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生产顶峰与能源帝国主义（全文）　　

作者：John Bellamy Foster于2008年5月25日　　

译者：余治国（yuweiyuwei4@hotmail.com）于2008年9月5日　　

原文网址：http://www.monthlyreview.org/080707foster.php　　

　 　

背景　　

21世纪伊始，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公然兴风作浪，这似乎是归因于妄图依靠世界经济支配权来获得对逐年衰减的石油供给之控制权。1998年开始，国家安全部门启动了一系列战略性能源措施应对美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1）美国对国外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超过50%门槛；（2）储备性世界石油生产能力都已用光；（3）石油消费资源的来源比例越来高地集中于波斯湾；（4）对石油生产顶峰的无名恐惧。　　

对世界石油既得利益的应对应该是采取Michael Klare在《鲜血与石油》一书中所说的“全球性石油开采最大化战略”（strategy of maximum extraction）。2 这就要求，作为霸权力量的美国，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想办法来扩展对世界石油储备控制的权力，以此达到提高石油产量的目的。显而易见，911事件之后对阿富汗（西方出入里海湾石油与天然气在地缘政治上的门户）的侵入与占领，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美国军事活动在几内亚湾（华盛顿把这里看作是与北京的竞争）的迅速扩张，以及直接来自于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不断增加的威胁——所有这些对能源帝国主义来说都是危险新时代到来的信号。 　　

　 　

石油地缘主义　　

1998年4月，美国进口石油量首次突破石油消费的50%。此门槛的跨越标志着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假设在既定讨论的场景背后首先要有一个高度概括的轮廓，那么，对世界石油即将达到石油生产顶峰的恐惧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个关键事件便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998年3月公开发表的退休石油产业地质学家Colin J. Campbell和Jean H. Laherrère的文章 “廉价石油的终结”（The End of Cheap Oil）。“廉价石油的终结”预测世界石油生产可能会在10年内达到顶峰 。Campbell和Laherrère的文章和石油生产顶峰的问题立即在《1998年世界能源概况》中吸引了国际能源组织、OECD能源组织的注意力。国际能源组织宣称，即使采纳对世界石油储备真实程度与存在钟形生产曲线（但却没有Campbell所提议的石油价格的急速上升）的悲观主义者之假设，他们的长期供给模型不会在2008–2009年之前达到石油生产顶峰.。另外，使用国际能源组织自己的石油储备假设，会把石油生产顶峰推迟10年左右。3然而，这个结论也好不到哪去。英国北海石油生产在1999年达到顶峰 (两年之后，挪威石油生产达到最顶峰)，因此，紧迫感日趋加深。　　

Matthew Simmons——西蒙休斯敦能源投资银行与国际公司（the Houston-based energy investmentbanking firm Simmons and Company International）CEO ，国际天然气委员会（the National Petroleum Council）和国际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员，1999年在《中东观察》（in Middle East Insight）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由于高采油技术的出现主要油田会更快地耗尽。高采油技术的引入更可能提高石油耗尽的速度，而不是先前设想的延长油田的生命周期。 有关“1970年以来开采的”油田，Simmons强调，“几乎所有这些新油田都已经达到了生产顶峰，并都有极快的开采量下滑速度……并且，当那些具有稳定产量的巨大的老油田也开始逐渐耗竭时，全球平均耗尽速度（depletion rate）是多少？”4　　

在2000年，由于对削减石油供给问题的关注，Simmons成为了布什总统竞选的能源顾问。就像他在2008年2月的访谈中详述的一样,他“不理睬”（ pull aside）把布什总统的嫡亲堂兄弟，其曾于2000年3月初通知Simmons早点和能源部长助理Bill Richardson会晤。Richardson当时已被派去核查欧佩克国家的备用的石油生产能力。Simmons给布什堂兄弟的报告如下：　　

我说过，“当某些美国能源政策制定者召唤你并且20秒钟说5遍说‘他妈的’之时，这就意味着情况比他们所警告我们的更加糟糕。” 我还说过，“现在与选举之间这段时间，如果一切都爆发并且布什接受错误信息的话，他可能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头儿说错话，但若这样的话，布什将会经受挫折。”那给我帮助创建布什竞选时所启动的综合能源计划拖了后腿。5　　

Simmons曾是就不断增加的石油生产约束条件提供咨询的布什切尼能源过渡咨询委员会成员。他 2005年的书《沙漠薄暮：正在来临的沙特石油冲击与世界经济》（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宣称，沙特石油生产顶峰正在临近。该书已经成为提出石油生产顶峰观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6 　　

就大量背景资料来看，美国能源部的能源信息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早在2000年七月就完全操纵了一个石油生产顶峰论题的评估。为了反对那些看到早在2004年石油生产顶峰将会发生的人，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得出结论：“一般而言，全球石油生产在其开始下降前，可能会连续增长20来年或者更长时间。”然而，这个分析本身对既得利益者并不完全可靠，因为该报告暗示世界石油生产顶峰可能会于2021年到来。7　　

对有关全球石油供给问题的这些关注在1998-2000年间尚未得到权力机关的注意，不过这些关注却引起了美国内部圈子对石油采集问题的自然规律与石油生产顶峰问题缓解的策略方法之广泛争论。这个论题又和诸如新美国世纪项目（the 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这样的团体所提出的关于美帝国扩张的更加广泛的论题结合在一起。8 　　

在美国国会武器服务委员会（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am） 前主席Nunn和前国防部长（和前能源部长）James R. Schlesinger的驱动下，1998年7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发起了战略性能源行动。2000年11月， 战略能源行动发布了一个由Nunn和Schlesinger联合担任主编的三卷本报告即21世纪地缘政治学（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to the 21st Century）。该书强调，面临着世界其他地方下降的石油产量和日趋高涨的需求，波斯湾为了满足全球石油需求必将在2000–2020年提高80%的石油产量。　　

主要集中于Campbell、Laherrère和Simmons的观点，2000-2010年这10年中全球石油生产顶峰的问题被检验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战略性能源行动正式发布一个意见，该意见认为，全球石油生产顶峰将于2010年达到。无论如何，该报告使石油生产顶峰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宣称，美国要有专门的应对措施来维持全球石油供给，美国还要拥有畅通无阻的全球石油输入渠道。整个报告所强调必须要找到一些方式以提高来自美国经济制裁下的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出口量。9 　　

