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中国外交界长出的怪胎

李定凯（2009.6.4）

吴建民者，没当过大官，曾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后任驻法国大使，回国后当外交学院院长，现任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官衔未越过司局级。可是此公在国内名声却不小，在他离任驻法大使后，与外交界其他同级或上级官员相比，他亮相电视台、讲坛的频率超乎寻常的高，报刊记者也很追捧他，俨然似乎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解说者。究其原因，是他比较“出类拔萃”，常常语出惊人，近日《文摘报》（　2009年5月17日　）引自《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就是一例。　　

报道中的记者问：“有人认为当前世界是一个需要继续斗争、继续革命的世界。对此，你怎么看？”吴氏答道：“这个问题非常重要。20世纪很长时间里，世界的主题是革命和战争，但时代是会变化的。80年代初，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也就是说，时代主题变了，和平与发展取代了革命和战争。”“‘一国两制’跟革命与战争时代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考虑到中华民族包括香港、澳门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外国在香港、澳门的利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有些人还是用革命与战争时代的观点来看待今天的世界，这是跟时代的特点不相吻合的，会把我们引向歧途。”记者又问：“这种观点为什么仍然存在？”吴建民借题发挥说：“我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着很多人的思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否定，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来完全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就搞改革开放。所以，一些人仍然以旧有的思想来看待世界。这种思想将会引导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对此如果不注意的话，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伤害。”“一个狭隘、偏激、极端的国家是可怕的。……中国需要朋友。在全世界去找敌人，树敌，这不愚蠢吗？”　　

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吴建民在这里至少犯了三个明显的错误，就是：1. 有意混淆时代性质和世界在一个时期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区别；2. 否定人们对国际阶级斗争的认识是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客观矛盾的反映；3. 恶意污蔑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路线和政策。　　

世界的时代性质是由一定的世界经济、政治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进行剥削和统治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将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垄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 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进入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证明了列宁论断的正确性。因为世界上帝国主义仍然存在，而且它的力量仍然强大，所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坚持列宁的论断，认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吴建民认为现在时代的性质变了，成了“和平与发展”，这不仅歪曲了时代发展的本质，而且也篡改了邓小平谈话的原意。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为了打消日本企业界对中日两国发展经济技术合作的疑虑，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阐明中国的发展不仅不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驳斥了国际上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好战”的谬论。邓小平是从“经济角度”谈“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是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矛盾的大格局下进行思考的，落脚点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讲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指中国发展起来了，会增强世界上制止可能由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引发世界大战的力量。邓小平没有说现在时代的性质就是“和平与发展”。（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04 – 106页）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从邓小平讲过“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以来，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相反，由帝国主义对世界的争夺而引起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由帝国主义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日益严重。两次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南斯拉夫解体、伊拉克战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高加索（南奥赛梯）战争、非洲一些国家（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的内战、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等等，要么是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出面，要么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影子。“金融战争”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中国威胁论”或明或暗、或强或弱从不间断；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武力存在，不断向台湾（美国承认其是与之有正常外交关系的中国的一部分）政权出卖先进武器，派飞机、舰船进入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所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国际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阶级斗争问题）的现实，不是哪个人杜撰出来的，任何有爱国心、有正义感、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都不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常常发出对帝国主义的声讨和批判，表达“中国不高兴”的感情。可是，吴建民却把人民思想中这些对现实的回应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着很多人的思维”，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无知吗？中国官方大小会议和文件、新闻媒体、右派精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30多年了，结果阶级斗争还在“影响着很多人的思维”，难道吴建民竟愚蠢到不能换个思维方式去找找其中的原因？　　

更为可恶的是，吴建民还不怀好意地影射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路线和政策是“狭隘、偏激、极端”、“在全世界去找敌人，树敌”，而且还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对吴建民的无耻烂言是不需多加驳斥的。正是在那次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郑重地对日本客人说：“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看来，吴建民想打邓小平的旗号为自己的劣行遮掩，恐怕是枉费心机了。　　

古今中外，凡是忠于自己国家民族的外交官员，无不把“斗争”这两个字时刻萦绕于胸，因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常常伴随着利益的冲突和角力。吴建民曾经身为代表中国的外交官，可是头脑里却只有“和平”没有“战争”，只有“朋友”没有“敌人”，只有“发展”没有“革命”，这不是一个“外交怪胎”是什么？他最近在美国，更侈谈什么中国外交要韬光养晦100年，向帝国主义献媚邀宠。可是邓小平只说过要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难道改革开放就是韬光养晦？　　

吴建民这个“外交怪胎”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他当驻法国大使的时候。据我看到的一份材料，当时他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机会，以驻法国大使馆的名义，向国内送交了一份《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兴与衰的启示》的报告，虽然其中充满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大概由于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同一般，吴建民这个“外交怪胎”就得到了各种营养的输入，迅速大模大样地发育成熟了。　　

按照历史辩证法，其实说怪也不怪。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民族英雄，也浮出了不少汉奸败类和投降派。汉朝的中行说和李陵、宋朝的秦桧、明朝的吴三桂、清朝的李鸿章，及至中华民国的汪精卫、周佛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彪之流，都是有名的汉奸和投降派。这些人物之所以走上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邪路，有的是为个人恩怨而不顾大义，有的是贪生怕死，有的是不识时务，有的则是与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时下的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出现了李锐、谢韬、辛子陵、高尚全、吴建民等一批招摇过市的人物，他们并没有被敌人用刀架在脖子上，然而却不遗余力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鼓吹中国对内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对外要投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怀抱，这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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