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民刊《关注》评论

为什么是本·拉登？

作者：马千里

本·拉登被杀死了，奥巴马宣布正义胜利了，美国人狂欢了，心怀“战略”的国家统治者纷纷表示庆贺了……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兴奋了！

注视着屏幕上殷罡一流的喝彩与欢呼，令人立即想起百年前梁启超的一句话：“就只有这一群献殷勤拍马屁的下作奴才，天天想着新花样儿来糟践自己。”（《新中国未来记》）目睹着这样的下作表演，让人感到……内心震惊而伤感。

不为在娘胎里就不干净的美国而感到震惊，也不是为本·拉登而伤感，我们是为这个国家。——“悠悠”五千年与“泱泱”十三亿的自许之下：民族精英，国家公器，怎么会容许这样一群下作奴才代表和占据呢？

所幸，我们深知：从来都是沉默的人民，才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良知和真实立场。

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喝彩和欢呼者们说：

且慢喝彩战士的倒下，暂缓欢呼战略的胜利。击毙一个本·拉登，并不能让你们的天下从此太平、秩序从此稳固。只要导弹继续横飞、谎言继续杀人，只要吃人的战略、强盗的秩序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那么，将有无数个本·拉登，从秩序的夹缝中，从你们的座椅底下，从大地的各个角落站起来！

他们将与奥萨马·本·拉登一道、与20世纪的国际主义战士一道、与人类不屈服史上的所有英雄烈士一道，被历史牢牢记住，被后世永久地怀念，共享这个时代的荣光。

而你们，将被不留痕迹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这不是诅咒也不是预言，而是不改的历史规律。

为什么是阿富汗？

一提到“阿富汗”这个名词，很自然地，人们的眼前就会呈现出：绵延无尽的荒凉山地，焦枯贫瘠的河床峡谷，黑污干瘦、目光中充满惊恐和仇恨的人群，满脸脏垢、在垃圾堆里翻寻食物的孤儿，长衫头巾、手持冲锋枪的恐怖分子……自然与风景，目光和表情，一切从来都是如此。

从来如此？是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此的“阿富汗印象”？CNN、FOX、NBC、时代周刊、国家地理……以及临摹抄袭前者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是它们。我们眼中的“阿富汗”，从来就是它们日复一日地展示、描述、刻画储存进我们的脑海记忆之中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阿富汗，为什么会引起如此浓烈而持久的兴趣？从19世纪的英国、沙俄到20世纪的苏联，再到21世纪的美国——整整两个世纪里，这些伟大而高尚的帝国们，为什么要一次次前赴后继、争先恐后地扑向这个贫瘠荒绝、无足轻重的弹丸小国？——对于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疑问。

设想一下，假如让阿富汗人自己来回答这个疑问，他们一定会说：我们唯一的罪愆，就是我们生错了地方。——是的，阿富汗人的全部罪愆，两百年里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唯一的原因和过错就在于：他们生在了阿富汗这块土地上。而人出生和生存在什么地方，是不能够选择的。就像印第安人会痛恨自己出生在物产丰饶的美洲、美洲黑奴会痛恨自己的体质先天强健有力，假如被允许选择，阿富汗人一定愿意选择出生在一个远离“文明”、与世无争的大洋孤岛上，而不是今天的阿富汗。

阿富汗的罪过，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再具体一点说，与一条叫作“兴都库什”（ Hindu Kush Mountains）的山脉有关。

打开世界地形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沿着欧洲的东南缘线，自西向东，大高加索山脉—格罗斯山脉（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衔首咬尾，如一道天成的屏障，共同构筑起一道保卫或者囚禁的万里长城。而兴都库什，正处在这道万里长城的东端，不恰当的比喻是：它如同中国万里长城的锁钥山海关。

这道“万里长城”在保卫着谁？又在囚禁着谁？——这两个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同兴都库什山的南北两侧：南麓视它为屏障，北麓视它为监禁。分开说的话：受保卫者，首先是印度、全体南亚大陆，以及阿拉伯海、印度洋所连接的“亚非拉”整个贫弱世界。

问题的另一侧：被囚禁者是谁？与另一道文明的万里长城——东起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沿经北非一线、西至直布罗陀海峡的，由地中海东、南、西三条岸线构成的伊斯兰防线——手挽手地，在世界的古典时代里，兴都库什山脉与它的战友并肩一道，坚决而有力地囚禁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魔：源起于欧洲并以此为巢穴的、罪恶的资本主义殖民野心。一个1000年来从未放弃过控制和掠夺世界的图谋的恶魔。

