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巴迪欧是当今西方左翼学界著名的理论家，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妥协的反叛姿态与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的挪用相互映照，为各自艰涩的辩证法哲学提供了色彩艳丽的外观。当然，这种外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理论自身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助于拉康对于拓扑学中莫比乌斯带的诠释，齐泽克、巴迪欧这种立场鲜明的政治“左派”与他们横空出世的“激进”哲学，既不应该被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相加，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直接的综合，而是一种内在的、共生的“力”，由于这种“力”的内在激荡，才促成了他们各自在思想上的“流溢”。

　　那么，毛泽东对二者又意味着什么呢?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 )写了一个长长的导言，在《为注定失败的事业一辩》(2008年第一版,2009年第二版)中再次专门论及毛泽东，这些都表现了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影响。巴迪欧更是一个公开坦承的“毛派”，这不仅表现在他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所从事的政治实践，而且即使在《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这些巴迪欧主要的代表作品中也总是显示出对这一声称的“忠诚”。那么，毛泽东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遥远东方的异域想象吗?毫不奇怪，在西方文化中，这一“想象”的维度总是会作为或浅或深的无意识而潜藏着，然而，对于齐泽克、巴迪欧这样将自身或多或少的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激进哲学家而言，毛泽东的意味远远不止于此。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也在哲学、文化上赋予他们以灵感，由此，他们或者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与自己思想的契合点(比如在齐泽克那里)，或者找到了解决难以综合的对立面的节点(比如在巴迪欧那里)。

　　毛泽东为什么在当今如此重要？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随着21世纪的降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毛泽东的时代已经逝去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实践已经可以置于档案馆中了。但是，齐泽克、巴迪欧等人看到了我们当前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致的思考路线。藉此，他们声称，我们当前的时代仍然需要毛泽东、需要从毛的思想与实践中得到滋养。

　　第一，时代需要“一点精神”。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谈到艰苦奋斗的时候，曾经说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人们会说，我们不是已经身处“丰裕社会”、“消费社会”之中了吗?这种艰苦奋斗的论调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还有更多的人看到，“丰裕社会”并没有阻止人们“物化”的脚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推向极致，被雇佣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不仅在身体上受制于雇佣者以及社会机制运行的“铁律”，而且愈来愈丧失掉“属灵”的一面，换言之，被雇佣者不仅在工作状态中处于“主奴辩证法”的“奴隶”一面，而且，在消费活动这个所谓的体现人之“主体性”的时刻，也仍然是各种商业广告宣传和流行时尚的“奴隶”，“人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得到了最为彻底的体现。但是，人们不是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深受其害，而是“明明知道，却依然为之”，这也是齐泽克所谓的拜物教的“犬儒主义”阶段。人们不再是努力挣脱“异化”的反叛者，而愈来愈沉沦于对这种“异化”的享受中，并给它蒙上一层自嘲的、戏谑的面纱，以使得它那狰狞恐怖的“死亡之面”在轮廓与色彩上看起来都更柔和些。这个时代也是巴迪欧称之为“民主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时代所倡导的“多元”、“民主”、“自由”愈来愈沦落到虚无主义的空洞之中。当然，对时代的批判决不能以否认它的进步为前提、决不能褪化为自怨自艾的乡愁，左翼激进哲学对现时代的批判应该以《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评价为参照，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捕获了在欧洲上方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现时代左翼激进哲学重提“共产主义观念”或者“假设”，这是一种“再造”，也是一种“重生”。所以，时代需要的那一点“精神”就在此时此刻的召唤中。

