曲直。

1.高层中多数人政治立场上不赞成也不相信赫鲁晓夫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将斯大林的错误夸大为斯大林的一切，且将个人崇拜和独裁与斯大林人品有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这最能贬低斯大林，也更能激起人们愤怒。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认为，如果作报告，就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项国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永远的反面教材》，2021年4月“红色文化网”。]据费·布尔拉茨基回忆，共产党人杂志一位参加苏共二十大采编者听完赫鲁晓夫报告回到编辑部后一声不吭，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面色如土，喃喃地说：“会上讲的那些……莫名其妙，简直不可思议。现在我们往哪去？……”还说这是定时炸弹。它一旦爆炸，我们的意识形态会怎样？[【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93页。]他代表了当时多数人的心理和想法。更多的人表现出震惊。莫洛托夫在《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一书中说，听完报告后，黑色冶金部部长捷沃相、驻中国大使尤金都冲着我说：“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作家西蒙诺夫在《我这代人的见证》一文中在解释斯大林去世后他为什么在家里挂起他最喜爱的斯大林照片时说，这是一种抵触情绪，也有点示威的味道。赫鲁晓夫知道中央委员会中绝大多数都不赞成他的报告。从上到下有70%的人都不相信也不赞成报告，[李燕：《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65页。]主要是不赞成他在报告中采取的方法立场。当然对另一批不懂党的传统、思想立场上不太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正在成长的青年人即“二十大的产儿们”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戈尔巴乔夫等都是那种“产儿”。[李燕：《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65页。]

2.勃列日涅等几次与纠正赫鲁晓夫错误的机会失之交臂

1964年十月全会后，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尼·谢列平[此前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三年。见“百度百科”谢列平词条。]上书勃列日涅夫，提出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修正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摈弃全民国家、全民党及和平共处原则等。勃列日涅夫听完助手向他介绍谢列平信的内容后说，“我很难理解这一切。我也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我不行。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24页。]这次上书不了了之。再一次是纪念卫国战争20周年的报告。报告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绝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央书记都赞成增加对斯大林积极评价。有些人如尼·谢列平、安·苏斯洛夫甚至提交了长篇补充意见。他们认为斯大林粉碎了反对派，确保苏联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保证了列宁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及文化革命计划的实现。而这都为卫国战争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他们还坚持从报告草案中删去“个人迷信”和“个人迷信时期”的提法。弗·安德罗波夫则提出，鉴于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及力量对比情况，建议报告完全避开斯大林，因为没有比斯大林问题更能分裂领导集团、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了。[【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29-330页。]最后勃列日涅夫基本上采纳了安德罗波夫的方案。在报告中只有一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安德罗波夫所谓领导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布尔拉茨基在他书中说的“绝大多数”，应该是真实的。[因为此人从斯大林去世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一直是苏联不妥协的反对派。]就是说只有少数人反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当然，我们无从知道这些少数高层的具体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多是放大了斯大林的错误，而没有全面客观认识斯大林。为什么不顾及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党的主要领导者这种行为对绝大多数高层心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在重大问题上还敢坚持正确立场吗？这是和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关节点。不论高层少数的认识问题，还是社会上的认识和立场问题——其实社会上70%的人是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而少数敌对势力不仅否定斯大林，也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党，这一点高层会不知道？——都需要主要领导在分清是非曲直的情况下站在应有的高度进行正确疏导，明确党中央的立场，但是当时的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历史自觉，即意识到斯大林问题不是他个人问题，是关系到党、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更没有意识到美国正是要把被抹黑了的斯大林“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当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是选择引领，旗帜鲜明地亮剑，而是选择缄默，即默默妥协？

三、思想理论上的背离背叛使高层多数困惑不解

思想理论上的背离要从赫鲁晓夫说起。当然赫鲁晓夫的背离遇到多数高层反对。而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则使多数高层困惑、迷茫。

