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误导中国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必须进行有重点地坚决批判

——《论〈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及其现实指导价值》之九

何干强

四、以《资本论》为指导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一）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属于庸俗经济学

研究《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对当代中国学者认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而从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危害性看，则有相当的紧迫性。我们知道，我国经济学界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是从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逐步展开的。这是因为，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了纠正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高度集中、管理行政化的缺陷；这需要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自觉发挥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产阶级头脑中的理论表现，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分析研究，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面貌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形成某种程度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热”，在所难免。但是，与此同时，却产生出两种相互联系的不良倾向：一是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资本论》过时论”至今甚嚣尘上；二是有人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视为科学的经济学，并称之为“现代经济学”，[1]公然鼓吹用它们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种倾向，对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都有极大的危害。因为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无异于贬低在经济建设实践上的科学指导思想。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绝没有改变唯心史观的指导思想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基本立场；在理论上，它们绝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教条，所增添的新内容，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进入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扭曲反映。为此笔者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没有离开李嘉图之后的庸俗经济学的发展轨道。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属于庸俗经济学范畴，这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的新特征决定的，即他们已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垄断的、腐朽的、寄生的与帝国主义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它们手中掌握的国际性金融虚拟资本，离开工商现实经济越来越远，却通过所谓“金融深化”，将金融资本控制权更加集中到大金融垄断资本家私人手中，通过“金融创新”，制造更多的“金融衍生物”来拉长金融负债链的环节，转嫁危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反映的就是这种新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观念，因而在内容上更加庸俗化和更加反动（反对共产主义）。在理论内容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仍在继续贯彻萨伊教条、斯密教条等历史上上的老教条，在理论形式上，则用数学逻辑替代理论逻辑，来掩盖在科学上的黔驴技穷，美其名曰“理论创新”；在经济政策上，面对帝国主义本国当今深刻的对抗性基本矛盾，一方面，提出的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各种对策，不但只是隔鞋搔痒，而且被证明进一步加深了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则要求发展中国家敞开国门，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自由进出，实质是企图占领别国市场，掠夺高额利润，把别国变成自己的附庸国。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事实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经济霸权主义的帮凶；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更是虎视眈眈，欲与置之死地而后快。

因此，对于那些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管理的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我们一定要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坚决与之划清界限，予以坚决地抵制和批判。而《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绝没有过时，它是我们阻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敌对势力腐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有重点地批判误导中国改革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质，决定了照搬它们来指导经济实践，只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全国一盘棋”的国民经济宏观运行造成危害性的后果。不难发现，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热”中，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已产生较大危害性影响的，主要是有严重弊病的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想流派；为此，当前我们很有必要继承《资本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把它们作为重点，逐一展开深入的批判。

1.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动摇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占正统地位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出主张通过国家干预调控宏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取得正统地位；但是以米塞斯（1881-1973，奥地利人）、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人）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则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只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自由竞争和市场定价，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形成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学派，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照搬新自由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明或暗地提出“私有化”和“无底线开放”的经济“对策”，前者的实质是妄图把改革推向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后者的实质则是要否定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让国际资本自由进出我国，这势必导致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控制我国经济。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上看，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产生较大负面冲击的主要有：    

——科尔内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ⅡB模式。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只有私有制市场机制或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定价方式”，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2]东欧解体之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1928—）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提出的ⅡB模式，[3]实质就是贯彻的这种理论。他主张的宏观经济调控只关注价值方面，而排除了与价值方面比例关系相对应的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方面的结构调节；不能区分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流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流通；完全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基础）对于宏观经济运动的决定性作用，实质是一种从微观上生产领域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方案。

——科斯、张五常鼓吹私有制是最有效的“产权制度”。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1910—2013）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交易成本”理论，被称之为“科斯定理”[4]，并被认为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础。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1世纪头几年，到中国大陆大肆吹捧科斯理论，鼓吹为“私有制优越论”，危害性极大。用唯物史观为指导，可以清楚看出，科斯、张五常贯彻唯心史观，以“利己理性经济人”和“资本主义经济永恒合理”为其理论的基本前提；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及其制度的形成，涉及的产权关系主要是简单流通中的产权关系，是资本家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来决定的企业产权制度，这颠倒了生产决定流通的基本辩证关系；他们所强调的市场效率，不过是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他们论证的“产权制度”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深层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供给学派”关于宏观调控的主张。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当时，美国宏观经济出现GDP负增长，同时物价上涨的所谓“滞涨”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供给学派，依据萨伊所谓“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原理”，鼓吹放弃政府干预，实施减税政策，通过刺激生产，达到供需平衡。其政策主张曾被里根政府所采纳。⑯但是错误的理论不可能制定科学的政策，不可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更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因而实施之后，只能起“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短暂效果，却为新的危埋下伏笔，事实上，“供给学派”不久便被美国政府所疏远乃至抛弃。然而，近几年当我国因为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比重严重下降，由此而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有人却公然搬用“供给学派”的概念和原理来制定经济对策，这显然不可能取得积极效果。只有振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恢复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失衡问题。