　　第二，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需要“新”的创造。1968年风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绵延不绝——发达国家的反体制运动、发展中国家反抗发达国家的运动、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运动(“占领运动”)……但左翼激进哲学却发现这些“运动”都没有“革”资本主义的“命”，而是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同谋，以至于他们提出了“反抗即是投降”的论调。的确，人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这些运动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全球资本主义的自调节机制所“化解”。左翼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处于几乎被耗尽的边缘，所谓的“被耗尽”即是说，他们在对左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诸如此类)和反抗运动的阐释与发掘上所做的工作渐趋“饱和”，思想与实践上的密度渐趋稀薄，在这种情况下，巴迪欧、齐泽克重新发现了毛泽东(与此同时，齐泽克还重新发现了列宁)，其理论著作与政治实践在二者的学术思想中被重新定位，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过度阐释，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创造，以适应于当前的斗争形势。所谓的“新”，在巴迪欧那里被表述为“事件”。有些东西以“新”的面貌出现，其思想前提与运行逻辑却是“旧的”，而有的东西看似是“旧”的，但其思想前提与运行逻辑却是“新的”，我们说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特性可归之于后者(具体阐释见下文)。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政治需要创新。从前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来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政治如何常保青春活力、如何避免执政的共产党褪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巴迪欧、齐泽克等看到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那种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生命力，同时，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中，对于政党政治惊世骇俗的革新一直到现时代还依然具有启示意义，这一切都值得他们进行深入的检讨。所以，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是他们灵感的源泉之一，在实践上也走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而“理论”与“实践”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路线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毛泽东用群众运动补充了党派政治，从拉康派的精神分析视角来看，前者成为了真正的“在你之中而又溢出你之外”的对象a，其群众运动中的“动能”或“力”之理论资源与实践意义远未耗尽，这也正是现时代的政党政治创新所要求的。

　　趣味相投与不满：齐泽克的毛主义

　　齐泽克、巴迪欧在毛泽东那里都听到了自己哲学思考的回响，毛泽东对二者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比如巴迪欧在给齐泽克的信中就表达了二者在对毛泽东进行分析的方法论上并没有原则上的不一致。但齐泽克和巴迪欧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哲学上的着重点并不是重合的。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很合齐泽克的理论口味。齐泽克在毛泽东的辩证法中偏好的一面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暗合了齐泽克“具体的普遍性”或者说“实体即主体”的主张。齐泽克十分推崇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他说：“矛盾论”“伟大论述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值得仔细研究。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是：‘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泽东的教诲——在特定的时期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对“普照的光”的论述，关于如何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问题，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同样，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决定性的环节，生产的性质就是一种“普照的光”。在反驳拉克劳的民粹主义政治本体论的时候，齐泽克提出了在现时代不是“政治”而依旧是“经济”才是社会中“普照的光”，其他的领域都被打上了“经济”的光谱。同样的，在哲学上，齐泽克反对抽象的普遍性，主张具体的普遍性，即普遍性、实体、太一只是在具体、主体和独特性中才显现出来，其哲学依据既有巴门尼德关于“一”与“多”的论述，又有拉康“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观点。毛泽东主张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恰恰是齐泽克所主张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剩余，是与原初的普遍性无法重合的裂隙，但随着事物的发展，独特性发展为普遍性的变体。齐泽克曾经举了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的有机社会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剩的力量，它扰乱了有机社会内部的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秩序一经确立，即确立了自我繁殖的机制，资本主义就由起初的“独特性”变成了“普遍性”，而且，此“普遍性”(实体)再也不是前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了，后者只是成为了前者的一个附属环节。这就是“普遍性”变体的过程。

　　不仅毛泽东的矛盾论与齐泽克的哲学相符，而且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本人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变体。齐泽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两次重大的传承，一个就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变体，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中实现”转变成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第二个重大传承就是毛泽东对于列宁-斯大林的传承，从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转变成了“工农联盟”，毛泽东明确指出，斯大林的根本错误就是不信任农民。从这两次变体中可以看出，后者都是对前者进行了某种“否定”，但也恰恰是藉由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才成为可能，齐泽克用的是一种回溯性方法，说明了普遍性如何只有在独特性中才能成为普遍的：“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内在转变。”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视角来看，这恰恰在于事物运动的动力恰恰是来自于矛盾，也就是说，所有的矛盾都是事物内在的自我矛盾，推动力并不是外来的，主体内在的自我否定运动就是动力所在。在这一点上，齐泽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但是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辩证运动进行了“加倍”，也就是不仅是“实体是主体”，而且“主体是实体”，然后再来一个双重的折返运动，在这个“加倍”的操作中，齐泽克是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突破呢?还是只是在一个更精致的层次上重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

