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假象：

价值增值还是价值掠夺

标准的经济数据在阐释和演绎过程中的缺陷会引起人们的感知错乱，从而产生GDP统计数据上的假象。其主要表现为，一贯地低估南方发展中国家薪水低下的工人对全球财富增长的真正贡献，同时却肆意夸大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产值。这些缺陷和曲解源于新古典主义的价格、价值以及附加值概念，GDP、贸易和生产力统计数据的构思和理解无不受其影响。

有三种典型的全球化商品——苹果手机（iPhone）、T恤和咖啡，将会证实和说明这个观点。对上述三种商品及所有其他全球化生产的产品而言，它们之间所存的差异恰恰是为了强调什么是普遍的。除经济数据外，所有的数据和经验都表明：雇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的工人从事商品生产，对苹果及其他西方公司所获利润贡献巨大。但是在经济数据中却看不到任何这种迹象。相反，它只表明大量的价值是在这些商品的销售中实现的，而且苹果公司（Apple）和星巴克公司（Starbucks）从销售中获取的所有利润，看起来只是源自其产品消费国市场。这三种全球性商品依次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更广泛的变革。

经济数据及其标准的解释也掩盖了发达国家的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之间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不会完全消失，并且全球政治经济学标准解释中的矛盾和异常会使其隐约可见。这些矛盾和异常就像造成镜头扭曲的瑕疵，提醒观察者它们的存在。有必要去认识和甄别这种扭曲，还原真实的世界。正是这种扭曲把“价值掠夺”（value captured）误认为是“价值增值”（value added）。

富士康工人为苹果和戴尔的利润作出了什么贡献？

富士康国际（Foxconn International）在中国深圳雇佣的30万名工人从事着戴尔笔记本电脑和苹果手机的组装工作，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在世界其他各低薪资国家中，还有上千万工人为西方市场生产廉价的加工品和生活消费品，为戴尔、苹果和其他西方行业领军公司创造利润，他们又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而对于服务公司而言，它们靠提供场所、零售商品获得的收入利润又当如何评价呢？苹果公司不占有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生产和组装其产品的生产设施。与跨国公司典型的内部的、直接的投资关系相反的是，苹果公司所能触及的供应商中，没有年度回笼利润的流动。经济统计数据记录了市场交易的结果，它假定的是每个美国或中国公司制定的iPhone最终销售价格与其实际贡献的增加值相等。没有迹象表明任何跨国的利润流动和价值转移影响苹果公司及其多方面供应商的利润分配，而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唯一利润似乎源于在中国的产品销售。经济数据的标准解释显示，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的价值“看起来不仅仅是在流通中实现的，而且在流通中实现了增值”。因此，从中国和其他国家廉价工人身上流出的财富支撑着发达国家公司的利润，维持着它们的兴盛，而在经济数据中以及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这种状况却被抹去了。

苹果以及戴尔、摩托罗拉等美国、欧洲、韩国和日本公司的产品，都由中国台湾鸿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富士康组装。据《纽约时报》披露：

“据估计，富士康100万工人组装了世界上40%的电子消费品。”

富士康因其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14个工厂的复杂状况而闻名于世，它的出名既源于其庞大的规模，也源自2010年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2012年1月，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参观台北动物园的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

“因为人类也是动物，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我很是头疼”，

紧接着他还向动物园园长请教管理“动物”的经验。台湾《旺报》评论道：

“郭的话有失谨慎……如此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富士康庞大的中国工厂中）会让他的许多中国员工感觉像动物一样被对待。”

苹果音乐播放器iPod和苹果手机iPhone

苹果公司的iPhone及相关产品是典型的“全球性商品”，它是全球差异巨大的劳动力具体分工的结果。每部iPhone都包含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关系揭示了谁是产品的生产者，谁是产品的获利者。最显著的就是生产环节大规模地向低工资国家转移，与此相对应的是，北美、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和政府对这些国家的活劳动（living labor）中的超额利润日益增长的依赖。

2007年，由格雷格·林登、杰森·迪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发表的关于苹果iPod的调查报告异常珍贵，它揭示了目前许多关于iPhone的研究中从未涉及的两件事情：（1）他们的调查量化了活劳动直接参与iPod的设计、生产、运输及销售状况；（2）他们也报道了不同群体工人悬殊的工资收入。

