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文革中总结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让资源分配得太不平均。像今天两极分化成这样，其实是在全力以赴地为文革创造条件而且条件创造得真是太优越了。一旦机会到来，九地之下的草民前往九天之上豪宅，可就不是光为上个厕所了。

中国小剧场，还有大剧场，总的说来在表现大时代时底气不足，在表达小天地时嗓门过大，这么多年并没有留下太多可道的作品。不过小剧场对大时代的记录，主要不表现舞台的上面，而是在舞台的下面、后面和外面。在这些方方面面，小陶脖子上仿佛挂着工作人员的特别通行证，忙进忙出的，不但看到了戏剧极想让人看到的，还看到戏剧没想让人看到的，甚至极不想让人看到的，而且她还看出了这几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东力要将历年的文章结集出版，命我作序。我知道他这是对我们多年友情的珍重。几年前我的《与精英保持距离》出版，也是请东力作序，我在该书的后记里说，想籍此书纪念一段生命，籍此序纪念一段友情。

松民是个左翼思想者和评论者，有同情弱者的左翼情感，有“阶级分析”的左翼视角。站这么个位置，取这么个角度，世界上的不少问题及其症结能看得明白。松民曾经是位战斗机驾驶员，有回跟他一起坐飞机颇觉安全系数倍增——甚至盼望飞行员临时出情况、好让身边小郭挺身而出的杂念都起了。松民飞到文化上空来，基本上是搞空袭，有时也进行空投。他的空袭命中率高、杀伤力大，这点毋庸置疑。倒是对他的空投，我有一些保留。

就在精英们拿着B超探头在领导人讲话稿上领会来领回去、领会不准“上意”到底啥意思的时候，就在学者们捧着不知道修订了多少稿的“改革顶层设计”不知道该往哪儿递的时候，不少民众已开始在广场、空场，在公园、街边，在不断开拓的社会空间里行动起来，拯救自己的人生、人际与人心了。

今天的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道德上和价值观上，它是那样有气无力、弱不禁风，要改变这种现状，光靠排查出更多的“敌对势力”这办法要有用早有用了。由月嫂们搀着每天绕北京的金山走一圈，用GDP增强道德自信，也属驴唇不对马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扶自身的“正“，祛自身的”邪。所谓“扶正”，其实就是好好为人民服务，积累正面口碑或公信力。如今虽不能再要求服务员“全心全意”，但服务费也不能高得没边。

得失兼备的改革开放主要失在社会关系上，失在财富及资源的分配上。财富及资源分配之失，又特别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流失上。国有资产的改革是由保管员们主导的。既由他们主导，就得让他们有干劲，要让们有干劲，就得让他们有干头。保管员的干头说白了，就是书记变老板，管家变东家。这成为改革的关键动力、机制和保障。通过改革，这笔资产可观的一部分虽不一定姓他们，但其实归他们。其中，最显眼的两招，便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和“吐痰理论”。如今，“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古老画卷又在号称“社会主义”的百城烟水展开了。

不平等=效率？本来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推给了所有制，结果使改革走了弯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有没有效率还另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不平等=效率成了几乎所有改革者信奉的教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到如今，贫富分化成这样，社会关系已经快成火药桶了。

与改革基本思路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目前，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进入未定之天，将生将死，正在犬牙交错之际。所谓时移势易，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未来社会心理的表达者和未来社会方案的制定者，将是新一辈知识分子。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相信用这种世界观捅破的窗户纸，会展现一个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世界。

宣传部主抓命根子，即“71—81—11工程”，如“复兴之路”、《建国大业》之类，属于政府文艺。而《乐翻天》之类主攻钱袋子，走的是“66—77­—88路线”，属于市场文艺。市场是挣钱的，市场文艺也不能例外，当然要以挣钱为主要目标。但市场文艺既然还是“文艺”，就不能以挣钱为全部动力，不能用商业制作彻底取代艺术创作。商业制作彻底取代艺术创作，以张艺谋这些年拍的那些作品如《三枪》之流最为典型。

在这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在这个春花盼着春雨、春雨盼着春风的时刻，在这个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时刻，让我们静下心，一起反思吧。