而阿富汗的地理意义尚不仅止于此。

站在帝国主义殖民战略的立场上来看世界地图，会同样清晰地看到：阿富汗，恰恰处在一个“东进西出，南下北上”地理要冲。正如巴勒斯坦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一样，在帝国主义殖民战略的眼中，阿富汗，正是这么一个布棋落子于亚洲心脏而控制欧亚、攫据中亚资源又能制约大国势力的战略枢纽。就像在地域区划上，它一会被划分为“西亚”、一会被归类于“中东”。——无论“西亚”或“中东”，这样的概念本身就暴露着东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无耻心态。

如此一来，围绕着阿富汗这个“猎物”的近现代帝国主义撕咬史，就变得容易理解多了：1747年奠基立国，不到一百年后，1839年至1842年期间，即遭受英帝国的第一次殖民侵略；1879年至1880年，英国发动第二轮侵略战争，终于迫使阿富汗签订了《干达马克条约》，沦为英国的殖民附庸。随后，为争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沙皇俄国与英国又一度剑拔弩张、险些火并。1919年，阿富汗人民再次打败英国侵略军获得独立，走上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29年，帝国主义势力策动和支持下，国内反动力量发动叛乱，政权再次落入亲英派手中。二战期间，德、日、美等国相继插手阿富汗，最终导致了五十年代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而在撕咬抢夺的第一阶段中，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帝国、再到今天的俄罗斯，群兽之中，俄国始终是最重要、也最凶狠的一个。

如果说兴都库什山脉是一道囚禁欧洲殖民主义野心的铁链，那么群兽之中，首先不能忍受这一禁锢的就是十八世纪以来兽性急遽膨胀的沙俄。据说，著名的彼得大帝曾留下一份一直秘存于保险柜里的遗嘱，直到他死后50年的1775年才公布于世：无论谁继承了沙皇的帝位，都必须将帝国的势力范围向南推进到印度和君士坦丁堡，“谁统治了那里，谁将成为世界真正的主宰。”活着的时候，彼得大帝就曾预言：“当俄国可以自由出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为此，他为沙皇事业的后继者们设计了三条南进的路线：西线是从黑海经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中线，从南高加索经伊朗进入波斯湾；东线，从中亚经阿富汗到阿拉伯海（印度洋）。——而三条南进路线之中，阿富汗又是最为便捷的一条！

“南进”的概念出现了：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凶悍一翼——沙俄帝国的一项“三百年大计”，一个真正威胁着世界和平的不死阴魂。它的核心目标是：打通上述西、中、东三条战略通道，占领中东和印度，控制地中海和印度洋。从彼得大帝时代基本成型，直到后来以普京的重要智囊叶戈尔·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选择”党，包括列宁之后的苏联时期——“南进战略”从未被放弃。

从18世纪到21世纪，四个世纪三百多年来孜孜以求推动“南进战略”过程中，“杰出”的代表作大致有：从1700年绵延至今的高加索战争，“南进”高潮的克里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成因，1979年至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1999年和2000年的两次车臣战争。

其中与本文主题有关的一个“南进战略”经典之作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最终导致大约100万人死于战火、600万人沦为难民的阿富汗战争。

1979年12月27日，苏联驱动十个师的现代化武装军队悍然侵入阿富汗，阿富汗人民奋起抵抗。十几支穆斯林抵抗武装，借着祖国山河的掩护，在兴都库什山两麓对侵略军展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抗战。

在这个战场上，一名勇敢的战士出现了。他的名字叫作：奥萨马·本·拉登！

为什么是美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奥巴马先生所宣称的、美国民众为之狂欢雀跃的——胜利了的“正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正义。

2009年12月1日，在不久前刚刚向阿富汗增兵两万余人的基础上，奥巴马宣布再向阿富汗增兵三万，并呼吁北约各国向阿富汗增派兵力。至此，驻阿富汗美军总数超过十万人。为什么：美国一面从伊拉克撤军，一面又在向阿富汗增兵？——阿富汗的穷土僻壤中，究竟是什么吸引着美国人恋栈其间、不肯罢手？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重量级的犹太裔美国政治人物——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现任总统奥巴马参加大选的重要支持者，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战略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85年，布热津斯基在《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一书中明确提出，美国的战略利益，集中在三条战线上：一是欧洲战线，与苏联斗争的焦点是东欧，其中最关键的国家是波兰和西德；二是远东战线，斗争焦点分别在日本、中国、朝鲜半岛；三是远西战线，战略焦点则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1]