　　另一方面，齐泽克也指出了毛泽东辩证法的限度。齐泽克认为，毛泽东反对“否定之否定”是由于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规律，在毛看来，“否定之否定”意味着对立面的统一，而毛反对这种统一，主张“对立面的永恒斗争”，所以齐泽克认为他在这一点上陷入黑格尔意义上的“坏的无限性”，他说：毛泽东“没有把握到‘否定之否定’如何并非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妥协,而恰恰相反，是真正的否定。这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在理论上阐述这种相互联系的否定形式而使自身陷入了无休止否定的‘坏的无限’之中, 一分为二, 不断的往下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毛的辩证法仍然处于知性的层次上，即固定的概念对立的层次，它无法阐述概念规定辩证的关联性。”毛泽东辩证法的这一局限在实践上造成的后果就是永恒的斗争，通过思想上的批判来消灭敌人的意志。但是齐泽克指出，真正的胜利并不存在于对于敌人的消灭或者征服中，而恰恰就在于“失败中的胜利”，“比如，在科学和信仰之争中, 科学的真正胜利发生在教会开始用科学的语言捍卫自己的时候，或者，在大不列颠的当下政治形势中, 就像许多精明的评论员观察到的那样:撒切尔革命本身处于一种混乱、冲动中, 带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性, 它仅仅是‘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政府把它制度化、把它确立为一种新的体制形式, 或者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说，把它从一种(起先表现为)偶然性提升成一种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 布莱尔重复了撒切尔主义, 把它提升成概念。就像黑格尔分析的那样:奥古斯都重复恺撒, 把一个(偶然的)人名变成观念、名称。撒切尔不是撒切尔主义者, 她只是她自己——是布莱尔把撒切尔主义真正锻造成了一种观念。只有(名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敌人才能为你这样做, 才能把你提升为一种观念——始作俑者必然被清除(恺撒必然被谋杀, 撒切尔夫人必然黯然退出) , 这真是历史辩证法的讽刺。”

　　在政治上，齐泽克看到了毛泽东政治实践中“非人”的维度。什么是“非人”的维度呢?齐泽克举了一个例子生动的进行了说明，在影片《非常嫌疑犯》中，当主人公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被一伙敌对的暴徒用枪挟持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妻子和女儿，并宣布自己会无情地追捕敌对帮派的成员，追捕他们的父母、亲人和朋友，把他们全都杀死……通过切断自己与宝贵的客体(敌人通过对客体的拥有而控制了他)的联系，主体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空间。当然，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可怕的：主体把牺牲其最宝贵客体的罪感中性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活死人’，放弃一切的个人特质与快乐，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毁灭那些迫使他做出这种牺牲行动的人之中。绝对自由的这样一种与对一个使命的绝对服从(我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复仇)相一致的‘非人’立场(在我的孤独中，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控制我)，或许就是对革命主体内心深处的描述。”齐泽克发现毛泽东的革命勇气就表现了这一“非人”的主体维度。他说，“人们应该记的毛泽东对成千上百万的被压迫者所传达的讯息，只是一种素朴并有感染力的勇气的讯息——不要害怕强权：‘强大没什么可怕的。强大者会被弱小者所推翻，弱小者会变得强大。’”毛泽东对战争的态度很明确，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毛泽东说：“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齐泽克被毛泽东的气势深深折服了。然而齐泽克也批评毛泽东并没有将自己发现的律法贯彻到底，即政治没有能够彻底的再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日常生活)，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接管了国家权力，而且也重组了日常生活，但其失败之处恰恰在于没有能够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日常生活。而政治如果没有能够最终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转型，那么就只能像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许多著名的事件那样，来的时候迅疾而暴烈，而结束之后(在很长的时期内)却是声名狼藉。

