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田文林 

马克思主义是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藏，如何对其归纳梳理，进而创造性地运用于当前实践，既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个迫切的实践课题。它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进行探讨。就“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这一议题而言，目前国内已出现一些有启发性的相关著述[1]，不过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者仍相对较少。笔者不揣学浅，尝试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2] 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意义，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思想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而且也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思想。具体理由如下：
1、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导致正确实践的前提
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门高度贴近现实、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它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认识国际政治现象，来探索国际政治基本规律，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国际战略。就此而言，因此国际关系研究的是“高级政治”，是严肃的现实学问和国家安危所系，不完全是个人情趣和“书斋里的革命”。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间的竞赛乃至存亡兴衰，不是由某次具体战役决定的，而往往是战略优劣的竞争。马汉曾经指出：“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他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3]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几乎每一种国家战略背后都有某种哲学作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4]因此，国家战略的竞争实际是战略境界——即哲学思维方式的竞争。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国际形势认识的深刻程度，而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归根到底又取决于用何种哲学思维作指引。
不管人们愿不愿承认，哲学是有政治性（阶级性）的。尽管哲学距离社会现实很远，但它最终还是指向并落实到现实世界的，因此它必然存在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声称，它是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工作正是沿着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递次展开的，他是在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等哲学著作之后，才构建起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进而落实到政治实践领域，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因此，有什么的哲学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列宁也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这实际都强调的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实践的巨大指导意义。
无哲学则无方向。国际关系研究一旦失去了先进哲学思想指引，便可能被各种貌似有理的理论流派所迷惑，导致国家发展方向的迷茫，甚至出现自毁长城的悲剧。从政治实践看，损害一个国家战略思想的，表面上看是政治家主观判断的偏差，但根本上乃是因哲学体系出现错位，从而导致被对手埋设的“特洛伊木马病毒”感染所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些西方国家是在有意识地摧毁他国自主发展的根基：政治上，通过不断灌输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当地民众对选举民主的病态迷信，进而动摇该国原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经济上，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露的，以经济专家的身份为他国提出一些足以毁掉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划[7]；文化上，如尼克松过去所言，情报部门通过支援各种非政府组织，通过宣扬肤浅的西方享乐主义摧毁一国的文化根基。如此等等。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苏联垮台就是个极好的例证。乔治·凯南认为，类似苏联这样的大党，只有一种力量能摧毁它，那就是它本身。[8]苏联这一超级大国没有在敌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和遏制中败北，最终却像纸房子一样自行崩溃，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苏联在“改革”旗号下逐渐迷失了方向，从开始否定斯大林到后来否定列宁，直至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指引下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导致整个苏联解体。归根到底，这是由国家哲学的贫困和战略思维的拙劣造成的。在西方形形色色的和平演变宣传下，苏共领导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由此也就无形中消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戈尔巴乔夫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虚妄口号下，放弃了支撑政权最可宝贵的资源，用最珍贵的东西换取最廉价的东西。
殷鉴不远。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尽管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包含或提供对策建议，但其对国际形势分析的结论和观点，归根到底还是会影响决策方向，并将反映到外交实践中去的。因此，以什么的世界观统领我们的思想，关系到国运兴衰。“一言兴邦，一言废国”，从国际战略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属于“政治突破型”建国的国家。在其政治生命全程中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凡是靠政治起家者，就必须靠政治强化生命之途。[9]而“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支撑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基石。一旦这些政治底线失守，中国未来很难避免苏联那种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崩溃，乃至国家解体的悲惨命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成为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天具有反霸权政治的正义性
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历史基本是在西方模式主导下形成的，而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是西方传统文明、霸权外交实践和强权政治的理论反映及需要。国家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民族国家”就是欧洲历史的产物[10]。自3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就出现大量规模差不多的小王国，并在数个世纪以来大的民族格局基本保持了下来。“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中，主要政权单位一直很小，并且是地方性的。”[11]查理曼帝国曾在莱茵河西部和东部建立核心统治区，但随着加洛林王朝第四代继承时发生分裂，国土一分为三，使欧洲统一成为绝响。公元962年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虽名义上统辖欧洲版图，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哈布斯堡家族曾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由于“全欧洲都担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性君主国”而纷纷起来反抗，终于酿成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欧洲版图分裂从此永久化。
