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二十世纪墨西哥国内经济发展的变化，极其跌宕起伏，既有大发展，也有大衰退；既有辉煌，也有惨淡。但总的来说，本质上与独立后前一百年基本保持一致，与西方世界，尤其美国的经济血脉相连，荣辱与共。唯一的区别是，至今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依然存在巨大的贫困人口；政治、经济危机重重，社会、人群动荡不安。

　 　

和一般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墨西哥经济学家也很少创造性的研究，基本沿袭近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流派：自由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而且，虽然存在很多细节上的不同，但墨西哥经济政策基本追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比较缺乏自身特点。可以这样说，墨西哥经济体明显是一个西方经济的随从。

　 　

按理，墨西哥经济体按西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发展了近两百年，两次起步都并不晚，而且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又完全紧随西方经济，应该和西方经济差距不大，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且差距尚有明显增大之势。其前资本主义时期，落后原因在于殖民地经济模式。但1821年独立时，西班牙留下的附庸国模式虽然根深蒂固，但起步基础不是太差，而且距英国工业革命并不远，欧洲移民众多，又远离欧洲战争乱源，完全具备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条件，但结果却相去甚远。

　 　

当然，对墨西哥今日的经济得失众说纷纭。但我认为，总的来说，墨西哥这个经济体在近二百年的发展当中，经济多处于失衡状态。究其原因，是其经济总是缺乏两个最关键的发展要素，往往造成任何一种模仿西方经济模式的发展和经济改革都功亏一篑，无法产生质的变化和飞跃，因此，其经济发展道路必然非常艰难曲折，总是出现走走停停，甚至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墨西哥一些较有洞察力的学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墨西哥的经济失衡是结构性问题，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贸易失衡，无论财政或货币政策，都仅能减轻或加剧其失衡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其实质问题（注[1]）。

　 　

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简单，没有揭示到经济失衡常态背后的原因。其实，造成其经济政策左右摇摆却始终难以发生质的飞跃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墨西哥这个经济体始终缺乏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能力这两个最关键的发展要素。由于缺乏这两个发展要素，墨西哥一直没能进行系统的工业化，更不要完成工业化。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只能说实现了部分的工业化，门类极不完整，产业极不均衡，更遑论当今发达国家视为战略制高点的各类科技和产业前沿。

　 　

首先，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导致其结构性地依赖出口相对低廉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进口相对昂贵得多的高科技含量产品，更遑论核心技术产品，造成贸易史上总体的结构性失衡。其根本原因在于墨西哥工业门类配套单一、产业布局畸形、科技队伍人才匮乏，不具备完成工业化的工业和技术框架结构，更不具备完成现代化，掌握前沿科技的技术力量，使墨西哥形成结构性的技术依附型半工业化经济体，很难解决贸易、经济的失衡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注[2]）

　 　

其次，国内结构性贫困人口众多，银行存款余额历史上一直保持低位；贫富极其悬殊，基尼系数维持在0.46左右，税收制度又极力维护富裕阶层，而贫困人口则极力偷税漏税，造成国家税收困难，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凡此种种，造成国家难以进行有效的第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构建公平健康的社会体系；难以进行基础投资，发展科技，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更难以进行有效的国家和社会资本积累。两者造成墨西哥越来越重的内外债务积累，最终导致其经济发展的能量无以为继。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回顾近二十世纪墨西哥的经济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其明显的摇摆性。由于发展的要素问题没有解决，经济政策的摇摇摆摆并不能改变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面貌。

　 　

在一战到大萧条时期，墨西哥主流经济思想延续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和冯·米瑟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其代表人物有：墨西哥银行、农业信贷银行的首要创建者，国家行动党创始人和财政部部长曼努埃·戈梅斯·莫林，墨西哥银行行长路易斯·蒙特·迪奥加。其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小政府、大企业；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

2.       提倡贸易和投资的国际主义，不提倡政府干预的民族主义；

3.       反央行透支、凯恩斯财政赤字、货币扩张政策；

4.       强力支持价格稳定，反对通货膨胀；

5.       反对控制价格和汇率；

6.       维护对外贸易中开放利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7.       提倡固定汇率，维持平价、避免贬值，怀念金本位；