2001年， 莱斯大学James Baker III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James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和国际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联合资助了一项21世纪战略能源政策挑战（Strategic Energ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的研究， 该研究由能源分析专家Edward L. Morse主持。研究团队既有如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的Morse和Daniel Yergin这样的乐观主义者， 也有如Simmons 这样的悲观主义者。国际关系Baker研究所/委员会（Baker Institut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报告强调全球石油储备恰可维持数十年,但报告也宣称全球石油由于在新产能上的低投资和“某些国家的动荡不安”正面临着供给紧缩。过多的产能已被浪费掉并正下降到一个微不足道的产量，这部分是因为产油国将石油收入投入于社会性项目而不是增加新产能。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关系Baker研究所/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伊拉克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摇摆不定的石油生产者，伊拉克维持着地较低的石油产量，并且在前些年，“当伊拉克感到打开或关上石油管道符合它的战略利益时便会这么做。”这显现出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越来越严重的危险，这种危险包括“萨达姆. 侯赛因（Saddam Hussein）让伊拉克石油长期脱离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事实上，战略能源报告强调，“伊拉克石油储备”，“其主要价值在于能够快速增加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石油产能并能给石油贸易带来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石油供应者。”提高伊拉克石油产能的投资是必要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处理萨达姆. 侯赛因。　　

总而言之，国际关系Baker研究所/委员会报告强调，因为存在石油价格上涨的危险并且石油一旦短缺便会使“美国显得更像一个不发达国家。”，赌注下得实在是太高了。　　

问题的答案则在于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对全球石油资源的开采要有一个直接作用。这就要求目前由国有石油公司支配的石油政治与经济必须要改弦更张，但这样就会第三世界国家 “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于是，这就必然要求集中于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跨国石油公司再次担负起石油储备与投资的责任。10 　　

2001年5月,白宫在副总统切尼指导下发表的《国家安全政策》（National Energy Policy）接受了国家安全分析专家们做出的有关战略性能源政策的那些报告的观点。该报告也强调了美国石油安全的需要，该报告还强调，整个美国石油产量自1970年顶峰过后已经下降了39% ，并且美国天然气与民用燃料油消费在2020年之前对国外进口的依赖将提高到至少2/3。2001年5月，布什总统警告说，对外国原油的依赖让美国的“国家能源安全”被“外国人，其中一些还分享了我们的利益的外国人”掌控。　　

就长期全球石油供给前景而言，美国能源部2001年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反映了一个1999年到2020年波斯湾石油产量加倍的需要，以此达到满足全球预期需求的目的。但因为没有一种对波斯湾石油产能扩张的大规模投资，比如伊朗、伊拉克甚至沙特这样的关键国家似乎都没有能承担这种投资，因此，这个乐观的预测不太可能达到。要知道，伊拉克2001年原油产量比1979年低31%，而伊朗则比1976年下降了大约37%。这两个国家都被看作是石油生产因低投资与经济制裁的影响而低于可达到的产量。国际能源组织估计波斯湾国家将必须要在2030年之前投资1万多亿美元于新设备和技术提高石油产量才能达到报告所反映出的石油生产水平。11　　

2001年春，美国国家安全和能源分析专家与能源公司、布什政府一起得出结论，尽管存在客观的石油储备，但产能仍然极度紧张，这预示着价格冲击将一波接着一波到来。只有大幅度提高整个波斯湾的石油产量才能够弥补未来二十多年石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毕竟，石油生产顶峰的幽灵横躺于这一切之后。　　

布什政府不去考虑通过缩减消费来解决需求的问题，反而像以前历届政府一样，转向作为最后担保人的军队。就像Michael Klare在他《鲜血与石油》一书中所写的：　　

在911事件之前的数月中，布什政府制定了一个美国控制波斯湾与应对不断增长的石油采购的综合性战略。该战略不可能永久定形于唯一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白宫文件。更确切地说，政府采纳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把针对波斯湾的政治、经济、军事行动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蓝图。这种方式——我称之为最大化采油战略——主要为了提高海湾主要产油国的出产量。但因为希望获得的产量增长要由该地区的不稳定状况与战争所决定，该战略还需要加强军事干涉力度。12　　

军事的议题就是，当面临着不稳定信号的不断增多要增强沙特阿拉伯的实力，同时在伊拉克设法改换政权，并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布什政府的关键人物如Donald Rumsfeld 和Paul Wolfowitz 已正力图在大选之前入侵伊拉克。一旦2001年1月军事攻击开始，对恐怖主义之战首先会引起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使美国拥有了通过中亚和里海盆地的地缘政治性的门户（和输油管道路线），紧接着就是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从石油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将萨达姆. 侯赛因赶下台并占有伊拉克意味着，对中东石油安全的加强，显示出一种伊拉克石油产量猛增的可能，同时为美国加强对海湾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配权提供一个舞蹈的平台。美国对中东与中东石油的战略性控制能被看成是 “新美国世纪”奠基的关键。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其任职的整个任期内是美国的顶级经济官员。格林斯潘在他的《2007年，混乱的时代》（The Age of Turbulence in 2007）一书中写道：“众人皆知：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我因在政治上不不便于承认这点感到非常沮丧。”格林斯潘宣称，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不要被看成像以前一样的为了保证海湾地区石油安全的西方军事干涉，例如：“1951年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Mossadeq国有化的反应和反转[这导致1953年CIA推翻了伊朗首相Mossadeq来扶持Shah政权的建立] ，英法两国1956年企图再次从控制了通往欧洲的苏伊士运河关键运输线的Nasser总统的手中接管运河的失败努力和反映和反转。”对格林斯潘这个1990年代到2000年初的金融资本首席发言人来说，美国入侵伊拉克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军事作用，能被以下的事实找到借口——“由过去1/4世纪的石油需求增长速度来看，未来1/4世纪的全球石油需求量将要比现在的消费量高1/4-2/5以上。”并且，石油产量的巨大增长主要需要来自于波斯湾的石油生产，那儿拥有全球石油储备的2/3，因此，波斯湾将是未来石油开采量大幅度增长的主要来源。13　　

尽管不是政府批评了格林斯潘的观点，但是，占领伊拉克的主要原因是石油，这是难以否认的。2007年9月13日，布什政府在黄金时间的电视讲演中宣称，假如美国撤出伊拉克，“极端主义分子将能控制全球能源供给的一个关键部分”。14 　　

　 　