冷战结束后，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设计，美国以“反恐”为名，发起全球性的战略进攻，抢占战略要地，加速实现控制全球的战略目标。在这一征程中，美国视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为它控制世界的三大障碍和潜在敌人。针对这三大敌人，美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打压策略：对伊斯兰世界，是率领西方和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对俄罗斯，是继续进行冷战，挤压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对中国则是多管齐下，综合遏制、打压。

现在，事情就变得十分清楚了：阿富汗，就处在美国三大战场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的结合部。

阿富汗的西部，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重点打击对象伊朗有漫长的边界线，东部通过瓦罕走廊连接着中国西部地区。美国军事力量楔入阿富汗，同时可威慑伊朗、牵制俄罗斯并瓦解它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又可以打击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对其西部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可谓一石数鸟。

所以，不管愿不愿意，阿富汗也就当然地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一个志在必得的制高点。所以，不管有没有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不管有没有阿富汗的塔利班，也不管有没有“9·11”……阿富汗，只要它处于今天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就注定了要成为美国“反恐”的首要目标。

当年小布什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的战争，因为“他们将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摧毁我们”。今天的奥巴马增兵扩大这场战争的理由是：我们面临着“黑暗邪恶势力”的威胁，需要增加我们自身的安全感。——无论“伊斯兰法西斯”还是“黑暗邪恶势力”，如果他们所指的不是整个伊斯兰或全体穆斯林的话，那么至少就是塔利班政权和所谓的基地组织。

但是十年过去了，塔利班政权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基地组织也依然活跃——非但如此，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更加巨大、更加恐怖的基地组织已经悄然形成：

2001年战争打响伊始，美国军方就租用了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最大的机场——玛纳斯机场，并迅速将它扩建成功能齐全的军事基地；2008年3月，经多方斡旋，美国恢复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存在，乌国同意美国使用临近阿富汗边界的铁尔梅兹前沿基地；再加上已建成的比什凯克甘西空军基地、阿富汗坎大哈基地、巴格拉姆基地……这样，一张以阿富汗为核心、覆盖整个中亚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网络已悄然完成。

它意味着，假如有一天美国需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立即可以从四个方向对伊朗形成合围；它意味着，美军战机从阿富汗军事基地起飞只需一个小时左右就可抵达中国西部边境空域，从铁尔梅兹空军基地出发只需半个小时，从比什凯克玛纳斯国际机场基地出发需要的飞行时间是几十分钟……

它也意味着：美国在中亚地区军事存在的永久化已成事实。

在前文“为什么是阿富汗”一节及本节前半部分，实际上我们只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阿富汗所处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但事实上，“为什么是阿富汗”的答案并不止于此——卑鄙的CNN、FOX、NBC、时代周刊、国家地理和中国央视们，在经年累月向我们宣传的“阿富汗形象”中，不仅完全抹去了这个国家曾经拥有的灿烂古代文明，更绝口不提：

阿富汗贫瘠荒绝的焦山弃土之下，埋藏着储量惊人的矿藏资源。

阿富汗不仅拥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盐、铬、云母及绿宝石、青金石等矿藏资源，拥有7300万吨煤储量，首都喀布尔南部的埃纳克铜矿已探明矿石总储量约7亿吨，铜金属总量达1133万吨，估计可能是世界上第三大铜矿带，还可能拥有全球第五大铁矿脉。

《羊城晚报》2010年6月15日报道说：美国地质学家在阿富汗“斩获”价值大约1万亿美元的矿藏资源。英国《独立报》同一天的报道称，此次勘探工作，由美国国防部和由美国军方组织的地质勘探部门联手进行。勘探发现，阿富汗已探明但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储藏量惊人，这些矿产包括铁、铜、钴、黄金和锂等，储量最大的是铁矿和铜矿。更值得一提的是锂储量，五角大楼的一份内部文件称，阿富汗简直就是“锂储量中的沙特”，阿富汗将成为世界矿业的又一个中心。