8.       竭力创建以英格兰银行为蓝本的保守、独立央行。（注[3]）

　 　

可惜，该时期的全球经济环境造成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个西方世界完全失败。西方古典经济学受困于均衡预算，紧缩开支，每次都导致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恶化；严控流动性、银行，使大萧条恶性循环。就算当时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也由于胡佛顽固执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美国在经济危机中严重受创。何况墨西哥这样的相对弱小的经济体当然不会例外。

　 　

而该时期，约翰·罗的货币扩张主义思想逐渐抬头（注[4]）。而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更为濒临崩溃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指明了“出路”。使得为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前途伤透了脑筋，甚至感到绝望的欧美各国政府看到了抗衡马克思提倡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曙光”。“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为结构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树立了一个楷模（注[5]）。

　 　

二战前，墨西哥大批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积极参与了由英美主导的全球经济研讨，特别是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二战后，从政府到学界都活跃着一大批参与过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过程的政经两界的精英。他们中很多都毕业于闻名于世的伦敦商学院和哈佛大学，他们普遍地接受了当时盛行于世，“专治”处于深重危机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学”。

　 　

发展主义学派的代表充斥于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的墨西哥政坛，其总统、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从拉萨罗·伽点纳斯到何塞·洛佩斯·波迪哟；从爱德华多·苏亚雷斯到拉蒙·别迪达，雨果·B·马伽因。其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大政府经济干预主义，在重大项目上进行政府投资；

2.       提倡经济民族主义，追赶发达国家；

3.       提倡工业化，工农业平衡发展；

4.       在必要前提下，接受通胀经济，加速资本化；

5.       相信公共投资的高增长系数，财政赤字基础建设投资；

6.       成立央行，既打击通胀，也增发货币，支持发展；

7.       引导私人银行投资进入工业领域；

8.       改革金融体制，支持发展银行、外贸银行、公共服务银行；

9.       浮动利率制，通过贬值来补偿国外经济萧条

10.   照顾私有部门，降低税收。（注[6]）

　 　

从初期效果来看，“发展经济学”这个药方是正确的，从拉萨罗·伽点纳斯总统（1934-1940）到阿多夫·路易斯·戈丁列斯（1952-1958），墨西哥经济总体运行情况良好。经济三大特点：

1.       适度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

2.       收支失衡，贬值和稳定计划稳定了金融秩序；

3.       进口替代发展了工业、农业。（注[7]）

　 　

通过正确的、持之以恒的发展，墨西哥似乎完全有可能摆脱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模式和独立后百年的西方经济附庸模式，成为了具有相当自主权的独立国家经济体。1947年，财政部长拉蒙·別迭达说：“我们的人民将不用依赖进口食品，我们的工业将出口制成品，而不是原材料（注[8]）。”

　 　

      从适度通胀下的发展主义，发展到稳定发展的思想模式。工农业均衡发展。阿多夫·路易斯·戈迪纳斯总统清楚地意识到了工农业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扩大内需，提高工业品消费水平，进而又发展了工业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其致命处，就是算错了私人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的责任，以为他们能挑大梁，结果使墨西哥的工业化进程失败(P236)（注[9]）。

　 　

      按照西方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当经济萧条时，国家投入建设，增发货币，促进消费，出现供不应求，物价上涨，进口增加，消耗外汇，本币贬值；然后厂家提高产能和产量，供过于求，物价下降，出口增加，外汇增多，本币升值。

　 　

      但墨西哥一直有个巨大的缺陷，就是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有严重的“瓶颈”问题。这方面的严重缺陷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要素，也涉及到墨西哥的人口素质、人口红利。当政府开始实施“反衰退”政策而增发货币时，生产力就远跟不上，造成物价飞涨，进口猛增。大量进口消耗了大量外汇，造成了本币的巨大贬值压力。最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但本币贬值以后，产能产量依然跟不上，出口没有增长，外汇没有增长，本币无法升值，物价无法回落。

　 　

      另外一个巨大的缺陷，是缺乏资本，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二个经济发展要素。首先，由于经常账户多是赤字，导致国家外汇积累总是处于负数；其次，由于税收过分有利于富人和资本，尤其是地产、物业主，贫困阶层偷税漏税，造成国家税收艰难，财政收入很少（注[10]）；最后，由于民众储蓄率很低，导致国家本币资金非常缺乏，不借外债难以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造成外债包袱越来越大（注[11]）。