1.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引发高层置疑震怒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出党在思想上的敌人早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消灭了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这是赫鲁晓夫否定肃反的主要依据。他在二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二十二大党纲认为，“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他们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全民组织的过程开始了。”提出苏联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而不是阶级的国家。“从国内发展任务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国内不再是必要的，国家在现阶段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在苏联消灭了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社会主义完全地最终地胜利了。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已经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李燕：《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65页。]与此同时，1964年在修改1936年宪法时有人提出了政治权力合法性、自由选举、分权，建立总统制，人民直接选举国家总统，最主要的决定权不在党内，而在国家权力机构内[【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01页。]等问题。

据布尔拉茨基说，在高层传阅的一份《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全民国家过渡》的简报好似一颗炸弹。大部分高层不接受这一思想。他们愤怒地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能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侵犯神圣的东西，会动摇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和意识形态的基础，那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建议组织写简报的人在没有集体讨论前收回简报；领导者则建议反对者改变一下立场，反对者说：“永远不会，说什么也不会！这个专政是我自幼就有的思想，我要誓死捍卫它。”[【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8-40页。]当然简报没有被收回，因为这样写简报是赫鲁晓夫授意的。但是多数高层心里是不赞同的。因为这些理论不仅与他们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相悖，而且也与现实相矛盾。比如，在公开资料中，1954年3月到1956年3月，中央重新审理的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案件中，有54.5%的案件维持原判。而且60年代初还出现了形形色色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这些都说明敌对势力还存在。再比如，他们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社会开始动荡，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要求进一步非斯大林化，有人提出要追究所有在肃反扩大化中有过失者的责任，出现了形形色色反对共产党的组织和个人。二十大以后出现了所谓“解冻文学”，随之在意识形态中出现了以艺术为掩盖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害的、反动的东西和一些具有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东西。资产阶级思想从来就没有消失。那时在《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许多老一辈工作人员都感到怅然若失、心神不宁。每当编辑部会上发生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的争吵时，他们都坐立不安，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作为老一辈人的总编辑对此十分为难，“你怎么这样说呢？”“还是互相把问题讲清楚，为什么要互相找碴呢？”他试图以处理日常意见分歧的方式平息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无果。后来这位总编辑坐在自家厨房里，煤气灶的所有开关都开着，门窗紧闭，就这样走了。人们说他是承受不住思想上沉重的压力。这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2.写入宪法并编入高校课本也成为老一辈人心中的不解之结

勃列日涅夫时期，全民国家全民党等思想被写入宪法和高校课本。其中包括批判所谓“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内容，要求每个人都要认识到斯大林乃至整个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以至罪行；还有和平过渡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并不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在核战争的阴影下，通过议会竞选实现和平过渡是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已被开除出党的莫洛托夫1977年说，“我要写下对新宪法的看法，并寄出去。如果根本性的错误再发展下去，会造成危害。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我们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不能为共产主义做准备。而且只要国家存在，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专政握在自己手中，难道工人阶级可以两手空空地反对武装的敌人？这太荒唐，也太危险了。”[【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98-599页。]当然莫洛托夫不仅代表他自己，而是表达出那些关心党和国家命运者的心声。主要领导人的做法成为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老一辈人心里的不解之结。

3.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使高层困惑、迷茫

以思想多元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声称，马克思、列宁学说中有用的东西、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康德哲学、基督教教义中平等的思想，都可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他在这里混淆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意在以多元代替作为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多元的事物，总有一元处于主导地位，而处于主导地位的一元决定事物的性质。其实自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语）唯独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可以是多元？多元的实质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他还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就是“精神垄断”，束缚人们的思想自由。这是西方抹黑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他是被西方带节奏。其实赫鲁晓夫就被西方舆论带节奏，西方污称苏联是专制暴政，赫鲁晓夫就说斯大林是暴君。