2006年，内存为30Gb的苹果iPod的零售价是299美元，而它在海外的全部生产成本是144.40美元，毛利润率达52%。格雷格·林登、杰森·迪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认为，这154.60美元的毛利润由苹果公司、批发零售商和政府（通过对零售、利润和工资征税而实现）共同享有。占最终成交价格52%的利润，都算作在美国国内产生，被认为是所谓的价值增值，成为美国GDP的贡献力量。他们还发现，

“2006年，iPod及其组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大约4.1万个就业岗位，其中，2.7万个在国外，1.4万个在国内。海外岗位主要是廉价的加工业，而国内的岗位则均衡地分布在高薪的工程师和管理层，低薪的零售业以及非专业工人之间”。

在13920名美国员工中，30%是生产工人（人均年薪47640美元）；7789名为“零售业和其他非专业性的”工人（他们的平均年薪是25580美元）；还有6101名专业工人，即负责调查和研发工作的管理层和工程师。后一领域的工人收入占据了国内全部工资总额的2/3还多，平均年薪8.5万美元。与此同时，12250名中国生产工人的工资是年薪1540美元或周薪30美元，仅仅是美国零售业工人平均工资的6%、生产工人的3.2%、专业工人的1.8%。在美国，从事iPod产业的雇佣工人数量与中国接近，但是，美国的薪资总额达到了7.19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900万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披露了苹果的最新产品，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差距：

“2007年，iPhone在美国市场闪亮登场，据估计，当年的销量是300万部，2008年是530万部，2009年是1130万部。”

每部iPhone的总生产成本是178.96美元，售价500美元，产生的64%的毛利润将由苹果公司、批发商和美国政府共同享有，所有这些看似增长的价值都由美国催生。报告的主要焦点在iPhone的生产对美中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

“iPhone引起的贸易逆差是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零部件的结果”。

然而中国工人

“对每部iPhone的付出只有6.5美元，大约占总生产成本的3.6%”。

因此，超过96%的iPhone出口值由零部件的再出口创造，这些零部件在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全部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中，但是却对中国的GDP没有任何贡献。这些毛利润是如何在苹果公司、服务提供商和美国政府间分配的，作者没有详细调查，但是，对如此惊人的暴利的评论不会停止。它告诉我们，如果

“市场竞争激烈的话，预期利润空间会小得多……势不可挡的销量和高额的利润表明……苹果始终保持着相对垄断的地位……不是竞争，而是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推动着苹果公司将所有的iPhone放在中国组装”。

这让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人员联想到一个场景，即苹果公司将组装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工资比中国工资高十倍，美国工人会像富士康工人一样紧张地工作，并且预估，

“如果iPhone在美国组装的话，总成本将上升至65美元（在中国是6.5美元），即使这样，苹果公司还有50%的利润空间”。

他们最后呼吁苹果公司要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弃一小部分利润，与低技能的美国工人共享”。他们因而建议苹果公司帮助急需提升的中国经济，把1100亿美元现金储备分给富士康工人。

苹果公司的iPhone以夸张和极端化的形式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普遍趋势和基本关系。2010年，鸿海创利24亿美元，每位员工收入2400美元，与之相比，苹果公司的6.3万名员工（4.3万名在美国）人均收入26.3万美元，到2012年，这个数字预计要上升到40.5万美元。2011年3月11日，鸿海的股价市值369亿美元，而苹果没有自己名下的工厂，却值3243亿美元。此后，苹果的股价一路飙升，市值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000亿美元，超过了埃克森公司（Exxon），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而进一步推动苹果公司股价上涨的则是其1100亿巨额现金储备至今无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一项名为“装配工的痛楚与品牌价值之间的悖论”的研究显示，鸿海的利润和股价已被中国日益上涨的工资牵制，鸿海承认正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工人战斗性不断上升，合同要求日益繁琐，苹果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复杂，组装时间被不断延长。2005年后，苹果的股价翻了十多倍，而在2006年10月到2011年1月间，鸿海股价却大幅下跌，降幅逼近80个百分点。2011年8月，《金融时报》报道说，

“与去年同期相比，人均成本整整上涨了三分之一，接近2900美元。员工总工资2.72亿美元，几乎是毛利润的两倍……大陆工资上涨紧紧压缩着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设备制造合同商的固定营业利润率……从10年前的4%～5%到现在的1%～2%”。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邝彦晖认为，为了降低对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深圳工厂员工的依赖性，寻求更加廉价的劳动力，鸿海：

“投入巨资将生产从中国沿海地区转向内地，并开始不断提高工厂的自动化能力。结果，微薄的利润在去年进一步缩减”。

急剧上升的工资、巨额的资本投入，再加上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无情地削减成本，更悲惨的是，这是一种慢性病，鸿海和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都已陷入其中。邝彦晖推断，

