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内容：中国今天最应该做的是把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系统完善起来，目前还有相当多的人群在医疗、养老、失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来。“休克疗法”几乎使俄罗斯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始作俑者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承认“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

　　中国今天最应该做的是把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系统完善起来，目前还有相当多的人群在医疗、养老、失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来。而仅靠国家有限的财政收入是不能够迅速建立并完善这一体系的。因此，完全有必要借助国有资本经营性预算收入来尽快完善这一体系。

　　在扩大内需中，不管发消费券，还是财政贴补，都应向弱势群体倾斜。而就农村来说，要真正缩小剪刀差，让农民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中享受到实惠，倒是应该把家电下乡、手机下乡、汽车和农业机械的下乡补贴政策落实到位。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弟兄和城里的弱势群体做点实事。这样，既把钱补到了真正需要钱人的手上，拉动了内需，又借机缩小了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保持了社会稳定。把国有股“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总比那不着边际的人均一万要实在得多。

　　今年以来，在国际经济危机和中国扩大内需的背景下，陆续有人提出了分国有产权，藏富于民，拉动内需的思路。例如，谢国忠提出给13亿人分国有企业股份的思路，张维迎提出分外汇储备的思路”，“分”成了2009年的热门话题。

　　分国有股权和外汇储备的思路则都提出了要拿出13万亿国有资产来给13亿人每人分一万元的数量指标。其实给每个公民分一万元的做法早在1992年，俄罗斯请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制定的“休克疗法”改革中就给1.49亿俄罗斯公民每人分了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然而对那场最初人们无不欢欣鼓舞的改革，至今多数俄罗斯人仍不堪回首。

　　不堪回首的“休克疗法”

　　1991年前苏联解体，1992年叶利钦上台即急于推出私有化的系统改革。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为此，叶利钦破格将盖达尔提拔为政府总理，任命萨克斯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在这二人的设计和主持下，以放开物价、大规模快速彻底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全面推出。

　　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7月-1994年6月)是无偿私有化阶段，就是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一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

　　然而在分的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和财产所有部门取消了，而非国有化背景下的企业经营者团队又未形成，因此，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陷入群龙无首的地位。单个企业效益和国民经济产值都大幅度下降，持股者全然不知所措，只有等待。接着发生持续恶性通货膨胀，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广大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的经营者和有钱人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手中集中。在股份化的国企中90%的小股东持股不到10%，而1%的大股东则持股85%以上。由于随着私有化券的发放，冒出了600多家私有化券投资基金，他们以理财专家的身份代客理财，因此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把私有化券交给了私有化投资基金。由于从1992年起连续7年俄罗斯经济的严重衰退，多数投资基金也垮了，委托者几乎血本无归。

　　企业私有化第二阶段(1994年7月-1996年12月)，是主要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有偿私有化阶段。每人分一万卢布的美好理想并没有构造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人们也并没有因为分了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使生活得到改善，同时由于私有化后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丧失了，而新的以养老、退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没有建立，加上恶性通货膨胀，最终，人们还是回过头来要找政府。由于经济的全面衰退，政府也发生了严重的财政赤字。这迫使政府唯有把没有分完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国有股进一步向私人有偿转让。转让中主要有两种做法：1.企业领导人除可得到不超过法定资本25%的优先股外，还可按优惠条件购买5%的有表决权的普通股。2.企业职工可按规定价格购买51%的有表决权的股票，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而谁才能代表那些人手一万卢布的企业职工呢?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由国有资产代理人转化为实际控股人。

　　此外，由于私有化后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俄罗斯政府不得不进而把像石油、天然气这类垄断利润颇丰的国有公司和国有银行的金融股权全面向国内私人企业家和外商转让。而这正是某些人所觊觎的。他们大量廉价收购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和银行股权并迅速完成了资本集中、原始积累和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形成了俄罗斯首批金融和工业寡头。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转让过程中国有产权出现严重贱卖的现象。以原企业领导人为代表的受让者通过与主管官员的钱权交易，评估价值低且暗箱操作，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受让。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得多。

　　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而“休克疗法”的奇迹在俄罗斯却没出现。从1992年“休克疗法”的改革直到1999年俄罗斯经济持续7年严重衰退，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44%，工业总产值减少54%，消费品生产则下降58%，俄罗斯的经济在泥泞中一直徘徊到2000年，从1987年占世界第5位下降到占世界第13位，GDP总量还不到美国的1/10。在那个失去的年代，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从一个大国沦为一个弱国。

