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毕业于靖国神社旁的日本法政大学的著名右翼政客菅义伟于2020年9月接替安倍晋三成为首相，日本这个国家的右与反华立场便仿佛被掀开幕布般毫无遮掩地暴露了出来。

　　2021年6月30日，著名日企索尼公司突然宣布将在7月7日这个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日期进行“新机发布会”，虽然索尼公司在中国人民的群情激奋之下表示了“歉意”，但向来以敏感著称的日本企业选择这样一个日期进行发布会，很难用“一时疏忽”和“巧合”来解释。

　　2021年8月9日，德国驻日大使就长崎被原子弹轰炸76周年发布了一条悼念推特，但推文中“这一切的源头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所引发的战争”却遭到了大批日本网民的指责。他们声称二战中的日本与德国不同，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解放被殖民的亚洲各国”，而且日本也“没有纳粹集中营、屠杀犹太人那样的暴行”。

　　2021年8月15日，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败的这一天，日本政府撕掉了最后的遮羞布——公开举行二战“战殁者追悼仪式”，将为了邪恶的帝国主义扩张和对外侵略而遭到制裁的日本人彻底洗白成了“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死的圣灵”。

　　将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扭曲为“解放战争”，将罪有应得的侵略者扭曲为“圣灵”，日本的这一套颠倒黑白的言论，就是著名的“皇国史观”。

　　早在2021年6月1日，B站UP主破产兄弟BrokeBros就发布了一期名叫《我们偷拍了靖国神社！日本的另一面让我们脊背发凉……》的视频，视频中曝光了靖国神社内号称禁止拍照摄像的“游就馆”内的部分展览内容，这些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颠倒黑白的方式重新解释了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

　　在他们的“解释”中，日本这个贪婪的侵略者摇身一变成了无私的饱受迫害的解放者。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吞并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独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太高”，日本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仅仅是“揭发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军人”，而日本最终将侵略的战火燃向整个东南亚，令整个东亚地区的人民都饱受荼毒，则是为了“点燃亚洲各民族追求独立与解放的火种”。

　　客观地说，这套理论确实抓住了主流历史解释中的薄弱环节，那就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庸俗地解释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在这样的解释下，盟国就是纯粹的正义，轴心国就是纯粹的邪恶，事实上，盟国中的英、法、美虽然与轴心国作战，他们本身也是对外殖民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日德的兵戎相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私利。但这套理论故意回避的事实是，日本也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同类。

　　如果对日本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日本从来没有担任过谁或是哪个国家的解放者，而是靠助纣为虐走向历史的前台的。16世纪，执掌日本实权的诸侯们同来到亚洲的欧洲殖民者合作，组织大规模的倭寇集团烧杀抢掠亚洲各国，中国和朝鲜的沿海居民受害尤重，后来，日本还趁明朝虚弱之际吞并了琉球国，走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19世纪，日本又甘当英、美殖民者的鹰犬，成了他们压制中国、牵制俄国的工具。

　　到了20世纪，日本不仅积极阻挠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革命进步运动，更是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幕后金主依然是西方殖民者，以至于时人痛斥“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的炸弹炸死，我身体的54.4%是被你们美国炸死了。”可以说，如果能用尽量简短的几个字来形容日本自16世纪以来的国际形象的话，那就是——西方殖民者的走狗。虽然1941年时日本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西方列强控制下的东南亚，也是基于分赃不均的狗急跳墙，并非是为了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详情在前作——《狼、鬼、犬——另一只眼看日本的盛衰》）

　　那么，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中陈列，如今已经被日本朝野上下公开宣扬的为日本在二战中的滔天罪行回护，将日本侵略者美化为解放者的“皇国史观”是从何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的呢？这就不得不从二战结束后说起。

　　二战结束初期，时任首相的东久弥宫稔彦提出了“一亿总忏悔”论，认为日本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国民道义的败坏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国民全体必须彻底地反省和忏悔”，其后继者币原还成立了所谓“大东亚战争调查会”，妄图以“调查战败原因及真相”的方式奠定其在日本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番逃避日本政府自身的责任反而让民众忏悔，并且带有明显“反战败”倾向的论调不仅遭到了日本国民的反对，也遭到了驻日美军的取缔，1946年9月，驻日美军废止了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调查会”。

　　虽然驻日美军废止了所谓的“一亿总忏悔”论，但随即就开始试图在日本确立同样立场偏颇的“太平洋战争史观”。这套史观虽然承认了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是侵略，但由于美国方面出于抬高自身地位的动机和与日本方面达成的PY交易，其既没有承认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所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彻底清算发动战争的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统治集团，而是将战争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部分“军国主义者”即日本高级军官，认为是他们隐瞒战争的事实并欺骗了日本民众，令大批日本右翼分子不仅逃避了惩罚，还能够继续在战后的日本政府中担任要职或发挥重要作用，这便埋下了右翼思想在日本复燃的种子。

