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才是最凶恶的经济杀手（下）

金宝瑜

　　四 国际货币基金抢救八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

　　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大国和日本各国赶快联合起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的力量来协助这些银行，由国际货币基金向这些国家讨债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崩溃。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赶紧先替国际货币基金融资，它们用国家税收的钱转帐给基金，成为它们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时，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要求拨款八十四亿美元，作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增资之用。国际货币基金就用来自各大国的新增加的资金贷款给欠债国，这些国家再用新借到的钱来偿还给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跨国银行。因此，美元兜了个大圈子就从美国付税人的的户头转帐几次到了这些银行的户头里。有人说，实际上这些钱从来没有离开纽约巿，只是转了几次账。从表面上看，基金贷款给这些国家好像是援助它们，但是实际上是美国的付税人拯救了跨国银行，使这些银行逃过了倒闭的危机。

　　银行拿回了钱，注销呆债，资本主义暂时解除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剩下来的问题就由国际货币基金来处理了。经过这个转账的程序，欠债的落后国家的债主就从跨国大银行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跨国银行无法向欠债国逼债，但是国际货币基金却完全可以。国际货币基金知道无法立即要这些国家偿还所有的债，因此在贷款给它们时将还债期限延长，但是当落后国家接受基金贷款时，就被强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性调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 ）中的各项条件。在1983年时，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给二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与基金接受基金的制裁，它们分别签署了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同意书。

　　 五 国际货币基金与结构性调整措施与危机的转嫁

　　国际货币基金结构性调整措施对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干涉的范围极广，它的内容一般包括下面几项：

　　＊负债国要将它的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赚取外汇，用所得的外汇来还债。

　　＊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要它们削减对贫穷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电上的补助，以及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各项的开支。用节制政府开支来抑制物价上升。

　　＊提高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像邮电和交通） 。

　　＊控制通货膨胀，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资上涨

　　＊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拥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对将外资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规定。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资收买，其中包括协助外资用债券换股权。

　　＊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进口限额并降低进口税。

　　调整的措施不但直接干涉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譬如债务国必须要根据签署的条款来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有关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税收，也直接干涉欠债国的货币政策，要它们用紧银根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些国家也必须开放市场和优待外国投资。措施的条文中还要欠债国的政府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许多欠债国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就用廉价卖给外资。外资常常用在债券市场上买来的债券来收购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债券市场上一百万元的债券，五十万或甚致于二十或三十万就可以买到。在这样的交易下，外资用廉价买下了大批原国有企业。在调整措施中国际货币基金更要欠债国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开放进口，本来这些国家的外汇就已经不足了，这样的措施只有使它们更无法控制外汇的支出。在调整措施中借控制物价上涨为名来压制工资的调整，更说明了接受了「结构性调整措施」后，一个国家就等于丧失了它们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

　　国际货币基金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支持下，用各种的压榨的手段向第三世界国家逼债，但这些国家所欠的债却只增不减。从1982 年到1990 年之间，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一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九千两百七十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八年中，资本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四千一百八十亿美元。以1948年币值来计算，相等于六个美国在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到了1990 年，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Susan George, xv-xvi)

　　六 国际货币基金与帝国主义全球化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日趋严重。国际垄断资本急需向外扩张，国际货币基金就利用发展落后国因外债所逼而签下的这些调整的措施来为国际垄断资本辟路。国际货币基金全力推展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说国际货币基金在固定汇率解体后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毫不过份。

　　从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几个拉美国家经历了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 危机，它们被跨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逼的走头无路，跨国资本正等待着将这些国家的市场打开，墨西哥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了八十年代中，墨西哥总统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Madrid的椄班人是他手下的Carlos Salinas。Salinas出生于一个很有声望的政治家庭（被称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完全椄受了新古典学派市场至上的理论，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Salinas在1988 年当选墨西哥总统，当选后他继续和扩大了前任总统的经济改革。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将它的企业全面开放给外资、削减关税、取消金融管制、并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从1982 到1992，墨西哥将大批国营企业拍卖，在这几年中，墨西哥的国营企业从一千两百家降到两百六十家，这一千家被私有化的企业占墨西哥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馆、海港、矿产公司、钢铁公司、农业企业、飞机场、公路、桥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电话电信企业、收音机和电视广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烟草专卖等。( Leon，167-68）Leon对墨西哥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大为赞扬，把墨西哥总统Salina当政时的私有化说成是他任内最伟大的成就。这些企业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为了还债而拍卖的，原来国有的企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完成私有化，国有企业就在债券换股权下转变为外资企业。