　 　

由于墨西哥民选政府一直延续着完全为社会最上层服务的历史传统，其宏观经济体系下的税收制度也最有利于官僚和富裕阶层。整个二十世纪，墨西哥民选政府为了满足强硬的富裕阶层的利益，利润和租金都不使用实名制（注[12]）；而低收入又使下层群体无法交税，故税基一直无法扩展。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微薄，无法进行有效的第二次分配，帮助低收入阶层提升总收入和福利水平。当社会中贫困阶层太大，且几乎永久性地固定时，社会就难以进步，墨西哥就是这样，以致无论如何改革，都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到了一定的程度，矛盾爆发，政策又必须改变。

　 　

      上述原因，最终从内部造成墨西哥的“发展经济学”难以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危机越来越大。到了70年代末，经济中各种结构性矛盾导致的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导致批评之声越来越大。

　 　

从1981年，即洛佩斯·波迪哟总统任期结束时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在政府官员中取得优势地位。新自由主义对结构主义均势的改变源于此时墨西哥开始的第一次极其严重的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的开始源于国际油价的下跌。说明墨西哥的国际贸易极度失衡，长期以来过度依赖石油出口来稳定其国际收支平衡。这次债务危机从内部迫使墨西哥必须进行经济和金融改革。所以，墨西哥的经济改革是必然的、不得已的。

　 　

      而且，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风气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美国的里根共和党政府到英国的撒切尔保守党政府，都在“结构主义”的困境中实行大规模的产业私有化和财政紧缩政策，以图走出可怕的“滞胀”困境。经过数年的努力，效果明显，导致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新取得经济界的赞扬，取得对结构主义的压倒性优势。这也从外部经济环境上迫使紧随西方经济思想的墨西哥进行经济政策的改革，逐渐回归自由主义经济。

　 　

      但是，经过二十五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墨西哥的经济形势也并不太乐观。原因依然在于缺乏其一直以来缺乏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关键要素：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能力。墨西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前景依然殊不乐观，前途依然渺茫难测。相信2006年大选后的一到两届政府任内，墨西哥经济改革的结果便能基本见分晓。

　 　

当今西方经济界，依然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孰优孰劣而争论不休，而新兴世界的经济界也在跟风。其实，对于一个完全成熟的经济体在一段很长的发展区间来说，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从西方世界上百年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两者都需要，只是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一定要分出的好坏，只能显出这个经济学家的偏执狂和浅薄而已。

　 　

正如一个成熟、健康的人，平时只要坚持适量的、营养恰当的饮食，坚持正常的、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再坚持适当的锻炼，就可以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完全不需要滥用任何补药、医药来增强体质，因为那只会适得其反。但是，任何人都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可能再像平时那样，而必须进行对症下药的适度治疗。如果耽误了病情，只会使之更加严重。如果前期轻视或没有治疗而使病情恶化，就必须更加重视，进行更深刻的治疗。如果重病不起，那就得用猛药进行大规模的深刻治疗，才能去除病根，然后再进行调养康复。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正是这个道理。

　 　

谈到一国的经济，道理也是一样的。当经济成熟、健康、顺利发展时，国家就应该是小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涉经济的正常运行，只需保持其货物市场和资本市场各种资源充沛、流通渠道畅通而已。但当经济出现问题时，小政府就不可能在有效了，更不可能置病情于不顾而采取放任其病情恶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了。这时，就必须是大政府，小病用轻药，大病用重药，就是说，小经济危机用轻微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严重的经济危机就要用大规模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好转以后还要继续使用扩张政策，只是慢慢减少直至经济危机彻底消除。

　 　

墨西哥的改革既有向左的“发展主义”经济改革，也有向右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段内，是没有优劣的，只是在某种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下，才有选择的优劣。但真正决定墨西哥经济发展前途的，并不是这两个主义的改革，而是其长期缺乏的那两个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墨西哥一天不能解决这两个要素，就一天依然徘徊在两种主义的斗争中而永远无法迈进发达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