　　制造富翁私有化改革的“奇迹”

　　从每人分一万卢布起步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唯一创造的奇迹就是连续多年创出了世界第一的制造富翁的速度。无论是世界首富的排名，还是40岁世界青年首富的排名，俄罗斯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尽管2008年世界经济动荡、俄罗斯由于石油暴跌和股市跌幅世界第一，富人财富急剧缩水，但从世界首富的排名看，《财富》杂志推出2008年全球富豪榜统计了全部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共1125人)。富豪榜中俄罗斯仍有87人上榜，超越德国攀升至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另以2003年俄罗斯富豪榜来看，排名前36位的俄罗斯亿万富豪加起来的资产总和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1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4强，远远超过了美国亿万富豪资产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6%的比例。

　　其次，从美国《财富》杂志推出的世界40岁青年首富的排行榜看，2000年后，连续多年这一富豪榜都是俄罗斯的富豪名列榜首，如2001-2002年高居首位的是俄罗斯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霍多尔科夫斯基，以152亿美元蝉联。霍氏1996年控制的“梅纳捷普”投资银行曾以3.5亿美元的低价，购得俄罗斯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尤科斯石油公司78%的股权。仅一年后，该公司的市值就骤升到90亿美元。而就在2003年10月霍多尔科夫斯基由于与普京叫板被捕入狱以后，这一排行榜的榜首就由另一位俄罗斯的富翁阿布拉莫维奇占据，他曾以1.5亿英镑的巨资收购英超劲旅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名震欧洲。以2003年的这一青年富豪榜为例，排行前10位的年轻富豪中，竟有5位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富豪的资产膨胀速度就像吹气泡，快得让人眼晕。2004年，莫斯科在世界富豪榜百强中以33位之多位居第一，取代拥有31名富翁的纽约，成了世界上拥有富翁数量最多的城市。

　　私有化与《国资法》

　　2003年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向普京总统叫板的事件不仅在俄罗斯举国震惊，而且在我国也引起了各界的严重关切。大家在未公开的深入讨论后，最终聚焦到了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俄罗斯的富翁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包括笔者也承担了这样的研究课题。研究结果即使有思想准备，也仍然令人震惊。在人均一万卢布的私有化改革中起步的俄罗斯私人大亨中竟然有2/3是来自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政府官员。

　　俄罗斯的金融巨头别列佐夫斯基曾说，六个新兴的私人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经济的50%左右(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1月1日)。他所说的六大财团，指的是分别由别列佐夫斯基本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和弗里德曼、斯摩棱斯基等七人创立和领导的六个金融和工业集团。这些人大多有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政府官员的背景。

　　俄罗斯私有化后产生的六大私人财团，实际控制了银行、国家预算资金、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石油以及轻工业、绝大部分传媒，几乎控制了俄经济的50%。这些富翁一方面和政府之间有着深厚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的背景又决定了参政冲动强。一旦成为控制国家重要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在获取巨额财富后，俄罗斯大亨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政治诉求。工业、金融寡头的触角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操纵和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左右俄罗斯政府的政策，收买政治家或者把自己的人安置在政府。

　　普京政府上台后，如何控制私人财团以保证国家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稳定，以及控制能源领域以确保俄罗斯经济振兴，一直是其执政以来的心病。要扭转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一系列矛盾的被动局面，于是开始重新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加上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富翁的政治冲动，使得双方冲突成为必然。在普京与俄罗斯富翁的博弈中，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金融巨头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流亡国外。但每一次较量后，普京都必须把其他富翁召到克里姆林宫，反复声明其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政策不会改变。

　　事实上，俄罗斯政府无论是财力还是政治控制力上都已力不从心。毕竟俄罗斯的私有化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对它的任何触动都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如果搞不好，很可能会引起俄社会的动荡不稳，况且俄社会已经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各类金融寡头、富商同时也是支撑俄国家经济的支柱，只要这些富翁不“叫板”，相安无事，原罪不究，就是最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叫板”事件对纠正我国十六大之后所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就是“国退民进”的普遍认识发生了重要影响。以一些省的大规模向私企、外商和以MBO方式向经营者不挂牌出卖国企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搞MBO的风悄然而止。而上海和云南等省市坚持通过上市培育优质国有资本而坚决不把国企的资本大宴让私人去独享的做法在理论上被肯定，在实践中被其他省市接受。这一时期笔者作为《国资法》起草组成员的一个深切感受是：在2003年俄罗斯“叫板”事件发生前，如果说大家对这部法的立法宗旨到底是“退出法”还是“保护法”，还是“退出中的保护法”，仍有争议的话，那么在之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保护法，并被全国人大会议一致通过。而今年恰恰是《国资法》正式实行的第一年。