　　1992年时，美国的前联邦准备银行的主席吴克（Volcker） 对这一段的展在书中这样说：「这些国家的治国哲学，它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它们的政治体系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它们从过去几十年来腐朽和无效率的经营方式中转变过来，它们不再用高的壁垒来保护它们的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或抵制外资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政策都被抛弃了。它们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关税和其它进口限制，它们将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电话公司、甚至银行。...现在外国投资者和公司与当地资本合作变得容易多了，外资甚至可以参加属于敏感性的石油探采和石化工业。」 (Volcker, 208-209)

　　墨西哥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希望能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曾经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美国与德国早年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用保护贸易来阻挡先进英国工业品的竞争，以便协助本国工业的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它们背后的帝国支持下，利用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杀手，把进口替代发展策略澈底消毁了。墨西哥的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它的个人平均真实所得从1981年外债危机前到1986 年的五年之间下降10% ，实质工资（除去70%的物价上涨外）下降了30% （Krugman, 41）。

　　从1990 年到 1994年的四年中，新自由主义的宣传家称这四年是墨西哥的经济奇迹，但是它的经济成长率也仅为 2.8%，刚超过人口成长率。根据墨西哥本国的统计，到了1994 年，它的经济还没有能回到1981年的水平（Krugman，50）。1993年12月底，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进一步将墨西哥的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1994 年12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订一周年，美国总统柯林顿在西半球高峰会议开幕时致辞说：「对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记忆，如今已经模糊了，这些年的改革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但是就在柯林顿宣布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到来的九天之后，墨西哥有史以来最严的危机就爆发了。墨西哥尚未从八十年代初的危机恢复就再次陷入更深的危机：披索贬值，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小农破产，利率上升，许多本国企业维持不下去而破产，失业增加，工资下降。

　　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签订之后，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与美国的贸易增加了一倍，从七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一千五百九十亿美元，但是对大多数的墨西哥人来说，这些贸易的数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起十年前又下降了。华尔街报的一篇报导说：自从墨西哥的披索贬值之后，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了39%。并说根据联合国的一份发展的报告，墨西哥极端贫穷的人从这次危机前每七人中一个，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这篇文章说虽然过去的三年（1996 - 1999）是危机后经济成长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贬值的危机把墨西哥一代人努力的成绩全部销毁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轻人的生活不如他们父母一代。（华尔街报，1999年3月8日，A-1）

　　除了墨西哥之外，其它拉美国家在所谓外债危机之后，继续受着外债的逼迫。像巴西在1994年又面临付不出外债的危机，再次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整顿。结果巴西的外债从1994年底的一千四百八十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两千七百亿美元。在这五年中巴西付了一千两百二十六亿美元，但是它的外债反而增加了一千两百二十二亿美元。(Foreign Debt Tribunal – Verdict, Latin American Report) 根据另一个报告，到2002年10月，巴西总统大选即将来临时，巴西的外债又增加到五千亿美元，这时国际货币基金找每一个总统侯选人会谈，并私下与每个人达成协议，如果当选，一定要履行还偿巴西债务的职责。(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2002 年10月 18日)

　　从八十年代初的危机之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危机接二连三的没有停过，他们的人民持续的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在墨西哥1994到1995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之后， 2001 和2002年间，阿根廷也同样经历他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整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个人实值所得到了2002年时与八十年代初相比，完全没有增加。(Hausmann)

　　七 二十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亚洲爆发国际货币基金再度出马

　　从八十年代（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日币升值之后）起，跨国垄断资本就从经济衰退的拉美国家转向亚洲国家。除了日资以外，美国和西欧资本也到亚洲各国和俄罗斯投资，西欧资本也到东欧，和在苏联解体后来到俄罗斯投资，到了1992年之后，各国资本又回到拉丁美洲收买当地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和投资到拉美国家的证券市场。到了九十年代初，拉丁美洲的国家的经济尚未从八十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1994-95 年，墨西哥又重新陷入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从1995年到 1997之间，外资来到亚洲增加了一倍。

　　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投资，大部份都是由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供给这些分公司所需要的资本、机器设备、重要的零件、和技术，这些分公司再将生产分包给当地的公司。日本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暂时舒解了它本国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也暂时为它的资本解决了因物价上涨而成本提高的问题。东南亚国家从日本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零件，加工后将一部份制成品输出到日本，更将其它大部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