　　1949年后，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溃败，美国极力扶持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新的“反共桥头堡”。1950年，在美国占领军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宣布日共非法，并大批释放了在押的旧帝国军人、政客和战犯嫌疑人等日本军国主义者，仅1950年10月13日一天就释放了上万人。1951年9月，随着《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先后签订，日本不仅重新成为了美国的重要“盟国”，政府中也充斥着右翼分子，因为在美国看来，这些人坚决反共的政治立场可以保证日本始终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上，而且这并不是美国与日本右翼分子第一次进行类似的合作了。

　　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52年5月2日由日本政府召开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上。仪式中，时任日本总理的吉田茂说：“今天，我们举行支那事变以来全国战殁者追悼式，祈祷他们的冥福，每当想起因为战争而负伤的许多人和仍滞留在异邦的近30万同胞时，本人就禁不住百感交集。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他们的生命奠定了和平的基础。”

　　●图左为吉田茂，图右为常凯申

　　时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田中耕太郎也表示这些死于罪恶的侵略战争之中的日本人“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尽到忠诚国民的义务，为了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他们的“这种牺牲符合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是最高的德行”。吉田茂等人的表态开启了战后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先河。

　　日本的右翼势力不仅公开美化侵略战争，还利用已经掌握的权力插手教育系统，通过限制教育人员和修改教科书内容等方式将其反动的历史观灌输给日本国民。1954年6月，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改正法》和《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确保教育政治中立的临时措施法》，禁止教职工参与左翼组织和政党。

　　1956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的法案》《临时教育制度审议会设置法案》《教科书法案》等法案，将教科书的审定和选择权收归文部省，因为此时的文部省已经被“皇国史观”的拥趸所掌控，此举无疑是将日本的教育系统完全纳入右翼势力的掌控之中。而掌控了教育系统，就相当于掌控了日本年轻一代的思想意识。

　　也就是在《教科书法案》通过的同一年，日本文部省设置了专门的“教科书调查员”来主持对教科书的审查，并由“皇国史观”的支持者所担任。他们对教科书中涉及日本对外侵略的内容纷纷加以删除和要求修改，对731部队等揭露日军暴行的内容以“写入教科书为时尚早”为由删除，还要求在教科书中加入“效忠天皇”“为大日本帝国捐躯献身”等内容，如果不遵照执行的话，教科书便会被划入“不合格”的范畴被禁止进入校园。

　　1965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因为自己受文部省嘱托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大量揭露了二战日军暴行的内容而频频被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员要求修改的原因，以“审定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的名义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场诉讼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才认定文部省对家永三郎所编纂的历史课本提出的诸多修改意见中的四处违法，并赔偿40万日元，这笔钱和家永三郎所受到的伤害和付出的时间精力相比，即使在当时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

　　1957年，曾被定位甲级战犯，却因美国的政策变化而获释的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随即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右翼高潮。岸信介上台后，先后访问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在表示了对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支持的同时，在东南亚各国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并公开表示：“日本不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意承认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对于日本的急速右转，新中国也迅速做出反应，1958年5月11日，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宣布停止中日之间的全部经济、文化交流，同年6月又拒绝了《中日渔业协定》的续签，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坚决回击的态度。

　　●居中为岸信介

　　虽然岸内阁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动引起了国内外各方左翼进步力量的强烈反对，但由于“朝鲜特需”和“神武景气”以来日本经济的繁荣和美国方面的大力支持，岸内阁还是站稳了脚跟并继续开始推行其“右转”政策。1960年10月12日，曾两次访华，坚决支持中日友好，反对日台外交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日本著名左翼政治家浅沼稻次郎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的社会党首领辩论会上被右翼分子山口二矢刺杀。值得注意的是，犯下如此杀人罪行的山口，当时年仅17岁，在其因杀人而被捕的两个多星期后，他在拘留所里用牙膏写下“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的字样后用床单上吊自杀，该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日本的右翼势力已经颇成气候了。

　　●获得普利策的著名照片《刺杀浅沼稻次郎》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因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成功举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日本政府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政策的成功实施等因素，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出现大幅提高，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医治了战争创伤的同时，也令不少日本国民忘记了对外侵略战争所招致的怒火与惩罚曾经差点将日本置于亡国灭种的境地。毕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有司马辽太郎那样坐进日本那陈旧且脆弱的“豆战车”里沉浸在被盟军坦克碾碎的恐惧中的同时思考人生的经历。

