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奇迹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加上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某些困难，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为了促进新时代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若干认识问题有待澄清。

一、民营经济是党领导下的非公有制经济

我国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从实际出发，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我国民营经济的来源不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私有制经济的延续，而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前提下，为矫正“一大二公”弊病，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采取的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的结果。许多民营企业是由乡镇企业、公有制企业转制而来，许多民营企业家原来就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公有制企业的领导人、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以及相当部分“下海”的干部及科技人员。许多非公经济人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也不同程度受到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的深刻影响。许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在处理国家与企业、资本和劳动关系、承担社会责任等问题上都有令人钦佩的表现。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当然也不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类微观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共同表现。

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政策

我国宪法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发展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党中央采取的一贯政策。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称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向好。有一个现象，就是每当民营经济发展出现某些困难时，就会出现对所谓“国进民退”问题的诟病，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似乎成了民营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代名词。

根据我国宪法，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积累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全民所有制是归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经济，应该按照有利于全体人民利益的原则投资、运营、监管，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国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祉及获得感。国有经济不仅要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面向全体人民福祉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有经济改革、调整始终没有离开这条主线，今后也将围绕承载国家战略、实现全民福祉的目标持续改革完善。

强调把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我国目前已经在宏观经济层面实行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在中观经济层面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有效竞争的产业格局，在微观经济层面形成公有、非公有投资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财产组织形式，旨在推动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使民营经济能够分享国有经济发展红利。

三、对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进行多元分析

关于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某些困难的成因，所谓的体制、机制因素一直饱受诟病。事实上，这些困难和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果，切忌简单化、片面化地解释。

首先，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主要是党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落实不到位使然。近年来，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对这些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解决，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其次，暂时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关。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风险积聚，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给我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民营企业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5%，一些民营出口企业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些为出口企业配套或处在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也会受到拖累。

再次，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变化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当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扩张速度会放缓，但消费结构全面升级，需求结构快速调整，对供给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给企业带来转型升级压力。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行业集中度一般会上升，优势企业胜出，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正常竞争结果。市场有波动、经济有起伏、结构在调整、制度在变革，在这样一个复杂背景下，部分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是难免的，是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长期调整压力。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都需要逐步适应。

最后，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同样不能忽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在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大压力。

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民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

营造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环境。应当像重视国有经济一样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像重视引进外资经济一样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在这方面，政府应该而且能够更加有所作为：一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空间巨大，有待深入推进；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四是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五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任何涉及民营经济的政策出台都要审慎评估其法律依据、实施背景、可能对不同领域民营企业的影响及其后果，逐步建立涉民政策论证、评估机制；六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更好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服务；七是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等等。

我国民营经济也亟待转变发展方式。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跟随式的产业结构调整，找准产业发展的定位。例如，民营经济应该依靠自身的积累，主动参与跨国企业并购，在并购目标企业技术先进而国内技术相对落后的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二是在一些新兴的、初始投资不大、能够“弯道超车”的行业，民营经济完全可以利用体制机制的优势，加快发展；三是对于由于国内人工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提高而需要逐渐退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可以逐步把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专司研发与销售环节，加快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四是在已经取得技术领先地位的行业，民营经济应该进一步夯实已有的基础，为可持续发展赢得长期竞争优势做好准备；五是对于已经具有某种竞争优势的传统服务业，民营企业应该不断提升业态水准和服务质量，在国内排浪型模仿式消费向个性化、差异化消费浪潮转变的过程中，站稳脚跟，赢得市场；六是在利益空间日益变窄、风险增大的传统领域，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混合多角化，向上游、下游及其他相关领域延伸触角，增强获利能力，防范风险；七是在资源及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利用国有经济相邀助力的机会，积极参与其中，分享基础设施发展红利，防止外资先行一步从而造成新的被动，等等。另外，在很多领域中民营企业多而不强，过度竞争的状况十分明显。民营企业要善于通过并购重组、行业协调，主动整合供给与需求、产业与市场的关系，规避过度竞争引发的产能过剩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