再来看看《俄罗斯报》的一篇文章：早在2004年，美军就重兵护送一大批地质学家到阿富汗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喀布尔图书馆查阅资料。因为苏联地质学家绘制的坐标准确的地图，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美军地质学家只需按图索骥，对数据进行验证即可。该文分析称，要开发资源，就得先平定塔利班，所以美军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清剿行动。该文最后说，这些科学家拿着五角大楼的钱在阿富汗工作，莫非是为了造福贫穷的阿富汗人？不，锂矿是美国计算机工业的未来，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资源和霸权——这就是美国正义的真实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出现在阿富汗的是美国。

对于掠夺世界资源，其实没有必要作太多的论述。原因很简单，美国本身就是全世界除以色列之外、唯一一个通过殖民侵略而建立的现代国家。更直接地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强盗以强奸的方式，强加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凶狠残暴的儿子。它的出生就伴随着屠杀灭绝其他民族、霸占别人的土地、抢劫他人的财富，掳掠并奴役另一个遥远的种族，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连人的生命都可以被视作“财富资源”进行野蛮的掠夺，更不用说领土、矿产或者其它。对于这样一个眼睛里面只有利益、血液里面充满兽性的国家，我们很难找出什么人伦道德的标准来评论它。——所以，就“美式正义”中掠夺世界资源的一面，全世界都看见了并且至今忍受着。

至于“美国正义”中的霸权一面，以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战争为起点，到1898年挑起世界上第一场帝国主义争霸的美西战争；再到20世纪初强占巴拿马运河、用兵加勒比海、扩张远东、扶植中东前哨以色列；相继发动侵略朝鲜和越南战争，制造印度支那战乱，甚至连一个信奉佛教爱好和平的小国老挝、奉行中立的柬埔寨也不肯放过，颠覆民选政府、破坏民族关系制造分裂，使这些国家永无宁日；而插手最多的还是被它视作后院的拉美国家，颠覆了一个又一个民选政府、扶植了一个又一个独裁政权，至今仍在继续；直到侵略、覆灭了南联盟和伊拉克，直到今天野蛮武力打击利比亚……美国的整个历史，美国的全部正义，可以概括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蛮横霸权意识：它从未把自己看作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而是超然于一切国家一切规则之上，并以防止任何国家挑战它独一无二的地位为国家战略核心目标。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武器库、拥有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却经常指责别国对自己构成“威胁”、经常以“自身安全感”为由攻击别的国家；无视国际平等规则，以最高审判者自居，随心所欲对其他国家作出道德判决（如“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等），来决定结盟、攻击或者武力打击；无视别国平民生命，依恃掠夺积累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肆无忌惮地对他国实施制裁、封锁、颠覆、野蛮屠杀……

可以说，20世纪、尤其最近四五十年来，整个世界都在这头巨兽的淫威之下瑟瑟发抖！

但是，有一个人向它表达了最坚决的反抗。这个人就是：奥萨马·本·拉登。

为什么是“9·11”？

奥巴马说：正义……

这让我们看清了：一个词汇，是怎样被扭曲、怎样被玩弄和被污辱的。

这也使我们立即想起了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1990年5月31日在BBC演讲中的那段话：“所有这一切终将导致语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语言最后变成永远的假面具，一张谎言织就的大网。……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之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汇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

染上疾病变成谎言、被利用而成为托词的，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这几个词汇，也不仅仅是奥巴马嘴中的“正义”。过去的十年之中，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病毒词汇不是其它，正是：“9·11”。

——相比之下，无论AIDS病毒还是SARS病毒，在“9·11”这个话语病毒的面前，无疑都要相形见绌、自叹弗如！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日复一日地接受着、但并未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这个被称作“9·11”的病毒，经由媒体、政治、学术的嘴和手，被反复宣传和强调，被无限地渲染、放大——扑天盖地的复制和经年累月的传播，最终使它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几乎无人幸免的可怕流疫。

这场流疫的感染和侵蚀下，我们渐渐丧失了听觉、视觉和辨识、判断的能力。“9·11”成为起点，成为证据，成为全部的原因和一切理由，成为逻辑支持和道德依据。有一天人们会反思并承认：在某一个程度上，这场流疫曾导致人类对谎言的警觉能力、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对罪恶的感知能力的集体丧失，也曾造成人类道德判断水准和自我批判意识的普遍下降。

但无论如何，有一个最低的标准、一个朴素的逻辑，是不会被这场流疫所侵蚀和颠覆的：就算“9·11”是罪恶、是一桩穆斯林的罪恶，它也不能成为两场十年战争、两个国家被毁、上百万与此无关的平民被屠杀、数百万平民集体家破人亡的理由；它更不能成为罪恶的“反恐理论”以及借此发动一场世界范围的、针对全体穆斯林的种族迫害与文明歧视的证据！