“不难看出为什么郭台铭的燃眉之急就是在内地工厂建立之后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T恤

iPhone非同寻常的精密和标志性品牌的地位太容易欺骗观察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它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帝国主义剥削本性。尽管如此，类似的关系在整个消费品领域随处可见。举一个廉价T恤的例子。托尼·诺菲尔德在《什么是“中国价格”的真正含义》一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件孟加拉国生产的T恤被瑞典零售商海恩斯莫里斯公司（Hennes & Mauritz）在德国以4.95欧元的价格销售。在每件T恤中，海恩斯莫里斯公司支付给孟加拉国制造商的费用是1.35欧元，占最终售价的28%，从美国进口的400克棉花原料花费40欧分，海运到汉堡再花费6欧分，剩下的3.54欧元都计入了T恤消费国德国的GDP中。细分如下：德国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和广告商（其中一部分以各种税收形式为国家所有）共同分享2.05欧元，海恩斯莫里斯公司每件获利60欧分，德国政府通过19%的增值税获取79欧分，还有16欧分包含在“其他项目”中。

因此，托尼·诺菲尔德认为，

“销售收入的大部分归入德国政府以及涵盖范围广泛的工人、管理人员、地主和企业家手中。消费者支付得起廉价的T恤和大部分其他进口商品，它们也是政府和其他富裕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孟加拉国工厂每天生产12.5万件T恤，一半出售给海恩斯莫里斯公司，其余的卖给其他西方零售商。工厂的工人85%是女性，她们每天轮班10～12小时，人均工资仅为1.36欧元。每个工人操作一台机器，每小时生产250件T恤，每生产18件T恤工人只能收入1欧分。在孟加拉国，这样的服装厂有4500家之多，雇工超过350万人。

依托尼·诺菲尔德所言，他们的低工资部分地表明：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拥有许多店员、送货司机、管理人员、会计师、广告业高管、范围广泛的福利金和其他大量实惠。孟加拉国的工资水平特别低，但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状况更严重，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即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为发达国家中大部分民众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

咖啡

加上第三种具有标志意义的全球性商品——咖啡，我们的描述就完整了。咖啡的表现更为显著，它独自成为国际性的贸易农产品，除了少量种植在夏威夷外，其余都种植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免受诸如棉花和食糖享受的贸易扭曲性农业补贴的影响。然而世界上种植咖啡的农民收入很低，甚至比其他初级产品生产者还低。他们大多数是小型家庭农场种植，有2500万啡农和他们的家庭参与其中，而两家美国公司和两家欧洲公司即莎莉（Sara Lee）、卡夫（Kraft）、雀巢（Nestle）和宝洁（P&G），控制着全球的咖啡贸易。啡农的收入还不到咖啡最终零售价的2%。根据国际咖啡组织的统计，2009年，咖啡烘焙、市场销售为9个主要咖啡进口国的GDP贡献了310亿美元，比当年咖啡种植国总出口收入的两倍还多。

同其他全球性商品一样，在咖啡消费国，过去的这些年，一杯咖啡的价格所带来的价值增值正稳步上升。在英国，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75～1989年间咖啡平均进口价占零售价的43%，而从2000～2009年，这个比例仅为14%。

同样，对于经济学家和会计师而言，中国工人没有为苹果公司创造一分钱收入，海恩斯莫里斯公司无论如何也没有剥削过孟加拉国工人，星巴克和雀巢咖啡的所有利润似乎都归因于自己的市场营销、品牌和零售天才，没有一分钱可以追溯到亲手采摘“鲜果”的贫困啡农手中。在这三个典型的全球性商品中，毛利润即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的差额远超过50%，推动了发达国家公司的利润及其GDP的增长，因而皆大欢喜。

不仅在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国的崛起令人吃惊，享有盛誉，但是，1990～2004年，另一个由4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总人口是中国两倍的“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出口额只占总出口增长额的50%多一点。2004年，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23个（总人口占南半球人口的76%，80%是南半球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创造了过半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收入。此外，其他一些小国也作了勇敢的努力，把经济发展重新转向制造业出口，成为制造业的基地，但这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扭曲性影响。在南方国家，工业发展分布可能非常不平衡，然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一点从出口加工区数量的急剧增加便可以看出来。2006年，即有统计数据的最近一年，有超过130个国家的2700个出口加工区雇佣了630多万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女性），生产的产品最终都流向了第三世界市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在南方国家——这些国家有数量庞大的可供过度剥削的劳动力——急速扩张，从而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从土地或受保护的民族工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已经开始积极应对这一变化，它们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与独立供应商建立牢固的长期合同关系的形式，大规模地将生产迁往那些低工资水平的国家。随之而来的外包过程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即这些国家的GDP中工业生产的比重加速下降。最为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全球工人阶级的结构性变化——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南方国家的工业劳动力人口已经从与“工业化国家”大致相当的水平发展到现在的占全球工业劳动力人口的80%。加里·格里菲指出，