石油生产顶峰：全球拐点？　　

5年的时间已经逝去，但由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全球石油供给问题正急剧恶化。对伊拉克石油潜在增长量的评估要优先于战争，该评估认为，伊拉克经济制裁的取消有可能会在十年内将原油产量从以前1979年的最高日产量3.5-6mb/d（million barrels a day，百万桶/日，缩写为mb/d）提高到6甚至10 mb/d。15要知道，伊拉克2007年原油平均年产量比起2001年下降13%，换句话说，日产量从2.4 mb/d下降到 2.1 mb/d。2001-2005年间，整个波斯湾的石油产量提高了2.4mb/d，伴随着全球整个石油生产的停滞，随后的2005–2007年，波斯湾石油生产下降了4%。16　　

当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时，石油生产顶峰如同鬼影一般笼罩于全球。现在，所有的世界石油问题的各种讨论中，石油生产顶峰问题都不可回避。石油生产顶峰并不等同于石油耗尽。而是说，石油生产顶峰仅仅意味着是由最高产量的到来以及随后出现的产量下滑，这主要是由地质与技术因素所决定。开采已探明油井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对称钟形曲线，石油开采的曲线刚开始比较稳定，如以每年2%的速度稳定上升直到达到波峰，此时一半的石油已被开采完。一个国家的石油产量仅仅是各单个油井产量的总和，一国石油产量（national oil production）的变化也能被预期为呈铃形曲线的形状。地质学家很擅长于估计一国石油生产顶峰点到来的时间。石油地质学家M. King Hubbert在1950年最先发现这些评估方法，因成功预测美国石油生产顶峰将发生于1970年，他获得了享誉世界的盛名。因此，最终的石油生产顶峰有时候以“哈伯特顶峰”（Hubbert’s peak）而知名于世。　　

一般说来，石油生产顶峰被看作是易于开采的原油供给达到顶峰的术语，石油储备评估主要也是基于易于开采的原油供给。还有一些难以开采的石油来源，生产这些石油需要搞得多的成本，换句话说，是低得多的能源投资回报比(energy returned on energy invested ratio ，EROEI ratio)。 这包括重油（heavy oil）、油砂（oil sand）中的石油和页岩油（shale oil）。当价格上升，这些石油来源中的部分变得越来越适合于开采时，并且，特别是从财务或环境成本看，耗油费用越高它们就越适合开采。据评估，在Alberta，这种石油产量中的2/3要被用来补偿能源和其他与在油砂地（tar sands）开采原油相关的成本。从油砂中每生产需要100万桶的合成石油就需要1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2吨油砂才能开采出1桶石油。油砂开采还需要大量的水，每开采一桶石油就要产生2.5加仑的有毒废水。废水被存储在巨大的并且的还在迅速扩大的尾矿（tailing ponds）中。这样，经济与环境成本高得难以承受。因此，石油生产顶峰必然标志着廉价石油的终结。17　　

石油生产顶峰争论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油田的发现达到顶峰，然而，新发现油田的平均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持石油生产顶峰即将临近观点的那些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对已确证的石油储备之评估因为政治原因普遍被夸大，真正可以开采的石油储备可能相当地少。通常那种原油生产保持现有速度可以可以维持40年的惯常的观点应被视作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这种观点夸大了地下石油储备还轻视了对石油需求与生产水平不断上升的经济需要。正因为如此，石油生产顶峰分析专家才关注生产水平而不是石油储备量。　　

石油生产顶峰危机比普通的能源危机更加严重，因为石油不仅是各种燃料的来源也是最好的运输工具的液体燃料，很难找到在数量上与其媲美的替代物。因此，超过2/3的美国石油需求是用于轿车和卡车燃料的汽油和柴油消费。因而，易开采石油即将来临的生产顶峰对目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机会造成极大的打击。剧烈的经济紊乱与衰退可能会指日可待。18　　

石油生产顶峰的争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常是激烈的，而现在主要是集中于两个基本主张。其中之一是早到派（early peakers）的观点，他们主张，顶峰大概将在2010-2012年内达到，并也可能在2005-2006达到。另一个则是被称为晚到派（late peakers）的观点，他们主张，世界石油生产顶峰将在2020-2030年间达到。19由此可见，一个共识正逐渐达成，即石油生产顶峰正在或不久将会成为一个现实。现在首要的问题在于：顶峰还要多久才会来到，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否已是一个首要问题？(原文：The chief question now is how soon, and whether it is already upon us. )　　

另一个思考是，全球石油生产是否将按照一个典型的钟形生产曲线变化，沿着该曲线现向细长圆润的顶峰爬升，随后就快速下降（这是被看成一条对称曲线）——或者，生产曲线上升的坡度较缓，若二阶可导，即顶峰附近区域的二阶导数的绝对值非常小，当爬升到高峰开始下降前会徘徊于其上一段时间，这段曲线便是平台期。事实上， 世界石油供给已经在过去3年来以85mb/d的产出水平一直徘徊于平台期。因此，这已经证实了这个观点——这便是生产顶峰开始时所形成的形状——是正确的。 　　

图 1:全球石油生产与供给

　　 

　 　

　　　　　　　　　　　　　　　　　　　　　　　　　　　　　　　　　　　　　　　　

来源：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Monthly, April 2008, http://www.eia.doe.gov/ipm/supply.html, tables 1.4d and 4.4. 　　

图1表明，从1970-2007年，全球石油生产/供给量。根据国际能源组织（国际能源组织才拿一个几乎一致的核算方式）的数据，“石油”定义为包括“所有的液体燃料并被看成产量高低”。来源包括“天然气液体和固体、精炼加工产物、难以开采与易于开采的石油。”易于开采的石油或原油时容易处理的石油，这种石油“通过生产油井的方式从地下油气藏（hydrocarbon reservoirs）生产出来的”。难以开采的石油则源自其他处理方式，如液化天然气（liquefied natural gas）、油砂、油页岩（oil shales）、煤制油（coal-to-liquid）、生物燃料（biofuels）和/或 [其他燃料]……需要附加处理来生产合成原油。””20图1中，下面的线，命名为“原油生产”（crude oil prduction） ，仅与易于开采的石油有关。上面的线，命名为“全球石油供给”（ world oil supply），还包括难以开采的石油加上精炼净获得物。“原油生产”线显示出在2005-2007年一个非常轻微的下倾，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油生产从2005年平均73.8 mb/d 下降到2007年的73.3 mb/d 。然而，在相同时期内，由于难以开采石油的来源补偿了原油生产的下倾，“全球能源供给”线却保持 大约85mb/d的产出水平，结果，“全球能源供给”线在2005-2007年，看起来更像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平台期中。 　　

