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发烧了！”3月9日，伴随着这条评论，香港中文大学某教授在微信群组转发了《华尔街日报》2天前的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写下上述语句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今年1月刚刚被外交学院列为美国“知华派”学者前三名。过去几十年中，他一直被一些高级智囊团机构奉为座上宾。在“中国威胁论”盛行的时期，也是他，曾积极表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都不对，中国崛起论是对的”。

      沈大伟这番突如其来的“跳反”，让中外学界、舆论圈都大跌眼镜。《环球时报》9日发表社评，反问《沈大伟突喊“中国崩溃”为哪般？》，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昨日刊文剖析沈大伟抛出的“中共末日论”五大事实性误读。不仅中国网友笑言沈大伟加入了“战略忽悠局”，美国网友也直呼看不懂，“我记得沈大伟不是‘抹黑中共派’啊！”

他真是一时头疼脑热？又或许，这只是他的另一个“成色”？

       在“中国威胁论”盛行的时期，沈大伟曾发表言论力挺“中国崛起”。

“知华”三十年

      沈大伟1953年1月生于美国芝加哥，他对中国的兴趣最先来自伯母，一位中国美术史专家。得益于中美建交，1979年，他作为第一批美国留学生来到中国。沈大伟先到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汉语。1983年至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政系（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幸运地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学生。

      这位在镜头前经常笑容亲和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时间超过30年。曾多次到访中央党校，去过浦东干部学院和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他自称“中国 31个省市自治区我大概已经去过 22 个”。2011年，他接受中联办旗下《当代世界》杂志采访，直言“对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特殊的情感”，“中国人民生性乐观快乐，他们总在笑，微笑，大笑，非常友好。”

      沈大伟的研究生涯中，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别的关照。2008年，他在专著《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里，对198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客观的评价。就连《华盛顿邮报》也做出点评：沈大伟想要描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不断反省的政党。2009年，他向新华社记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60年执政之路，“‘抛开意识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30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并表示“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和外国人并不知晓，但中国已经走上了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

     同一年9月28日，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他执笔的封面文章《繁荣之路》。闪耀红五星占据封面大部分空间，五角星肩头印有“中国”两个汉字，下方写了这样一句话：尽管走过一条漫长、曲折、有时痛苦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昂首挺立。

      文章中，沈大伟谈及中国存在诸多严峻挑战，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表达出对中国的信心“我并不认为问题是主流，相反我一直怀着尊敬态度看待新中国的成就。正视以往的过失与错误有利于未来更好发展，也是一个国家成熟与自信的体现。”

一朝“末日论”

      温和、友好、诚恳、客观，这样的一个沈大伟在中国媒体上并不罕见。这便让最近的这场“学术突变”越发让人无所适从。

     沈大伟在自己最新的“中共末日论”给出五个理由，其中包括中国官场腐败、富人大量移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自由派受到打击等等。

      澳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定定在反驳文章中指出，“首先，他断言中国富人正逃离中国。其实，虽然许多富人已移民海外，但他们大多仍在中国经商，这意味着他们仍看好中国的前景。第二种迹象是与日俱增的不安。其实，这方面并无多少变化。第三，沈大伟称中国官员木讷、无趣，但这无法支持‘中国崩溃’论。第四，沈大伟指出中国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但他没有提及中国的反腐迄今很成功。”

      沈大伟最后将“经济放缓”挂钩“中国崩溃”更是漏洞百出。“诚然，与以往的高增速相比，6%到7%的增速确实是一种放缓。可还有哪个主要经济体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这种说法的前提是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仅依赖于经济表现。但这种假设已不再成立。”“最后，纵然发生政治动荡，就必定推翻政权？这取决于政府和异见人士之间的实力比对。中国的反对党在哪里？他们正受到中国百姓的普遍支持吗？”

“变色”沈大伟

       相较于沈大伟的危言耸听，恐怕反驳者的意见更贴合中国百姓的切身体会。这个在“崩溃论”中决绝地否定“和平崩溃”的人，与那个对中国人民饱含深情的的沈大伟是一个人吗？这个问题或许要从西方媒体上找答案。

      2011年，沈大伟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两年前“充满智慧”的政党在他口中“惶惶不可终日”：“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的恐惧代替了安全感和自信心、对能否掌控边疆局势没有把握，担心日渐增多的示威游行……就像大多数90岁的老人一般，越来越不确信、恐惧、想方设法延长寿命却无能为力。”

      他在2013年出版的新书中《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批评中国外交“不塑造国际外交，不推动其他国家的政策，也不促进全球共识”，“相反，中国在外交中总是一再采取低调、坐在后排的办法”。这番对中国外交的论断，让《国家利益》杂志也看不过去，发文反驳。

      2014年6月，他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官网刊文将中国称为“21世纪的纸老虎”，断言不看好“中国崛起”。“十年来，‘中国崛起’的预言已小有规模，所有人都描绘了一幅中国成为21世纪主宰者的图景。这种看法可以理解，而且普遍存在——但却是错误的。”他给出理由包括，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地方债激增、社会不公日益尖锐，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腐败蔓延、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选择移民，政治体系僵化、压抑。”几句话之间，那个极具改革韧性的中国，忽然变得民生凋敝、改革乏力、社会低迷。

      这些年，沈大伟似乎热衷于走穴演讲、酝酿惊人之语，不再有当年搜集新证据的热情。身为“中国问题权威”，这些前后矛盾的结论无疑是让人失望的。

      多年前，他曾经回忆称“当时中国学者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了解有限，国际关系分析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而今，他却罔顾事实，甘于用陈词滥调向“崩溃论”靠拢。

      中国在改革中崛起，沈大伟教授却在“变色”中黯然。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教授还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国内研究机构的“专家”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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