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普列米尔矿山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重达3106克拉，价值高达75亿美元。英国殖民者将其切割成数块后运往伦敦，进献给国王爱德华七世，这些钻石被镶嵌在英王的权杖和王冠上，并一直延续至今。钻石的光芒映射着帝国的荣耀，但背后流淌着的却是非洲人民的血泪。

英国的现代化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史，殖民主义的罪恶铺就了英帝国霸权的基石。尽管帝国大厦已经坍塌，但后帝国时代的英国政客似乎还沉浸在过去的帝国迷梦中，他们不仅无视英帝国留下的后遗症，反而不断粉饰美化其先辈在殖民地犯下的罪行。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英国在非洲的统治永远不应该结束”，“它不是我们良心上的污点”，“英国人不要再为贩奴和殖民历史而感到自责”。其继任者伊丽莎白·特拉斯也公开表示，英国不必为殖民历史感到羞愧，而应为帝国时期曾经的兴盛感到自豪。那么，殖民主义的罪恶及其历史包袱真的可以轻易丢掉吗？

屠杀原住民，罪行昭著

新航路开辟后，英国追随西班牙、葡萄牙的步伐，开始了疯狂的殖民扩张。英国殖民者以“文明”、“进步”自居，携枪炮而来，给当地人民及其原生文明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进而以“文明开化”之名，消灭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在美洲，英国在殖民统治时期制定了悬赏印第安人头皮的法条，每张头皮的赏金最高可达100英镑。高额悬赏头皮的唯一目的就是鼓励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进而抢占他们的土地。由于英国的侵占，美洲印第安部落被迫离开其世代生活的土地，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同时，殖民者携带的新病菌，导致印第安人口急剧减少，对部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产生长期影响。由于殖民者的到来，整个美洲原生文明就此没落。英国殖民者的种族灭绝“精神”被美国进一步“发扬光大”，最终给印第安人带来灭顶之灾。

继美洲之后，澳洲成为英国殖民者新的“屠宰场”。1804年，英国殖民者在塔斯马尼亚建立移民区时，原住民约有7000人。随后，英国人对塔斯马尼亚人进行集体屠杀，最终导致塔斯马尼亚人消失，其土地尽数落入殖民者之手。不仅如此，在整个澳洲，1788—1934年，至少有4万名原住民在311次大屠杀中被残忍杀害。为了从精神上彻底灭绝原住民的自主意识，殖民者把原住民的后代从其家庭中带走，设立寄宿学校，强行灌输英国文化，强迫其同化。殖民者推行的文化灭绝政策意味着压迫行为的升级，他们开始蓄意地、系统地破坏原住民的文化遗产，进而消除原住民的独特身份。对于原住民而言，身份认同的丧失造成了代际之间的脱节，导致族群凝聚力丧失和传统文化崩溃。

在非洲，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人发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史称“茅茅运动”。起义持续4年，超过100万民众参加。英国殖民当局实施严酷镇压，数万名起义者被杀害，至少16万人被关进集中营，遭受强迫劳动、疾病、饥饿、酷刑、强奸和谋杀。由此，英国殖民者在肯尼亚建立起“大英帝国历史上最大的拘留群岛和监狱营地”。

在英国殖民史中，凌驾于他人生命之上的种族灭绝行径常常出现。殖民者不仅直接屠杀原住民，还剥夺其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殖民者的贪欲不仅使被殖民者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就连精神信仰和文化习俗也要从属于英国。为了掩盖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英国殖民者往往打着“文明使者”的旗号屠杀原住民、毁灭原生文明。这些无休止的残忍屠杀造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但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英帝国的黎明正是他们的噩梦时刻，自从殖民者到来后，他们的“太阳”就再也没有升起过。

竭泽而渔，掠夺资源

英国殖民者实施种族灭绝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殖民地资源。英国殖民者通过虚构殖民地发展理论及福利理论，声称会给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进步，为其掠夺行为寻找借口。英国构建起一套以宗主国为中心、以殖民地为边缘的不平等的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英国通过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成为制造业产品及资本的输出地，而殖民地则成为农作物、原料产地和各类商品的倾销市场。英帝国利用先发优势和暴力手段，将殖民地、后发国家或地区强行纳入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成为其发展的牺牲品和垫脚石。

在殖民者眼中，但凡能通过交易而带来暴利的东西都可当作商品，即便人口也不例外。在16世纪欧洲列强殖民扩张中，大量非洲青壮年劳动力被当作奴隶，通过罪恶的跨大西洋三角贸易贩卖到美洲。在驱赶和屠杀美洲原住民后，殖民者获得了大片土地，为了满足种植园的劳动力需求，英国开始有组织地贩卖黑奴。据统计，16—19世纪，约有1200万非洲人被贩卖，占当时非洲总人口的10%—15%。在奴隶贸易高峰期的1701—1810年，殖民者从非洲贩出600多万黑奴，其中英国贩卖的黑奴人数就占总数的2/3，这些黑奴大部分被卖到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对非洲青壮年劳动力的掠夺，不仅给英国带来数亿英镑的收入，而且为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种植园提供了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为英国工业化启动的关键条件，但却给非洲人民带来无穷灾难，非洲由此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而劳动力的丧失直接破坏了非洲原有经济与社会结构，是非洲陷入长期贫困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