这种小国林立的政治版图，使欧洲各国为争夺权力和生存资源，很早就开始勾心斗角、纷争不断。阴谋、杀戮、暴力、劫掠几乎成为欧洲政治的常态，由此决定了欧洲人的国际政治观也是“早熟”的，充满了对人性的悲观看法。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等，在骨子里都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也曾指出：“达尔文的全面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了生物界而已。”[12]这些深入骨髓的思想观念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崇尚弱肉强食、缺乏是非感的强权政治理论。以欧洲外交实践最圆熟、老练的英国为例，英国本土不及整个殖民地领土1%，却建立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其统治“诀窍”就是均势和分而治之，为一己之利不惜落井下石，牺牲他国权益。恩格斯曾揭露说:“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13]时至今日，这种以邻为壑、落井下石的霸权主义做法并未根本消除，世界格局也因此一直处在持续动荡（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入侵伊拉克）。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代表绝大多数人和被压迫者利益，反对强权政治和欺压弱小的正义哲学。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信正义力量战胜非正义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些观点体现到国际关系中，就是提倡民族平等、独立、合作，反对民族沙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存在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14]因为“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15]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正义性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定位和基本立场是基本契合的：一方面，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外交理念的实践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等，完全有别于西方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思维；另一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决定了中国要想繁荣富强，就必须立足第三世界，共同反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当前，我国又提出了完全有别于西方强权政治思维的“和谐世界”理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可以为中国这种有别于西方强权政治的反霸维和外交立场，提供有利的思想武器。
3、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实践是一种成功的“革命现实主义”
在国际政治中，“应该怎样”是一回事，“实际怎样”又是另一回事。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总是在现实世界中制定，并且也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任何一种指导性理论来说，只有能被应用于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始终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现实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不仅著书立说，而且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实践（如组建“国际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参与指导巴黎公社等等），由此留下《法兰西内战》等一批针对对具体问题的著述和思想。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包含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一批世界级伟人的理论与实践。这些历史伟人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另一方面，他们还亲身参与创造了历史，是举世公认的战略家和实干家。列宁和毛泽东等人分别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薄弱链条，以及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其丰富的哲学精髓和成功的国际战略实践值得认真总结。
列宁的国家战略思想完美地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精髓。为建立新式政权，列宁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并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将“布尔什维克”建成有战斗力的革命党，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巩固新生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列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提出不同于马恩经典作家理论的“新经济政策”；在外交政策领域，提出了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和平共处等一系列新的原则；在国际斗争中，列宁特别强调随机应变，并很好地运用了打与谈、战与和两种战略。列宁指出：“我们采用了在一切战争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迂回，退却。”[16]面临强敌军事进攻时，列宁毫不畏惧，誓死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当军事上取得与敌人的一定均势时，列宁又适时地提出和平共处的战略，甚至不惜做出重大让步。[17]如在一战结束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德国强势进攻，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力排众议，与德国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从而避免了使新生政权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悲剧。英国第一流的间谍劳伦斯曾评价列宁：“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18]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尽管犯过许多错误（如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民族问题等），但他反抗沙皇统治、参与十月革命、短期将苏联建成世界性强国、领导卫国战争等丰功伟绩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其成功之道也值得认真总结。
而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在十分险恶的国内外环境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超斗争哲学。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经历了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金门炮战（实际针对美国）、中印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不同的冲突和对手，但毛泽东一生与强敌作战，却屡屡以弱胜强。“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19]，并最终使一盘散沙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毛泽东处理国内外问题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思想：在战略哲学上奉行“绝不做空想的革命的现实主义”[20]；在战略态势上，不信邪，不怕鬼，“越怕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21]，“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22] ，并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战争艺术上，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提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斗争目标上，坚持以斗争求和平，“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在阶级立场上，坚持“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在建军思想上，提出“人民军队”和“党指挥枪”；在民族大义上，坚持爱国强国思想，坚决捍卫国家尊严和安全，毅然出兵朝鲜，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等。而毛泽东自己总结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这种卓越的战略思想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而且也为整个国家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局面。