　　虽然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右翼势力的复燃的逐渐壮大，但在国内外左翼进步力量的斗争和牵制下，右翼势力仍旧有所顾忌，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官员宣扬“皇国史观”，都还停留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为“冷战”的临近尾声和最终结束令日本的国内外形势的剧变，右翼势力便愈加肆无忌惮起来。

　　●日本左翼群众与反动军警的对抗

　　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被远东军事法庭定罪并处决的上千名战犯被供奉、祭祀于靖国神社，使靖国神社完全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地”。

 

　　●靖国神社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大范围的篡改。将甲午战争的起点是由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军舰而爆发说成是“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将日军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为“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将1937年的全面侵华改为“进出华北”，而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也被说成是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从这些条目可以看出，此时的日本在教科书上虽然还没有完全撇清自身的战争责任，但已经朝着“去罪化”的路线进行修改。

　　1985年，趁着日本战败40周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以首相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以官方身份进行参拜，因为此时的靖国神社里已经移入大量战犯的灵位，中曾根的此番行为立刻引起了东亚各国的愤慨和抗议，并酿成了严重的外交危机。因为遭到激烈反弹，日本右翼势力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暂时蛰伏了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篡改教科书和宣传“皇国史观”为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涂脂抹粉的行为简直可以用马不停蹄来形容。

　　●中曾根康弘

　　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新编日本史》不仅完全删除了日本曾侵略其他国家的历史事实，宣称二战中的日本是“被迫应战”，而且日本进行的是“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的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正义战争。同年7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否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并宣称“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是正确的，必须更正只有日本是侵略国的错误的历史观”。1988年，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公开表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碑前的中国人的尸骨与日本军刀的图案不利于“日中友好”，在遭到谴责后甚至还抵赖称：“日本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而发动战争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虽然出现了细川护熙、村山富市这样承认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和谋求中日两国真正的友好和平的政治家，但他们往往都因为势单力孤而仅在短暂的执政后便黯然下台。1993年8月，细川护熙在接见记者时表示二战中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结果次年4月便被迫辞职。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对来访的《人民日报》记者表示：“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结果也是在次年1月辞职。

　　相比之下，在这一时期长期执政的，是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等参拜过靖国神社的右翼政客。由此可见，此时日本的右翼势力已经基本取得了对日本政坛的统治权，即使因为一时的失利丢掉首相之位，也很快便会因为势力的强大而卷土重来。而右翼势力利用自身的强大影响力加大了对教科书的篡改力度，进一步抹煞日本的罪恶历史。

　　●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

　　1998年，文部省以历史教科书“整体欠缺平衡”“否定要素过多”等理由，开启了新一轮对历史教科书内容的篡改和删除。这一系列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2005年由右翼团体“新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炮制的《新历史教科书》。在这套历史教科书中，已经见不到日本的侵略与暴行和对周边国家人民与日本人民自身带来的苦难，有的只有“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正义战争”等字样的“皇国史观”，就连南京大屠杀这样世界公认的罪行，在教科书中也被从各个角度进行质疑，以诱导的方式令读者以为大屠杀是子虚乌有，是捏造的谎言。

　　至此，日本的教育界可以说彻底接受了“皇国史观”，日本的教育系统也成为了向下一代灌输“皇国史观”的工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数十年的灌输，在“皇国史观”教育下的日本人已经长大成人甚至步入中年，而他们又成为了如今日本右翼势力的统治基础。于是便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的右翼政客从来不会因为否定历史的言论而遭到国内的攻讦，他们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历史的言行反而会博得国民的好感，增加自身的支持率。

　　纵观战后日本的思想界重新被“皇国史观”所统治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一个过程。它的起点是二战后占领日本的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冷战”的需要，不仅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右翼势力，反而大肆重用他们，令其重新进入日本政界并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而重返政坛的右翼势力为了牢固自己在日本的统治，将通过控制教育界修改教科书传播“皇国史观”，控制日本民众的思想作为其重要手段，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后基本达到了目的，这期间虽然因为国内外各方力量的反对使其进程有所放缓，但却并没有出现真正能够将日本的右翼势力连根拔起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活动并没有局限在日本国内，在国境之外，他们以经济力量为依托，通过文艺作品、现代传媒等方式对其他国家传播“皇国史观”和为日本帝国主义“洗白”与伪装的活动也十分积极，使国内一些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日本右翼所编织的罗网，站到“皇国史观”一边去。这是在当今这个右翼势力活动猖獗，“糖衣炮弹”杀掠无数的时代，尤其应该注意的。

　　参考资料：

　　蒋玲《战后日本政界战争史观的演变及原因探析》

　　关庆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

　　杨朝桂《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研究》

　　王紫一文《岸信介与中国——从伪满次长到战后首相》

　　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的“美英同罪史观”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