　　从这一段的发展看来，基本上九十年代末的世界资本的危机和八十年代的危机一样，主要是起于资本主义大国国内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它们之间不平衡的发展而引起的问题。日本在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就隐藏着生产设备严重的过剩。到了八十年代中，日本一方面因为国内的生产设备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因为日本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争执越来越严重，日本的跨国垄断资本利用日币升值的机会，把大量资本投向东南亚国家，这也就把日本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蔓延到亚洲其它地区。落后国家所遭受到的灾害主要都是因为它们被整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时，它们就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过给落后所造成的。

　　从八十年代中开始，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为国际垄断资本铲除了进入亚洲的各种障碍。这些国家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因此外资不必承担当地货币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时这些国家放松了或取消了对资本帐的管制，使外资可以来去自由，不受限制。但为了保持与美元固定汇率，这些国家就必须提高本国的利率，提高外资贷款和债券投资的报酬，用高报酬来吸引外资。报酬既高风险又小，而且资本还可以来去自由，当然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励外资继续流入。外资流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汇存底，外汇存底数额增大就更保证了外资的安全，外资不断流入，也就可以维持本国货币不贬值。

　　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外资进来，在一段时间内，会有高幅度的成长，当时外资大量进入亚洲时也不例外。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由大量外资进入所带的短期国民总生产高速成长，又变成继续吸引外资的原因，因此乐观上加乐观，就得出了什么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一类的毫无根据的预测。在这一片乐观的背后就隐藏着危机，因为维持外资高报酬和安心的条件，像高利率、汇率钉紧美元、取消外汇管制等，也就是经济不可能稳定发展的原因。

　　从大量资本在亚洲的流入和流出来看，也就不难暸解1997年之前和之后亚洲经济的大幅度的变动。1996 年时，有九百三十亿美元流入亚洲，1997年时仅有一百三十亿美元流入，在同一年有一千零五十亿美元流出，也就是说资本的净流出将近九百亿美元。资本的流出并不完全是外资，本国资本到这紧要关头也同样逃走避难。

　　到了八十年代底和九十年代初，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的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投资中，很大部份都属投机性的投资。也就是说买股票不是因为公司经营的好可望分红拿股息，而是因为期待股票涨价可以卖了赚钱，或者买房地产不是为自己住，而是为将来可以卖了赚钱。因此越买就越涨价，这时美国的各种基金(Mutual Funds) 来东南亚新兴起的股票市场投资每年的收益率高达30% 到 35%，这样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从资本投入生产中获得的，而只可能从投机中获得。越多人眼睛瞪着这个高收益率，就越多人把钱投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气泡也就越吹越大。因此，气泡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到了1997年 8月时，这个大气泡果然爆炸了。泰国的泰铢最先经不起大量资本外流而被迫贬值，相带引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货币的贬值，从香港更蔓延到南韩，也波及到台湾。当时中国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且对外开放的较少，受的伤害也较轻，但是为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和抢救香港的金融，中国也花去了大笔外汇。所有受到大规模危机灾害的这些国家都是八十年代来不甘落人之后，赶紧登上了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列车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之后，中国逐渐越来越依靠外国资本、技术、和出口市场的发展，中国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后，就更进一步更被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近几年来中国发展更显示出它也将会与其它发展落后国家一样，必然得要承受在危机时，由资本主义大国转嫁过来的灾害。

　　到了1998年秋，一年前从亚洲开始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俄罗斯、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更进一步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有继续扩张到威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趋势。1998的上半年，俄罗斯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百分之六十。同时，俄罗斯面临不能支付外债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卢布再度贬值的危机。如果俄罗斯破产，危机就必然会进一步继续扩大。

　　为了抢救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美、欧、日各大国用大幅扩充信用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融资给俄罗斯，使俄罗斯逃过了破产的危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韩等国都先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同时对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措施中的各项条件作了承诺。

　　在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改革中，这些国家必须将银根紧缩，使利率大幅提高，来抑止物价暴涨。因此造成更多的当地的小资本，因为不能负荷债务下而被迫破产，甚至连与官僚勾结的大资本（牵涉到银行金融各业）也被迫用结构调整措施中新制定的破产法下进行重整。在结构调整措施下，这些国家中的更多的国营企业被迫私有化，也有许多企业被外资廉价收买。

