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22日在瑞典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大放厥词。他不仅顽固地为自己参拜靖国神社辩解，暗示将继续参拜，而且明目张胆地污蔑和攻击中国，错误地把当前的中日关系与一战时的德英关系进行类比，声称当年“尽管两国经济关系密切，但未能避免冲突”，暗示日中难免一战。他这番战争狂言令全球悚然。国际舆论纷纷予以谴责和批驳，并接连发表了一些反思一战教训的文章，观点各异。那么，一战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

　　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结合如今日本为何正在走向复活军国主义道路的现实，我认为，一战最深刻的教训是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和制度上彻底清除发动战争的根源，以及英美法等国采取了绥靖主义政策，巴黎和会以及在会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恰恰为德、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从1914年开始历时四年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奥(当时为奥匈帝国)集团和英、法、俄集团两大欧洲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发动的一场战争。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出席巴黎和会的国家虽然有包括中国、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沙特阿拉伯和泰国等在内的一些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但整个会议被法、英、美三个帝国主义战胜国所把持，巴黎和会实际上变成了一场由英国、法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不惜牺牲其他与会国主权和利益的分赃会议，他们以“委以统治”形式分别瓜分了原德属全部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的中东领地，亚非和中东地区一些殖民地国家只是换来新的外国占领者。

　　日本从一战爆发刚开始就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但它没有派一兵一卒到欧洲战场，却在远东趁火打劫，夺取了太平洋上德属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同时侵入中国领土胶东半岛，占领德国租地青岛。巴黎和会又确认了日本对这些领土的占领。因此，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由此可见，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不但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而且本质上是支持侵略扩张、维护殖民统治，为日后德国法西斯的重新崛起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扩张创造了条件。

　　更主要的是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虽然对德国进行了一定惩罚，《和约》的有些条款也不能说不严厉苛刻，但没有认真执行，而且没有根除德国东山再起的思想根子和实力。尤其是英国在会上极力维护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中一个有生命力的伙伴”，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利于英国在欧洲主导地位的均势。会后，《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裁军委员会很快名存实亡，德国的战争赔偿数额一减再减，先是从《和约》规定的2690亿马克减至1120亿马克，到1931年就干脆取消了赔款。在经济上，德国在战争中受到的影响并不像一般宣传的那么大，工业潜力基本保持，它的实际经济实力较其邻国的优势比它发动一战前的1913年更强。更有甚者，战后不久，英美法又通过对德贷款和投资等方式，帮助德国迅速恢复经济，1927年德国的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到1929年已恢复到压倒英法的优势。在1925年即战争后的第6年，美英法等国又决定允许德国加入按巴黎和会决定成立的国际联盟，且成为该组织行政院(相当于今天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常务理事，恢复了它的大国地位。此时德国已基本摆脱了《和约》的束缚。这一切为日后希特勒上台加快扩军备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因此，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称巴黎和会带来的是“虚假的和平”。(见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外交史》)时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熙就认为，巴黎和会作出的“和平”安排“不是和平，不过是20年的休战”。果然，就在一战结束刚满20年时，二战爆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美等国对一战后的德国采取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的结果。

　　在东方，美国在巴黎和会上赞成日本把中国的山东攫为己有。战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美英法等国控制的国联只是在道义上谴责了日本，不但没有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而且再三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国，并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利”，实际上是支持和纵容日本的侵略。这又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及随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了条件。以上这些才是我们今天要吸取的一战教训。