何况，无论基地组织还是塔利班，无论本·拉登还是任何一个穆斯林个人或组织，至今从未公开承认“9·11”是自己所为；何况，不间断地杀人十年、把两个国家变成焦土之后，美国依然拿不出来任何能够证明“9·11”是基地组织所为的证据；何况，对于纽约双子塔爆炸案这一事件的质疑从未停止，从穆斯林世界到美国国内、从专门质疑“9·11”的英文网站甚至到中国的东方电视台……十年之中，这些质疑的声音所提供的证据，远比五角大楼和白宫所能提供的证据不仅多得多、也有力得多！

更何况，即便站在白宫的立场上，认定“9·11”是基地组织所为——那么，为什么它是一桩罪恶，而不是一次勇敢的反抗、一个正义的回击？即便报复能够被人类道德所许可，那么，当美国以千万倍的烈度发动的疯狂报复受到支持甚至欢呼之前，为什么对“9·11报复”的讨论却被回避了：“9·11”本身首先是不是一个报复行为？谁在报复？为什么要报复？……没有人讨论或思考这些，政治、媒体和学术，所有的声音都巧妙地回避了。

回避得如此干净而彻底。“9·11”产生的背景，以“9·11”为藉口对穆斯林世界制造的恐怖后果，统统被忽略了。新闻的屏幕上，被重复再三播放、被经年累月展示的，是浓烟遮天、残骸狼藉的双子塔遭袭情景——“9·11”被掐头去尾，仿佛它是一个没有由来也从未产生过什么后果的、孤立的事件，仿佛在它之前从未发生过什么、在它之后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而在另一面，经由对双子塔遇袭情景画面的强化宣传，“恐怖主义”、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深刻恐惧和仇恨被植入了人们的意识深处。接着，再利用“72处女”、“升天堂”一类字眼的暗示，这种恐惧和仇恨被巧妙地导向了一个宗教、一个人群。

卑鄙的媒体和“专家”，一面念念不忘本·拉登的亿万家产，一面津津乐道 “72名处女”、“杀死异教徒进天堂”等“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白痴都要问：亿万美金的家产，换不来一个何等样的现世天堂、买不回720名或者7200名处女？——而这就是中国社科院西亚研究所专家殷罡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成天在媒体上叫嚣着要铲除的“恐怖主义邪恶土壤”。

与美国率领全球媒体、学者和统治者一道，渲染、夸大并利用“9·11”如出一辙的一个老版本，是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对“屠犹”事件的渲染和利用。所以，“9·11”这个话语病毒，实际上是美国学习“犹太智慧”的一个出色成果。

二战结束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通过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欧美的影响力，利用媒体宣传、学术出版、影视制作等各种手段，甚至通过在欧美各国普遍设立法律、捏造出一个“反犹”罪名的暴力恐吓手段，拼命地渲染二战中的“屠犹”事件，甚至用《旧约》理论来神化“焚烧”概念，以此来强调“屠犹”是上帝出于对犹太人“优选”和“偏爱”而欲借此升华他们，所以连他们受的苦难都是神圣的、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们绝口不提二战是一场全人类的共同浩劫，绝口不提与他们一道被焚烧的，还有大批的罗姆人（吉普赛人）；所以当“屠犹电影”《浩劫》导演郎兹曼访华时被问及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的30万死难者，他立即叫道：“南京大屠杀与犹太人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负有上帝的特殊使命。

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特殊使命就是：占领巴勒斯坦，驱逐和屠杀阿拉伯人，建立以色列。

所以我们说，只有用心卑鄙者，才会对某一个事件、某一段历史有意地忽略前因后果，不去考察它的形成背景和实际后果，拒绝讨论来龙去脉，而只是单纯地夸大事件本身的效果，孤立地强调历史的某个“点”的作用，来为自己的险恶目的服务。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此，美帝国主义十字军如此，殷罡之流的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拒绝接受这一视角。

我们坚持以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和道德标准，来提出我们的疑问。

比如说，为什么是“9·11”，而不是“8·6”或者“8·9”？

在被定义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之际，在德国已经投降、“法西斯同盟”已经被瓦解，在日本长期用兵实力大大削弱、海上封锁已使国内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在英美军队已经基本摧毁了日本海军、日本投降已成定局，在J·弗兰克等一大批从事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极力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仍于1945年8月6日、9日两次向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仅有的两枚原子弹！

