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教育界联组会上，有委员提出，要向广大青年学子讲好抗疫这堂生动、深刻的“大思政课”。

　　“你的建议很好，这个‘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习近平总书记点点头，“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谁都不爱听，我也不爱听。”

　　今天，小组就和大家聊聊“大思政课”这个话题。

一

　　“我为什么对焦裕禄那么一往情深，就是因为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当时宣传焦裕禄的事迹，我的政治课老师在讲述焦裕禄的事迹时数度哽咽，一度讲不下去了，捂着眼睛抽泣，特别是讲到焦裕禄肝癌最严重时把藤椅给顶破了，我听了很受震撼。”

　　2019年3月，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分享了自己青少年时期上思政课的经历。他说，上中学时，学的政治课本叫《做革命的接班人》，书上讲的“热爱生产劳动，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立雄心壮志，做革命的接班人”等，影响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选择。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青少年的心智逐渐健全，思维愈加活跃，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思政课肩负着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要使命。

　　然而，相较于这份重任，当前校园中的一些思政课却难言合格，有的甚至沦为“点名课”“刷分课”。

　　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多年来，高校思政课过度偏向理论性和思辨性。在一些学校，理论灌输的课堂形式仍较普遍，不少教师难以较好地把握课堂效果，学生缺乏兴趣，教育难以达到预期。

　　一位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告诉小组，上思政课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学生到社会生活中一看，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就会认为我们在‘唱高调’。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这门课‘没用’。”

　　传统课堂陷入教学窘境，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也在发生变化。生长于“大国时代”的当代青少年，普遍拥有更扎实的知识、更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自信。习近平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70后、80后、90后、00后走出国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由于身边的发展成就可感可触，当代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着更旺盛的认知需求。如果思政课不能顺应这种思想变化，仍然照本宣科、应付差事，讲些没有温度、没有触感的“死理论”，那么“到课率”“抬头率”势必大打折扣。

二

　　要讲好思政课，现实永远是最好的题材。

　　上个世纪，有位工人问王进喜，什么是马列主义？王进喜告诉他：你看我们冬天打井，零下30多度，胡子冻成了冰葫芦，顶着刀子一样的西北风，推着几百斤重的大钳，使出浑身的劲，“咔嚓”一声就打进去了，这里就有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王进喜目睹并实践着“井是打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这一铁律，在头脑中形成了“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的认识，又以朴素话语讲出了马列主义的精髓。这不正是用现实故事给身边人上的一堂“大思政课”吗？

　　眼下，抗疫就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率先控制住疫情。习近平说：“我们成功战胜了疫情，又率先使经济由负转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不是一时之运，有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其实，值得解读和阐发的现实素材还有很多。比如，上海的人均医疗费用不到纽约的1/10，为何在人均预期寿命上却比后者高2岁？面对贫困这一人类社会的顽疾，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中国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丰沛的源头活水。诸多事例，信手拈来，学生既能学习理论，又有现实中的事与之呼应，自然就爱听，自然就会懂，自然就肯信。在这样的氛围中讲思政课，何愁讲不好呢？

三

　　当下，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不断突破只在课堂讲、只靠书本讲、只靠老师讲的传统模式。

　　比如，山东济南建立了100个实践教学基地，其中既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社区和农村。在一次次实践中，学生们见识到了脱贫攻坚带来的乡村巨变，在课堂外的“大天地”感受到了国家发展脉动。

　　又如，2020年暑假，北京科技大学举行以“讲述抗疫故事，树立制度自信”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学生建立24支小队奔赴全国各地，收集整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并形成实践报告、学术论文、微电影等系列成果，学生们深受震撼和感动。

　　青少年探索实践的过程，也是理解中国的过程。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往往能在现实素材、亲身实践中找到索引，进而追溯到国家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层面，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根本性问题也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所以说，上思政课不能把“硬梆梆”的理论直接“扔”给学生，而应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真正上好“大思政课”。

　　文/钟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