　　二

　　如果要类比的话，二战后的日本恰如一战后的德国，今天的安倍酷似当年的希特勒。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一度为其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规定日本不得拥有军队、国家交战权和集体自卫权，因而被人们称为“和平宪法”(正式名称是“日本国宪法”)，其初衷是要使日本非军国主义化，把军国主义的魔鬼关在瓶子里，以阻其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然而，二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国家就挑起了冷战。美国为了反苏、反共的需要，对日本进行根本性的政策调整，从遏制转为扶植。首先，美国不但不去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还释放了包括7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一大批战犯，甚至让甲级战犯岸信介当上了首相。在政治体制上，虽然在新宪法中把天皇改为“国家的象征”，而非国家元首，但还是保持了天皇的基本体制。同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步步地重新武装日本。如今日本的自卫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实际军力远超其自卫需要，在装备上已超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的水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帮助日本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一跃成为亚洲的经济大国。冷战后，尤其是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力鼓励日本扩张军备，要求日本在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暗中支持其修改和平宪法，近来又公开支持其拥有集体自卫权，声称这样“日本将成为更有作用的盟国”(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语)。正是在美国的扶植、纵容和默许下，战后60多年来，一群粘附着军国主义阴魂的右翼势力以及他们在日本政府中的代理人一直在千方百计地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谋求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要求成为“正常国家”。安倍晋三就是他们当中极右势力的代表。

　　让我们再来看看，安倍上台一年多来的言行与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多么相似。早在1920年2月即《和约》生效后第三年开始时，希特勒在慕尼黑提出的第一个纳粹纲领中就要求“取消凡尔赛和圣日耳曼的和平条约”(即“凡尔赛和约”)。他上台后以政府名义要求修改《巴黎和约》。同样，安倍把修改“和平宪法”作为他的“毕生事业”和“历史使命”。他从2006年第一次担任首相以及2012年底再次当选首相以来，一直为达此目的而不遗余力，并通过他的副首相麻生太郎的嘴公然表示要学习纳粹搞隐性修宪，要像希特勒那样“不知不觉地把(德国)魏玛宪法变成纳粹宪法”。实际上，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这几十年来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他们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和法规，如《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法)和《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修正案》，把自卫队从“基础防卫力量”改为“动态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及重新解释宪法条款等措施，不断冲破“和平宪法”的制约，实际上如今的“和平宪法”已成了一个虚壳。现在，安倍正在做的是要把这个虚壳也彻底抛掉。他在今年1月24日发表的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宪法，“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目的是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实现他的强军目标，把日本拉回到军国主义道路，“夺回一个强大日本”。(安倍新年献词)

　　希特勒上台后把社会上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和经济相对衰退的怨气转化为扩充军备的动力。安倍在这方面也很像希特勒。他利用民众对美国为其制定的“和平宪法”的不满和对20年经济不景气的怨气而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利用奥巴马为遏制中国而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之机，大肆扩充军备。安倍在国际上一再攻击中国每年以两位数字增加军费，可是，2013年中国的军费增加10.7%，而安倍上台后的第一年(2013年)，就将日本军费增加了23%。据日本媒体最新报道，安倍政府决定要购买100架F-35战机以及更多其他先进装备。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1/10，领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26，可是日本的人均军费却是中国的5倍。究竟谁在扩军备战?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

　　三

　　安倍把今日之中日关系类比一战时的德英关系，除了为其加紧修宪和扩军备战制造借口外，无非还想把日本比作当年欧洲和全球霸主的英国，把正在崛起的中国比作当年崛起的德国，认为中国想称霸。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日之中国根本不是1914年的德国。中国领导人已多次向世人宣告“永不称霸，即使发展了也不称霸”。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所追求的只是国家繁荣、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在国际上赢得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自由与平等”，成为一个世界各国“平等待我之民族”。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在他的文章中明确地说：“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中国和美国都有强烈的合作动机。”中国无意挑战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并不寻求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引自澳大利亚前防务官员休·怀特《中国抉择》一书)

　　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不断发动对外侵略的历史，恰恰证明日本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好战的思想基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们要警惕的正是今日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在挑战二战的胜利成果，挑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不仅如此，安倍的野心极大。去年10月，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公然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还要在亚太安全领域担任领袖”。这不是在挑战他的盟主——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妄图重构在日本“领导”之下的大东亚共荣圈，回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亚太霸主地位吗?美国对此也应该三思!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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