　　作为巴迪欧的“症兆”的毛主义

　　与齐泽克不同，巴迪欧在 “一分为二”问题上更倾向于赞同毛泽东。在《矛盾理论》中，巴迪欧指出，从井冈山到文革，毛泽东的思想都是反对当前的，是一种分割的工作。而在巴迪欧看来，只有这种分割的思考才是真正辩证的思考。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情境下，重要的是看人们的欲望是向往分裂还是向往综合?前者主张“一分为二”，后者主张“二合为一”，巴迪欧指出，在二合为一的面具下隐藏的实际上是回到旧“一”的欲望，“为了不成为一个保守派，为了变成一个当前的革命积极分子，就必须要欲望分裂。新的问题直接就变成了在情势的独特性内部的创造性的分割问题。”所以，在“一分为二”中潜藏着作为独特性的事件的“新”。

　　然而，毛泽东对巴迪欧的哲学意味远不止于此。20世纪60年代，巴迪欧在巴黎第八大学期间参与了一个激进的毛主义性质的革命小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联合组织(UCFML)。在整个七十年代，巴迪欧写作了大量以毛主义为背景的著作，如1975年的《矛盾理论》，1976年的《论意识形态》还有1978年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写的序言，以及在受到拉康影响后写就的《主体理论》(1982)，以及《伦理学》(1993)和《前提》(1994)年中的对文革的简短评论，一直到《世纪》(2005)中的“一分为二”的演讲词，正如布鲁诺·波斯蒂尔斯观察到的那样，毛主义成为巴迪欧思想的一个征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法国结构主义盛行的年代，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左翼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重要的一支理论流派——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阿尔都塞学生的巴迪欧观察到，在阿尔都塞努力寻找“结构”中的过剩点时，他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理论中找到了这个点，在“过度决定”的问题中找到了这个点，最后在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中找到了这个点，这就意味着“确定这个结构中的点同时也是结构的崩溃点”。虽然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但巴迪欧一直不满意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中所潜藏的保守主义倾向，在此，他在萨特的理论中寻找理论资源，正如他自称的，自己一直是阿尔都塞派中的边缘分子，经常是从萨特的立场来展开批评而不是简单的批评萨特。也就是说，在巴迪欧成为一个阿尔都塞派、拉康派和毛派之前，他还是一个萨特派。巴迪欧不仅仅经历了那些没有经历“萨特派”阶段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情势，而且萨特的主体理论也让巴迪欧难以割舍。如何在萨特与阿尔都塞、主体与结构之间不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不简单的实行“辩证的综合”，而是将二者合法的“链接”起来呢?巴迪欧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启发。他说：“在毛泽东主义中，看起来一直为政治主体保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也即是说，与那些只强调意识是被客观环境所决定的理论来比，在毛泽东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断裂的新颖”。所以，虽然毛主义也是秉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而来，但巴迪欧却在其中发现了一种非常清楚的迹象，即“倾向于思想和思考能力的主观英雄主义”。这一发现不仅在政治实践上启发了巴迪欧，而且也成为他后来哲学创见的隐秘兴奋点，用巴迪欧自己的话说就是，毛主义“在最强硬的形式主义与最激进的主体主义之间系了一个紧紧的结，”即在毛主义中，巴迪欧看到了，使得能够根据形式和结构的透明性来传达的数学与构成主体的那些协议之间不再存在二律背反的可能性。