放弃阶级斗争学说。戈尔巴乔夫说，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那种资本主义了，而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否定、不再拒绝其他社会已经做到的或者正在做到的一切，而是要掌握和利用人类思想和实践所取得的最美好的事物。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意识形态上我们都要取消“敌人形象”。对此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戈尔巴乔夫只提“公开性的敌人”，“改革的敌人”。也难怪亚佐夫们不知道敌人在哪，敌人是谁了。因为总书记要取消敌人的形象。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又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他在代表大会结束时说：“许多代表都对苏共丧失威信，党受到其他政治力量排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被迫转为反对派，深表忧虑。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他还说，“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为互相对抗的阵营。”将党的领导称之为政权和管理的垄断。这也是与西方对表。戈尔巴乔夫称之为国际主义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政治立场上和世界观上与民主社会主义弥合，就是通过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西方一致。在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中，二十八大后还要制定走向市场经济的方案，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根本任务。他决定10月l日开始实施，“无论代价多大，都要这样做，”因为私有制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动力。而且走向人道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垄断的结束。但是当时多数高层对苏共结束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意味着什么都没有理解，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只有戈尔巴乔夫心里“有数”。曾听到一位参与起草苏共二十八大报告的高层说，二十八大的报告（这是一个苏共放弃政权和对国家管理的报告！）多好啊！为什么落实不了呢？包括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各位们也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改邪归正。因为在那些年里社会主义被搅成“一锅粥”：北欧的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加上民主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列宁、斯大林、苏联历史、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肆意抹黑，多数高层或者懵圈或者相信资本主义。少数相信社会主义者如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员们则把希望寄托于总书记。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摧毁了苏联共产党，正在处心积虑地毁掉国家。

四、组织上的打压几近中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优良传统的传承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讲话”

从列宁到斯大林，苏联共产党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传承运行良好。自斯大林去世，这种传承历经几届主要领导人的打压几近中断。组织上排斥思想异已者是斯大林之后这几届领导人的共同特点。

1、赫鲁晓夫的撤职与调离做法

赫鲁晓夫将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清除出中央主席团，留下的几乎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从苏共二十大到七年后的苏共二十二大，全党共有80%的干部遭到替换，其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70%被撤换。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是斯大林在世时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信任的人全部换掉。比如莫洛托夫，他是列宁在世时作为政治局的第一名候补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如果有一名政治局委员生病，他可以第一个顶替。这是列宁的决定。列宁去世后他一直是斯大林的副手。1953～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但因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1956年6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监察部长。1957年7月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成员，解除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57～1960年，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

2、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调离、降职、或者被边缘化做法

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处理是悄悄进行的。当他在自己的地位稳固以后，用几乎无人察觉的方式逐渐更换了半数以上的州委书记，包括大部分部长和许多中央学术机构领导人。一些明显没有才能、缺乏战士品格和原则性的人占满了经济甚至科学文化领域的领导岗位。而一些能力强，有原则性的人则被排斥、调离或降职。比如上文提到的谢列平。他在勃列日涅夫任职之初就上书，建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反对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在纪念卫国战争20周年之际，再建议充分肯定斯大林在苏联现代化和卫国战争功绩。这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全身心投入，并且廉洁奉公，装修公寓自己照单付钱，任政治局委员期间不要警卫，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期间放弃将军军衔。他还反对政治局委员自己给自己授勋。[据1991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勃列日涅夫是“世界获奖章最多的人”，共获得苏联勋章十五枚、奖章十八枚，外国勋章四十二枚、奖章二十九枚。]他认为政治局委员已脱离了群众，在政治局里提出要重新审议为领导人提供的包括工资、别墅、特供、汽车等一系列特权。二十二大后他被选为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一度勃列日涅夫副手，负责组织人事工作，后又被调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此间他所提的全部建议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否决。1984年他被打发退休。据布尔拉茨基说，与谢列平同时被打压、调离、降职的高层有30—40人。再比如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在同一位领导人交谈时曾说，勃列日涅夫是个好人，但是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能胜任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他甚至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分管的军事政策。于是，他被调任驻丹麦任大使多年。总之，真正勇敢的思想者、改革者多被调离、撤职，或者边缘化。