为了解释平台期更可能是世界石油生产顶峰的开始，Richard Heinberg——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顶峰论的支持者写道：　　

为什么是平台期呢？石油生产被一系列的条件（经济衰退，石油需求的下降）所约束，其还被政治事件所约束，如战争和革命。另外，生产曲线的形状被一系列因素所修正，如难以开采的石油（包括重油、天然气植物凝结油[natural gas plant liquids——译者注；查阅国际能源组织网站http://www.eia.doe.gov/glossary/glossary_n.htm，其释义为Those hydrocarbons in natural gas that are separated as liquids at natural gas processing plants, fractionating and cycling plants, and, in some instances, field facilities. Lease condensate is excluded. Products obtained include ethane; liquefied petroleum gases (propane, butanes, propane-butane mixtures, ethane-propane mixtures); isopentane; and other small quantities of finished products, such as motor gasoline, special naphthas, jet fuel, kerosene, and distillate fuel oil。]、油砂地）随着新开采技术的诞生越来越容易开采。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将会给生产顶峰一个缓冲作用并延长下降曲线。21 　　

部分因为地质与技术的原因，部门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平台期因之而正在出现的观点，现在已经在工业中成为主流。2007年11月，《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说：　　

部分因为地质与技术的原因，部门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平台期因之而正在出现的观点，现在已经在工业中成为主流。2007年11月，《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说：　　

越来越多的石油工业领袖支持一个长久以外被视作边缘性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正接近原油——每天都喷涌而出的原油之生产的最高界限……原油生产顶峰观点的铁杆粉丝们—他们包括从西方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到主要产油国的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不相信全球油槽已经到到达将要急转而下的拐点。但是，他们都认为，全球石油生产的天花板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正在来临：对接近油田的限制，螺旋上升的成本，日益复杂的油田地质条件。因而，他们坚持认为，生产平台期而不是拐点已经到来， 石油生产会保持相对稳定而不是上升到拐点转而急速下降。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提到了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评估，该评估断言：顶峰会于2030年达到，此顶峰一开始时将会显示出进入一个轻微波动的平台期。但是，该文章还认真引用了Simmons的观点，Simmons指出，由于老油田的生产下降，提高的相当于目前阿拉斯加油田10倍产量的平均日产量需要的“恰恰是保持平均”，的确，“尽可能使生产保持得更长久”，他建议道，与易开采石油的全球生产顶峰相联系的危机会在2008-2012年出现。作为对与此类似的担忧之回音——一些石油经理唤起这样一个幽灵——1亿桶的石油供给天花板（易开采和不易开采的石油），石油供给可能会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迅速陷入不能满足期望需求的短缺状态。22　　

石油生产国过去达到顶峰的时间 (顶峰时间)　　

奥地利 (1955),德国 (1967),美国 (本土48州, 1971), 加拿大 (conv. 1974),罗马尼亚 (1976), 印尼 (1977),美国 (阿拉斯加州, 1989),埃及 (1993), 印度 (1995), 叙利亚 (1995), Gabon (1997), 马来西亚(1997),阿根廷 (1998),委内瑞拉 (1998),哥伦比亚 (1999),厄瓜多尔 (1999),英国 (1999), 澳大利亚 (2000), 阿曼 (2001), 挪威 (2001), 也门 (2001),丹麦 (2004), 墨西哥 (2004).　　

来源: Energy Watch Group, Crude Oil: The Supply Outlook, October 2007, 11.　　

假设目前世界石油生产是平台期的表现，并且石油供给似乎被死锁于85mb/d的水平上，一些分析专家认为顶峰已来到的观点并不让感到惊讶。正因如此，Simmons和德克萨斯州的石油亿万富翁T. Boone Pickens 都提出生产顶峰是否在2005年已来临的问题。然而，既拥有科学家又拥有德国国会议员的德国能源观察机构（ Energy Watch Group）却坚持认为，“全球石油生产在2006年达到顶峰。”23　　

当然，就舆论来说，石油顶峰问题通常被权威的信息发布机构和媒体赋予为一种“边缘性议题”的特征。然而，在过去十年，此问题一直被系统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最高阶层——政府与企业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2005年2月24日，美国能源部发布了一个委托报告，题目叫“全球石油生产顶峰：影响、缓解和风险管理”（Peaking of World Oil Production: Impacts, Mitig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该研究项目主持人是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的Robert L. Hirsch。Hirsch以前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埃克森公司（Exxon）和大西洋富油田公司（Atlantic Richfield Company，ARCO）都担任过经理职位。Hirsch报告给出结论：石油顶峰会在大约20年后来临。“甚至最乐观的预测者” “报告陈述道，“都认为，全球石油生产顶峰必将在25年内来临。”然而，能源部所委托的Hirsch报告的主要重点在于巨量能源的转换之主题，经济，尤其是运输需要能源转换，这样才能减轻廉价石油终结所带来的有害作用。在1/4世纪（至多）内，改变所有美国轿车、卡车和飞机所采用的能源，这个大问题看起来实在是个难以处理的困难。25 　　

2005年8月，Hirsch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公告（Bulletin of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作了一个对“不可避免的全球石油生产顶峰”的分析。他在公告中声称，“以前的能源转换（木材到煤，煤到石油，等等）是逐渐发生与演变的；可石油顶峰却是革命性地突然到来。世界从未面临过像这样的问题。在事实面前，此问题至少十年内是没有有效的缓解渠道的，可以预测，这个大问题将蔓延全球并永久持续。”26　　

与此类似，2005年9月，美国军方发布了一个重要报告，该报告说：　　

2003-2005年石油价格上涨了1倍，这并不是什么异常现象，而是未来图景的一个预演。石油生产正在接近顶峰；可以预期，在未来5-10年，可开采石油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慢。当全球石油生产达到顶峰时，地缘政治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将会引起价格剧烈上涨和安全风险。人们可以以全球石油下降为脚本来推测未来的石油产量。27　　