　　对巴迪欧而言，毛主义除了是将萨特与阿尔都塞相链接的结，还是将阿尔都塞与德勒兹的辩证法相链接的结。在《矛盾理论》中，巴迪欧指出，社会中的每一种矛盾或者情境，都是处于既定的事物状态之中的，每一个矛盾的项都已经有一个确定的被分配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本身也是由与其他矛盾项的位置的关系所决定的，所以巴迪欧说：“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就是各个位置的逻辑。”另一方面，每一个结构中的位置又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结构就成为各个矛盾项所处位置不断进行分裂、断裂和变化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巴迪欧说，每一个矛盾项都面临着性质不同的力，所以从矛盾运动的观点来看，对每一种力的评估就不再是从它臣属还是支配的角度，而是从它增长还是衰落的角度来看，所以在这个发展趋向或者历史的角度来看，“辩证法是各种力的辩证法”。对巴迪欧而言，核心的辩证法问题就在于如何将位置的逻辑与力的逻辑链接起来，而不是融合起来。那么这种链接只能是一种内在的链接，每一方都从内部被另一方所规定和超越，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巴迪欧对拉康的“外密性”逻辑的挪用，同时，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动的群众运动也给了巴迪欧以激发。这一链接也同样表现在巴迪欧对真理与知识辩证关系的思考之中，这直接导致了巴迪欧对唯物主义辩证法思考的更新。总之，在巴迪欧思考任一对子——不管是主体和结构、还是存在和事件、知识与真理——时，毛泽东都成为他的复杂性思考顶峰中的那个结点，对此，布鲁诺·波斯蒂尔斯评论道，毛泽东主义使得巴迪欧在成为一个阿尔都塞派的同时也不中止作为一个萨特派而存在，当然，同时也不能忘记的是，在巴迪欧通过毛主义来阅读黑格尔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拉康派，所以，作为巴迪欧的三大理论来源的萨特、阿尔都塞和拉康，如果没有巴迪欧对毛主义的体验，就不存在将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波罗米结。

　　在政治上，毛泽东对巴迪欧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巴迪欧将毛主义既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一个断裂，同时也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终结。关于“断裂”，巴迪欧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将政治臣属于阶级斗争历史、列宁主张政党要吸收历史与政治之间不断扩大的间距”的话，那么到了毛泽东，政治与历史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关联了，政治与历史的断裂完全成为了毛泽东政治模式本身的内在断裂。关于“终结”，在毛泽东以及文革之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时代就终结了，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可以被称为“后毛主义者”，这个后毛主义，指的并非时间上的、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时代，而是说在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反思毛的理论与实践，并在其中寻找有助于当今解放规划的“灵光乍现”点。巴迪欧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一种情势之中产生出新的事件，事件绝不是无中生有的、没有前提的，而是在情势(“知识的大全”)之中产生，却又是“新”的，这种“新”能够逐渐发展为普遍性，占据支配地位，从而实现结构的整体改变。巴迪欧对68年革命与文革这两个事件的忠诚是这一思考的一个表现。

　　巴迪欧十分赞赏毛泽东在政党问题上的态度。毛泽东主张，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要有一个政党，诚然，共产党是对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政治事件保持忠诚的必要的物质载体。作为国家的领导机构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行动者，党的合法性只能源于尽可能完整的展现它被人民群众的行动所否定的方式。众所周知，毛泽东提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巴迪欧认为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及其政治实践的能量在当今仍未被耗尽。

　　余论

　　如果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圣经。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第三世界人民以毛泽东思想为鹄的反叛运动依旧生机勃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决不在于仅仅为被压迫者提出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而且在于其思想中的辩证法，齐泽克、巴迪欧在其中发掘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方面。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他们旧的(解放等)梦想’;而且，他们还必须重新创造梦想的模式。”毛泽东建国后的实践恰恰体现了后者。

　　齐泽克在《延迟的否定》的序言中有一个类比，他说，柏拉图从智者派那里接受了推理论辩的逻辑，但却用这个逻辑来证实他自己对真理的承诺;康德接受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崩溃，但却又利用它来实施自己的先验转向;拉康接受了彻底的偶然性这个解构主义的主题，但却又用这个主题来主张自己的作为偶然性的真理，那么，以此类推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政党内部革新的程序，但却将依赖的对象由“同志”转变为“人民群众”呢?这是不是可以作为巴迪欧实施减法之后得到的“最小差异”的例证呢?事件之“新”就在于这个最小的差异。如果说柏拉图是智者派的“事件”、康德是形而上学的“事件”、拉康是解构主义的“事件”，那么是否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的“事件”呢?齐泽克、巴迪欧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新”中看到了当今解放政治所需要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齐泽克、巴迪欧对毛泽东的激进哲学诠释都是从各自的理论背景出发，并服务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诠释的界限同时也是他们各自理论的界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了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如果把这句话的意味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思考，也许会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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