以下是两段关于广岛和长崎“原爆”的文字：

“当时广岛人口为34万多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计 8.8万余人，受伤和失踪者为5.1万余人，以上数字不含军人（据估计军人伤亡在4万人左右）；长崎全城 27 万人，当日便死去 6 万余人，……两枚原子弹共造成近20万人死亡。”

“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10 亿度的高温，将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一些人在以后 20 年中缓慢走向死亡；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所有的建筑物摧毁殆尽；处在爆心极点影响下的人和物，象原子分离那样分崩离析；离中心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霎那间被烧毁的男人和女人及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虽‘侥幸’活着，但不是被严重烧伤就是双眼被烧成两个窟窿……”

——这个恐怖比起“9·11”来如何？

我们的疑问是：广岛和长崎被杀的20万，是制定政策的天皇、发动侵略的军国主义头目、在别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侵略军士兵，还是无辜民众？若说“9·11”非正义，那么同样以无辜民众为目标的“8·6”、“8·9”正义吗？若说日本是一个侵略国家就该遭到袭击，那么，在伊拉克、在巴勒斯坦，美国对穆斯林世界又做了些什么呢？若说“8·6”、“8·9”是两桩犯罪，那么，有谁来对美国进行惩罚或者报复？有多少人认为“8·6”和“8·9”是更大的罪恶？

那么，今天被纪念、被强调、被宣传的为什么不是“8·6”或者“8·9”而是“9·11”？

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是“9·11”，而不是“10·7”或者“3·20”？

如果说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对美国的一个城市、几座建筑进行了恐怖袭击，那么同样是2001年，10月7日这一天，美国率领47国军队，对阿富汗整个国家发动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至今仍在进行的恐怖袭击；两年之后的3月20日，美国再次对另一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发动了更大的恐怖袭击，直至颠覆了国家政权、绞死了国家元首，彻底打烂了一个国家……

为什么被记住的不是“10·7”和“3·20”，而是“9·11”？

今天，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是“9·11”而不是“3·19”？就在两个月前的这一天，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斧式导弹再次光临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利比亚人民的头上。

……我们相信，这样的追问还将继续下去，下一个将是叙利亚？也门？还是伊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下一个很快就会出现。

既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说：不管真相如何，我们都宁愿相信“9·11”是奥萨马·本·拉登所为。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次正义的袭击、一个英雄的行为！

为谁而死？

为谁而死——虽然这不能作为一条绝对的判断标准，但在某一些生命面前，它确实已经成为一道逼近本质的检验。

20世纪，是一个压迫与反抗空前激烈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里，出现了一条叫作“国际主义”的、更加纯粹的反抗道路，和一批挣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选择踏上这条道路的人：

1937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达了他渴望帮助他人、反抗腐烂世界的心愿：“西班牙是我心中的一块伤疤，你理解吗？我不想生活在滋生着腐烂和谋杀的世界里，而要伸出手同它宣战。西班牙和中国同属一个战场，我要去中国，那里最需要我。”

两年后的12月1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红色基地延安，各界“恐怖分子”隆重集会，举行一场追悼大会，纪念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的白求恩。追悼大会后不久，“恐怖头目”毛泽东亲自撰文，写成著名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优秀的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0世纪六十年代初，以主张暴力恐怖主义而著称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罗伯特·威廉，在家乡南卡罗来纳州被诬告杀死一名白人妇女而被判死刑，同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追杀，被迫逃亡古巴。在那里，罗伯特·威廉给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他公开表态支持美国黑人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毛泽东在1963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声明”把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纳入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并提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的著名论断，最后坚定预言：

“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2]

1965年，切·格瓦拉决心放弃权柄、尊荣、安逸和家庭，走向反帝斗争第一线。行前，在给战友卡斯特罗的那封著名的辞别信中，格瓦拉写道：“世界上另外一些山水在召唤着我献出微薄的力量……我将走向新的战场，将带去你给我教导的信念：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到哪里去战斗！”

两年后，格瓦拉牺牲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萨特闻讯后，评价他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纯粹的人。”

1972年，在贝鲁特，阿拉伯赤军女首领重信房子在接受李香兰采访中，当被问道：“日本人能不能为他国人而牺牲”的问题时，重信房子骄傲地回答：今天，我们正在为亚细亚人民而死。