“当今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诸多的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集聚了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人口。一句话，世界上绝大部分工业生产的重心已从北方国家转到了南方国家”。

正如2004年《每月评论》的编辑们所说，

“跨国资本因此能够利用这种全球性的不对称优势，在数量庞大的劳工中制造更多的恶意竞争形式，他们因地理隔离而不能流动，因而也没有能力联合起来”。

这些都阻碍了劳工联合作为一种国际性运动，同时由于南方国家日益增长的大量劳动力供给，国际工资差异急速扩大，并且大大超过了全球其他市场上的价格差异。

由此产生的南北方国家之间悬殊的工资梯度为北方国家的资本家提高利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式：（1）通过将生产过程迁移到低收入国家而扩大对低工资劳工的剥削；（2）对“国内”低工资的移民工人过度剥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2007）》中对此进行了十分精确的描述：

“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进口和移民的方式利用全球性的后备劳动力”，

报告同时指出，贸易

“是一种更为重要和快速的扩展通道，这在很大程度是许多国家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所致”。

摩根斯坦利的高级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动力进行了异常尖锐的剖析：

“在供给过剩的时代，公司空前缺乏价格杠杆的定价优势。因此必须毫不松懈地探求新的效能……通过在国外的外包，从发展中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身上获取产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公司的一个日益紧迫的生存策略。”

不只是工资

尽管数十年以来美国的工资水平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却不断提高，但即使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之后，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研究估计，2009年两者之间的比率约为16：1，如果用通行的汇率水平进行对比，那么两者之间的比率将升至37：1。这正是美国、欧洲及日本的公司以此来权衡是否将其生产外包的因素。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外来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以及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这些因素加上其他的扭曲使得我们难以对工资水平进行比较，而上述比率仅具有象征意义。

但是，超低工资水平并不是吸引那些渴求利润的西方公司的唯一因素，工人的灵活性及其能够承受的工作强度也是吸引它们的因素。在《纽约时报》上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查尔斯·杜希格和基斯·布拉德舍对此进行了清晰的阐释。

苹果公司的一位前行政主管描述了公司是如何利用一个中国的工厂在iPhone即将上市的前几周进行产品翻修的。苹果公司在最后一刻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因而生产线不得不对产品进行彻底翻修。新的屏幕在接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工厂。一个领班根据行政主管的命令，叫醒了公司宿舍的8000名工人。每位员工领取了一块饼干和一杯茶，进入了工作站并在半小时内开始了12小时的轮换工作——将玻璃屏幕换成斜面框架。在96个小时内，该工厂每天的iPhone产量超过了1万部。

南方国家工人高度的灵活性及其劳动强度使我们对“南方国家的低工资水平反映了其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当我们考虑到工资的差异，连同诸如劳动的条件、时间和强度等因素，此外还有“社会福利工资”缺失的时候，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中国、孟加拉国和墨西哥的工人剥削率要高于美国、西班牙和德国。换一种说法，在工人创造的财富中，中国、孟加拉国和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收入所占的比例要比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低得多。

GDP统计数据的假象

上面论及的三个全球性商品的卖家，即小机件制造商（苹果公司）、零售业巨头（海恩斯莫里斯）以及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它们中的每一个已将其全部或大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了独立供应商，并同这些供应商保持着一种“一臂之隔”（arm's length）的合同关系。因而它们同生产其产品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系是间接的，这同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恰好相反。在全球化的资本一劳动关系中，利润流——利润从跨国企业的子公司流向母公司——至少是部分可见的，其在数据中显示为返回利润。相比之下，从代工厂商向它们北方顾主的利润流动并不显见。所以，依照经济数据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富士康以及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数量众多的代工工厂所雇佣的工人，只是在为西方市场生产廉价的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他们对戴尔和苹果的利润没有丝毫的贡献，同时对那些（为戴尔和苹果）提供原材料以及零售产品的相关服务业的利润也没有什么贡献。