其实，迄今为止，统治集团毫不怀疑石油短缺和生产顶峰不久或者很快就会来临。国际能源组织在《2005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到Simmons《沙漠薄暮》中的观点—— 沙特阿拉伯超大的Ghawar 油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可能”，以国际能源组织的字眼表述，“假如一直维持目前状态的话，就接近达到顶峰了。”同样，美国能源部开始的时候拒绝Simmons的评估，可在2004-2006年却改变了原先的主张，将沙特石油生产的设想降低到2025年时下降33%。28　　

2007年2月，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缩写为GAO）发布了一份75页的《原油》报告，该报告有一个很直接的副标题“未来石油供给的不确定性使得建立一个解决石油生产顶峰与下降问题的战略变得很重要”。该报告表明，几乎所有研究都显示促全球石油顶峰将在2040年之前的某个时间来临，但面临着，美国联邦机构却还未开始着手解决必需的国家准备工作的问题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紧急状态。对于 GAO来说，石油短缺的威胁因与四个国家相联系的政治风险变得愈加严重，因为几乎全球1/3 的易开采石油储备都在伊拉克、伊朗、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这四个国家。委内瑞拉“几户拥有全球已探明超重油储备的90%”，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处理这个问题包含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风险”，这是值得重视的。　　

2008年4月，皇家德意志壳牌石油（Royal Dutch Shell）的CEO， Jeroen van der Ver宣称，“假如（易开采）石油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候达到生产顶峰，我们不会感到多么经验。”由于包括产量下降、美元贬值等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综合效应，2008年5月，石油价格上涨到135美元/桶以上 （2006年平均价格为66美元/桶，200年为72美元/桶）。同在5月，高盛（Goldman Sachs）给出一个评估，该评估认为，石油价格在未来2年将上涨到200美元/桶，这件事情严重冲击了世界资本市场。哈萨克的Kashagan油田(普遍被认为是中东以外最大的石油储藏量)，由于所处水域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上冻，以至于从计划预期到首次开采用了8年时间，这尤其让西方石油利益陷入到危险之中。2008年5月，国际能源组织根据纽约时报分析家的意见，准备将其对2030年世界石油生产的预测从早期的116mb/d降低为100 mb/d一下。30　　

汽油和国家能源安全（没有人再怀疑全球石油顶峰的到来）的警钟驱使布什政府在2006年站在了一个更具挑衅性的立场上，布什政府要提高用基于玉米的酒精生产来作燃料替代品。2007年，美国玉米产量的20%用于生产汽车燃料酒精。结果，全球谷物价格大幅上涨。就像环保主义者Lester R. Brown在他《B计划》3.0一书中所写的一样：“突然，世界要面对着一个从未有过的道德和政治话题：我们应该用鼓舞来坐汽车燃料还是填饱肚子？……市场的回答是，让我们去用粮食做汽车燃料。”31　　

　 　

新能源帝国主义　　

显然，石油生产已进入平台期，剩余的石油生产能力也已消失，对石油顶峰的恐惧日益加深。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对这些问题快速做出了反应。2005年8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又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全球石油供给与需求的风险变化”（ Changing Risks in Global Oil Supply and Demand），该报告由Anthony Cordesmam (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译者注：原文为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应为the U.S. Department for Defense]的国家安全分析专家，现为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Arleigh A. Burke战略研究部主任)和Khalid R. Al-Rodhan (专长于海湾问题的战略分析家)。Cordesman和Al-Rodhan引用了国际能源组织《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如果能有必要的投资”，全球石油生产“顶峰不会在2030年以前来临。”进而，问题直接就是中东“落后的投资”。石油顶峰仍然不会完全被轻视。因此，Cordesman和Al-Rodhan 注意到，“一些分析家因[沙特]王国备用生产能力的匮乏而质疑其满足需求突然上涨的能力，其他专家——像Matthew Simmons——则估计沙特石油生产可能正趋向持续性的下滑。”　　

 “石油出口地区的稳定性”，Cordesman 和Al-Rodhan补充道， “至多，只能说是脆弱的。 阿尔及利亚、伊朗和伊拉克都表现出直接的安全问题， 而且，最近的经历已经表明，非洲、里海、南美石油出口国不比海湾地区更加稳定。尼日利亚发生了输油管道的破坏活动，委内瑞拉发生了工人罢工，俄国有所谓的腐败，乌兹别克斯坦和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发生了民众骚乱现象。”32　　

国际关系委员会2006年的报告比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更重要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是前CIA长官John Deutch和Schlesinger。该报告的题目叫，“美国石油依赖的国家安全后果”（National Security Consequences of U.S. Oil Dependency）。由于欧佩克不再拥有能控制价格的剩余产能了，因此，Deutch和Schlesinger的报告集中于石油产能的匮乏问题。Production 目前全世界易开采油田的石油生产正在“下降，平均说来，大约每年下降5%（粗估4.3mb/d），因此，维持目前的消费水平”会是极度困难的。另外，“易开采来源的耗尽，尤其接近于美国、西欧和亚洲主要市场的那些易开采的石油来源的耗尽，意味着石油生产与运输将越来越依赖于那些已太脆弱的基础设施。”主要的能源供应国，像俄国、伊朗和委内瑞拉，都用石油来追求其国内与地缘政治的目标，而不是把收入再投资于石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西非都是不稳定中心。 中国正企图“锁定”非洲、里海和其他地区的石油供应。　　

尽管Deutch和Schlesinger的报告讨论一些需求方面的措施来降低美国对石油的消耗与依赖，但该报告仍然强调美国军队应扩大在保证石油供给安全上的作用。因此，这个报告宣称，“美国应该展望并支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姿态[尤其是在波斯湾]，这种军事姿态应允许军队合适快速地展开到这个地区，假如真有需要的话……任何国家或地区组织企图动用任何规模的武装手段，必须要考虑美国强先占有、干涉和报复的可能性。”33　　

2007年4月，莱斯大学James Baker III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报告”——《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国有石油公司正在改变的角色》（The Changing Role of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s）。该报告强调国有石油公司目前控制了全球石油总储备的77%，而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只控制了10%。该报告坚称，管理全球石油供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Baker研究所甚至宣称，“如果美国能希望全世界都会支持它的贸易条款并承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要想这成为现实”：　　

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和输送全球都需要的能源的竞争性市场，这样，石油价格就将由市场决定，那么，所有的国有石油公司都会被私有化，外国投资者就会享受和当地公司一样的国民待遇，欧佩克组织也会自行解散。但是，设想一下，石油生产国为什么会同意呢？上述方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很明显，美国在现实生活中将不得不接受国有石油公司的存在，但是，美国应该激励这些国有石油公司，让它们的行动更有效率，并鼓励其透明化，同时，鼓励减少麻烦的政府干涉到最大可能的程度。　　