3.戈尔巴乔夫的对思想异己者采取的办法是冷落、撤职或宣布为改革的敌人

在高层中，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费·阿赫罗梅耶夫几乎是较早认清了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嘴脸并自觉同“民主派”做斗争的人。起初，他多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是国家向何处改革。他原本以为是有人向戈氏谎报实情，后来才明白戈氏是一种自觉的背叛。1989年列宁格勒化学教师尼·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指出当时报刊的一些文章使人迷失方向，给社会主义抹黑，认为当时舆论界不正常，如宣扬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苏联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攻击苏联历史，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等等。此文引起包括阿赫罗梅耶夫在内的许多人共鸣。面对国家局势动荡下反动势力掀起的反军运动，阿赫罗梅耶夫点名批评民主派的《星火》杂志煽动群众的反军心理。他把捍卫苏联工农红军和捍卫苏联共产党、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面批评叶利钦，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不断遭到威胁、中伤。戈尔巴乔夫则故意冷落他。1990年阿赫罗梅耶夫就意识到苏联在走向灭亡，主动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工作。利加乔夫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班子中的二号人物，是在高层中少有的廉洁干部，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利加乔夫就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产生质疑。1988年召开的苏联二月全会上，利加乔夫又明确表示，他本人坚持“反对歪曲和污蔑历史”的立场。就在这一年他被调任苏共中央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娃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后，利加乔夫在报刊上组织文章反击民主派，戈尔巴乔夫称其行为在西方舆论中影响不好，是改革的大敌，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时将其赶下台。

上述这些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无情碾压，使苏共高层中坚持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公平正义的人越来越少。

五、几点思考

从上文我们看到在苏联和平演变的几个关键节点主要领导人和高层的表现：主要领导人由背离妥协到背叛，高层前期多数表现可圈可点，末期多数理想信念不在，少数中的极少数信念依旧，少数中的多数心里想坚持，但行动上没有能力。这是几十年来苏共主要领导人背离背叛理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丢掉了布尔什维克党作风的必然结果。当然教训有很多，这里主要谈两点：一是关键少数问题，二是信仰理论问题。

1.如何防止两面人、“好人”上位

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择接班人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在苏共整个和平演变过程中，两面人和“好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说两面人。在对政权有危害的人中，赫鲁晓夫是个典型的两面人。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是伟大的父亲，斯大林去世后他全盘否定斯大林。他不择手段上位第一书记后，忙着全盘否定斯大林，忙着为高层增加收入。他政治上老革命的身份和在党内的高位都能够排除对他有罪指控。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个拙劣的两面人，那么戈尔巴乔夫则是“巧妙”的两面人，他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当着美国总统说一套，当着苏共中央委员会又一套，会上喊一套，会下做一套，以至同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直到苏联解体才真正知道他是什么人。两面人的本质是投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能否认，在和平建设时期要求入党的人有一些是带着某种私利而来的：满足一种虚荣，捞到好处，谋取私利，成为敌对势力的潜伏者，当然也有在执政过程中经不住各种诱惑而被资本围猎者，等等。

再说“好人”。勃列日涅夫是个典型的“好人”。他以担心领导层分裂为由拒绝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却接受赫鲁晓夫的理论。是如他所说“我很难理解这一切”吗？其实他这是在搪塞。据说他上任之初每天要花上两个小时给有威望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打电话，所有的电话都是一个腔调，即我们正在解决某某问题，想同你商量一下。给人印象是平易近人，稳建，谦和。在书记处或政治局开会，他几乎从不首先发言，如果意见不一致，他宁愿把问题放一放，同大家再研究再协商。在他执政期间，那些没完没了的协商和在文件上有几十个人签字的作法盛极一时。这种做法使通过的决议失去了全部意义。但是在决定干部问题时，如果他对某人感兴趣，总是先签字划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非常乐意给那些被授勋的人打电话，以表明这是他亲自作出的决定。他不愿激起任何人的愤怒，甚至会为自己轻轻一动就从板凳上掉下去的人铺上稻草。有一次他给上文提到的被调任丹麦大使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叶戈雷切夫打电话说：“实在对不起，结果成这样子……您还有什么问题？包括家庭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后者讲了女儿结婚没房的事。结果很快得到解决。在这些问题上他做得可谓周全，但是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问题上他却绕着走。其实，他本人曾说过：“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领导了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在动员苏联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不能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他说是因为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统一，国内敌对势力反对，可见这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担当、没有党性的“好人”。