1.深入批判凯恩斯主义。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指1936年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一1946，英国人）出版《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以来，直到现代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5]凯恩斯主义对我国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的负面冲击主要有：

——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与凯恩斯齐名的经济学家，是“不公开的凯恩斯主义者”[6]，上世纪80年代初曾来我国讲学，产生过较大影响。其代表性经济思想是“货币数量论”，但是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首先，它沿袭了受到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历史上的货币数量论；[7]其次，“货币数量论”的计算公式是：MV＝PT（M为货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T为商品和劳务总量），这个公式被弗里德曼称之为恒等式，等式两边的MV和PT是互为因果的，这颠倒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因果关系。[8]再次，弗里德曼与《资本论》批判过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不能区分货币和货币资本，把货币流通与货币资本流通混为一谈，这就决定了他对货币数量的计算具有含糊性，分不清计算的是货币还是货币资本；既然他指的是货币，那么用于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在现实宏观经济运动中，需要调节的，不但有流通一般中的货币量，还有影响宏观经济产业结构的货币资本的投资量。最后，我国有学者证明，美国在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量变动与物价变动的实际数据，并不能验证弗里德曼这个公式的正确性。[9]可见，在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搬用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我国有人却提出，“市场机制正是通过由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体系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因而搬用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提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政策主张，来指导价格改革。 然而，仅凭市场出现的价格上涨现象，就“管住货币”，即减少投入市场的纸币数量，这虽然会降低通货膨胀程度，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各生产部门生产要素之间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形成平衡的比例关系；同时，由于“放开价格”，即放任市场供求关系自发调节，结果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条件下，必然有的企业可以扩大投资，而有的企业则因为不能获得需要货币或货币资本而中断资本循环运动，这就有可能会增加宏观经济的失衡，最后只有通过爆发危机，在社会资源发生很大浪费的条件下，才能形成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因此，搬用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搞“管住货币，放开价格”，颠倒了社会在生产的社会分工与市场供求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违背社会再生产客观规律的。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本应高度重视研究和应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10]可是有人却认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只适用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过时，它们开始搬用凯恩斯主义。但是，凯恩斯主义存在两个严重的弊病：其一，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沿袭斯密教条，丢掉了社会总产品价值∑c＋v＋m中的不变资本∑c。其二，在宏观经济数理分析上提出了错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恒等式”。这个公式说明，凯恩斯主义在数理分析上根本不懂《资本论》揭示的全社会的固定资本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条件，也不懂在社会扩大再生产追加投资过程中实现实物积累和货币积累的条件。凯恩斯用三种收入的价值总和来推理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并论证“总供给＝总需求”，这只不过是沿袭了斯密教条而已，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国学界如果照搬凯恩斯主义及其数理分析方法，势必误导宏观经济调控，这是必须认真纠正的。

2.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得名。需要说明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经济成果，有时也被归于发展经济学，但是，从该学科的主要内容看，贯彻的却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和基本原理。因此，这里使用“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的概念，以便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成果区分开来。应当看到，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对我国有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该经济学存在一些不科学概念。例如，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新名词，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这就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历史责任。又如，有人搬用“人口红利”这个助长拜物教观念的非科学用语，来论证中国增加人口的必要性，这显然脱离社会经济制度与人口规律的关系，也完全脱离了中国人口众多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战略性国策。

——该经济学沿袭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和原理。例如，在对外贸易中，一国可以购回生产成本低于自己国内的外国商品而获利，这种“比较利益”现象，被西方发展经济学称之为“比较优势”，并被说成似乎任何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只要能够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片面和表面的，也是具有欺骗性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的生产关系即根本经济制度对外贸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实现外贸中的“比较利益”。例如，我国在对美国的国际贸易中，以相对成本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卖给美国，但是美国为了维护经济霸权，却不准把高新技术商品卖给中国（中国生产这种商品的成本过高，包括研发及其商业化生产的成本），这样一来，中国就不能获得比较利益。为此，泛用“比较优势战略”，让中国放弃搞高科技战略，把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美其名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显然是片面的，这只会论阻碍民族经济独立自主地加快发展。