在殖民浪潮中，非洲不仅被掠走大量劳动力，其蕴藏的黄金、钻石等珍稀矿产品也遭到大量掠夺。英国殖民者将西非黄金海岸变为殖民地后，加速对当地金矿的掠夺，仅一个阿散蒂金矿公司就取得了160平方公里富矿土地的开采权。殖民者只用了半个多世纪，就将当地的金矿开采殆尽。在非洲南部，通过布尔战争，英国确立起对南非的殖民统治，并迅速开始了对当地矿藏的掠夺。1905年，在普列米尔矿山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重达3106克拉，价值高达75亿美元。英国殖民者将其切割成数块后运往伦敦，进献给国王爱德华七世，这些钻石被镶嵌在英王的权杖和王冠上，并一直延续至今。钻石的光芒映射着帝国的荣耀，但背后流淌着的却是非洲人民的血泪。无限制的开采导致非洲自然资源枯竭，同时也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生态系统遭到大规模破坏。

作为“日不落帝国”殖民地中心的印度，有着“英王王冠上的明珠”之称。从17世纪东印度公司成立到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殖民掠夺。有学者指出，在统治印度的数百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印度的森林、矿产、茶叶、棉花等资源，从印度榨取的财富总额超过10万亿英镑。历史学家爱德华·汤姆逊因此认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初期历史，大概是世界上非法榨取的最高纪录了。”对印度资源的疯狂掠夺，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却摧毁了印度传统的手工业与农业，作为曾经的棉布生产国与出口国，印度的棉纺织业瓦解了，沦为英国棉纺织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对宗主国经济依附程度不断加深，成为印度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英帝国的经济版图中，殖民者将殖民地视为拥有无限资源可供开发的地方，毫不顾及其殖民统治对当地经济及社会活力的摧残。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对殖民地竭泽而渔式的资源掠夺，反映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贪欲。

制造冲突，贻害无穷

在殖民统治期间，分化殖民地原生社会和民族群体，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是英国殖民者巩固统治的常用手段。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国难以支撑起庞大的帝国。但于心不甘的殖民者依然留恋昔日的地位与荣耀，他们借口“尊重”当地居民的种族和宗教差异，将分化政策发挥到极致，从而为日后干预地区冲突及新兴国家内部事务提供抓手。这一行为给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留下无穷祸害。

为维持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利用当地的种姓及教派差别，推行分而治之政策。殖民者的分化政策造成印度社会内部大分裂。1947年，英国末任总督蒙巴顿勋爵不顾甘地等人反对，强制推行“印巴分治”方案。简单粗暴的划分致使教派冲突激化，在印巴分治前后，共有1000多万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逃离家园。迁徙过程中，教派冲突不断，约50万人在教派仇杀中丧生。倡导宗教和解的圣雄甘地也被刺杀，成为教派冲突的牺牲品。作为印巴分治的副产品，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为了争夺克什米尔的控制权，印巴之间进行了三场战争，其间夹杂着多次小规模冲突。无休止的暴力将尼勒姆山谷淹没在血泪里，使两国人民陷入随时爆发冲突的危机之中。

巴以冲突也与殖民者的分化政策密切相关。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支持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该提议得到美国等国家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后，英国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权，大批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与当地阿拉伯人的流血冲突开始频繁发生。从本质上说，巴以冲突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英国殖民者为延续对中东的控制权，支持或偏袒犹太复国运动，导致巴以冲突时刻威胁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非洲也是分化政策的受害者。在19世纪末将苏丹变为殖民地后，英国殖民当局实施“封区”治理，扶植北部阿拉伯穆斯林精英打压南部以非洲本土族裔为主的人群。这种人为的分化政策，严重限制了南方人群的政治权利，加剧了苏丹的民族和宗教分歧。1956年苏丹独立后爆发了两次内战，2011年正式分裂成南苏丹和苏丹两个国家，且两国的边界争端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在肯尼亚，英国殖民者实施“原住民保留地”政策，将某些族群（例如基库尤族、洛族和卢希亚族）限制在特定地区，同时偏袒与扶持其他族群（例如马赛族），从而引发族裔冲突。1963年肯尼亚独立，但由政治权利和土地资源引发的族群冲突持续不断。2007年，肯尼亚总统选举引发了族群冲突，导致数百人丧生。

殖民统治的贻害甚至殃及英国自身，北爱尔兰教派冲突就是明证。17世纪，英国将信奉天主教的邻国爱尔兰变为殖民地，19世纪初兼并爱尔兰，成立联合王国。从17世纪起，大批英格兰本土的新教徒移民到爱尔兰北部六郡，天主教徒则被迫南迁或西迁，造成北爱尔兰地区新教徒处于多数的局面，教派冲突由此埋下伏笔。一战结束后，爱尔兰谋求独立，遭到北爱尔兰新教徒反对。英国以当地新教徒处于多数为由，将北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之内，同意南爱尔兰26郡独立，由此造成南北爱尔兰的分裂。英国治下的北爱尔兰，新教徒垄断国家政权与经济资源，天主教徒成为二等公民遭到排斥，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持续不断。1972—1998年，北爱尔兰地区教派冲突愈演愈烈，导致暴力活动蔓延，并波及英国本土。尽管20世纪末《复活节协议》签订后北爱尔兰局势基本恢复稳定，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并未消解。英国一手制造的北爱尔兰冲突，成为影响英爱两国关系的不定时炸弹。对于北爱尔兰人民而言，这更是几代人心头都无法消除的梦魇。

二战后，大英帝国虽然土崩瓦解，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见殖民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游荡。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不仅在于它的暴力掠夺杀戮制造的种种灾难，还在于其企图建立在一整套西方文明架构上的“合法性”话语：它的文明是“先进的”、政治是“民主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法律是“完美的”……这些天花乱坠的说辞，在过去是英帝国等殖民主义势力侵略他国的幌子，在今天是他们美化历史、掩盖污点的遮羞布，更是他们打压曾经饱受殖民统治之苦而正在努力追赶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武器”。今天，当某些英国政客企图重温帝国旧梦时，殊不知100多年前正身处帝国扩张热潮中的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出帝国扩张背后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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