上述的所有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应该是为了“打破”——无论是否可能——“石油生产国的垄断力量”，同时防止他们利用石油获得国家目标而不是商业目标。Baker研究所报告宣称，国家干涉石油生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查韦斯（Hugo Chávez）领导下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不仅将使得“政府的国家发展政策”和“社会文化投资”优先于“商业发展战略”，而且它还利用石油作为对外政策实践主义的工具。这还能被视作是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以及加勒比海国家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积极达成的意见一致。另一个石油力量的地缘战略应用的案例就是伊朗，伊朗威胁道，如果它面临着美国的攻击，就“能切断关键的石油通路——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需要防护的一个关键的危险在于“敌对的”主要产油国/消费者的联盟，如俄国、中国、伊朗和中亚国家。Baker研究所强调，原油地理政治学上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伊拉克连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尽管华盛顿企图让那个国家保持稳定，政治骚乱和战争却依然不断，这妨碍了对伊拉克西部沙漠的石油勘探。34　　

日益严重的石油形势驱使美能源帝国主义除了正在继续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外还在其他地方迅速扩张。保持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仍然是最优先的关键。华盛顿在沙特阿拉伯投资与石油生产的巨大扩张之计划，该计划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要求需要在2030年之前将石油产出提高一倍，这要依赖于这个封建王朝[译者注：沙特为封建君主制]能够保持井然有序的状态。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石油收入的严重不平等分配，沙特社会矛盾却日趋激烈。石油私有化部门中90%的工作机会提供给了外国人。男女两性被隔离。专制性社会结构隐藏着极为普遍的深刻仇恨。任何社会动荡都可能会激起美国的军事干涉。就想James Howard Kunstler在《长期紧急状态》（The Long Emergency）所写的一样，“一个绝望的超级大国可能会感到，除了不计代价努力控制这个行星上最大的尚未耗尽的油田，它没有其他选择。”——特别是在面对其他国家日趋激烈的竞争情况下。35　　

通过扩张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军事基地来，美国设法防备俄国、中国、伊朗和中亚产油国联盟的可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Manas空军基地就在富油国哈萨克斯坦的边界边。 　　

美国“优先占有”的军事干涉不断地针对伊朗进行威胁，这是以——伊朗涉嫌通过对核能源挑衅性的研究来获得核武器的企图——为借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干涉亦然。《国家科学院公报》2007年发布的研究证实：伊朗国内能源需求增长，可油田枯竭速度很高，扩充产能的投资却很少，结果伊朗石油出口下降了10-12% ，这就伊朗研究核武器的原因。这导致伊朗最近没有能力完成欧佩克石油出口配额。如果这种趋势没有改变的话，很可能，伊朗石油出口在2014-2015年内下降到零。从西方能源和国家安全分析专家的角度来看，伊朗政府和国有石油公司采纳了石油低投资的垄断政策，由于预期到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经过仔细考量，伊朗决定放慢石油生产速度，从而阻止了世界经济的繁荣。36　　

过去几年间，美国军方在非洲大量增加军事基地和军事行动，尤其在几内亚湾。美国期望在2010年前让非洲石油达到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20%，在2015年前则达到25%。2007年，美国军方成立一个单独的非洲司令部来指挥所有美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埃及以外地区）。华盛顿把自己看作和北京在非洲石油上的直接竞争——这个竞争不仅被视为在经济上的竞争也是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竞争。37 　　

美国统治利益集团还加强了针对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威胁，美国指控这些国家是“资源民族主义”并把这些国家说成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华盛顿企图搞掉委内瑞拉民选总统查韦斯，接着再颠覆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美国意图扶持新政权的目的非常明显。这种威胁还包括，逐步提升对哥伦比亚的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支持哥伦比亚军队对邻国的入侵。2006年，美国南部司令部主持了一个内部研究，该研究声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甚至可能包括墨西哥(墨西哥正面临着大选，人民党最可能胜出)在内的国家都对美国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危险。“在任何有利于投资大气候的改变发生之前”，研究宣称，“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长期能源生产的前景目前来说都是有风险的”。这是非常明显的军事威胁。38 　　

所有这些行为都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些行为也是为了应对正在衰退的美国霸权，美国霸权已经很难控制世界上的大部分武装力量。美国的新能源帝国主义已经引起了战争的扩展，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全球，这是因为华盛顿企图捍卫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并延缓自己霸权力量的衰退。就像Simmons已经警告过的，“如果我们未能解决我们对能源的固定需求可获得能源之间的巨大的潜在缺口问题，我们将发生最肮脏的终结之战。我的意思是指一个字面上的战争。”39 　　

2008年1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副主席，布什政府的重建与安定办公室（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前任主管——Carlos Pascual，发表了一个 “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强调：实际上（de facto，拉丁语），美国资本主义依赖性于石油生产，而“沙特、俄国、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对美国构成了主要的安全威胁。“由于商业纠纷，地区不稳定，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俄国、委内瑞拉、伊朗、尼日利亚和伊拉克不会投资于新的长期产能。”因而，这对华盛顿来说，既是经济也是军事难题。40　　

在能源帝国主义新阶段，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大众缺乏抵抗力，这特别令人困扰。自此，富国中的自由主义左翼出版物经常对他们的读者（读者们一次又一次被一直上涨的汽油价格所打击）带有偏见，这些出版社激励读者支持计划来捍卫西方资本主义的石油帝国主义。2006年伦敦《监护人》（Guardian）杂志刊载的“石油、天然气和帝国主义”宣称，“现代能源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来自俄国、欧佩克国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威胁在不过明显了。我们都被告知，美国入侵伊拉克，部分原因是因为“石油安全”。明显地支持帝国主义形式，帝国主义让石油消费国发动“政治或军事”干涉“来保证石油供应的安全”， Litvin得出结论：“能源帝国主义在这已经存在，（因此）现在的努力重点应该是让能源帝国主义变成一个更具良性的力量。”41 　　