　　在这次的危机中，几个新的亚洲小老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这几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从八十年代开始一致认同要向南韩和台湾学习，用加工出口作为发展经济的策略，它们争先恐后的将它们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来适合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分工中的地位，以便被整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之内，但是却给人民带来前所未有过的苦难。南韩和台湾这两个上了年纪的小老虎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南韩在这几十年来由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型资本之中，也有好多个经不起打击而破产，被外资收买。台湾在危机刚过时，好像受的打击不大，主要是因为台湾没有外债，所以没有马上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由它所控制的金融贸易组织的制裁，不必被强迫接受结构调整措施，有不少人曾经庆幸台湾躲过了这次的危机。但是两三年后，在整个世界经济重整下，台湾也必须作进一步调整，使得它的许多隐藏着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从亚洲开始的危机爆蔓延到俄罗斯再蔓延到巴西，国际货币基金也就从亚洲到其它各地用贷款作为条件，逼着欠债国接受结构调整措施中的一切条件。泰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硬性规定下，它的政府的财政收支必须要保持相当于国民所得1%的盈余，因此泰国只好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并将零售税提高到百分之50% (Wall Street Journal, 1999年 2月 2日， A1) 。国际货币基对其它需要借款的国家也作相似的规定，除了要它们保持财政上的盈余外，更要欠债国家将国内的利率提高，像印度尼西亚就被迫将利率提到高到50%，如此高的利率断绝了所有当地资本借款的机会。

　　 八 亚洲国家被迫签订更苛刻的结构调整措施

　　在对付亚洲的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对「受援」国家所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我们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对南韩在结构调整措施中所开出的条件看出来，基金对其它国家，像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所开出的条件也相似。从这些条件中，应该不难看出国际货币基金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表面上作为一个中性的国际组织的假貌，在这次危机中全部被揭穿了。

　　亚洲的发展落后国家受到了日本剩余的产能的波及，在全世界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就必须承受用外来投资来发展加工出口这样策略所带来的后果。1997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在亚洲爆发，这次的危机打破了亚洲奇迹这样无凭据的神话，也揭穿了落后国家只要屈服在国际垄断资本之下，就能取得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发展它们经济的谎言。这次危机之后，这种以出口来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受到极大的挑战。除了金融投资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危害以外，这些国家在十年间，用大量资金所建的工厂都属多余的设备，当世界经济进入危机，落后国家的生产就最先受到影响。危机之后，生产出来的商品无处可以销售，就是血本出口，也在商品滞销下受到资本主义帝国的抵制，找不到出口市场的只有关闭工厂。但是当初建厂时所借的外债照样得本上加利偿还。

　　这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开出落后国家结构调整措施的条件要比八十年代时的更加苛刻。在南韩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中，南韩政府除了要制行一般的财政上的调整和货币的紧缩外，还得再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并得协助外资收买本国的企业，除此之外南韩政府更要负责加强劳动市场的弹性化，以便给企业主在雇用劳工时更大的权力。

　　南韩所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除了在八十年代危机爆发后欠债国所接受的各项条件外，更加上了以下几点：

　　＊协助外国公司收买南韩企业 （包括兼并）

　　＊修改破产法 （以便促使南韩企业破产）

　　＊取消利息的上限

　　＊1997 年底前取消对外资在南韩购买债券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对外资在南韩购买股票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对日本进口的限制

　　＊1998 年1 月取消南韩公司从国外借款的限制

　　＊1998 年1 月开除两个有问题商业银行的经理并公布有关外资收买南韩金融企业的条例

　　＊公布金融改革法案，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并规定公司必须作综合资产负债报表

　　＊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化

　　（华尔街日报 1997 年 12月 26日，A-25 页）

　　在亚洲危机中，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的经济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损失。货币贬值、物价暴涨、金融系统崩溃、银行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小资本（甚至本地的大资本）经营破产。劳动人民本来在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经受到高度的剥削，危机之后，更是民不聊生。根据世界银行自己的报告，在三年的危机中，世界上生活在绝对贫穷线下（每日一美元）的人，又增加了两亿人。

　　总结：国际货币基金是最凶恶的杀手

　　 从这篇简略的报告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际货币基金在七十年代初固定汇率解体后，它的促进国际垄断资本积累的功能就在于挽救资本主义危机，和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国家。对国际垄断资本和各大帝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的确有极大的功劳，它能使垄断资本既使在危机还能继续获得高利。但是对发展落后的国家来说它是个不折不扣的，而且是最凶恶的杀手。