　　“休克疗法”发人深省

　　俄罗斯从每人分一万卢布起步的私有化改革，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看，也无论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还是政府的角度看，试图通过这样的分法来达到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的目的并没有实现，这是发人深省的。

　　“休克疗法”几乎使俄罗斯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始作俑者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承认“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

　　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则在1999年11月7日《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我过去对于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国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券持有人到头来往往一无所有”。他甚至提出，应当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来。

　　叶利钦也承认，改革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发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发财的人往往是那些丧失了文明社会准则的人”，“今后不再推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俄罗斯人普遍对“休克疗法”的私有化政策提出了批评，说这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完全不顾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一位没赶上十月革命的俄罗斯诗人曾说：“我不知道十月革命是不是剥夺过富人，但是如今的改革是在剥夺穷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好钢”应用在刀刃上

　　启示之一：不该把“旧裹脚布”当新围巾戴

　　萨克斯虽然给玻利维亚和波兰开出了自认为成功的“休克疗法药方”，然而他把俄罗斯看作像“波兰一样的国家，只是面积比其大了54倍”，并忽视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看，还是从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看，俄罗斯面临的问题都是和波兰不可比的。怎么可能照搬照抄呢?设想如果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比俄罗斯小得多，人口超过俄罗斯10倍的国家，而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远不如俄罗斯的大国来说，一人分一万元人民币又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和中国为代表的渐变稳定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模式。今天在举世公认中国改革获得相对成功的时候，切不可丢掉自己成功的经验，而去把16年以前由美国人给俄罗斯开出的今天看来仍是懒婆娘的裹脚布，也不“漂洗”一下就当成华丽的围巾来戴。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已证明，盲目照搬照抄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当改革推进到产权这一领域时，改革的最大风险将主要来自那些不考虑当代法人资本特征和国情的激进改革者。这一点已经被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教训所证明。

　　启示之二：人均一万元貌似公平的背后是不公平

　　给每个公民人均分一万元，仅是一种貌似公平的做法，因为：1.现实中人们的财富起点不一样，贫富差距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突出的问题，国家有限的改革资源应以体现缩小这个差距为主，而不应是简单的均分。2.当均分的是股票或私有化证券这类的非实物资产时，不仅要考虑弱势群体和强势人群在使用上现存的能力差异，而且要考虑到城乡不同人群由于使用环境差异所导致交易和转让中的不公平会带来两极分化的加剧，所以均分股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下是不会产生藏富于民的效果的。3.那种认为人均分一万，然后在市场经济公平的起跑线上同时起跑，本身就没考虑已经存在的由于不公平带来的差异。4.当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改变弱势群体的处境时，他们还会来找政府，与其这样，不如把用来均分的国有股权通过公平转让形成的公共财富，作为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以及缩小贫富和城乡差别的重要资源。

　　启示之三：集中统一的国有资本“好钢”，应用在刀刃上

　　中国今天最应该做的是把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系统完善起来，目前还有相当多的人群在医疗、养老、失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来。10%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还在下降之中。而仅靠国家有限的财政收入是不能够迅速建立并完善这一体系的。因此，完全有必要借助国有资本经营性预算收入来尽快完善这一体系。此外，在扩大内需中，不管发消费券，还是财政贴补，都应向弱势群体倾斜。而就农村来说，要真正缩小剪刀差，让农民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中享受到实惠，倒是应该把家电下乡、手机下乡、汽车和农业机械的下乡补贴政策落实到位。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弟兄和城里的弱势群体做点实事。这样，既把钱补到了真正需要钱的人手上，拉动了内需，又借机缩小了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保持了社会稳定。把国有股“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总比那不着边际的人均一万元要实在得多。

　　注：本文摘自刘纪鹏改革论著三部曲之一《大道无形》(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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