回到日本，满洲国电影明星出身的李香兰不仅向日本国内准确地传达了重信房子的回答，而且撰写了《谁也没有写过的阿拉伯》一书，向日本读者描述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为阿拉伯赤军作了热情的辩护，表达了自己的敬重与支持。[3]

1998年，通过一盘录像带，奥萨马·本·拉登向世界传达了他的恐怖主义理论。他举起食指，宣布以真理起誓：

如果美国继续践踏我们的神圣领土，如果以色列继续杀死巴勒斯坦的孩子，如果美国人继续屠杀伊拉克的无辜人民，如果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他们放荡的总统——这就意味美国在向我们宣战，我们就有权反击他们！

2011年5月2日，奥巴马派出的行刺小分队刺杀了奥萨马·本·拉登之后，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盘尚未来得及公布的录音带。在这个只有1分多钟的录音带中，他语气平静地对奥巴马说：“在巴勒斯坦人民重获安宁生活之前，美国就别希望拥有安全。您安享着平静的生活，我们在加沙的兄弟却毫无安全、稳定可言，这不公平。”

面对“为谁而死”的考问，他们选择了一致的回答。但世界给予他们的回答，却是如此地不一致！

回答白求恩的，不仅是一位伟人的热情赞扬，还有一个国家民族的世代感恩；回答罗伯特·威廉的，是一个国家立场的声援；回答格瓦拉的，是一位伟大哲人的肯定，和整个世界的怀念；回答重信房子的，是一位娱乐明星的敬重与支持，以及直至今天犹未退潮的日本左翼声潮……

回答奥萨马·本·拉登的，却是世界各国统治者的一片喊打，全球媒体泼来的滚滚污水和对刽子手的一片喝彩叫好，还有学者专家们咬牙切齿的诅咒、以及对体制秩序的无限赞美。

讽刺的是，在穆斯林的“奥赖马”（学者）和中国的“专家”们对奥萨马·本·拉登的一片磨刀霍霍、咬牙切齿声里，我们却听到来自帝国主义心脏的一个声音：

“历史人物将因为他们终生的奋斗目标恰好符合民众的普遍疾苦和共同自尊，而被提升到神圣的位置。于是历史被演绎成神话，例如奴隶起义英雄斯巴达克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华金、格瓦拉、圣雄甘地，奥萨马。……不论是死是活，奥萨马·本·拉登都已经成为一个传奇。这个名字将与中东国家无数人民的心灵一道，超越他的生命而永存人间。”[4]

注视着这个世界，目睹着十字军在大地上放肆无忌，横行杀戮，我们看到：不仅它们的凶器早已升级换代，并且在它们的身后，新增了一支言论的大军——名为“媒体”和“学者”的后援，正肩扛着战斧式电视、对准话筒的瞄准镜，把一枚枚含着剧毒的言论导弹，精准投向重围之中的孤单战士、褴褛民众！并源源不断为一线十字军提供着理论的盾牌和掩体。

如同“正义”，如同“9·11”，“真相”、“学问”、“理论”、“战略”……我们感受着一个个无辜的词汇，如玩魔方一般，被扭转向它们的反义。更重要的也许是另一些：“侵略”与“解放”、“恐怖”或“反抗”、“英雄”和“小丑”……若说扭曲词汇能够扭曲人的思维，语言方式会改变人的道德判断，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已经被改变了？

体验着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们也默默体验着奥萨马·本·拉登，这位伟大的反帝战士、伊斯兰的光荣儿子——他的心情与他的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改变了的世界里，他的出现，他的生死，他的纯粹选择与绝不妥协，他的被污辱和他的牺牲，甚至他的对敌人构成了绝对嘲笑的美男子形象——是否在昭示着某种不死的天道？是否传达了天道对这个卑污世界的谴责？

突然，一个消息跳出来：上海东方网做了一个有关本·拉登的网络民意测验：在一道“你如何看待美军击毙本·拉登”的问题下面，有两个答案供网友选择。截止5月31日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高兴，恐怖主义头子终于被打死了”者占13.79％；选择“伤心，反美斗士倒下了”者占63.79％。

——不掌握“真相”也没有“学问”，不懂得“理论”但胸中并无险恶“战略”的普通网友，唯有他们凭着本能的判断和选择，反映的也许才是真正的人心。这则小小的信息告诉我们：奥萨马·本·拉登代表的，不仅是天道的谴责，也代表着人心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