时代发展到今天，尽管中国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本质上仍处于群雄环伺之中。中国人信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某些国家则是“人不犯我，我必犯人”。要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发展，就必须首先学会“狼”的沟通语言和生存之道，才能“与狼共舞”。而毛泽东等历史伟人高超的斗争哲学和丰富的斗争实践，是我们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制定和实施国家对外战略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案例借鉴。
4、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离不开哲学思维
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关系研究水平，乃至创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是学界同仁始终关注的共同话题。国际关系研究是个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分支。美国学者昆西·赖特认为，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学科多达23个。该学科的许多概念范畴乃至研究方法都需要靠来自其他学科的“支援”，甚至国际关系中发起的一些重大话题，如“文明冲突论”、“大国的兴衰”等，都来自于其他领域学者的贡献（亨廷顿是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是历史学家）。由此表明，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创新的自觉性和研究水平，有必要借鉴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特别是要有先进的哲学思维作指导。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23]哲学是关于世界总的理论和看法，是为其他研究提供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是深入研究的起点和基石，因而是一种“理论的理论”和“原理的原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大部分学术研究都是沿着某种世界观和特定路径来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有哲学头脑的研究者，其研究水平更容易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国际关系也需要哲学指导，而哲学武器的先进程度直接决定学术研究的水平和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先进思想。它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人类优秀哲学成果，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建立在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因而也是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24]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人类的认识工具，毛泽东称其为认识事物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任何人的实践都逃不出其范围的科学。[25]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列宁著作在全世界共有401种语言的译本，居首位；其次是圣经，286种；第三位是马克思的著作，196种。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译本，在全世界头3名中占了2席，它雄辩地展示了马列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具创意的尖端思想在国际上影响之大。[26]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高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全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在西方学界，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产生了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学派，以及拉美的依附理论等一批有洞察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中国学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并立足中国国家利益立场、面对时代赋予的问题时，将会使创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可能。
当然，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是简单的寻章摘句，套用经典作家的某一段话来论证当前国际政治问题。列宁在其晚年口授的被称为“政治遗嘱”的几篇文章中，一再强调要根据社会发展不同情况灵活采取相应战略路线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7]而毛泽东也一直反对照搬教条的“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8]邓小平也认为“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29]李瑞环曾说“学哲学要学原理，用哲学也要用原理。”[30]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思想灵魂。
 
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进国际关系研究学风
 
1、研究问题要有的放矢，要坚持唯物主义
没有真问题，就没有真学问。一个人研究水平高低与研究成果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路径的正确程度与所研究的问题重要程度。只有那些抓住要害问题，并能高屋建瓴地洞察和揭示问题真相的学者，才可能取得不菲成绩。那些资质虽然优秀，但如果穷其一生忙于对枝节问题，乃至伪问题进行研究，最终取得的成果必然是有限的，甚至可能会空忙一场。用毛泽东的话说，研究要有的放矢。“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31]
什么才算真问题、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那些时代赋予的、与现实有重大关联度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问题。理论只有与现实相结合，才能产生有生命力、有意义的命题。马恩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32]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价值更是如此。经典现实主义大家摩根索也曾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检验标准不是先验的和抽象的，而是经验的和实用的。”[33]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爱德华·卡尔也谈到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必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目的的存在，实际上是目的激活了思想。为思想而思想的做法实属反常，而且不会有什么结果。”[34]而对中国来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新型发展道路，中国在国际上也是“树未大已招风”（王逸舟语），面临许多亟需解答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学。要有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35]
若干年前，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列出当时存在的种种不良学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从欧美回来，只知道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造成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结果造成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一心向往万古不变的教条。[36]斯文虽远，余韵犹在。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学界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类似的不良倾向。