3.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发明和使用的，后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所热衷和推崇。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下用和平的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因而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不可等闲视之。主要表现有：

——直接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有人公然主张把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即空泛、虚伪的“民主”、“公平”和“正义”搬用到中国来，矛头对准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欺骗性，必须深入批判。

——搬用“公平效率替代论”。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1928—1980）认为，追求市场机制的效率与追求个人收入均等化这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为了换取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而所谓换取平等的方法，就是运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再分配手段。[11]这种观点一度在我国经济学界流行，实质上是主张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有效率的市场机制，认为再分配手段可以解决收入不公问题。这对于在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都是有害的。根据唯物史观，公平或平等属于分配关系的范畴，效率属于生产率、经营管理效率范畴，两者都受一定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控制，是有内在联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这是由私人资本积累规律决定的。这种必然性不但决定了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也决定了宏观经济必然发生经济危机，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周期性破坏，因此不能说私有制市场经济有高效率。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分配手段，必然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初次分配格局为前提，再分配只能起暂时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资本家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是不可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的。

——推行“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经济制度。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公共财政再分配，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改良主义办法，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造成的社会阶级矛盾。应当看到，统治阶级实施再分配的改良主义，并不是主动对本国劳动人民发善心、降低剥削程度，而是因为他们对外实施军事的、经济的霸权主义，凭借历史上形成的科技优势，运用国际垄断价格获得国际超额利润，剥削了别国人民的剩余价值，积累了不义之财，才有可能在不影响他们的资本继续积累的前提下，拿出一部分来对本国劳动者实施再分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通过私有化来提高效率，只能让少数人发财致富，是不可能增加公共财政能力的；更不可能对别国搞霸权主义，用超经济的新原始积累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力，也就根本不可能通过财政再分配手段来解决私有化造成的两极分化问题。因此，“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只会使国家制度改变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限于被颠覆的境地。它理所当然地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批判。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在帝国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的时代，国际敌对势力要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必然要诱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们意图发展，这就势必要用渗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来欺骗中国人民。从国内看，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必然存在“走科学社会主义独立自主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附庸国道路”这样的对抗性矛盾；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抗的敌对势力，也必然要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们只有坚持唯物史观这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继承《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精神，才能增强识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各种反动思潮的能力，提高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高质量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全文续完）

注释：

[1] 实际上，现代西方经济学指的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以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包括“边际效用学派”和马歇尔为创始人的“英国剑桥学派”）为开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参见朱绍文著：《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2—327页）。

[2] 参见[英]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7～208页。

[3] 科尔内在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第2年，即1985年秋天到过中国。他在当年“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会议在行驶于长江山峡的巴山轮上召开）上阐述了他的ⅡB模式。这次会议的研讨动态，刊登在原《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9月23日、10月7日版（该报在1989年6月停刊）。ⅡB模式指的是，国家去除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行政性调节，而主要用综合性的经济杠杆，如货币供应总额、银行信贷总额、外汇汇率、存贷款利率等，来调节市场，从而建立一种所谓“有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让市场自由竞争直接调节“资源配置”。

[4] 科斯定律一般被解释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可以使每个市场主体都能获得最优效率；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不为零，那末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对资源配置带来不同效率的影响。

[5] 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凯恩斯之后，西方宏观经济学有不少改进和发展，先后产生“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多个流派；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超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都与凯恩斯理论存在着联系。参见[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3页。

[6] ［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56页。

[7] 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杰科布·范德林特、大卫·休谟认为，“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现有的货币材料量”，马克思指出，这种错觉建立在“荒谬的假设上：在进入流通的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堆的一个可除部分同金属堆的一个可除部分向交换。”（《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8] 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可以表达为PT/V＝M,等号左面表示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名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这是原因，右面货币流通量则是结果。这种因果关系不容颠倒。

[9] 参见陈其人著：《货币理论与物价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正文第333—336页。

[10]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出“宏观经济”概念，但是他从全社会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多层面的科学研究，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宏观经济”这个概念来简要表述马克思的研究视域。

[11] [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选择》，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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