众所周知，地球的三维外观投射到二维地图框架所形成的标准墨卡托投影（standard Mercator projection），会拉长北半球和缩短回归线。GDP和贸易流的标准数据也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效果，即南方国家对全球财富的贡献不断减少，而帝国主义国家的贡献则不断被夸大。要想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就必须要记住，尽管GDP和贸易数据被宣称是对“产品”的度量，但它们度量的只是市场交易的结果。然而，除了货币和所有权凭证的交易世界，任何产品都不是在市场上生产的。生产发生在别的地方——在高高的围墙后基于私有财产的生产过程。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在市场上得以实现。它先于产品售出时的最终价格而独立存在。然而这些价值“看起来不仅仅是在流通中实现的，而且在流通中实现了增值”。“价值和价格的同一性”（the conflation of value with price）这一幻觉导致了隐藏在经济数据的标准化解释背后的重大谬误。这种情况会立即反过来起作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如若抛开GDP和贸易数据，我们就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进行分析。然而每次我们不加批判地引用这些数据，即是打开了通往这些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谬误的大门。为了对全球经济进行分析，我们必须对这些数据，更确切地说是对我们用以对其进行解释的观念进行清理。

GDP统计数据的一些悖论和特性

在我们提出用以推翻对GDP和贸易数据的标准解释的理论基础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能够使这种彻底决裂成为可能的某些悖论和异常现象。正如我们从对三种全球性商品的分析中所看到的，当消费者购买一个小机件、一套衣服或一些进口食品时，其最终售价里只有一小部分会体现在产品生产国的GDP中，而大部分则会体现在产品消费国的GDP中。也许只有经济学家才会认为这毫无问题。

由GDP统计数据引发的另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悖论例子就是在2007年，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百慕大群岛——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被认为是地球上生产效率最高的。随着2001年9月世贸中心被摧毁，对冲基金需要一个新的“乐园”，因而百慕大群岛这个避税天堂一跃成为超越卢森堡的世界上最理想的对冲基金投资场所。百慕大群岛是世界再保险行业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而卡特里娜飓风则进一步推动了百慕大群岛保险业的增长，它刺激了全球性的保险费用的增长，使热钱加速流向世界再保险行业。尽管百慕大群岛跻身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之列，但实际上它仅有的生产性活动就是在海滨酒吧里调制鸡尾酒以及提供一些其他的高端旅游服务。与此同时，在位于百慕大群岛西南方向偏南1600公里的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有15.4万名工人在57个出口加工区，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而辛苦工作——他们主要为北美市场生产鞋和衣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均GDP如果按照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只相当于百慕大群岛的8%，而如果以市场汇率来计算，则只有百慕大群岛的3%。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世界概况》（World Factbook）报告中，在全球人均GDP排行榜上，有97个国家和地区位于百慕大群岛之下。然而百慕大群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对全球财富的贡献更大呢？

百慕大群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对比只是一个特例，但它促使我们认识到了百慕大群岛“出口”的“金融服务业”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其中包含了像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生产的巨额财富。如果“人均GDP”是对对冲基金交易者和加勒比制鞋厂工人对社会财富的实际贡献进行度量的一个真实工具的话，那么它们的相对位置将必定会颠倒过来。我们通过考察一个有趣的悖论便可以更进一步地看穿GDP统计数据的假象——当发展中国家的鞋袜生产厂家为了获得进入像沃尔玛和Top Shop31这样的货架的机会而展开激烈竞争，从而迫使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假定这种日益激烈的竞争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引起的，而不是源于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生产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保持不变），那么较低的实际工资意味着剥削率的不断提高以及较高的剩余价值率。鞋子价格的降低意味着，由于对制鞋工人日益加重的剥削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进入了雇主的利润中。剩余部分即是对剩余价值总额（在资本以及各种利润源泉之间分享）和消费者的贡献——它支撑起了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因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实际工资的降低意味着工人的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源泉而变得“更加”重要了。然而，GDP和贸易数据却引导我们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多米尼加共和国实际工资的下降使得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也跟着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全球财富和利润的贡献也明显降低。对多米尼加T恤制造商的生产率的度量结果也大致如此。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直接意味着工人人均附加值——它是生产率的标准度量方法——降低。这些工人生产的鞋和以前一样多，但赚的却更少。这使得他们比以往更富有“资本生产力”（productive of capital），然而附加值数据认为他们的生产力在下降。因而，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如同GDP和贸易数据一样，也被扭曲了。