与此类似地，Joshua Kurlantzick，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琼丝老妈》（Mother Jones）撰稿人，在该杂志的2008年5-6月刊上写了一篇题为“把暴君放到你坦克中”的文章，该文把石油供给问题归罪于国有石油公司，还参考了Baker研究所《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国有石油公司正在改变的角色》这份报告并为之辩护道：如果依旧让跨国石油公司来掌握石油的话，结果会更好。读者可以在文章中看到，跨国公司“尽管有可能会奉承恶劣的政权……但是，跨国公司至少有义务对大众批评做出回应。”Kurlantzick因委内瑞拉查韦斯的“资源民族主义”而重复表达了对他的批评，甚至还引用主要由美国政府所资助的新保守主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研究报告，把委内瑞拉比作缅甸和苏联那样的“独裁主义和腐败”。《琼丝老妈》的文章还证实五角大楼南方司令部所主持的2006年内部研究，该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资源民族主义是美国国家能源安全的威胁。早稻尖锐批评的其他产油国是伊朗、俄国、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和利比亚。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则因其在全世界寻求石油来源的雄心壮志和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不够而遭到了攻击。因此可见，幻想自己是进步的杂志——《琼丝老妈》是为美国能源帝国主义辩护，遗憾的是，这份杂志不过是把希望和信任主要都放到了石油的大规模生产和五角大楼身上了。42　　

　 　

行星大火灾？　　

    石油顶峰危机进程的最大讽刺是，世界正迅速沿着由于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气候改变的道路前进，气候的改变威胁着几十年来的人类文明和这个行星上的生命。除非来自于那些燃料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急剧下降，全球大灾变才可能不会发生。因此，对环保主义者来说，石油顶峰本身未必是一个悲剧，因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便是让世界对化石燃料过度依赖的断奶。碳氢化合物所能容许的太阳能预算的失衡已经造成了生物圈的严重断裂，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迅速解决的话，生物圈的失衡将终结未来。43　　

然而，化石燃料，尤其是石油的高消耗已经构成了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对易开采石油即将终结的直接反应必将是转化为一个新的能源帝国主义——石油开采最大化战略依靠可能的各种方式来达到安抚Rachel Carson 曾说过的“利润和生产之神”的目标。44然而，这呈现出大量全球大火灾的威胁：全球暖化，石油顶峰，快速增长的全球饥饿（部分归因于日益增长的生物燃料生产），还有核战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这个必定让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　　

面临着现在正朝向地球生命而来的巨大危机，世界急需转到一个新方向——公社福利和全球公正——整个行星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懂得：人类种族目前面临的巨大危险主要并不是因为自然环境的约束，无论是地质的或气候的，而是源自于这个精神错乱的旋转得失去控制的社会制度，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资本主义。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2008年5月25日　　