一些学者的知识结构缺乏来自历史和实践的浸润，而主要依靠从书本（尤其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书籍）中获得。但西方理论产生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同时也是为特定的国家提供理论服务的。例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是为当时头号工业强国——英国对外经济扩张服务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针对国内日趋凸现的种族问题发出的战略预警；基欧汉的《霸权之后》是为失掉了霸权之后的美国如何用制度控制世界进言献策；约瑟夫·奈强调软权力，同样是为了尽可能保住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当前一些学者不加辨析、缺乏针对地照搬西方理论，其结果就是反认他乡是故乡，将别人关注的问题误认为自己的关注焦点，将别人针对本国问题开出的药方误认为自己也适用的万应良药。因此，若干年前，就有清醒的学者发出“连问题也需要从国外引进”的感叹。表面上看，这是学术原创力匮乏问题，从深层看，则是学者与中国实践结合不够的问题。
同时，一些学者热衷于充当某一流派的开先河者，而不注意其圈占土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供其深入挖掘，换言之，就是不注意寻找和研究真问题和重要问题，由此导致话题越来越虚，“理论创新”脱离实际，光说一些“不打粮食”的话。近年来，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制度、观念、文化等精神性因素的影响，鉴于这些软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重视研究这些因素无可非议，但凡事都要有度，“真理向前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脱离硬权力奢谈软权力重要性，就会出现“精神决定物质”、“观念决定行为”，以及“制度决定一切”等颇具迷惑性，但又经不起验证的新奇理论。
从哲学角度看，这些理论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不管是强调外在于主体的抽象精神力量（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决定事物发展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强调主观意愿决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唯心主义，早已被证明是一种错误（至少是有致命缺陷的）哲学思想。事实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7]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出发阐释问题，而从观念[38]（乃至制度）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出发阐释问题，只会引发国家战略的错乱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动荡。
当前，用“观念与行为互动”模式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甚为流行。这一理论看似全面深刻，实则带有循环论证成分；它看似超越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分，实则仍是一种唯心主义。这种理论不仅妨碍了对事物真相的深刻洞察。更重要的是，在各谋其利、充满对抗性矛盾的国际社会，少有靠观念建构出来的事物，而更多是用实力建构的例证：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北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倒是将“全人类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结果换来了苏联解体。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主动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进行东扩。事实上，这种观念主义更适合类似欧洲这样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地区。而在存在对抗性矛盾的世界其他地区，以善意和妥协求和平，只会使对手得寸进尺，无端助长其气焰和野心。因此，在国际政治中，观念是靠不住的。
而“制度决定论”者则动辄将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将一切问题的解决归结于制度变革。殊不知，制度本质上属于外在于客观现实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性因素，因而“制度决定一切”本质上也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中，一种制度能否发挥作用或发挥多大作用（也就是它是一种强制度还是弱制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客观环境。如果无视客观实际而强行植入某种制度，结果很可能是“淮橘成枳”，甚至“试图将人间带上天堂，结果却将人间变成了地狱。”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战争：他发动战争的理由，不是基于伊拉克的现实威胁，而是“接受上帝的指引”；在伊拉克战后改造问题上，不是尊重并保留在当地行之有效的国家机器（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民主必然带来繁荣”，结果使伊拉克政治社会结构像摔碎的玻璃杯一样，再也无法复原，从而使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几十年来罕见的战略困境。
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用唯心主义指导国际战略，无异于开启了一条通往动乱和亡国之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本，经不起类似美国那样的反复折腾。一旦我们用主观主义指导外交战略，用“善意换取善意”的方式谋求中国安全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让中国做现代版的东郭先生。所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必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2、坚持人民立场与爱国主义
从终极意义上说，得出怎样的结论和观点，比研究怎样的问题更为关键。学术研究总是存在“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研究理路，但真正能拿出原创性的东西，主要仍要靠从繁多复杂的材料中提炼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六经注我”的方式。但同样一批材料，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解读，进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相反。这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由此涉及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理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多数民众代言，还是为少数精英服务；是心系国家安危，还是不自觉地充当对手的发言人。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尽管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归根到底，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此外，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9]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以至今不衰，就在于它公开声称是为穷人和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马恩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得到亿万人景仰，就在于他们完成诸如《资本论》这样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为穷人立言的不朽之作，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因此，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立足人民立场，矢志为人民服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为人民服务就意味着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人民立场意识首先体现为最能有效实现人民权益的国家利益意识，简言之，就是爱国主义。从哲学上说，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一般性。而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国家利益，就谈不上人类共同利益。尤其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具备了消除阶级差别的政权基础，阶级身份逐渐被公民身份所取代，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内涵日益重叠。因此爱国立场实际就是人民立场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
