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