注释：　　

1.   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前尼克松白宫战略家) Kevin Philips 最近主张中东以及其他地方的石油可能显示出似乎美国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唯一最重要的战略（非货币）因素，并且这也与由现行能源运行机制转换到新的能源制度（new energy regime）之全球需求紧密相关。 见Phillips,坏钱：肆无忌惮的财政，失败的政治和美国资本主义全球危机 Bad Money: Reckless Finance, Failed Politics, and the Global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Viking, 2008), 124–27. 事实上，控制全球石油的努力能被看成是美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中心问题，同时，这也被用来阻止美国霸权的衰退。 见 John Bellamy Foster,对非洲的警告：新美帝国主义大战略 “A Warning to Africa: The New U.S. Imperial Grand Strategy,” Monthly Review 58, no. 2 (June 2006): 1–12.
2.   Michael T. Klare, 鲜血与石油Blood and Oil (　　New York　　: Henry Holt, 2004), 82.
3.   Colin J. Campbell and Jean H. Laherrère, 廉价石油的终结“The End of Cheap Oil,”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1998): 78–83; 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世界能源概览 World Energy Outlook, 1998 (Paris: OECD, 1998), 94–103.
4.   Matthew R. Simmons, “Has Technology Created $10 Oil?,” 　Middle East　 Insight (May–June 1999), 37, 39.
5.   Matthew R. Simmons, “An Oil Man Reconsiders the Future of Black Gold,” Good Magazine, February 11, 2008. The insert in square brackets in the quote is in original.
6.   Matthew R. Simmons, 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 (　　Hoboken　, 　New Jersey　　: John Wiley and Sons, 2005).
7.   John Wood and Gary Long, “Long Term World Oil Supply (A Resource Base/Production Path Analysi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July 28, 2000.
8.   See Klare, Blood and Oil, 13–14.
9.   Sam Nunn and James R. Schlesinger, cochairs,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to the 21st Century, 3 volumes (　　Washington　, 　D.C.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2000), vol. 1, xvi–xxiii; vol. 2, 30–31; vol. 3, 19.
10. Edward L. Morse, chair, Strategic Energ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osponsored by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April 2001), 3–17, 29, 43–47, 84–85, 98; see also Edward L. Morse,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3, no. 1 (Fall 1999), 1–29.
11. White Hous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Cheney report), May 2001, http://www.whitehouse.gov/energy/National-Energy-Policy.pdf, 1–13, 8–4.;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utlook,2001, http://www.eia.doe.gov/oiaf/archive/ieo01/pdf/0484(2001).pdf, 240;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Outlook, April 2008, tables 4.1b and 4.1d; Klare, Blood and Oil, 15, 79–81.
12. Klare, Blood and Oil, 82–83.
13. 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　　London　　: Penguin, 2007), 462–63.
14. James A.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The Changing Role of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Baker Institute Policy Report, no. 35 (April 2007), http://www.bakerinstitute.org/publications/BI_PolicyReport_35.pdf, 1, 10–12, 17–19.
15. Fareed Muhamedi and Raad Alkadiri, “Washington Makes It’s Case for War,” Middle East Report, no. 224 (Autumn 2002), 5; John Bellamy Foster, Naked Imperialism (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92.
16.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Monthly, April 2008, tables 4.1b and 4.1d.
17. Richard Heinberg, The Party’s Over (　Garbiola　 　Island　,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127–28; Michael Klare, 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 (　　New York　　: Henry Holt, 2008), 41; Greenpeace, “Stop the Tar Sands/Water Polluton,” http://www.greenpeace
.org/canada/en/campaigns/tarsands/threats/water-pollution.
18. Energy Watch Group, Crude Oil: The Supply Outlook, October 2007, 33–34.
19.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arly” and “late” peakers is to be found in Richard Heinberg, The Oil Depletion Protocol (Garb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6), 17–23. For some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the “early peaker” perspective see Kenneth S. Deffeyes, Hubbert’s Pea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David Goodstein, Out of Gas (　　New York　　: W. W. Norton, 2004); and Heinberg, The Party’s Over. 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 is the leading independ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e peaker” view. See http://www.cera.com/aspx/cda/public1/home/home.aspx.
20.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1998, 83–84. The increased prominence of unconventional oil has recently led to increasing references to “liquids” as opposed to “oil” as such in Department of Energy reports. See Michael T. Klare, “Beyond the Age of Petroleum,” The Nation, October 25, 2007.
21. Richard Heinberg, Power Down (　Gabriola　 　Island　,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4), 35; James Howard Kunstler, The Long Emergency (　　New York　　: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5), 67–68. In an important paper on the implications of peak oil for global warming, Pushker Kharecha and James Hansen of 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and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Earth Institute provide a graph (in one scenario) of a plateau in oil-based CO2 emissions, stretching from approximately 2016 to 2036. Pushker A. Kharecha and James E. Hansen, “Implications of ‘Peak Oil’ for Atmospheric CO2 and Climate,” Global Biogeochemistry (2008, in press), figure 3.
22. “Oil Officials See Limit Looming on Produc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1, 2007; Klare, Beyond the Age of Petroleum.”
23. Phillips, Bad Money, 130–31, 153; Energy Watch Group, Crude Oil: The Supply Outlook, October 2007, 71.
24. Phillips sees this descrepancy between the analysis at the top and public statements in 　Washington　 as due in large part to a desire to keep from the public the view that the 　　U.S.　　 system is itself peaking. See Phillips, Bad Money, 127.
25. Robert L. Hirsch, project leader, Peaking of World Oil Production: Impacts, Mitig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February 2005, 13, 23–25. A different and more official position was issued by the EIA in 2004–2005 in the form of a presentation on “　When　 　Will　 　World　 　Oil　 　Production　 　Peak　” by EIA administrator Guy Caruso at the 10th Annual Oil and Gas Conference, 　　Kuala Lumpar　, 　Malaysia　　, June 13, 2005. The central scenario, however, estimated the world oil peak occurring in 2044, a figure too out of line with all other studies to be considered credible. See http://www.eia.doe.gov/neic/speeches/Caruso061305.pdf.
26. Robert L. Hirsh, “The Inevitable Peaking of World Oil Production,” Bulletin of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16, no. 2 (October 2005): 8.
27. Daniel F. Fournier and Eileen T. Westervelt, U.S Army Engine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Energy Trend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 Army Installations, September 2005, vii.
28.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5 (　　Paris　　: OECD, 2005), 510-12; Simmons, Twilight in the Desert, 170–79; Klare, 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 38.
29.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Crude Oil: Uncertainty about Future Oil Supply Makes It Important to Develop a Strategy for Addressing a Peak and Decline in Oil Production, February 28, 2007, 4, 20–22, 35–38.
30. Bloomberg.com, “Goldman’s Murti Says Oil ‘Likely’ to Reach a $150–$200 (Update 5),” May 6, 2008; “The Cassandra of Oil Prices,”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08; ; Klare, 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 121–22; Joroen van der Veer (interview), “Royal Dutch Shell CEO on the End of ‘Easy Oil’,”; “Not Enough Oil is Lament of BP, Exxon on Spending (Update 1),” Bloomberg.com, May 19, 2008; Mike Nizz, “Market Faces a Disturbing Oil Forecast,” The Lede (New York Times blog), May 22, 2008.
31. Lester R. Brown, Plan B 3.0 (　　New York　　: W. W. Norton, 2008), 41; Fred Magdoff, “The World Food Crisis,” Monthly Review 60, no. 1 (May 2008): 1–15,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f Agrofuels,” in this issue.
32. Anthony H. Cordesman and Khalid R. Al-Rodhan, The Changing Risks in Global Oil Supply and Dem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3, 2005 (first working draft), 8, 13–19, 55–59, 79, 83.
33. John Deutsch and James R. Schlesinger, chairs, National Security Consequences of U.S. Oil Depende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6,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1683/, 3, 16–30, 48–56.
34.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The Changing Role of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s,” Baker Institute Policy Report, no. 35 (April 2007), http://bakerinstitute.org/publications/BI_PolicyReport_35.pdf, 1, 10–12, 17–19.
35. Kunstler, The Long Emergency, 76–84; Baker Institute, “Changing Role of National Oil Companies,” 12.
36. Roger Stern, “The Iranian Petroleum Crisi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 no. 1 (January 2, 2007): 377–82.
37. Foster, “A Warning to Africa”; Michael Watts, “The Empire of Oil: Capitalist Dispossession and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 Monthly Review 58, no. 4 (September 2006), 1–17; Klare, 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 146–76.
38. “　U.S.　 Military Sees Oil Nationalism Spectre,” Financial Times, June 26, 200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Return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August 13, 2007; Eva Golinger, Bush vs. Chávez (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8).
39. Simmons, “An Oil Man Reconsiders the Future of Black Gold.”
40. Carlos Pascual,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2008,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5342/brookings.html, 3–4.
41. Daniel Litvin, The Guardian (　　UK　　), “Oil, Gas and Imperialism,” January 4, 2006.
42. Joshua Kurlantzick, “Put a Tyrant in Your Tank,” Mother Jones 33, no. 3 (May–June 2008), 38–42, 88–89.
43. 见Richard Heinberg的《一切都是高价》Peak Everything (Gabriola Island: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8), 141–57 之“Bridging Peak Oil and Climate Change Activism” 章. On the concept of a biospheric rift see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Carbon Metabolism: Global Capitalis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Biospheric Rift,” Theory & Society 34, no. 4 (2005): 391–428. In their paper on peak oil and global warming, Kharecha and Hansen present a baseline atmospheric carbon stabailizaton scenario in which oil-based CO2 emissions peak by 2016, due principally to the “peaking” of world oil production (mediated by economic and social as well as geological factors). If such a peak were to occur, they argue, it would facilitate the stabilization of atmospheric carbon at (or below) what scientists increasingly consider to be the maximum safe level of 450 parts per million (associated with a rise in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around 2°C above pre-industrial). But stabilization of atmospheric CO2 at this level would also require that CO2 emissions from coal-fired power plants peak by 2025 and that coal-fired plants without sequestration be phased out completely “before mid-century.” Pusher and Kharecha, “Implications of ‘Peak Oil’ for Atmospheric CO2 and Climate.”　　

44. Rachel Carson, Lost Wood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8), 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