国际关系研究无国界，但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是有祖国的。因此，对这些学者来说，知识数量和理论化水平固然重要，但其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为谁服务。没有了爱国主义前提，便可能敌友不分，甚至认敌为友，客观上走向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内一些学者打着“创新思维”和“理性看问题”的幌子，得出的观点和结论却有悖常情和事理，如否定、丑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英烈（如置疑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人物的事迹），否定民族文化（如主张取消中医），否认民族历史记忆（如将纪念抗战抹黑为仇日宣传）、否认民族产业（认为没必要发展民族品牌）等等。“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在群雄并立，各为其主的国际社会，一个不珍视自己的历史伟人和历史功绩的民族，不仅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且可能是最先垮掉的民族。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客观研究，所以学者应保持价值中立，避免站在哪一边，或干脆认为这是无所谓的事情。这种有意回避立场选择的态度，实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蒲鲁东式的矛盾人格：“他在自己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40]国际关系是个现实感很强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重大问题（不管是理论还是经验问题）研究，归根结底都是指向现实的，因此立场问题无法回避。即使在一向以自由开放标榜的美国，其成就卓著的学者，如马汉、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乃至前文提到的基欧汉、约瑟夫·奈、亨廷顿等，无不是殚精竭虑地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
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选择正确立场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首要问题。从理论上说，世界本身就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无处不在，也是回避不了的。一个国家在可支配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必须确定主攻方向（也就是主要矛盾），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无立场则无方向，无方向则无战略，无战略则无战术。因此，在国际政治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1]从当前中国现实看，目前中国的地缘政治薄弱点和矛盾汇集点明显在东部。台独猖獗、日美联手围堵中国等问题日益对我构成挑战严峻，这些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对抗性矛盾。一些学者试图左右逢源，不偏不倚，但其研究理论一触及到实质问题，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空谈超越现实和制度改革，还有人得出“即使台湾宣布独立也没关系”的机会主义结论。因此，没有立场的学问是没有用处或只有反作用的学问，其指导下的实践只能是一种鸵鸟政策。
 
结语
 
在相当长时间里，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条倍受冷落，而西方理论无论良莠统统成为追捧对象。一些学者言必称“欧洲美国”，开口必“民主自由”，还有人对“美国治下的和平”，甚而“武力输出民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现实是最有力的课堂，小布什等美国新保派是最好的反面教员：美国频频发动战争的黩武做法表明，美国不是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而是破坏性因素；伊拉克战后政局严重动荡表明，盲目移植西式民主不会带来繁荣稳定，只会引发新的混乱和动荡，乃至制造出真正的“失败国家”；美国深陷伊拉克至今难以脱身表明，美国貌似强大无比，实则仍是一只纸老虎。所有这些，让那些唯心论者和“唯武器论”者头脑开始清醒，由此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恒久价值。就此而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思想恰逢其时。
 

此文刊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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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著作大体包括：罗振宇等编著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管文虎等主编的《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导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燕铭、刘青建等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爱华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郭树勇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和《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一批质量很好的学术论文。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词语。依照《哲学辞典》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还包括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实践。参见刘延勃等编：《哲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3]（美）埃尔弗雷德·马汉：《海军的管理与战争》，转引自（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第435页
[4] 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基本特点》，载《学习时报》2007年2月6日。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7] 参见（美）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8] 王家福：《世界六强国盛衰战略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9] 王家福：《世界六强国盛衰战略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10] 刘鸣：《对现代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地缘差异的思考》，《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
[11]（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1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页。
[17] 李爱华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
[18]（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19]  李际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转自郭树勇主编：《战略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32页。
[2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3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25] 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26] 王家福：《世界六强国盛衰战略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2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8页，转引自李爱华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第451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09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30] 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80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3]（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4]（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5] 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797-79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38] 这里的“观念” 的含义完全不同于“战略意志”。
[3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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