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任何权力都要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为了有效惩治腐败，改革和立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权限和手段。监察委员会在行使调查权时，必须坚持调查决策要严，设置严格的审批程序，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出现“灯下黑”。

  赋予反腐败机构充分的调查手段是国际通行做法。腐败行为危害巨大，腐败分子警觉性高，作案手段隐蔽复杂，涉案人员利益捆绑、关系密切，串供翻供、对抗调查行为屡见不鲜，反腐败调查取证难度大、风险高。从各国做法尤其是发达国家经验看，一个共同规律就是在腐败犯罪情报获取、案件调查、追逃追赃等方面，除了一般的询问、查询等措施，法律还赋予反腐败机构一些特殊手段。有的可以跟踪、监听、监控，有的允许卧底侦查、钓鱼执法，甚至配备武器，还有的规定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证惩治腐败的有效性和威慑力。
  我国对监察机构的反腐败权限和手段有着严格的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12项调查措施，都是实践中正在实际使用、比较成熟的做法，没有增加新的权限。一方面，是将现行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查询、复制、冻结、扣留、封存等手段，细化完善为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等。另一方面，将纪检监察实践中已经运用的谈话、询问等措施确定为法定权限。留置是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审批程序和使用期限都有严格的限制，这就倒逼监察机关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前期核查工作不到位不充分就不能立案。
  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反腐败工作各环节必须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制衡。监察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不自行搞一套侦查体系。对需要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的，依然沿用现行做法，经过严格审批后交有关机关执行，监察机关与之不重复、不替代。腐败案件的调查由监察机关负责，查明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可以退回进行补充调查。这就在制度上形成了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的工作机制。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其内部机构设置也相互制约。问题线索由相关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动态更新、全程监控。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部门分设，“前台”和“后台”分离。执纪监督部门负责所联系地区和部门的日常监督，不负责具体案件查办；执纪审查部门负责对违纪违法行为立案审查，一次一授权，不固定联系某一地区或者部门。案件审理部门负责审核把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退回审查部门补充证据或重新调查。对办案过程开展“一案双查”，既复查案件本身情况，也查明案件调查人员依纪依法履职情况。这样，就能形成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工作机制，强化制约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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