实际上，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关键就在于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劳动生产率”的含义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度量。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通过计算工人人均的附加值而得出了大量的度量值。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与此有着很大的差异，即由于主流的生产率概念坚持价格和价值的同一性，因而也就掩盖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率”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其最伟大的发现中指出，“劳动或是表现为使用价值或是表现为交换价值这种劳动的二重性”。

价值增值还是价值掠夺？

这里讨论的悖论以及先前对全球性商品的分析表明，对贸易和GDP的统计数据不加批判地接受将会扭曲帝国主义国家和南方国家对全球财富的相对贡献。要想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地考察GDP——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个国家内部所有企业生产的“附加值”（value added）的总和。因而GDP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附加值。附加值就是投入（the prices paid for all inputs）与产出（the prices received for all outputs）的差额部分。根据这一新古典主义的核心观点，产出价格超过投入价格的部分将会自动且精确地等同于“每一个企业”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价值。而且这个超额部分不会流向其他企业，也不可能从其他企业获取。透过新古典主义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黑匣子”（black box）——我们从中所知道的全部就是投入与产出，同时它也是一个同其他“黑匣子”相互隔绝的密闭体。因为在这里面没有价值的转移或由于利润竞争而对价值的重新分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拒绝这种荒谬论调并且提出了一个与此根本不同的观点——价值增值实际上就是价值掠夺。GDP的统计数据度量的是企业获得的所有经济附加值的份额，它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企业内部雇佣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坚持认为，很多据说是生产附加值的企业都是在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例如金融业）以及根本不创造价值的管理行业。

GDP屡遭诟病，这是因为它在度量中漏掉了“国内生产”部分——所谓的“外部效应”，例如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传统社会的衰落。还有就是它划定了“生产边界”，从而排除了所有发生在商品经济之外的那些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家务劳动。GDP这一概念从来没有因其度量的对象而受到系统的批判，甚至也没有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主流的异端评论家的批判。这部分是由于边际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有一点是一致的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揭示了单个商品的销售价格总是有规律地偏离其生产价值，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所有这些单个商品的价格同价值相背离的情形最终会趋于平衡。大致来说，总价值“等于”总价格。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如果一个公司（也就是一个生产过程）生产的价值可以体现到其他公司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那么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的企业之间，特别是在全球化生产的时代。换句话说，正如戴维，哈维曾推测的那样，

“地域性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可能）同剩余价值的分配相背离”。

因而GDP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就更进一步地偏离了其客观目标——大致精确地对一个国家的生产进行估算（实际上它从来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反而变成了一道幕障，从而掩盖了北方国家的资本与南方国家的活劳动之间不断增长的寄生和剥削关系。换句话说，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帝国主义”特征。

结论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利安·泰特对上面提到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进行了评论，他说：

“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是……错综复杂的。过去，他们往往通过观察商品的产地来度量一个经济体的产出，但是哪一个国家应该声称拥有iPhone（或一件意大利套装以及一个美国洋娃娃）的‘价值’呢？在一个企业可以在各地转移利润的世界里，真正的‘产出’又来自哪里呢？”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实际产出”的来源，还在于产品的去向，以及谁创造了这些财富，而又是谁占有了这些财富。

GDP统计数据的假象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的（经济学）范式将南方国家看做边缘国家以及它们对全球财富无足轻重的贡献——尽管大量的来自煤矿、种植园和血汗工厂（sweat shop）的产品无处不在；尽管事实上南半球国家的活劳动制造了绝大多数的衣服和电子机件、桌子上的鲜花以及冰箱中的食物，甚至于冰箱本身。

一个国家的GDP中劳动所占的份额并不是直接而简单地同这个国家通行的剥削率有关，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GDP”中相当大一部分代表了对南方国家劳动力的剥削收入。

通过上面论及的三个全球性商品的缩影，我们可以看出生产的全球化同时也是资本—劳动关系的全球化。这一重大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就是资本对降低工资和提高剥削率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它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发展对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和活劳动的剥削收入的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而现在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因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帝国主义形式。

因此，这里所谈到的对GDP概念及其数据统计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全球性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仅从形式和表象上来看，这一全球性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再现的标志，而外包过程本身则是对危机的反应——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国家利用南方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取代国内高工资的劳动力，从而提高利润和消费水平以及降低通货膨胀。随着债务的膨胀，外包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这一系统性危机再次来临之时，外包过程已经渗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方面。考虑到在分析全球性危机时，生产环节所处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需要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阐明在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生产环节所发生的巨大变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揭开GDP统计数据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