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6：新加坡——全球最不快乐国家

　　邝健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2013年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生活成本调查(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显示，新加坡已跃升至全球第六昂贵城市。因为需求增加，组屋售价几近倍增，连原已供应紧张、照顾社会底层人士住屋需要的租住用组屋，亦被以至少六倍高于原来租金的市价出租给外地人。

　　楼价高企，使民众关注偿还房贷后，公积金是否仍然足够应付退休生活。研究机构MindShare在2012年10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表示有移民意欲，让最多新加坡人想离开的原因是“不该耗尽一生付房贷”(75%)与“公共房屋的价格太离谱”(73%)。半岛电视台报导芳林公园集会时，提及过一个新加坡家庭因为忍受不住高昂楼价而移民日本的故事。男户主受访时说，在新加坡已没有家的感觉，不后悔离乡别井。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也在减弱，入息中位数在2000-2010年间只增加了11%，每年平均增长只有1.2%。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尽管新加坡15.5%的家庭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的流动资产、比例全球最高，但基层收入却在21世纪的头十年全面停滞。根据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全国有超过六成家庭的每月入息低于国家平均工资水平。为减低生产成本，政府不断输入外地廉价劳工，加上没有最低工资保障，技术较低的社会基层收入不升反跌。例如，地盘工与清洁工的起薪点，从1995年的新币$800降至2005年的$650。

　　因为担心福利养懒人，新加坡的福利政策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国民住屋、医疗费用与退休等生活所需，主要依赖个人公积金(CPF)与其他积蓄。如果仍有财政困难，他们需要向亲友求助。政府只扮演最后资源提供者，以短期或一次过拨款照顾燃眉之急。

　　学者说，新加坡的福利政策，既不具有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功能(socially non-redistributive)，福利也愈来愈像商品(commodifying)。例如港人熟识的组屋，单位市值是政府眼中的一种国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所以去年曾有新加坡经济学者指出，“公共房屋”组屋作为国民私人投资工具，已成为狮城的独特现象。著名博客区伟鹏(Alex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分析，自从组屋由市场分配，新加坡已没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在这种被形容为将“贫穷个人化”(Individualizing poverty)的社会政策下，一般人生活负担重，压力大。福利仅能让基层过活、难助他们在社会中向上流动。最近有专家指，新加坡的医疗储蓄制度(3Ms)，只够应付病人医疗总开支15%，并建议政府增加医疗拨款。

　　汇丰银行(HSBC)刚刚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人预计自己退休后能多活17年，但积蓄会在9年内被高昂生活费和医疗成本耗尽。

　　去年，前国家工资理事会(National Wage Council)主席林崇椰(Lim ChongYah)就曾提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建议，主张“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改善基层人士处境。

　　近年外来人口急速膨胀，使生活成本上涨更快，工资增长进一步放缓，容易受压的小市民生活更感吃力，去年新加坡成为全球最不快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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