　　在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时，石油美元再循环延缓了危机，到危机不再能拖延时，国积货币基金使危机借外债的形式在落后国家爆发。在爆发时的过程中，灾害由落后国家贫困的人民来负担。我们需要了解八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不是由第三世界外债危机而引起的，那次的危机是国际货币基金要解救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而转嫁给落后国家的。同样的道理，九十年代末在亚洲爆的危机也不是什么因亚洲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健全而引起的危机，这最近一次的危机也同样是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解决它们的产能过剩，而把危机转嫁给亚洲国家的。

　　在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危机爆发了出来，国际金融资本却不必负担损失，它们在帝国的保护下，以国际货币基金为中介来将负担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在1974 年到1976 之间，因为美元相对于其它货币贬值，所以石油的真实价格（以其它货币计算）并没有上涨，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国家所持有的美国国家公债也跟着美元的贬值而降价了。（Kapstein, 63）在帝国主义的世界里，落后国家若跟着帝国走，只会输不会赢。既使握有最珍贵的资源的石油出口国家也是如此。当然这些国家的王室和贵族受益不浅，所以他们甘心情愿的为帝国服务。

　　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一方面是针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目的是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定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权，削减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不能继续藉助国家的力量来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和抗衡。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的压力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尽力减少进口，并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们出口换来的外汇还债。拉丁美洲国家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进口替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能自力更生。他们的工业生产所需的机器和零件很多都还是依靠进口，没有外汇进口时，生产就不能继续。因此到了八十年代末，结构调整措施取消了落后国家对本国经济的保护，落后国家在被迫削减关税和取消对进口的限制，更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并且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他们放弃了战后几十年来用进口替代想要达成较为自主的发展策略。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被外资收买之后，国内资本更进一步失去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把这些国家保护本地资本的措施解体，用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来削减了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保护他们本国市场的力量。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认识到自己力量的簿弱，这个阶级看到为了他们的利益，甚致于他们本身的存亡（见《经济杀手的告白》书中的例子。），他们威胁利诱下选择了跟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取得国际资本的信任，放弃了前一时期自主发展企图，积极的加入了帝国主义全球化，协助帝国来压榨他们自己的人民。

　　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最主要还是针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当地政府履行这些条款时的真正牺牲者。在每一次危机后接受结构调整措施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只有更加萧条。在进口受到限制之下，许多工业停止生产，工人大批失业，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资下降和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在经济重整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为了争取外汇，在世界金融贸易组织的督导下，由国家辅助大型商业性的现代化的农场，来发展农业出口，农村中的许多小农因此破产。农民在农村中失去谋生的路，只好逃向城市，但是在城市里也没有他们能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条件。本地小资本的经营也因为利率提高而负担加重，他们常常在周转困难下被迫破产，再加上一般人购买力低落，小资本的经营和生存就更加困难。上世纪末的危机至今已有十年了，在受到危机波及的亚洲国家的劳动人民的生活还是陷在困苦之中，他们的统制阶级又要他们缩减工资，以便与劳动力更廉价的中国兢争。

　　国际货币基金是今日帝国的最凶恶的杀手，这个杀手配合了其它「国际组织」（像WTO）使国际垄断资本能在危机中继续扩张，没有这个杀手，各大帝国要维持它们对世界的控制是很困难的。

　　注：

　　当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率低，所以真实利率低。

　　吴克跟继任他的葛林思潘同样的出名
 

　　参考数据

　　Dasgupta, Biplab, Structural Adjustment, Global Trade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Zed Books, 1998

　　George, Susan, Th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2

　　Hausmann, Ricardo, "From the Promised Land to Original Sin, " Paper presented at

　　Bretton Woods Committee Symposium, "Turmoil in Latin America, "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2

　　Johnson, Authur M.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1970’s,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4

　　Kapstein, Ethan B. Governing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Korner, Peter, Gero Maass, Thomas, and Rainer Tetzlaff, The IMF and the Debt Crisis, A guide to the Third World Dilemma,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Paul Knight, Zed Books Ltd., 1986, p. 43

　　Krugman, Paul,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W. W. Norton & Co., 1999

　　Kuczynski, Pedro-Pablo, "Latin American Deb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2-83, p. 344-346

　　Leon, Robert Salinas, Mexico, Markets and Multilateral Aid in Perpetuating Poverty, The World Bank, the IMF,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edited by Doug Bandow and Ian Vasquez, G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4

　　Volker, Paul A. and Toyoo Gyohten, 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Times Books, 1992

　　Wachtel, Howard, The Money Mandarins, Pantheon Book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