两面人和“好人”这两种人无论在党的哪个层级上都会为党的事业带来损害，而在最高位带来的损害则更为巨大，可以说事关党和国家的兴衰。

2.背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是为取消共产党领导做政治思想理论准备

这里的“政治思想理论准备”是指人们的思想被搞乱，分不清是非、敌友、对错，如前文所说的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是谁；或者觉得哪儿不太对，但是又说不出来怎么不对，人们变得迟钝，没有辨别力,心里想去做事，但是不知道怎样做。如前文我们看到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各位的思想行动轨迹。还以赫鲁晓夫为例。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没有站在党、人民、国家的立场上，这是政治立场错误，采取的是极端片面非此即彼的方法。他说不是斯大林，而是党和人民战胜了法西斯。难道党和人民可以没有领导？这种方法充斥于整篇秘密报告。更奇怪的是他的这种方法、政治立场及思想上的错误还被写入党章、宪法和高校教科书，并持续了三十多年。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莫大的讽刺。戈尔巴乔夫在二十八大结束时的讲话分明是让共产党放弃政权、放弃对国家的管理，却被利加乔夫称赞为“一篇提纲挈领的演说，一个准备充分的纲领”。他还是高层中10%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此外，这种背离背叛必然导致在组织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苏东剧变从反面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袖人物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发挥先进、先锋、引领、推动作用。共产党要求其领袖人物这个关键少数不仅在行为作风上率先垂范，是一面旗帜，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个阶段，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新老交替，社会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节点上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指引党、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高层和社会都需要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的引领。但是我们看到自斯大林以后苏联没有这种领袖人物。

3.如何使主要领导和高层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纵观苏联被和平演变这几十年，问题都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面。如果从主要领导人到高层都能如毛泽东所言“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就是不仅懂得，而且能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比如赫鲁晓夫，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只会片面引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关于所谓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他是从谋士那里听来的。这个理论是1957年起任《共产党人》杂志副主编的布尔拉茨基在《关于苏维埃民主》的文章中提出的。文章认为，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是大规模镇压的依据，而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苏联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而不是阶级的国家。这套理论居然被写入苏共二十二大党章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的宪法。这都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再比如前文谈到的戈尔巴乔夫认为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康德哲学、基督教教义中平等的思想，都可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讲话，如果高层，比如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各位们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能识别他，看出这是在以多元思想替代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能更早知道戈尔巴乔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还会指望他转变吗？还会让他为所欲为吗？

学会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壮大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唯一路径。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有回答：“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列宁以此为理论指导，在准备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探索，包括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和设想，校正自己和党内的认识与实际的偏差，最终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新纪元。列宁真正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堪称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典范。理论与实际结合有四个要求：一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二是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三是始终坚持批判精神（包括党行为的自我革命、党理论的守正创新，党组织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内和社会错误思潮、思想理论批判）。四是始终不渝地忠诚、懂得并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私利，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有情怀，有高尚的人格，有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通过批判实现自我超越和和发展，这种批判是否定之否定，即守正创新，通过这种批判使党的肌体不断纯洁净化，使共产党人能随时坚持真理并随时纠正错误，党的思想更贴近现实，而识别抵制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则使马克思主义增强战斗力，从而以思想洞察力和理性力量引领全党和整个社会，激发人们奋进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使共产党人有胸怀，有格局，有世界历史视野。这四个方面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具备了这四个方面，共产党人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路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就没有联系不了的实际。这是被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所雄辩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